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个因素把我带到了圣诞节前夜的墨西哥。

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最南部的最贫穷省恰巴斯Chiapas（此处发掘出最丰富的玛雅文明遗物）爆发了第一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原住民武装暴动。对萨巴蒂斯塔Zapatista民族解放军原住民运动的支援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明确目标。我曾经翻译了一篇美国反战人士的报告，一直很希望自己也能亲身到恰巴斯去。

二00四年十一月，年过八旬的恰巴斯原主教Ruiz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我向Ruiz表示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Ruiz获奖，将撤毁对原住民的承诺。

我任书记的Human Agenda正同与恰巴斯邻近的Oaxaca省的一个修女主持的当地经济自助项目合作，带领了一些美国大学生同行。我因为没有护照，没有按时申请到难民旅行证，只好打消随行的念头，由HA执行主任Hobbs领队。Hobbs律师作为县移民联络处主任，在墨西哥大学留学五年研究中南美政治，成为了马克思的信徒。当他知道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Anarchist时，彼此开怀大笑，可谓“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他为我选定了去墨西哥城（首都）的必到之处。

圣诞节当天，我们到市中心广场的天主教大教堂，领略到昔日西班牙帝国的荣光并感受到天主教在南美社会的权威。随即参观同在广场侧面的国立宫殿。此宫殿是原Aztec皇帝的宫廷，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墨西哥最伟大的画家Diego Rivera用二十五年完成的巨幅历史壁画系列。最后一幅壁画的上方中央画的是马克思指引方向，劳动者们手捧《资本论》与墨西哥警察、资本家、教会和华尔街投机家等战斗的情景。Rivera是墨共党员，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走投无路时，曾发动墨西哥各界欢迎托氏到墨西哥定居。在Rivera妻子Frida Kahlo的故居展览馆中，我注意到她画的托洛茨基像和由杭州针织厂一九五一年汇织的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墨西哥没有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宪法中规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机场、石油国营”等条款。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WTO的条款下，墨西哥宪法和主权正受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挑战。

次日，我们乘地铁赶到南部Coyoacan小城镇，它由西班牙征服者Cortes于1521年建立，并成为西班牙西半球新帝国的第三次政府所在地。在地铁出口，我们看见醒目的托洛茨基展览馆的指示牌。经过市政厅前的广场，在杂乱的小摊中，飘扬着一面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的旗子，真是分外亲切。展览馆址是主人公最后几年生活的故居和遇难地。它最近刚得以改建，比想象的堂皇不少。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友人尾形夫妻专程从南部的另一个城市赶来见面。尾形自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将返回日本。他介绍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发展，最后承认：墨西哥政治太难理解，而日本的有关文献都很肤浅。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我在旅墨期间读完了随身携带的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小册子，是一九二O年托氏在他的红军总司令部铁甲列车上与白卫军进行生死激战时写成的反驳“叛徒”考茨基的文章。我加深了理解列宁、托洛茨基的立场，也知道他们的局限性。这次墨西哥之行，确认了我对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正如耶稣把大卫王视为自己的先祖一样，我很幸运能继承这么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进而超越它们。

[赵京，二OO五年元旦  美国圣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