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9年卡斯特罗掌权以来，地处美帝国眼皮下的弹丸之地古巴一直是世界局势的热点之一。从1961年的猪湾登陆入侵、1962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不断发生的难民逃亡[1]、签名改革事件[2]、教皇访问[3]，委内瑞拉等中南美洲国家反美政权的兴起，卡斯特罗的身体状况以及前两天胡锦涛的到访，都不断引起国际注意。国际上的关注多集中于卡斯特罗何时死去、古巴的一党专制如何结止、以及美国的制裁如何完了，除了西班牙语世界，没有多少人关心、理解、知道古巴短短的历史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牺牲。

Charles Bufe翻译的Frank Fernandez西班牙语原著《古巴安那祺运动史》[4]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权威文献。这本简练的记录从1865年开始，因为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结局，阻止了美国南方把古巴吞并的企图，迫使古巴走上从西班牙分离的独立道路。幸运的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古巴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接触到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自由社会主义，其最具代表的人物是Roig San Martin（1843-1889）。

Martin先投稿于古巴最早的具有安那祺倾向的刊物El Obrero《劳工》，并在1887年7月12日开始发行更有影响的El Productor（《生产者》），特别在烟草工人中组织宣传。1887年10月1日，具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古巴劳动者协会在哈瓦那成立，签署六点声明，互相支援，组织罢工等。1890年5月1日，大约3千名劳动者在哈瓦那成功举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显示出在拉丁美洲世界中最先进的工人运动。

1895年，受到弗罗里达的商界支援的古巴独立运动在Jose Marti的指导下爆发成战争，持续数年。Marti作为“自由斗士”，向安那祺运动作出许多承诺，把大部分战斗性很强的工人拉入“独立”战争中。这是刚成型的古巴安那祺运动第一次面临“社会革命”与“政治斗争”的选择，其结果是惨痛的教训：社会经济方面，没有达成任何成果；政治上，很多人附属于支配“独立”战争的资本家阶级，为其付出了牺牲，独立的安那祺运动不复存在，而“半独立”的古巴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却受控于美国的帝国主义。1899年12月，当著名的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者Errico Malatesta从美国赶到他为之战斗的“独立”古巴，却被占领古巴的美国军事当局告知：“西班牙统治时期制订的禁止安那祺主义宣传的法令仍然有效”，Malatesta不能在古巴讲演。当美国最终允许“古巴共和国”于1902年5月成立时，古巴的宪法却被塞入一条Platt修正案，其中规定美国可以随意视政治、经济条件变化干涉古巴和其他原西班牙殖民地事务。

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又得重新出发，再组织罢工、游行、宣传等，当“自由/免费教育”运动的创始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教育家Ferrer在1909年被处死时，引发了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公开抗议活动。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对古巴蔗糖业工人的政治觉悟影响深远。第一次世界后，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得以发展壮大，在1918-19年的哈瓦那，就组织了四次总罢工；在古巴的不到3百万总人口中，有8至10万的工人属于安那祺—工联主义派。1925年8月成立的古巴全国工人协会CNOC代表128个组织的20多万工人，其结构、章程和原则，都强烈受安那祺—工联主义影响，而刚成立的古巴共产党PCC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派别。不过，训练有素的古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蓄意夺取CNOC的领导权。据不同的参与者证实：“共产党人象对付Machado（古巴总统）一样对付安那祺主义者。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消灭CNCO中不是共产党的所有成员，即使把他们出卖给Machado的警察也在所不惜。”（p.57）在CNCO的优秀安那祺领导者Lopez和Varona被绑架暗杀后，共产党彻底掌握了CNOC。剩下的仍然坚持安那祺—工联主义的FOH工会，在1933年被在苏联指令下的古巴共产党分子火力攻击，彻底终结了安那祺与共产党的本来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1933年，在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强人Batista上校推翻腐败的Machado上台。Batista没有政治势力，提出“左翼民族主义”的腔调，拉拢共产党，操纵选举，共同排斥安那祺运动。例如，刚通过的“50%”法，规定业主必须雇佣至少一半以上的古巴人，迫使众多西班牙身份的安那祺主义者离开古巴，削弱了安那祺主义运动。

1940年古巴的新宪法取消了Platt修正案，从政治上摆脱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的借口，在社会经济上也实行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例如，允许安那祺运动独立合法化。安那祺主义者们解散两个主要的组织SIA和FGAC，联合成立“古巴自由主义协会”ALC[5]，安那祺运动又恢复活跃起来，在1948年举行的全国会议上，有155个代表出席，著名的老朋友Augustin Souchy[6]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AIT出席讲演。从现存的文献记录中，可以读到反对共产党、反对天主教、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美苏帝国主义的纲领。

1952年，已经下台的Batista发动政变，推翻了腐败的Prio政权，古巴共产党和控制古巴工人联合会CTC的领导人默认或支持政变。随着Batista独裁和腐败的加深，冒出来一个出身资产阶级、本身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律师政治家——卡斯特罗来填充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卡斯特罗并没有打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牌子，只是要恢复1940年宪法。他的“M26J”（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吸引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安那祺主义者，也接受古巴大资本家如Hermanos Babun Ship Builders等的数百万美圆的资助。他的所谓“山区游击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得到贫穷山民或“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主要是为古巴资产阶级服务的。

尽管有安那祺主义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罗与Batista一样，只关心权力，不尊重承诺，但几乎所有的Batista的反对派都认为卡斯特罗是必要的、暂时的、可控制的政客，但卡斯特罗证明他超过了马基雅维里。Batista逃走后，卡斯特罗凯旋进入哈瓦那，成为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他成立各种“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先把Batista派，再把中立派肃清，并恢复被1940年宪法废除的死刑，由超法律的刑警队执行枪决。他派出共产党员到工会来“暂时”帮忙清除Batista分子，却永久地占据着位子不再离开。古巴被迅速落入红色恐怖中。

最著名的是Manuel Urrutia法官的命运。Urrutia同情M26J，被M26J任命为革命政府的总统。但是，Urrutia反对共产党控制政府，并拒绝“任命”卡斯特罗出任“最高革命领袖”，结果被污蔑为“贪污”，被迫辞职并逃到外国的大使馆避难。此后，卡斯特罗过去的那些“亲密战友们”，包括起义军司令，都被逮捕或枪决，几乎所有反对Batista、支持M26J的有实力的人物都被肃清。在这个推动古巴转向斯大林（列宁）一党专制的过程中，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国防部长）和切·格拉瓦（国家银行行长）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卡斯特罗嫉恨格拉瓦的国际声望，趁格拉瓦去刚果推行“世界革命”在非洲丛林作战之际，卑劣地公布格拉瓦的遗书，使得回到古巴休整的格拉瓦发现自己已经被标为“烈士”，无法出现在古巴公众面前，只好再次离开古巴，去丛林战斗，最终被玻里维亚军队杀害[7]。在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下，可以想象古巴的政治生活。CTC被改名为CTCR（古巴革命工人联合会），在1959年底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在2854名代表中只有265名共产党代表，但革命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卡斯特罗亲自出面，主导大会，改组机构，葬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自己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古巴的工人阶级由此被绑架在政府的机器上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卡斯特罗奴役工会的机会主义者们，最终被卡斯特罗以同样的“反革命活动”关押起来，或流放国外。

1960年8月，Souchy以农业专家的身份[8]应邀访问古巴，他在考察期间，对于古巴农业的苏联化模式感到不安，批评这种缺乏个人自由、个人动力的集中化会萎缩农业。他的“古巴革命见证”被印为小册子发行，但当他离开古巴后三天，就被政府收集起来全部烧毁了。幸好此文后来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发表。1960年12月15日，ALC的机关报在最后一期中对古巴革命出现的专政（专制，独裁）提出警告：“所谓工人阶级的集体独裁，或者用今天的时髦用语，叫人民专政，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用语。因为各种专制，包括人民或无产阶级专制，都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而不是让广大人民分享权力。独裁者不仅对被镇压的政治、社会阶级有绝对的权力，同时对所谓的执政阶级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权柄。不论你怎么称呼，从来不可能有一天实现一个叫做工人、无产阶级、平民或学生的专制。独裁者的权力落到每一个人头上：资本家、地主、种植园主以及无产阶级和一般的人民，也包括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革命家们’。”（p.85）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一党专制的卡斯特罗政权，以革命之名实行的是任何革命的敌人（包括美帝国主义）都不可能施行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种红色恐怖中，美国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17日策划的“猪湾登陆”作战遭到可耻失败，成为卡斯特罗彻底镇压古巴一切反对派的借口。过去在Machado或Batista独裁政权下，人们还可以声称自己中立或不管政治而生存。现在，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民只提供四种活着的选择：执行枪决的刑警队刽子手、顺从国家独裁的奴隶、监狱犯或者流亡。卡斯特罗在5月1日劳动节，无耻地宣称自己终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式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为向斯大林式专制体制的转换。令人震惊的是，安那祺运动领袖之一Manuel Gaona Sousa于1961年11月24日发表“古巴自由主义者的澄清和宣言”，彻底背叛他自己的历史和同志，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卡斯特罗体制。后来流亡的古巴安那祺人士们，成立流亡自由古巴运动（MCLE），不得不异常艰难地面对古巴政府和Gaona这样的叛徒的国际宣传攻势，几乎没法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多数安那祺主义团体）的理解和支持。Abelardo Iglesias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中悲愤地呼吁：“剥夺资本家的资产，把它们交给工人和职员，这叫革命；但是，把它们转化为国家垄断而生产者只有服从的权利，这叫反革命。”（p.101）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连这一最基本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都不知道吗？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在经历被出卖、镇压、流放的命运后，又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包括安那祺主义）歧视、偏见、诽谤的受害者！

通过古巴这个典型的个例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一党专制是卡斯特罗统治的本性，而“社会主义”只是挂在门前的羊头以维持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不管它叫“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花样）不仅与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即安那祺主义）毫无关联，反而是极端对立的畸形堕落制度。这对我们理解苏联的形成和消亡以及今天中国的走向，都极具参考价值。

流亡在迈阿密的古巴安那祺主义者们最后的奋斗是于1979年11月创刊Guangara Libertaria季刊，一直坚持到1992年秋天，总出版50集，印刷225,000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进步运动终于对卡斯特罗体制、对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来得太晚，很难对古巴的安那祺运动的恢复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我们确信，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展开的安那祺运动所经历的希望、挫折、失败、再希望的过程一样，只要人类渴望自由，就一定会见证安那祺主义的复兴；吸取了惨痛教训的安那祺主义在复兴中，会学会重新组织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更公平、更自由的社会秩序。

[赵京 2008年11月24日 美国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