《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

 

第十四章： 瑪曲：河水為什麼這樣紅

 

一

 

初知這場戰役，是2007年10月，我在《我故鄉的悲慘史》這本書中，看到一小段有關“克森大屠殺”的描述。該書原文為藏文。作者扎益仁波切，名丹增白華爾，他根據“當時擔任共軍翻譯的工作人員才仁和王某某”的敘述，簡短描述了這場“圍殲戰”的大致經過。據書中記載， 1958年4月，河南蒙旗一個靠近黃河，名叫“克森陀洛灘”的地方，解放軍蘭州軍區騎兵第1師對數萬蒙藏牧民進行了一場大屠殺。這段描述使我震驚，也使我對中共官方有關“平叛”的歷史陳述產生了懷疑。以這個事件為切入點，我開始了對那段歷史的追蹤。

 

要確定這個事件的基本情況，首先需要確定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可是，作為史料，這段敘述過於簡略，許多關鍵細節不清楚。“1958年4月”是藏曆還是公曆？“河南蒙旗”和“克森陀洛灘”在哪裡？在互聯網上搜索“克森陀洛大屠殺”，指向該書的網絡版，並無其它線索。扎益仁波切丹已經圓寂，無法對他進行訪談，確證一些關鍵細節。而且，他留下的這段記錄並非第一手資料，是轉述他人的敘述。

 

但是，發生過的重大事件，絕不可能在歷史中徹底消失，一定會在各種史料中留下蛛絲馬跡。我仔細閱讀扎益仁波切丹的簡略敘述，注意到一些部落的名字：達參、白斯、阿柔、斯菇窮巴等等。於是，我就從這裡入手，開始追尋那個鮮為人知的事件。

 

我在文獻中找到了“達參部落”所在地。達參部落是一個高度藏化的蒙古部落，位於今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賽爾龍鄉。那麼藏人所說的“河南蒙旗”，即青海省黃南州河南蒙族自治縣。

 

2010年盛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埋頭閱讀大量枯燥的藏區地方志。《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第五編第七章第六節中的第二段，“1958年平息局部地區武裝叛亂戰役”，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段敘述顯示，1958年5月，“河南蒙旗”發生了大規模牧民“叛亂”；6月1日，“黃河彎曲部北岸和柯生瑪尼灘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平叛部隊包圍聚殲”了數千名“叛匪”。由此可見，1958年，“河南蒙旗”確實發生過一場解放軍對牧民的大屠殺。可是，《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中的“柯生瑪尼灘”與藏人敘述中的“克森陀洛灘”顯然是不同地名。

 

這場屠殺到底發生在那裡？我打開青海省地圖和黃河流域圖，對照所有能找到的資料，細細搜尋。經多方比較後，我鎖定黃河第一彎曲部。

 

二

 

黃河1從果洛久治縣向西流出青海，進入甘南瑪曲、四川阿壩，復從東北返回青海，形成一個橢圓形右旋，是為“黃河第一彎”。黃河復歸青海處，為甘青兩省分界。河之北為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河之南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兩省交界處，黃河水流平緩，一路左彎右旋，留下片片豐美草灘。

 

1958年6月1日凌晨, 黃河北岸的柯生托洛草灘上萬籟俱寂，數千座帳房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草灘四周的山包上，一些部落漢子荷槍守衛；不遠處，黃河靜靜流淌，水面上閃着微弱星光。

 

濃黑夜色中，沒有人知道，或許也沒有人想到，在他們東面的甘南瑪曲縣歐拉草原上，許多軍人在夜幕掩飾下，正在緊張地行動。

 

一群訓練有素的戰馬被趕下河，馬群拖着一長串用鐵鏈橫系的橡皮舟。馬群把橡皮船拉過河，一群士兵迅速地在船上鋪上木板，黃河上即刻出現了一條臨時軍用舟橋。解放軍騎兵第1師的士兵們踏着舟橋渡過河，在河對岸集結，一聲令下，士兵們飛身上馬，朝柯生托洛草灘疾奔而去，沉悶的蹄聲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草灘上靜謐安詳。帳房外，牛羊騾馬寂寂無聲；帳房裡，男女老少安然酣睡。牧人以為兩省交界處是天羅地網中的空隙，他們終於逃到了一個遠離戰爭的地點。

 

酣睡中的人們渾然不知，死神正朝他們步步逼來。

 

《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記載，1958年5月3日，黃南州所屬的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發生了“局部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

 

河南縣是純牧區，居民以和碩特蒙族為主，因此亦稱“河南蒙旗”。歷史上，蒙旗最盛時曾有四旗，人數達20余萬。至民國初年，四旗駐牧地大大縮小，至中國建政時，和碩特末代首領，女親王扎西才讓所統屬的河南蒙古族只剩3旗，六大部落，即斯柔瓊哇（斯菇窮巴）、達參、藏阿柔、外斯（白斯）等，其中藏阿柔部落為藏族部落，並且是和碩特直轄的四大部落之一。這些部落雖然被外族人統稱為“河南蒙旗”，但他們已經與藏文化高度融合，藏語為通行語言，藏文為通行文字，生活習慣也深受藏文化影響。和碩特女親王扎西才讓的夫婿，是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樣仁波切長兄黃正清之子黃文源。黃正清是康藏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大妹阿珍嫁果洛康賽部落紅保康萬慶，二妹阿賽嫁康幹部落紅保康克明，由此可見，“河南蒙旗”與藏人關係十分密切。

 

歷代和碩王爺均為夏河拉卜楞寺寺主，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和久遠以來的宗教聯繫，使得和碩特王爺在青海的黃南、果洛、海北、海南，以及甘肅夏河一帶擁有很大影響，在河南蒙藏民眾中有相當高的威望。中共建政後，扎西才讓是中共極力爭取的統戰對象。1955年，她被選為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縣長。沒有資料表明，她對中共強力推行的“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表示過反對；亦無資料表明她當時是否被中共控制。

 

河南縣牧民抵制“合作化”的參與者共1597戶，7487人，“絕大多數為被裹脅的牧民群眾”。該年河南縣總人口為2218戶、10500人，其中“牧業人口”為9927人，也就是說，“極力反對合作化運動”的民眾，占總戶數的72%， “被裹挾的牧民群眾”占牧民總數的75%。換言之，中共的“合作化運動”遭到牧民普遍抵制。

 

迄今為此，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這些牧民對工作隊或者縣政府發動了攻擊。據《黃南州志》記載：“1958年5月3日開始，河南縣之達參、斯柔群哇、柯生術、外斯等部落公開叛亂後，叛眾攜帶家屬、馱帳房雜物、驅趕牲畜陸續向柯生托洛灘集結，企圖渡過黃河與甘南叛匪匯合。”可見河南縣的“叛亂”，事實上是這幾個部落的民眾自5月3日開始，對中共強制推行的“合作化運動”採取不合作態度，趕着牲畜，馱着帳房集體逃亡。各部落在柯生托洛灘集合，意欲渡過黃河，逃往甘南瑪曲的歐拉草原。官方資料中的“柯生托洛”與《我故鄉的悲慘史》中“克森陀洛”音同字異，應為同一地名的不同音譯。據此可以確定，那場“戰役”的地點，就在黃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的柯生托洛灘。

 

這只是牧民部落為求生存的一次躲避，一次逃亡。但是，在中共看來，拒不合作就是“叛亂”，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就要動用軍隊武力鎮壓。

 

1958年4月7日，即“循化事件”爆發前10天，中共黃南州委召開大會，州委第一書記宋平作“平叛動員報告”。兩天后，黃南州委及軍分區黨委發出《關於黃南地區備戰的指示》，並成立以宋林為總指揮的“平叛指揮部”。不管牧民是否“叛”，是怎麼“叛”，中共都將予以軍事鎮壓。

 

拂曉，騎兵1師趕到柯生托洛灘，占據草灘周圍的制高點。 這時，草灘上數千座帳房中，可能還沒有人知道，他們已經被一支久經征戰的騎兵師包圍。

 

天剛破曉，幾發信號彈升上曙光初現的天空。緊接着，激烈的槍炮聲撕碎了清晨的寧靜。

 

被中共稱為“柯生托洛灘圍殲戰”的大屠殺，就這樣降臨在清晨的黃河灘上。

 

三

 

“柯生托洛灘圍殲戰”是1958年青海省主要軍事行動之一。這場針對逃亡牧民的大屠殺，中共至今未公布詳情。研究者只能根據目前所見的公開資料，儘可能探尋這場屠殺的大致情況。

 

根據扎益仁波切的轉述，當時在柯生托洛灘“聚集着來自陀戈、達參、百斯三部和措霍爾、斯菇窮巴、阿柔、艾瑪格、果洛等地為逃避漢人鎮壓而流亡的三千多戶人家的上萬名牧民與幾萬頭牲畜。”解放軍某部夜晚偷渡黃河，將聚集在該地的牧民包圍，“子彈和炮彈向雨點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區，整個山地火光沖天，硝煙瀰漫”。扎益仁波切的資料來源沒有提供死傷數據。

 

河南蒙古族縣方志編纂委員會1996年編輯出版的《河南蒙古族縣誌》，提到了這次“戰役”，並承認“參叛人數”中“絕大多數為被裹脅的牧民群眾”，總數為7487人。如此精確的數據，應該是這幾個部落全部人口的總和，也就是說，其中包括部落中的婦女老人兒童和僧侶。這些人中有“持械叛匪1732人，槍支1357支，乘馬2535匹。”7

 

據此資料敘述，當時集結黃河邊的，並非全部“被裹挾的7487名牧民群眾”，而是1732名擁有槍械的男人。

 

然而，1999年，作為《青海省地方志叢書》之一、由黃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寫的《黃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提及這場“戰役”說：

 

1958年5月3日開始， 河南縣之達參、斯柔群哇、柯生術、外斯等部落公開叛亂後，叛眾攜帶家屬、馱帳房雜物、驅趕牲畜陸續向柯生托洛灘集結，企圖渡過黃河與甘南叛匪匯合。至5月31日，在該地共集結7487人，其中，可充作戰的叛匪1732 人， 所持各類槍1357支， 戰馬2335匹。

 

比較以上敘述可見，《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和《黃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所說的牧民人數、擁有槍械的男性牧民人數、以及馬的數字完全相同。但當時聚集在柯生托洛灘的牧民人數到底有多少？《河南縣誌》語焉不詳，《黃南州志》則清楚說明，全部7487人都聚集在柯生托洛灘。“甘南叛匪”即瑪曲縣的歐拉部落，該部落為拉卜楞寺直轄之八大部落之一。1950年代初，果洛地區有一個200余戶的部落遷入甘南，因此，扎益仁波切所說當時在草灘上的還包括來自果洛地區的數千人，並非沒有可能。

 

可以判斷的是，當時在柯生托洛灘“集結”的牧民，至少有河南縣四大部落的7487人。他們中“可充作戰”者，即各部落青壯年男人，占總人數的23%；擁有槍械者為總人數的18.12%。也就是說，21.7%的“可充作戰”者沒有槍，最多只有“各種刀矛”。《黃南州志》中將“乘馬”改成“戰馬”，製造出“騎兵”的印象，可是“戰馬”比有槍的男人幾乎多出一倍，顯然這些馬不是“戰馬”，而是逃亡牧民各部落所攜帶的全部馬匹。

 

這場“圍殲戰”的過程，在《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中只有一句話：“……6月1日，持械叛匪全部集結在黃河彎曲部北岸和柯生瑪尼灘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被我平叛部隊包圍聚殲。”這句話給人的印象是：不足兩千名“持械叛匪”在另一片草灘上，被番號不明的解放軍某部“包圍聚殲”。

 

根據漢藏兩方的描述，“柯生托洛灘圍殲戰”的地點，在今青海省黃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東南部，距縣城約75公里的柯生鄉一帶。從衛星圖可見，黃河北岸的柯生鄉與黃河南岸，甘南瑪曲縣的歐拉鄉之間，黃河繞了兩個彎，彎曲部形成一大一小兩片平坦的草灘。能夠容納近萬人，幾萬頭牲畜的柯生托洛灘應為其中較大的一片，即靠近歐拉鄉的那片大草灘。從現柯生鄉政府附近的香扎寺到瑪曲歐拉鄉有兩個渡口，一個在香扎寺附近，一個在歐拉鄉境內。《青海省志•軍事志》中的“1958年平叛略圖”標明，6月1日，蘭州軍區騎1師從東面渡河，兵分兩路，從南北兩個方向鉗狀合圍柯生托洛灘。衛星圖顯示，東西向的黃河在歐拉鄉附近拐了2個南北向的U字形大彎，從歐拉鄉渡河突襲柯生托洛灘，正是南北向的黃河彎曲段。

 

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中可見，柯生瑪尼灘曾為“香扎寺農場”的一部分，應該靠近香扎寺，距離柯生托洛灘有一段距離，可能在今毛曲村附近。那裡有一大片平坦地區，至今依然可見開墾痕跡。《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所說，“可充作戰”的男人全部聚集在一個遠離部落的山頭，而不是在部落營地四周警戒，這是有違常識的。沒有資料顯示這幾個部落曾經攻擊過解放軍或中共工作隊，他們是逃亡的部落，只想逃避外來的災難，在這樣的情況下，部落里可以作戰的男人只是一些要保護自己部落的人，而不是一支有作戰目的的武裝。這些男人在危險並未解除的情況下，全部離開部落營地，集中在一座小山包上，於理不合。

 

《黃南藏族自治州志》提供了略微詳細的資料：

 

……此時，黃河對岸歐拉地區已有集結叛匪400餘人， 6 月1日晨乘大霧天氣渡河支援。解放軍騎兵一師採取遠距離奔襲戰法，於當日拂曉將該處叛匪包圍並發起攻擊，於當日18時戰鬥結束。繳獲各種槍支1404支，槍彈10976發，刀、矛865把。

 

從中可見，這場“圍殲戰”是騎兵1師於拂曉開始攻擊，歐拉部落是在早晨，解放軍開始圍攻柯生托洛灘上的牧民之後，才渡河支援的。這段敘述還說明，作戰進行了十幾個小時，到下午6點結束。

 

照理說，有關作戰的資料，軍方應該更為詳細，可是，2001年出版的《青海省志•軍事志》中，對這場大戰的敘述只有一句話：“6月1日，騎兵第一師在友鄰部隊配合下，在河南縣柯生托落灘殲滅了叛亂武裝1200餘人。” 然而，“1958年平叛略圖”中顯示，“柯生托洛灘圍殲戰”中被“殲滅”的人數為1600人。這些公開資料顯示，出版年代距今最近的《青海省志•軍事志》信息最少，“殲滅”數字也最低，而且在同一本書中的數據相互矛盾。

 

幾十年後，一個曾在瑪曲黃河彎曲部作戰的31團士兵回憶：

 

在老虎嘴我們包圍了大量的土匪。老虎嘴四周是山，中間是一片散得很寬的草地。我們在山上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帳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還有土匪搶奪的成千上萬的牛羊馬匹，我們請求空軍支援。兩架戰鬥機飛過來了，這是我們這些新兵第一次見到飛機參加戰鬥，大家都很興奮，看了一天的新奇。戰鬥機向下攻擊的時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時候速度很快。飛機的攻擊給這股土匪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我們連戰場都沒有打掃就執行新的任務去了。

 

他所說的“老虎嘴”是在他的部隊用橡皮船架起舟橋，渡過黃河之後的地帶，地形符合“柯生托洛灘”的地貌。被包圍的地帶有大量帳篷和牲畜，也符合藏人回憶和官方透露的信息。

 

飛機轟炸的可能是甘南瑪曲的歐拉部落。該部落5月下旬轉場至黃河渡口南岸，距柯生托洛灘不遠的地帶。《瑪曲縣誌》有如下記載：

 

5月30日，歐拉一部進至縣冷庫一帶，遭偵察情況的飛機轟炸後稍緩其勢。5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瑪曲， 6月1日黃河第一彎曲部平叛開始，經過柯生托羅灘等戰鬥，至8月下旬，迅速平息了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但由於當時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沒有堅決貫徹執行“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

 

1958年6月1日，騎兵1師及其“友鄰部隊”在青甘交界處，黃河北岸的大草灘上，到底做了什麼？《黃南藏族自治州志》語焉不詳地承認：

 

由於叛亂的策劃者脅迫部分群眾參加，在公開叛亂地區形成叛匪與群眾混雜，加之叛首及其骨幹分子一遇部隊圍剿，把脅迫參叛的群眾驅趕到前沿抵陣，有些圍殲叛匪的戰鬥中對分化瓦解的爭取工作做得不夠，以致誤傷了一些群眾。在整個平叛過程中，出現過擴大化的錯誤。

 

為保護部落而戰的男人，在作戰過程中卻將自己的家人“驅趕到前沿抵陣”，這是不符合邏輯和常理的。“誤傷”了數量不明的“群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才是軍方資料對這場屠殺避而不談的真正原因。

 

四

 

1958年6月1日，青甘兩省交界的黃河北岸大草灘上，數千座帳房中的男女老少被激烈的槍炮聲驚醒。清晨的霧靄之中，營地彈片橫飛，人喊馬嘶，血流遍地。黃河南岸歐拉部落的幾百名部落武裝渡河馳援，有槍的男人拼死抵抗。作戰過程中，蒙古部落兵奪取了解放軍的幾挺機槍，守住一個山口，但寡不敵眾，全數陣亡。兩路軍隊的鉗狀夾擊下，退往山地的通路已被阻隔，營地里的男女老少除了坐以待斃死於炮火，只剩下一條路：黃河。

 

這條路是逃生之路，也是赴死之路。

 

激烈的槍炮聲中，懷抱幼兒的母親，風燭殘年的老人，在子彈炮彈的追逼下，一個接一個跳進黃河。

 

這是非常慘烈的場景，後人很難相信、也很難想像那天清晨發生在黃河邊的戰鬥。官方正史不會記載正規軍隊對牧民部落追殺的細節，如今我們只能從當年參與過“平叛”戰鬥的解放軍回憶敘述中，得知這些牧民的命運。雖然無法確定下面這段回憶就是“柯生托洛灘戰役”，但是有足夠理由相信，同樣的情況在這片大草灘上，一定發生過：

 

叛匪和群眾實際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們只見身背叉子槍的、揮舞經幡佛珠的、趕着牛羊的、馬背上馱着孩子的都攪在一塊，在渾濁的黃河裡向岸邊涌動，拼着命想爬上岸來。而迎着他們的是部隊的機槍，隨着一陣陣的槍聲，一具具屍體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瑪曲，來自雪山神界，如吉祥孔雀羽毛一樣清澈美麗的河，請接納你的兒女！

 

《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記載了騎1師的戰績。這支紅軍時代成立的軍隊，在一支不知是空軍還是步兵的神秘“友鄰部隊”配合下：

 

擊斃265人(其中匪首2人，骨幹38人) ，擊傷143人(其中匪首5人，骨幹11人) ，生俘584人(其中匪首13人，外地骨幹40人) ，納降476人(其中匪首7人，骨幹59人) ，泅逃溺水115人，其他原因死亡12人，合計殲匪1595人，占集結叛匪的92.09%； 繳獲各種槍支1404支(其中步槍1272支、土槍115支、輕機槍3挺、短槍14 支) ，各種子彈10976發，各種刀矛865把，手榴彈5枚，望遠鏡5副，銀圓1萬多元， 人民幣1500元， 其他物資多種；逃散叛匪137人( 匪首8人，骨幹12人) ，攜走槍支約100支。

 

這段敘述將“集結人數”改成“集結叛匪”，將所有攜帶武器的部落男人移到“柯生瑪尼灘”的一座山包上，造成這些被“殲滅”的人與部落隔離的印象，使後人忘記，他們其實不到當時在柯生托洛灘上全部人數的五分之一。

 

手無寸鐵的6130人呢？ 他們顯然是部落里的老人、婦女、僧侶，兒童，他們的命運如何？1958年6月1日，有多少老弱婦幼被“誤傷”，倒在平坦寬闊，水草豐美的柯生托洛大草灘上？ “泅逃溺水”的是什麼人？“其他原因”是否處決俘虜？目前公開出版的3份中方資料中，均對此保持沉默。

 

資料僅僅透露了一點：從破曉到傍晚，柯生托洛灘上的屠殺持續了整整一天。

 

向晚時分，槍炮聲終於停止，草原重歸寂靜。

 

蒼茫暮色里，夕陽映照瑪曲，將紅色的河水鍍上一層金黃。一河金紅的水吟着下遊人們聽不見的悲歌，淌過血跡斑斑，屍橫遍野的草灘，從今生流往後世。

 

五

 

《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中還提供了另一組數據：

 

1958年至1961年4年中，全縣共捕判、勞教、拘留、集訓1513人，占1961年全縣總人口的14.44 % ，其中捕判967人，占1961年全縣總人口的9.23 % ，據當時複查，錯捕錯辦的即有705人，占全部捕辦人犯的46.60 %。

 

這組數據不包括1958年6月1日，倒在柯生托洛灘上，跳進黃河中的男女老少。

 

1958年7月15日，中共黃南州委向青海省委提交“黃南地區平息叛亂、發動群眾、開展訴苦運動情況的報告”。青海省委於7月24日將該報告轉發全省。報告中提到：

 

……澤庫、河南兩縣，因叛亂平息較遲，訴苦運動正在開展。截至目前，全州共召開了訴苦大會1千多次，約7萬5千多人（次）參加，訴苦控訴的有4萬多人（次），鬥爭了600多個惡霸、地、富、牧主和反動的民族、宗教上層，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由於勞動群眾政治覺悟的提高，反動分子已經完全孤立起來，真是眾叛親離，出現了兒子斗父親、妻子斗丈夫的生動事例。

 

那是1958年。隨後到來的是席捲大地的大饑荒，大饑荒以後不久就是文革。孔雀河邊那些失去了青壯男子的牧民部落，是怎樣度過那些年的，《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和《黃南藏族自治州志》均無一字交待。在我讀到的所有有關那個地方、那個時期歷史的官方敘述中，沒有一句話提到過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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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河，藏語稱為“瑪曲”，其意有不同解釋。據得榮•澤仁鄧珠所著之《藏族通史•吉祥寶瓶》，“瑪曲”意為“紅色的河”。見該書第9頁。

2扎西才讓（1920—1966），青海和碩特蒙古前首旗末代女王爺，1948年任國民政府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任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區主席，1955年任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縣長。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6年自殺。

4《黃南州志》，1032頁。

5扎益仁波切：《我故鄉的悲慘史》，78頁。

6《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731頁。

7同上。

8《黃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頁。

9《黃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頁。

10《青海省志•軍事志》，519頁。

11李祿山口述，劉英福整理：“戰鬥在甘南和西藏”。旺蒼縣黨政公眾網：http://www.wangcang.gov.cn/html/article/view/1565.html

12《瑪曲縣誌》，676～677頁。

13《黃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頁。

14扎益仁波切：《我故鄉的悲慘史》，78頁。

15陳有仁：

16《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731頁。

17《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誌》，710頁。

18“黃南地區平息叛亂、發動群眾、開展訴苦運動情況的報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下），1049～1054頁。

（本文已被和諧，翻牆搜尋而成，編者按）

西藏：另一種真實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de/2012/11/blog-post_9253.html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作者：李江琳

 

這本書已由聯經出版社獨家出版。這是相關資訊：

 

不久前我在四川、甘肅、青海藏區旅行了一個多月，專程前往書中寫到的幾場戰役的地點。 到達青海西寧後，恰逢本書清樣傳到，遂為本書加了付印補記和達賴喇嘛尊者1999年在中央公園演講時率聽眾共頌的祈禱詞。 因此，這本書以蓮花生大師預言始，以達賴喇嘛尊者祈禱詞終。

 

付印補記

 

本書完稿後，我回國探望母親。到家後不久，我再次向中國政府某機構提出申請，要求得到去拉薩旅行的許可，申請當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邊四省藏區，即安多和康區，仍然是開放旅行的。於是，我收拾簡單行裝，驅車在雲南、四川、甘肅、青海藏區旅行。

 

就這樣，幾年來從資料和採訪中熟知的地點，一一出現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尋找那些飽經滄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經輝煌的神聖寺院。我看到了設在寺院大門裡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懾為目的的無數標語和宣傳。朋友們曾再三關照我，涉及西藏的話題如今在國內是最為“敏感”的，弄不好就會有人為此進監獄，說話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處，我依然隨緣順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問詢，同體制內幹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侶、農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識藏人的疑慮，他們的恐懼、壓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寫在臉上。我用以打破隔閡的工具，是對當地歷史的熟悉，特別是1958年“宗教改革”時毀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區幾千座寺院被毀，幾無倖免。僧眾被批鬥，被驅散，被迫還俗，甚至被殺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時間積聚於寺院的財富被劫掠，被毀壞，被盜運到不知何處。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質載體，幾乎被毀滅殆盡。

 

藏區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修復寺院，歷經三十餘年，儘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點名寺作為發展旅遊業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儘管藏民族的普通民眾又一次傾力捐款捐物於寺院，如今藏區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毀寺前規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遠草原上，大片寺院廢墟至今仍清晰可見。藏人作為西藏周邊四省藏區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中國政府強力推行的“愛國教育”、“安居工程”、言論禁忌和逮捕監禁的危險，在威脅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並沒有屈服，他們的精神並沒有死亡。在幾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裡，我都看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壓之下，人們依然在向他們的精神領袖頂禮致敬。這是一個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滅，這個民族就不會滅亡。

 

作為這段慘痛歷史的研究者，我無法像一個普通旅遊者一樣，心情輕鬆地在藏區旅行。一路上，歷史與我形影相隨，滿目皆是半個世紀前那場慘烈戰爭的遺存。

 

途中，我特地來到四川和甘肅交界的歐拉草原。連續幾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濘不堪，汽車在寒風冷雨中艱難前行，像一個傷痕累累，舉步維艱的部落漢子。我站到高坡上，遙望遠處的黃河大灣，不禁悲從中來。五十多年前，幾個牧民部落的近萬男女老幼趕着牲畜聚集在這裡，欲圖渡過黃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卻遭到中共軍隊的包圍屠殺，曾經有數千藏人倒臥在這片豐美草灘上。

 

我來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經堂之外，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廢墟。連綿細雨中，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婦人彎着腰，步履艱難地圍着佛塔轉經，一圈又一圈。她，想來就是那場大屠殺的倖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裡？半個世紀過去了，除了她，還有誰記得他們？

 

冰冷的雨水順着我的頭髮和臉頰往下淌。我將一條來自達蘭薩拉，尊者親手掛在我頸上的哈達系在經堂門環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場戰爭的亡靈：我已經將你們的苦難告訴了世界，你們，不再會被遺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願貧窮者獲得財富，

 

願憂傷者獲得歡樂，

 

願絕望者獲得希望，

 

獲得持久的快樂與富足。

 

願恐懼者獲得勇氣，

 

願被縛者獲得自由，

 

願弱者獲得力量，

 

願人們的心在友誼中相連。

 

——— 1999年8月11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紐約中央公園演講後，率五萬餘聽眾共頌的祈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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