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汪精卫之救国《艳电》

三，解读《艳电》

作者：汪兆铭

1938年12月29日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汪精卫发表《艳电》之时，身份仍为国民党党员和副总裁，故有以上措辞。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昭告天下，有揽此功于一己之意。因为那时那刻，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得到日本近卫内阁的支持。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汪精卫指出，四月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与他的和平运动，基本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可以看作是在执行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 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 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 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 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 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 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 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坦率而言，日本政府的三点声明，从字面上来看，的确冠冕堂皇，让人无法不动心。针对日本政府的22日声明，汪精卫呼吁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既然抗战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如果和平谈判也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可以使国民免于伤亡国家免于灾难，与日本政府展开和平谈判，应该被视作一种选项。如韩战之停战协议，对南北韩政权来说，都是在承受国家分裂的条件下，不得不作出的困难抉择。

以 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 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 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 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 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艳电》，公开脱离国民党政府阵营，以中日政府之外第三方的姿态，以汪精卫自己的主和立场，呼应日本政府12月22日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日本侵华中国抗战状态，为中国和日本谋取和平。

汪 蒋一路走来，在国民党和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争夺中，各有所长，各霸一方。自日本侵入中国之后，蒋介石集团的实力开始超越汪精卫集团，原因之一是蒋掌握着 国民党军政的领导大权。抗日初期，汪蒋两人合作分工，倾向和平谈判的汪精卫在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接触中，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而且自日寇入侵中国至1936年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对日本宣战。这表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入中国一直采取边和谈边备战的策略。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有着在日 留学经历的他们，都明白中日双方真实国力和军队战力，倘若对日宣战，不但不能捍卫国土和保护民众，反而可能会促使日军投入更多兵力加强进攻，导致中华民国 灭亡。当然，史达林同志和在延安的苏维埃政权是最高兴看到中华民国灭亡的。

日军侵华战事出人意料地顺利，没有花多少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12月12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证明日军没有急于占领整个中国的意图。由此可以推论，珍珠港事件之前3年，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艳电》发表之际，正是日本政府考虑与中国停战，进攻苏联或其他地区国家的时刻。所以有日本近卫内阁在1938年 的接连三次和平声明。当时的英美法等国，也极力撮合中国日本停战，欲引导日本进攻苏联。所以，汪精卫在整个大国际形势都有利于中日和平的情形下，不顾他个 人一世英名，不顾他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身份，贸然出走河内，发表临门一脚式或孤注一掷式的《艳电》，给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中日和平事成，估计中国的政治舞台，又是蒋介石下汪精卫上。可是，突然日本近卫内阁下台，好战者占据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发言权。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两人之争中再次败北。

1940年，丧心病狂的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名望达成以华治华的目的。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具有伟大自我牺牲精神的、甘愿冒千古骂名也要赴汤蹈火的、曲线救国爱民如子者有：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

还有必要把那些被尊为“汉奸卖国贼”们的名字都一一列举出来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此文，写到这一段，才第一次出现汉奸卖国贼字样。

汉奸卖国贼的光荣称号，我认为，只属于国家政府高级行政人员，或者在社会上具有高名誉高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请别把这么尊贵的帽子扣在小老百姓头上。

我认为，汪精卫主持的伪政府在南京，不是卖国，也不是送国，是替日寇看家护院，干的是傀儡的活。

叛 国投敌，是汪精卫的罪名，这桩罪名，是汪精卫用行动挣来的，不是谁送给他或者强加于他的。即便汪精卫本人如何解释他的叛国投敌行为，或给他的行为取了什么 光怪陆离的好名字；即便74年来，各种人物抱有各种心情编造各种理由，为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为辩护，也无法否定汪精卫在敌占区建立伪政府，在敌人领导下， 帮助日寇治理地方的行为。

这种行为，汪精卫做了，就是叛国投敌行为。汪精卫叛国前的任何光彩夺目、高风亮节的故事，汪精卫叛国后任何绚丽多彩、花枝招展的理由，都丝毫不能干扰我对他叛国投敌行为的判断。

秦桧背后有个皇帝，汪精卫背后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