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起7年前在巴黎召开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5月17日至20日民阵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民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随后的“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与大陆民运研讨会”在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俄亥俄州列克星敦市召开﹐本身就表示海外民主运动的低沉现状。民联在93年的“华盛顿合并大会”的分裂之后﹐被迫把总部也从纽约搬到主席吴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经营着 3家快餐店的吴老板能尽地主之谊。民阵的状况更是今不如昔。在大会上﹐万润南主席宣布所有资助自94年墨尔本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完全中断﹐民阵不得不独自经营约一百万美元的“欧亚美澳基金”。这次会议也由此基金支付一部分。民阵新一届的选举结果﹐万润南退任﹐由另一位居住加拿大的老板杜智富出任主席﹐也意味着民阵政治功能的进一步萎缩。

民阵总部的工作报告包括“总部﹐经济自立及国内布局”﹐“文宣工作﹐欧洲地区民运”﹐“外交人权工作﹐美洲地区民运”﹐“监事会工作，人权委员会工作”﹐“组织工作﹐亚太地区民运”以及“六四调查委员会工柞”一系列专题﹐但没有给与会者留下多少记忆﹐只有马大维先生事先准备的材料可供事后阅读。不过﹐马大维先生作为副主席(以及下一届的监事会主席)的个人贡献﹐恰好说明了民阵一个政治组织的资源贫乏。以马先生的“前联邦政府官员”的背景﹐本该去竞选议员﹐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在马先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等诸多评述中﹐笔者感受到马先生的“我们”﹐并不是相对于北京当局的“我们中国人民众”﹐更像是相对于中国的“我们美国﹐我们世界”。

实际上从民阵成立的那一天起﹐关于海外民主运动的性质定位就没有得到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由于民阵领导人的错误导向﹐严重地影响、降低了民主运动的形象。如果说巴黎大会“成立宣言”的内容是几个刚从国内恐怖环境下逃出来的文人以天安门广场激情(加上个人意愿)压倒政治分析的结果﹐那么﹐事隔7年之后﹐民联民阵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拥戴“中产阶级”(如果存在并可以明确定义的话)、“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主要诉求﹐就难以用“文人议政”的水平问题来解释﹐而是偏离民众生活的政治立场的局限了。齐墨起草的这份宣言据说是反映了万润南的意向﹐万润南明显地过分强调了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保守势力的弊害。齐墨在说明宣言时竟然摆出对阵的姿态要与邓力群“打好不满现状的工人这张牌”!听到这里﹐笔者不由得不顾自己的“列席”身份要求发言﹐也打消了再参与民阵或民联的组织活动的念头﹐甚至庆幸海外的民运组织没有足够的力量被用于与中共政权“打牌”。当然﹐今天的中国民众也不会轻易地被任何政治势力掌握、玩弄。

7年以来﹐以天安门事件触发的海外民主运动己经耗尽了政治资源﹐也转化为多层面的社会进化活动了。各种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团体在舆民运组织的竞争中产生并活跃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民运的部分要求﹐并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实现。如果我们要继续海外民运﹐唯一的途径也只有保持和发扬政治“前卫军”的功能。落实到具体运作上看﹐正好借“所有外部资助都断绝”的时机﹐首先彻底清理与各国政府当局的关系。当海外民运盲目自大地幻想与中共争夺政权时﹐其团体负责人就必然会力图利用外国政府的政治资源﹐结果只是被外国政府利用并导致内部的分裂。

今后，以“前卫”定位的海外民运﹐由于其追求的政治目的非常有限，其可以採取的策略也非常明确、规范。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需求助于任何国家权力的﹐我们必须捍卫任何国家权力企图但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国家权力迫害、压制人权的行为。以此﹐我们就立于最没有权势的﹑最广大的中国民众之中﹐成为中国平民的一员﹐为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他们”的前景而奋斗。

从小的方面看﹐即便是民运组织的代表大会﹐也没有必要请求各国政府“恩赐”批准签证放行。扩大一点看﹐在普通的中国民众没有权利踏入台湾﹐一日进入即被投入牢狱(包括货真价实但没有足够“名声”的民运人士尹进)的现实下﹐任何以“民运人士”名分或其他任何人道之外的理由访台的行为﹐都必然带有出卖同胞的性质﹐必然会被正在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所碾倒。台湾当局敌视中国大陆民众的性质不在此论范围﹐但其甄别大陆“精英”入境的手法却把“精英们”可怜的最后人格面孔也撕掉了。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海外的大陆中国人与西方政客一样﹐恐惧大陆民族主义的原因。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正是包括海外民运组织在内的一切中国进步政治力量的责任和使命.

[赵京，首次发表于东京《华人时报》199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