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安那祺主义学人卫惠林 |
送交者: 比较政策 2013年01月16日09:44:4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卫惠林1900年生于山西省阳城县,“我父亲是一个教师。我18岁时读师复的《晦鸣录》,立即接受了他的思想”。卫惠林1918年考取山西省官费留日预备学校,“五四运动加强了我的信仰,1920年我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习人类学,对强烈影响了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欧文和富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在东京我加入了一个中国安那祺主义小组,也结识了大杉荣和山田等人。”
“我回到中国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安那祺主义还在兴起之中,每个大城市都有两、三个安那祺主义小组。我与北京的小组有联系,他们都是由学生组成的。北京有一个世界语学校,是俄罗斯盲人作家和音乐家Eroshenko发起的。中国的所有安那祺主义者都是世界语主义者,两者是同义语”。卫惠林在南京资助并发起民锋社以宣扬安那祺主义为宗旨,并与北京《国风日报》的景梅九(也从日本回来)保持联系。后来,卫惠林与卢剑波等将《民锋》改名为《黑澜》继续发刊,被评为“欲了解无政府主义者不可不阅此书”。1925年卫惠林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发表了译著《伦理学》、《婚姻进化史》和《孔德的人文主义与女性崇拜》等。
“我在巴黎大学学人类学,但花很多时间学习安那祺-工联主义。我见到Pierre Besnard, Jean Grave, Sebastien Faure, Paul Reclus和马克诺(他朴素、坦率,只会一点法语)”。卫惠林确认工联主义是通往理想的最佳途径,采取职工组合和直接行动的方式,消灭国家,使人类处于自由自在的联合体中。他写了一本《工团主义》,也由民钟社出版。
那时,全世界都在抗议马萨诸塞州法庭谋杀意大利移民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万塞蒂。卫惠林等随同法国工人一齐上街游行,包围美国大使馆抗议,遭到军警镇压,卫惠林和吴克刚受了伤,而巴金绝望得几乎疯狂,“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在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下,在“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卢梭的铜像下,他写出了处女作《灭亡》。
1931年巴金和卫惠林、卢剑波等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由巴、卫主编一份《时代前》的刊物,通过郑佩刚发行,这也是他们从事自己政治活动的尾声了。不久上海“一二·八”中日战争爆发,巴金和卫惠林、吴克刚、陈范予、缪崇群等在南京目击了一幕国难引发的混乱局面、民族危亡和他们小团体和刊物的相继被查禁。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衰退是从日本入侵开始的”。
卫惠林在1931年底应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在南京和高宛玉结婚。“我和我妻子住在南京,与同住那里的Paul Reclus的儿子Jacques Reclus交往很多”。后来,卫惠林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作兼职教授。当时的卫惠林血气方刚,“书堆里并没有真正的学问,活的学问在社会里”。在暑期,他和宛玉随同冯紫岗,到河南南阳创办了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想把自卫自治运动扩展到南阳全境,从自卫自治里,去实现平等的自由社会。他们的学校在乡间的土墙茅舍里办了起来,招了生,由他赶编了社会常识补习课本,宛玉还计划办个妇女补习学校。但战乱使学校倒办,他们返回杭州,帮助一位朋友翻译《法国艺术史》,后又应约回中央大学代课,又到上海南翔立达学院和农村教育科教书,做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一学期后,就又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巴金“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第二部《雨》在《文艺月刊》上刊登,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就是以卫惠林为原型塑造的。
1934年卫惠林应聘到重庆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授。1935年,卫惠林又回到南京,应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他和黄文山(即过去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重要成员黄凌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并担任执行副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他还参与组建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1935年,巴金、吴朗西、朱冼、丽尼等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以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三大信条“正义、互助、自我牺牲”自律。卫惠林在办社筹备时拿出五十元资助。他还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革命的研究》。“我也认识Chu Cha-pei。他父亲是军人,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军人,在黄埔军校学习。受巴金的影响,他成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他1936年到南京来见巴金和我们,告诉我们他会在云南建立一个安那祺乌托邦来欢迎我们。他从Bao Puo写在《国风》的文章上知道马克诺,象与各种压迫势力作战的马克诺那样,他与日本军、国民党、共产党作战”。 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巴金那样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一个经历20世纪中国动荡的革命与专制时代的安那祺主义者(青年)和学人(中年以后),卫惠林的个人生活是幸运的。他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知,其学术贡献远大于郭沫若等文人政客和费孝通、雷洁琼等政客文人,被称为“社会学宗师,国际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等,最后还有资格批评毕竟留在大陆的巴金(虽然巴金当时很难接受)。但是,另一方面,在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屠杀的残忍、黑暗、愚昧、卑鄙的当代中国史上,“潜心治学”的卫惠林与巴金等学人、作家一道,甚至不如中国的基督教徒和托洛茨基派(尽管只有寥寥数人),放弃了正面战斗、逃避了殉道命运,有愧于法兰西、俄罗斯/乌克兰、美利坚、墨西哥、日本和西班牙等世界各地的同志们用生命树起的安那祺主义旗帜,输掉了历史给与中国安那祺主义的挑战和机遇。 资料来源: 散木:“巴金挚友卫惠林”, 博览群书http://www.rwabc.com/。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America. ISBN: 1904859275.Oakland: AK Press. 作者对卫惠林在纽约1975年1月11日和2月22日进行的采访。
[赵京,2010年9月27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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