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慈禧老佛爺做壽，請譚鑫培進宮唱戲，戲碼是《捉放曹》。譚老闆有一句念白“殺豬宰羊”，忽然念成了“殺豬宰牛”。念錯了，自然沒賞，譚老闆倒也不以為意。後來有人追問他：“老爺子你怎麼給念錯了?”譚鑫培道：“今年是三陽(羊)開泰，本不願應這齣戲。要照原詞一念，先犯了個大不敬的罪名。”原來，這年是羊年，慈禧、李蓮英又都屬羊，不是三羊麼?在老佛爺生日會上“殺豬宰羊”還了得?什麼都得講個避諱。譚老闆心細，自覺過濾了。這話傳到李蓮英那裡，李加倍賞了譚鑫培，後來，宮裡還把《捉放曹》這戲給禁了。

　　這個段子是戲劇評論家徐慕雲先生寫在《梨園外紀》裡的。這只是古往今來眾多忌諱被過濾的一例。在中國，還真講究這個，為尊者諱，為顯者諱，為權者諱。上面的人還沒說啥呢，底下有不少積極的。最典型的，秦始皇名字是嬴政，所以正月就不能讀成“政”月，必須念成“征”月。類似的還有很多，例如唐末軍閥楊行密割據南方，當地人就不能說“蜜”字，蜜改叫蜂糖了。十六國後趙的皇帝叫石勒，有一種叫羅勒的草，就得改名叫蘭香。《中州雜俎》說，唐後五代，“朱梁高祖父名城”，所以城東、城西、城南、城北，就得改稱叫州東、州西、州南、州北，韋城、聊城這些地名，也給改成了韋縣、聊縣。宋仁宗名叫趙禎，音近的蒸餅(饅頭)，改名叫了炊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還真有人為這事挨了揍。南北朝北齊皇帝高歡，沒當皇帝的時候，在東魏做宰相。有天下屬辛子炎跟他匯報事情，說了句某某事“取署字”，高歡就急眼了。為啥啊?因為辛子炎有口音，把“署”念成了“樹”，高歡他爸爸叫高樹啊，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板子。這要擱現在，高等數學怎麼念啊?也許得改高數叫神算吧。

　　有沒有不在意避諱的皇帝啊?有，唐太宗。唐太宗叫李世民，他手底下倆大臣李世績、虞世南都跟他一樣，屬於“世”字輩兒的，唐太宗可從來沒想過讓這二位改名。直到唐高宗即位，才想起避諱這事兒來，當時虞世南已經去世也就算了，李世績改名叫李績，“世”字兒就沒了。

　　有趣的是，唐太宗不給自己避諱，卻還記得為隋朝的皇帝避諱。唐初，魏徵等人修《隋書》的時候，因為隋文帝的父親叫楊忠，所以把該用“忠”的地方，都改成 “誠”，比如忠臣改成誠臣，《忠節傳》改成《誠節傳》。就連唐太宗寫詩，都寫成：“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都是為楊忠避諱呢。這要到了唐朝以後，還不都得給改回來?

　　不過，總的來說，唐朝人對避諱還是看得比較輕的。古書《唐摭言》裡，就收錄了一封曹州布衣袁參寫給宰相姚元崇的信，有一段說：“您要是遭遇不測，被人抓了，老婆孩子也進監獄了，我一定以微薄之身，伏死一劍，以白君冤。”雖然是表忠心吧，但人家還好好的就這麼說人家，擱現在是不是也有些彆扭呢?

　　避諱特別繁瑣，是從宋朝開始的。宋朝是個避諱特別多的年代。不僅說話寫字避諱，連當官都得避諱。在宋朝被避諱弄得五迷三道的，非趙匡胤的三弟趙廷美莫屬。趙廷美最早叫趙匡美，結果他二哥趙匡義當皇帝了，他只好改名叫趙光美，後來三哥趙光義當皇帝了，他就叫趙廷美了。本來按照金匱之盟，趙光義之後該輪到他了，可沒想到趙光義要傳皇位給兒子，趙匡美政治鬥爭失敗，從秦王、開封府尹的高位上一降再降。有趣就有趣在這個開封府尹上——宋朝後來當上這個市長的人，除非是皇族，都要叫“權知開封府”，也就是暫時代理市長，包括著名的包拯，他也是個代理的。為啥啊?因為正市長皇家的人當過，別人不敢當。倒霉的趙廷美，終於在身後讓別人忌諱了一把。這一類的避諱到南宋愈演愈烈，甚至官職犯了三代內的家諱都得辭職。比如有個張嗣古，曾經要升任起居郎——也不知道這仨字兒哪個犯了祖上的名諱了，他必須得請辭。這朝廷也真有意思，一看出了這事兒，乾脆把官名給改了，改成“侍立修注官”了。

　　名字中不許用“天”字，也是從宋朝開始的。宋徽宗正和年間，給事中趙野上書說：“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的，已經下令去掉改變了。但還有用天字當名字的，我覺得也該禁止。”這個建議被宋徽宗採納了，從此人們的名字裡，這幾個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統年間，這事就更過分，內閣的授意，考進士的，試卷里出現“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麼啊?改叫“霄”了。這叫什麼事兒啊。

　　更為神奇的是，在宋朝，連“太行山”都成了忌諱。為啥啊?古文太與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掛了，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寫給宋真宗的《太行山賦》，就改成了《感山賦》。後來，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諱太行山。

　　到了元朝，必須避諱的字就更多了。清朝有一本《在園雜誌》講，元朝寫賀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個忌諱字。這本書還把這些字列出來，有些的確是莫名其妙，比如：夢、幻、蒙、追、古……也不知道這是哪位的主意，這文章還怎麼寫啊?

　　忌諱有好幾種原因，除了尊重、恐懼以外，還有一種是因為討厭。明朝《萬曆野獲編》說，南宋最討厭的當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來的墨書中，“金”一律變成了“今”。到了明初呢，當然不喜歡元朝了，所以民間的很多貿易文書中，吳元年、洪武元年這些時間概念，都變成了吳原年、洪武原年。這倒沒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發自願的一種行為。

　　關於百姓中的忌諱，還有很好玩的事情。清朝學者俞樾小時候寫過一首詩：君子雖爭沒世名，留芳遺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馮玉瑛。

　　曹蜍和李志兩位，都是晉朝的書法家，不過運氣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沒什麼大名氣，但畢竟算是留名歷史了，可這馮玉瑛又是誰啊?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馬士英。這位馬士英還是很有才的，善畫山水，留下許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後人極其厭惡他，忌諱提到他的名字，乾脆，就給他畫上的署名添了幾筆，馬士英就變成馮玉瑛了。

　　混到這個份兒上，真是很慘吧?偏偏總有人不接受教訓。今天避諱這個，明天避諱那個，威風得不行。其實總結下規律就明白了，越是脆弱的時代，避諱才越多。喜歡刪刪改改的諸位，別在今後某一天，讓大夥給避諱了，那是歷史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