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observechina.laogai.org/content/02192013-1458/%E4%B8%AD%E5%9B%BD%E8%B5%B0%E5%90%91%E6%B0%91%E4%B8%BB%E7%9A%84%E4%BA%94%E4%B8%AA%E8%B7%AF%E5%BE%84

中國走向民主的五個路徑

直到最近，才有人開始認真考慮中國政權過度的可能性，設想各種合理情境。

　　知識分子們進行的這種揣測中國政治未來的活動讓有些人着迷，卻讓很多人困惑。普遍的想法是，積習難改的中共決意要維持其政治壟斷，也有辦法再存活一段時間（儘管不是永遠），也有少數人則認為中共來日不多。事實上，中國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10到15年內進行民主化過渡。 這種對中共民主未來的樂觀看法是基於國際及歷史上的各種民主過渡經驗（過去40年里約有80個國家由獨裁統治過渡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民主體制），同時也是基於幾十年來為民主過渡多樣化及獨裁體制潰敗（二者緊密相連）提供了重要見解的社會科學研究。

　　誠然，那些相信中國一黨政權仍有足夠彈性再統治幾十年的人能夠表明，中共有巨大能力進行維穩（一個不夠民主的體製得以存活的最關鍵因素），有能力適應社會經濟變化（儘管學界針對其適應程度一直存在紛爭），也能始終讓經濟成就成為其合法性的來源。

　　至於中國人民為什麼應該擺脫幾十年的一黨專政則有諸多因素可言，可預測政權更迭理論的支持者們早已歸納出這些因素，在這些導致獨裁統治衰潰的眾多起因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獨裁潰敗有其邏輯。一黨專政無論多麼深奧老練，都必然會經歷組織老化和衰敗。領導人越來越衰弱（無論就能力還是意識形態信奉度而言）；這種體制易吸引野心家和投機分子，這些人以投資者的身份來看待自己在該政權中的角色：他們對政權維護和生存做出過貢獻，想把回報最大化，結果便導致腐敗加劇、統治惡化、遠離群眾。實證地來看，一黨專政的組織性潰敗可據其有限壽命來測量。迄今為止，一黨統治的最高壽命是74年（前蘇聯）。墨西哥和台灣的一黨專統治分別在為71年和73年（儘管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失敗使台灣獨裁壽命的計算有些複雜）。更何況，這三個最長命的專制政權在退出政治統治的前十年就開始經歷體制性危機。如果同樣的歷史經驗在共產黨掌權63年的中國重演，我們可以理智地推測，在接下來10到15年內發生政權過渡的可能性的確很大，屆時中共將達到其一黨統治壽命的上限。

　　其次，社會經濟變化的效應--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城市化加速、以及通信技術的改進-- 都極大削弱了集體性行為的成本，使專制政權去合法化，使人們對民主產生更多的需求。結果，那些在貧窮農耕社會統治相對容易的專制政權發現，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自己越來越難維持統治，最終也將無法統治。數據分析表明，專制政權一旦在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時就愈發不穩定（民主過渡也更可能）。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時，發生民主過渡的可能性就會急劇增長。很少有專制政權能夠在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時存活下來，除非它們是石油輸出國。如果我們應用這種觀察，並把通貨膨脹的可能效應計算在內時（儘管如上購買力平價數據是常數），就會發現中國目前正處於這一“民主過渡地帶”，因為其人均收入已達到約9，100美元。這一數字堪比韓國和台灣在80年代中期民主過渡前夕的收入水平。在未來10到15年內，其人均收入將超過15，000美元，城市化將達到60%到65%。中共現在維持其統治就已經很難（就人力派遣和財政資源而言），設想在10到15年後這一任務將是多麼不可能。

　　如果這一分析足以使我們相信中國在接下來10到15年內很有可能產生民主過渡，那麼一個更有趣的問題則是“這種過渡將如何進行？”

　　基於70年代以來豐富的民主過渡經驗，中國有可能通過五種方式走向民主：

　　“快樂結局” 是中國民主過渡的最可取模式。典型而言，由舊政權精英階層運作的和平權力退出會經歷幾個階段，開始時是合法性危機出現，這一危機可能由諸多因素所致（比如經濟蕭條、軍事失敗、民眾抵抗、鎮壓費用高昂、腐敗泛濫）。部分領導人認同該危機後會相信專制政權已來日不多，他們應當啟動和平權力退出。如果這些領導人在政權內取得政治支配地位，就會通過開放媒體、放鬆對公民社會管控等展開自由化進程。然後他們會和反對派領導人談判，確定過渡後政治體制規則。最為關鍵的是，這種談判將以對舊政權精英階層的保護為主，這些人長久以來踐踏人權，維護舊政權國家機關特權（如軍隊和秘密警察）。這些談判一經結束後就會舉行選舉。大多數情況下（台灣和西班牙例外）代表舊政權的政黨會丟掉選舉，隨後新民主時期便會到來。當下的緬甸民主過渡就是這種模式。

　　但對中國而言，是否會有這種快樂結局還要看精英階層能否在舊政權無法挽回般地喪失合法性之前就進行改革。歷史上後極權主義政權的和平過渡都糟糕透頂，主要是因為政權在決定改革時已為時過晚。台灣、墨西哥和巴西等的“快樂結局”過渡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舊政權一息尚存，還多少能得到社會關鍵團體的支持。因此，掌權精英越早展開這一進程，就越有可能成功。然而矛盾的是，強大政權往往不願改革，軟弱政權則無法改革。就中國來說，軟着陸的可能性取決於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未來五年的表現，因為政治軟着陸的機會之窗不會永遠敞開。

　　“戈翁（戈爾巴喬夫暱稱）來中國” 是有着險惡情節的“快樂結局”的改版。在這一情境下，中國領導人錯過了開展改革的歷史機遇。然而在接下來十年裡，各種不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趨勢湊在一起（比如人口老齡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社會不公、腐敗和社會動亂等導致經濟增長放緩），最後迫使政權面對現實。強硬派被罷黜並由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改革者所取代，於是就有了中國版的glasnost和perestroika（俄語，意即“改革與開放”）。然而當時該政權已經徹底失去公信力，也失去了關鍵性社會團體的支持，自由化引發大規模政治運動和極端主義。舊政權成員開始叛變--他們或是投奔反對派或是逃至南加州或瑞士的安全港。政治混亂當中，政權也經歷了同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間相類似的內部分裂，隨後一位極端民主化者代替了溫和改革者，吸納了大量舊政權變節者的主要反對派獲得廣大群眾支持，拒絕向共產黨低頭，也拒絕與之談判。共產黨政權垮台，要麼是因為選舉使其忠誠者丟掉權力，要麼是因為反對派同時奪權。

　　中國若出現這一幕將具諷刺。在過去二十年裡，中共極盡所能避免蘇聯式的垮台。如果“戈翁”就是給中國帶來民主的那一幕場景，也即意味着中國顯然從蘇聯身上吸取了錯誤教訓。

　　“天安門歸來”是第三種可能。這一幕會在中共仍然拒絕改革時發生，即使社會中政治極端化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在“戈翁一幕”中奏效的因素同樣也會再次發生作用，只不過導致垮台的不是政權內部改革者的自由化，而是由意料之外的大規模反抗引發的全國範圍社會組織運動，就像1989年時的天安門事件那樣。這種政治革命將會與天安門民主抗議峰涌時期和中東“茉莉花革命”時期的表現非常相似。就中國而言，“天安門歸來”引發不同政治結果的條件是中國軍方拒絕再次干預進來拯救中共（自70年代以來由危機引發的過渡情況中，軍隊都在最關鍵時刻放棄了專制統治者）。

　　“金融危機”--我們的第四種情境--能夠在中國引起民主過渡，正如1997-98年東亞金融危機導致印尼蘇哈托政權垮台那樣。中國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系統與蘇哈托時期的印尼銀行系統有許多共通點：政治化、裙帶主義、腐敗、管理不力、風險管理能力差。如今，中國金融系統累積了大量不良貸款已是既成事實，一旦這些貸款被確認，技術上就很有可能破產。何況，近年來通過影子銀行系統形成的表外交易活動正迅速發展，給金融穩定帶來更多風險。資金進出中國手段的不斷升級削弱了中國對資金的控制能力，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更糟糕的是，中國過早進行的資本賬戶自由化會在系統性經濟危機時期加速資本外流。中國的金融系統一旦遭遇崩潰，經濟就會停止增長，社會動亂將難以控制。如果武警和公安無法恢復秩序，軍隊也拒絕為執政黨效命，後者就會在混亂中喪失政權。由金融危機本身導致垮台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中國所承受的經濟代價很有可能毀壞其經濟成果，間接使中共最終喪失合法性。

　　“環境崩潰”是最後政權改變的最後一種路徑。鑑於中國目前環境惡化的突出性，由環境崩潰引發政權改變的可能性並不小。環境崩潰與政權改變之間的關係雖然複雜但並不是無法理解。顯然，就醫保、生產力喪失、水資源短缺、外部損害而言，環境崩潰帶來的經濟代價將十分巨大。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已經開始讓城市中產階級和政權脫離開來，並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抗議。環境保護行動主義將成為一種把不同社會組織聯繫起來共同反抗一黨專政的政治力量，它們認為中共在環境問題上冷漠無情、反應遲鈍、毫無能力。中國環境的嚴重惡化也意味着環境性災難發生的可能--大規模有毒物質泄漏、破紀錄式災害、或有毒煙霧繼續泛濫--都能引發大規模抗議，為反對派迅速進行政治動員敞開了大門。

　　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國際社會區而言，這一學界思考的剪影應當發人警醒。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過中國權力過渡的各種可能性及合理場景。當我們一一審視這種過渡的可能起因和情境時，就應當想想那些無法想象又無法避免的事，這一點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