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的曾國藩曾外孫女：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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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最慘的是四房的女兒聶光錫，在從濟南到上海的火車上，竟被北京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蘭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師），與梅葆玖相知甚深，現任梅蘭芳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劇協梅蘭芳藝術研究專業委員會領導成員、上海文史館館員。

本文來源：《漢江晨報》2012年4月17日第3版，作者：路霞，原題：《“文革”中曾國藩後代的不幸遭遇》

作為晚清重臣曾國藩的後代，在“文革”的狂風暴雨席捲而來時，他們不僅沒享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受到非人的待遇……

名人薈萃的道台之後

上海的許昌路、楊樹浦路、遼陽路、霍山路一帶，從前是個很有名氣的地方，因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當於上海市長）的家園及其主要企業，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聶緝槼（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鴻章在滬大辦洋務時的得力幹將，是晚清上海史上較有作為的一任道台。

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繼續看好他的才幹，在晚年兩次向朝廷保奏這位侄女婿。不久，聶緝槼又榮升蘇松太道。至此，從走出湖南衡陽起的14年間，聶緝槼已從一個湖南的幫辦，步步躍升為華洋雜處的上海灘的“黨政軍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謂一路青雲，成為湖南聶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幹”。

當然，從聶家花園裡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外，還有他的妻子曾紀芬（世稱崇德老人，曾國藩的六小姐，聶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子聶雲台（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恆豐紗廠總經理），六子聶潞生（恆豐紗廠中期總經理），孫子聶光塹（恆豐紗廠後期總經理），四子聶其煒（中國銀行協辦、中孚銀行行長），七子聶其賢（清末湖南武軍司令官），女婿瞿宣穎（著名作家、古典文獻研究學者、晚清軍機大臣瞿鴻之子）……

狂風暴雨中的“舊王孫”

上個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無不在深刻地、從各個角落徹底地改變着聶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地位。

聶光塹積極經辦了恆豐紗廠的公私合營，合營後改為絲織廠，他隨之從一個棉紡專家而轉為絲織專家，出任經理。廠里仍有好幾個聶家人“留守”：聶光琦為廠長、聶光堯為福利科長、聶光墉為供銷科長、聶光來是廠里醫生。

聶崇泗、聶崇實、聶崇訓、聶崇志、聶崇慧、聶崇正、聶崇嘉等先後考入全國名牌大學，個個都是學業尖子，聶崇嘉還考取了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研究生，跟蘇聯專家學習專業知識……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設計院工作的聶光禹，被單位領導叫進一間會客室，說是政府找他談話。他有些莫名的緊張，坐定後才知來人是法院的幹部。那幹部說：“你們家的恆豐紗廠現在已定為‘敵產’，國家決定予以沒收。原先定的定息現已停發，但是你們過去已拿過好幾年定息了，現在要求你們全部退還國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裡人的工作，儘快把已領取的定息還出來。”聶光禹一聽頭皮都有些發麻，他那時年輕氣盛，不解地問：“我們家是民族資產階級呀！怎麼一下子變成‘敵產’了呢？”

聶家有一位遠親在中南海里工作，負責保管毛澤東的遺物。她在毛澤東收藏的大量照片中，發現有曾紀芬老人80大壽時、聶氏大家族的合影照片。不知是誰送給毛主席的。這麼說來他老人家還是關注過聶家或是曾家後代的情況的，可是1961年，他肯定不知道聶家在上海發生的事情。

陽光之下的煉獄生活

1966年開始的“文革”風暴，對聶氏家族來說，更是一場鋪天蓋地的災難。他們幾乎每戶都被抄過家，最多的被抄過十多次。其實聶家經過1961年的“退還”，已沒有多少存貨了，但人們不相信，你們聶家這麼大的老闆，怎麼會沒有錢？

周仁、聶其壁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東西全都用卡車拉走，家中有字的紙可以說是片紙未留。周仁先生當時已70多歲了，莫名其妙地被指認與什麼“梅花黨”有關係，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療，致使一隻眼睛瞎了；又摔斷了一條腿，也得不到治療，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離審查，於是被關進一間四壁無窗的屋子，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聶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時，造反派發現了一支手槍的皮套子，於是認為發現了重大線索，按那時的邏輯，有了槍套就一定有槍，有第一支槍就定有第二支槍，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於是大動干戈，把家裡人全都隔離起來，不許說話。他們大幹了五天，牆頭、地板、樓梯全都翻弄過了，可惜連手槍影子也沒有，但這個家已被捅得千瘡百孔，只差樓板沒有塌掉了。其實那槍套是聶光墉以前玩的小手槍的套子，是買來的，發票、證明俱在。解放之初，政府收繳武器，就上交國家公安部門了，留個套子是做紀念的，誰知竟惹來如此大禍！

造反派衝進聶光達家的時候，剛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歲的老母親李敬萱拖出來批鬥。李敬萱是李瀚章（李鴻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開通，知書達理，抗戰前曾隻身帶着8個孩子和四十幾隻箱子去湖南避難，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求海葬，那時她已是96歲的老人了。

任永恭是聶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劉少奇、王光美和羅瑞卿、郝治平出國前曾在上海制裝，領導要她陪同王光美、郝治平看衣料，找裁縫，配花邊，“文革”中就成了大問題，被隔離審查好幾年。

聶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經落難了。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因有一次在宿舍里聊天聊到蘇聯的科技比不上美國，“反右”時被揭發出來，成了右派言論，攻擊社會主義等等。結果聶崇志不幸“中標”，成了“右派”，學業還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開關廠勞動。同時被發配勞動的大學生有好幾百人。一年後，有人提出把他們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時任北京市市長）攔住了。聶光達是農科院的畜牧專家，為培育奶牛和豬的優良品種，長年在崇明和上海縣的農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國家農業部農墾總局的肯定。

可是到了“文革”，不曉得怎麼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問題”來，被隔離審查達兩年之久，家屬也不許探視，直到林彪機毀人亡一個月後才放出來。那天農科院開大會，宣布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因此結束隔離審查”，他由於過着與世完全隔絕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於是照以前的慣例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引起台下一陣哄堂大笑。

“文革”中聶家被迫害致死的還有好幾個人。九房的女婿瞿宣穎，是聶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古典文獻研究的專家，生平著作甚豐。在“文革”中，他以前的一個學生在被隔離審查時胡亂攀咬，揭發他有攻擊江青的言論，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獄中。

最慘的是四房的女兒聶光錫，在從濟南到上海的火車上，竟被北京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蘭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師），與梅葆玖相知甚深，現任梅蘭芳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劇協梅蘭芳藝術研究專業委員會領導成員、上海文史館館員。

（據《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