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走”的邓小平

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三）

傅高义的书名英文为：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而在当今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认为，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变化最为成功的年代应该就是在邓小平手握大权的那些年，故中文译者翻译为“邓小平时代”堪称信达雅了。

既然是一部给美国人看的、反映“邓小平的时代”的书，对于邓尚未独当一面的时代就尽量简略。全书不含“关键人物”、“中共历次重要会议（1956-1992）”、“注释”与“索引”外一共有“导言”和24章，共637页，而叙述邓小平从1904年出生到1969年被第二次罢官，65年的经历只用了一个章节、区区24页（第二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作者的意图很明显，那些都不是邓小平有影响力的时代，他在那个时候仅仅是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众多的高级干部之一。

尽管如此，作者以史学家细腻，还是搜寻到很多似乎可以证明邓小平后来因缘际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人的蛛丝马迹。

他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广安县的一个富裕农家。这一年，孙中山加入了洪门，日俄在中国的东三省开战，湖南的黄兴成立了“华兴会”，准备长沙起义了；浙江的蔡元培开始对体制失望着手成立光复会并研制炸药驱逐鞑靼…--这绝对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由于朝廷翌年宣布废除科举，邓小平在私塾的启蒙学些什么不甚清楚，但估计主要还是儒家经典吧，到他十一岁那年考上县里的高级小学—现代意义的学校，十四岁那年又升到广安县的初级中学。邓小平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参加广安县的抵制日货的活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唤醒国人，从北京蔓延到全国大中城市，在一个小县城里很难看到外国人和卖国贼，唯一可以表达的爱国行为就是抵制倾销中国的东洋货了。那个时代成长的中国知识青年大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思想，要帮助灾难深重的祖国，就一定要加入一个革命组织。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在法国的那段时间邓小平不是遇到周恩来等大哥而是碰到同时期旅欧的国民党大员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给他晓以革命道理、帮助他解决留法期间的生活困难，邓小平也许是一个国民党的高级领导人了？

邓小平和他的旅法勤工俭学的战友们

邓小平的信念：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代，苏联尚处于新经济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发展，国家主要发展大型工业，苏联甚至鼓励外国人来投资。再加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于这些未来的革命火种悉心照料，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起在中国、法国要好的多。用强有力的领导来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想必在那个时候就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对于他在法国所感受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等，他则认为是次要的、有条件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加入一个先进的革命组织，夺取政权，利用集中的权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强国力--免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至于民主多少，则视周围情况而定。这就是年轻邓小平的在旅法、留学苏联时期的形成的信念，至死未变。

他是一个毛派分子

现在的史料记载，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应该是在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汉口的八七会议上。那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为秘书做记录，他应该听到了毛泽东抨击前任党的领导人的言行，并对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一定印象深刻，但是还没有到佩服的程度。直到四年后，即一九三一年八月，邓小平被组织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县委书记，这才对根据地的创建者、比他大11岁的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在广西百色的武装斗争就归于失败，对于如何击退国民党军的围剿、弄到自己军队所需要的给养，还可以得到当地居民的拥护，这些太不容易了。因为对毛的敬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冲突时，邓小平站在了毛这一边，被批为“毛派头子”，撤销县委书记职务，连当时的老婆也和他离婚，速嫁给同学李维汉。这是他在党内的“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但这第一落，长远来看，为后面的那两次落起到了很好的缓冲，因为毛泽东至死都认为邓小平是自己的人。

难道毛泽东看走眼了？ 没有，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邓小平在解放前一直是毛泽东手下一个可以值得放心的监军人物，在1952年进京后又一直是毛泽东的马前卒，执行毛泽东的铁腕路线毫不含糊，略举两例：

1952年，为了增加税收和简化税制，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修改税制,新税法于1952年12月向周恩来汇报并由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以中财委主任陈云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1953年1月1日推行。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新税法导致了地方和中央的国资企业利益受损而被上诉中央，毛主席看问题的角度相对敏锐，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居然居然自己都不知道，于是要求今后所有政府的政策、法令都必须经由党中央同意。这就开辟了以党代政的先例；对于周恩来的擅自行动（即仅仅通过政务院党组和政务会议），撤销了政务院党组，直接归中央管理，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部委都有党组书记，但国务院没有，就是这个由来…薄一波呢，则被说成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税法不和党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商量，只是同资本家商量等等。即刻撤职，接任者就是邓小平。当然，毛派头子邓小平很快就按主子的意思办事了。这次风波，直接导致了中共将其承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转变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开始狂奔。待到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利改税”， 纳税上“公私一律平等”等新政，这都是1992年，四十年过去了！

1957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场噩梦，这场“阳谋”的总设计师无疑是毛泽东本人了，但前敌总指挥或者时髦的说法，运动的COO则是邓小平。 当时，收到冲击的右派分子多大552877人，绝大分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各行业的精英和社会上有良知感言的人，这些人轻则降职撤职，重则送至偏远地区劳动教养甚至枪毙，民国后几代培养的精华丧失殆尽。 尽管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绝大多数的右派都陆续获得了平反，但邓小平掌权后的中共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此次运动的结论是“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难怪连薄一波都看不下去，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说右派“99%都是错划的”。一个99%都是错的运动，居然一直坚持这场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统治者的面子比那些受难百姓的面子确实重要的多了，好在中国人讲究实惠，平反、补偿后也就不追究了。

上面的两个例子傅高义先生有提及，但对邓小平所扮演的助纣为虐之行径却并着墨不多，仅仅说邓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一直让中国的知识精英耿耿于怀。”对于描写65岁前的邓小平，傅高义更多的是为了寻找他后来受到世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正相关原因，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为他日后改正提供了教训呢？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精神不仅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准绳，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应该引以为训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着手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传记时，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沉默片刻，回答：“跟着走。”这三个字基本上可以概括65岁前的邓小平的学习和工作。在少年时跟着父母的安排走—去重庆升学、接着留法，旅法时期跟周恩来等一帮大哥们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跟着组织走，服膺毛泽东的领导后一直跟着毛主席走。待他在1969年被贬到江西，邓小平才开始思考是否可以不“跟着走”而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