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云天黯无语
2013年01月11日21:29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傅國湧
Ming note: 许良英先生是先母的校友，他们曾同是当时浙大那个圈子里的人。 当年一腔热血, 一起为抗日救国开展了许多学生活动. 如同多年后的我们一样。许先生的爱因斯坦文集也是我们在大陆最喜欢读的书之一。 文集让许多有志青年走上科学和理性的道路，许先生应该感到欣慰。 纪念文章里面许多事情让我们感同身受。 在美国后来也碰到一些浙大那个圈子里的人的后代。有的父母在文革后恢复到省部级的, 也算对历史的一种认可。 但更多的已成追忆. 往事已经如烟, 特转发文章于此，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未知的将来.
2013年第一天，在嚴寒中驚聞噩耗，王來棣先生已於2012年的最後一天離開了這個世界。此時，許良英先生已在海澱醫院的重癥監護室躺了十幾天。想起2012年9月9日下午，在北京中關村見到王先生，我要給她拍一張照，她還去梳了一下頭發，然後安詳地坐在椅子上，斜陽穿過玻璃打在她的臉上。其時她身體已經比較虛弱，還不停地起身去給我們拿礦泉水，去陽臺上找書。她說自己腦子不夠用了，很多事想不起來了。臨別時，她要起來送我，不曾想這就是最後一次見到她。自從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進她們家，十五六年來，我曾無數次走進這個家，每次與許先生聊天，她總是靜靜地坐在一邊，偶爾說幾句，她的語調總是那樣輕柔，她與許先生心意相通，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從理念到現實的判斷大 體都是一致的，每當許先生說起某些人、某些事有點激動，她總是在旁邊輕輕地提醒。
自我認識她以來，每次見到她都是那樣平靜，經歷了無數大風大浪，乃至晚年的疾病，她身體雖越來越衰落，但是她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從容、淡定和平靜，她對現實環境的險惡有清醒的認識，卻沒有任何的焦躁、不安，或激憤，有的是從容面對，堅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斷，盡其所能地為自己的目標努力。
2009年春夏之交，我去她家，當時正值“五四”90周年前後，她是長期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我問起，在她看來，“五四”邉又饕苁谗嵊绊懀克f受十月革命的影響。6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事後想起來，這樣說不對——
“五四”一般指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為起點，主要是受辛亥革命失敗、袁世凱、張勛復辟 帝制的刺激，陳獨秀等從國外回來不久，接受西方文藝復興、民主啟蒙的影響，他在《青年》創刊號上就向中國人介紹近代文明的核心內容：“人權”和“科學”（後來“人權”擴大為“民主”），反對帝制復辟，批判以儒家“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倫理道德觀，提倡解放思想，做自己、社會和國家的主人。我說的十月革命影響，指的是1918—1920年間新文化(300336,股吧)邉訌奶岢裰鳌⒆杂伞⑵降绒D為“走俄國人的路”，五四民主啟蒙邉右虼素舱郏兞速|。特此更正。
平時都是和許先生通信，王先生有什麽話也都是通過許先生轉告。所以收到她的信我很意外，那份認真，令我感動。這也是她直接寫給我的唯一一封信。自從幾年前得病、做過手術之後，她的記憶力已大大減退，讀書會頭痛，但是生活還能自理。2012年1月初，我去北京，事先沒有打電話，直接去了他們家，那天許先生在301醫院住院，我和王先生閑話家常，單獨聊過一次，聊起她的家鄉，她的爺爺，她少女時代在家鄉的一些事。
她於1926年生在浙江平陽縣一個富裕的家庭，我曾聽她說，她爺爺當年買下南麂列島，率先開發。她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溫州永嘉中學讀書時，與琦君等同學一同參加話劇表演等活動，顯示了理想和才華。抗戰後考入浙大史地系，1949年畢業，大約2005年她跟我談起竺可楨校長，在她眼裏，竺可楨不大會說話，卻是一位可敬的校長，她說：“在我腦子裏他像父親一樣，同學生的關系”。她印象最深的是竺可楨對於子三邉拥膽B度，她當時就聽過校長一次講話，非常感動。在浙大，她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還擔任過浙大的總支 委員。正是在浙大，她與當時物理系的助教、地下黨的負責人許先生相識、相愛，並結為伴侶，他們一生的命咭簿途o緊結合在一起。
1957年6月，反右邉影l生，許良英先生本來沒有“右派”言論，那時他是一個一心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黨員，但他想不通為什麽突然要搞反右鬥爭，這不是失信於人嗎？明明是黨鼓勵大家提意見，卻反過來把他們當作敵人來打擊。他要起來“維護真理和黨的利益”。他因為反對反右而落入網羅，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1958年3月1日，給他的處理是保留公職、發配黑龍江密山國營農場監督勞動，他想不通，結果選擇了當時幾乎就是絕路的自稚贰．斔氐郊抑校堰@個消息告訴妻子，王來棣先生哭了，當時她懷孕已快分娩，一連哭了幾個晚上，結果 孩子被哭死在肚子裏。她卻還是諒解許先生，給他了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使他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氣，結果以同情右派丈夫的“罪名”被株連，開除黨籍，還取消了研究黨史的資格。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從事研究工作，奉命研究中共建黨史（附帶搞清楚無政府主義對建黨的影響），從1956年5月起，她在一年當中采訪了三十多位建黨的當事人，包括李達、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馮白駒、鄧穎超、劉清揚、陳望道、邵力子、施復亮、羅章龍、包惠僧、張申府、沈雁冰、楊之華、丁玲、劉仁靜、蕭三等。1957年下半年列入采訪計劃的有董必武、李維漢、李富春、譚平山等。采訪被迫中止，采訪記錄和收集的文字資料全部交公。（屢經劫難，幸存下來的部分口述記錄，五十年後才成 書《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卻只能在海外問世）
1958年4月，許先生決定回故鄉浙江臨海張家渡務農，臨行前跟她說：“等我五年，我一定帶著當地組織好的鑒定來見你！”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論等多少年！相信你回故鄉後表現一定是好的，因為依你的性格，凡是你想不通的事，很難強加於你；凡是你思想通的，你一定積極拼命幹。回故鄉是你自己想到的，肯定會有好結果。”
這一別近二十年。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她獨自撫養兩個兒子成人，承擔起了全部的家庭責任。1970年，她的長子許成鋼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隔離關押。她在北京憂心如焚，很多年後，許成鋼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在殘酷折磨下，自盡身亡的事時有發生。母親在她所在的學部（社科院前身）及近 代史所目擊了整肅的殘忍，擔心我會發生意外。深知我已喪失所有自由（在被隔離監禁的這段時間裏，所有通信來往都要通過專案組的審查），她大量寄信寄書給我，用隱晦的語言用各種曲折的方式鼓勵我堅持下去。那段時間和我唯一的通信來往就是我母親。母親的通信是我主要的精神支柱。
1957年大難臨頭時，她是丈夫許良英先生唯一的安慰，1970年代的無邊黑暗當中，她又成為兒子許成鋼唯一的精神支柱。一個外表纖弱的女子，在患難與逼迫中成全了兩代知識分子（許成鋼日後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她身上有一種難以戰勝的力量，她是柔弱的，樸實的，純真的，卻有著比金子還要可貴的品質，不僅是她的正直，還有她身上處處流露出的文明和教養，她的家庭和民國教育所賦予她的那些品質。晚年的她 似乎永遠都是那樣平靜，我見到她以來，她從來都是波瀾不驚的樣子，說話從來慢聲細語，即使對現實的犀利批評也出以文雅的表述，那是因為她經歷過太多風雨，從1957年到1970年直到生命的終點，一路走來，她已不會被任何險惡的環境所撼動。
當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重讀臺灣學者呂芳上的學術著作《從學生邉拥竭動學生》，關於1919然年到1929年的學呤费芯俊Ｍ跸壬驮S先生夫婦在1940年代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邉又薪浭芟炊Y，那已經不是單純的學撸翅嵊兄泄驳叵曼h若隱若現的手，被毛澤東稱為“第二條戰線”。正是包括他們在內的一代知識青年拋灑青春、熱血，義無反顧地投身反對國民黨的洪流，他們以為從此告別了黑暗的舊中國，迎來的將是一個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那年許先 生29歲，她23歲。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等待他們的會是漫長的煉獄之路。當1970年代末，許先生回到中國科學院，他已經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作過反思，並開始思考民主的問題。王先生那時的研究方向也開始轉到這方面來，陸續發表了《孫中山的自由平等觀的演變和所揭示的問題》、《論希臘民主制》、《中國人接受人權概念的艱難歷程》等有分量的論文受到學界的關註。
王先生一向低調、謙和，目光柔和，不事張揚，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許良英先生的後面，其實她不僅在自己的專業上有建樹，而且在1980年代以來，她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始終跟許先生站在一起，參與了許多註定要載入史冊的的行動。那些隱沒在歷史深處的聲音終有一天浮出水面，若不是他們這些有道義擔當的知識分子，在 最黑暗的時刻發出的亮光，我們的當代史將變得更為不堪。
多少驚濤駭浪都過來了，他們夫婦內心已無比清醒，只想腳踏實地，以余生之力為未來的中國盡力，對現實他們已看透，也想透了，到80年代後期，他們當年的同事、同誌，有的已進入權力中樞，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他們反思早，也反思的徹底。他們面朝未來活著，不再糾纏於眼前的一切，他們的淡泊之心和探索的韌勁構成了巨大的反差。從1987年起，他們夫婦決心寫一本《民主的歷史與理論》，從古希臘寫到中國，從頭學起，由她執筆的希臘部分、中國部分早已完稿，許先生負責的部分從羅馬、荷蘭、英國、美國到法國民主演變的歷史，因為工程浩大，法國部分尚未完成，期間經歷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長時光，耗去了他們晚年的主要精 力。李慎之先生生前很佩服他們下大決心，願意費這麽大的精力、時間去做這件事。如今書還未成，王先生卻已先走了。此刻，摸著冰冷的鍵盤，在江南的隱晦中，我想起在風雨跌宕的中國默默地耗盡了一生的王先生，想起她淡淡的笑容，想起她輕聲細語的談論，更想起她內心磐石般的篤定，許多往事斷斷續續地浮現在面前，北望雲天，我已黯然無語，願她安息！願許先生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