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鈴江言一著《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鬥爭》所感

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再相信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必然”了，北京政府最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把“四項基本原則”塞進憲法的第一條，靠強權來維持這個“立國之本”。不過，二十年前，面對隨處可見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標牌卻沒有多少人感到過抗拒，對此今天的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動搖”的口號，“歷史的必然”不是再明白不過了嗎？再往前推二十年，連白宮政府（杜勒斯）也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無所適從呢！但如果我再往前推二十多年，面對北伐勝利，國民黨一統天下大業告成的一九三零年，會有人科學、實證地研究出世界戰爭在中國的利益衝突的展開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必然勝利嗎？

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五日（十五年以後的這一天成為日本投降日），鈴江言一（1894-1945年）在其所著《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鬥爭》[1]序言中開宗明義道：“兩年半前（1927年）在廣東宣告成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工人、農民最近又占據了長沙，帝國主義列強和國民黨撲將而去，不久即奪回了長沙，取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但奪回長沙在今天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為什麼呢？/能夠在此歷史開頭完成此書，感到無尚欣慰。”“無論怎樣，畢竟維持了兩千多年的中國特別的國家秩序，被歐洲資本主義的到來突然攪亂了。/歐洲資本主義集中對中國和中國人進行原始的殖民地剝奪，他們把商品和資本用軍艦搬運而來，把原材料搶掠而歸，中國的所有統治階級都成了他們的工具——買辦。/當中國的富豪收颳起農民的貢納品終於戴上“CAPITALIST”（資本家）帽子的時候，中國已經被鮮明地按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中國的重要海岸已經被帝國主義列強奪去，河川成了他們的私產，礦山、鐵道等基礎產業被置於他們支配之下，關稅也由他們管理，他們還君臨於銀行的財政。總之，他們在中國的絕對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已經被不可動搖地規定下來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鈴江明確地宣告：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的歷史前提，清朝的專制主義政治崩潰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封建地主武裝的軍閥與官僚貴族的統治。/在從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制度轉換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必然要反抗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支配，在這種場合的共同對敵的民族鬥爭中，階級矛盾被遮掩起來，他們成為工人、農民的同盟。/但是，在帝國主義資本的影響下形成的由中國式的富豪轉換而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經濟（即農業經濟）的地位中，沒有與對農民生產進行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對立，而是與被榨取的農民階級相對立。同時，在民族資產階級面前又存在着：（1）為獲求徹底的土地革命而鬥爭的農民大眾；（2）在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軍閥統治的政治鬥爭中為獲求自身解放不存在絲毫妥協可能的工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投降，與封建地主妥協，對於昨天的同盟，今天以不共戴天之仇的面目出現。……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就是喪失了革命領導權的民族資本主義、封建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結合，也就是帝國主義列強的總代辦。”中國革命的特性和其必然的發展方向就由以上諸情況決定，此書對這類事情，以及在這些事件中活躍登場的各階級：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工人、農民、半殖民地的幼稚知識分子的作用進行客觀的記述。“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軍閥戰爭、反覆無常的兵變、學生運動、抵制外貨、共產黨、農村鬥爭、土匪……，一般人見到的只是不間斷的‘混亂’。但只要對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進行準確的解剖，就不存在任何‘混亂’，那些看起來混亂的東西，都運行在一條必然性的軌道上。本書的目的，第一，就是對那些只看到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混亂’的人們，提供這條軌道的必然性說明；其次，就是對那些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考察中國的人們提供必要的資料。本書的表現形式就取自於考茨基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

應該公平的指出：鈴江的此書已經高於考茨基。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眾多研究中，基於馬克思主義史觀對既有歷史事實的再透視已經決定了考茨基的“階級局限性”，考茨基（以及梅林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並不比梯也爾、米涅、基佐（Guizot，1787-1874）等資產階級學者提供多少新的視野。但鈴江對中國革命史的研究，以及他最早的《孫文傳》，遠遠超過《西行漫記》（斯諾）、《偉大的道路》（史沫特萊）等新聞性報道，成為研究中國革命史之經典讀物。正如校訂者阪谷芳直所解說的那樣：“大正時代中期（1919年3月），作為25歲的失意青年漫無目的飄然渡華的鈴江，被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革命運動所觸發而激起強烈共鳴，以自己的生命在革命運動中把自己培訓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其間沒有懈怠對中國革命的科學的研究考察，以自身的實踐體驗和活生生的資料為基礎，為世人捧送比三十年代前後無論在日本、中國或全世界都找不到的關於中國革命的高水平且具正確透見力的勞作。”

在第一章“軍閥與官僚”中，鈴江通過軍閥戰爭的分析，揭示出軍閥的本質，“總之，軍閥的地位與活動是以帝國主義殖民掠奪的本質政策為前提的，其結果必然是阻礙中國的近代國家的統一運動，維持封建支配關係來不斷對工人、農民的生活進行搶奪壓榨。……軍閥之間不斷展現的各種紛戰的永久混亂狀態，無非表明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除無產階級革命之外別無解決途徑。所以，在過去的國民革命中，不具備徹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必然以打到軍閥開始，以與軍閥握手妥協告終。”這樣的結論，完全屬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內容：“南京政府沒有觸動土地所有問題，以後也沒有這種打算。因此，在軍閥戰爭中（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等等都是軍閥），必然地，構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務，相互交錯、結合，最終只能靠工農專政的勝利才能獲得徹底解決。”如果說，僅靠地主階級的武裝代表（軍閥）並不能實現對中國的有效統治的話，官僚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前世紀的英雄（即官僚貴族的棟梁）可以維持大一統的帝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們（主要是日、英、美）的入侵下被武力分割為不同的地盤，他們與軍閥勾結在勢力範圍內布下地主階級的專政，而最有力的軍閥與官僚就構成了“中央政府”，這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首尾一貫的特性，在對方的軍閥地盤上就沒有任何指揮權。這樣的狀況，正是不惜一切手段在中國謀求經濟侵略的帝國主義所求之不得的。而官僚，在軍閥混戰、帝國主義侵略面前，無非就會耍三種手段：（1）爭相出賣中國的主權（經濟方面）；（2）爭相發行公債；（3）加緊對民眾的直接掠奪。其結果，當然是擴大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支配權。從1911年到1927年的十六年間，“中國元首”換了九回，內閣更迭高達四十六回。國民黨藉助工農支持，在“反對黨派之爭”、“反對軍閥混戰”的口號下，達到北伐的成功和統一的形成，卻也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轍，走軍閥、官僚的老路（其轉折是蔣介石到達上海後維護帝國主義列強利益，鎮壓中國糾察隊），都表明了鈴江對於中國革命前程的堅定信念：“解答只有一個：只能靠由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進行的國民革命才能達成。”

第二章“地主、土豪、劣紳以及農民”是此書的重點。面對中國的農村現狀，鈴江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報告最為正確、科學（可惜他沒有讀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表明了民國政府已經不可能獲得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農民的支持，在國民革命的根本問題（土地所有）沒有得到任何解決之前，民國政府已經開始解散農會，靠地主、土豪、劣紳來維持在農村的利益了（政府官僚們本身就是大土地占有者，特別是南京附近的土地皆為官僚家族之私囊）。“總之，國民黨只不過是為了維持對農民的支配才講土地問題、“平均地權”等等，事實證明國民黨已經失去了講土地問題的資格。國民黨對農民的許諾越多，農民就越離棄國民黨而去。”但農民已經開始了政治的覺醒，而共產黨的政策、宣傳又最能抓住農民的人心，農民鬥爭的必然結局就是選擇蘇維埃，由此，中國革命大致方向就很明確了。當然，鈴江雖然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五年，但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度過，並沒有深入地體驗農民生活方式中不可變動的惰性，一方面賦予農民運動過高的政治自覺意義，另一方面又沒有預想到農民生活的巨大慣性隱約地影響着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政府在內的歷屆統治階級的決策。鈴江正確的指明了喪失農民支持的國民黨政策的失敗，十五年以後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中，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國軍”敗於共產黨組織起來的浩浩蕩蕩的“打老蔣”的民工小車隊。獲得農民的支持是主導中國革命的必要條件，依中國的現狀，沒有政權腐敗、先靠政策宣傳的共產黨比較容易的抓住這一點，毛澤東在共產黨內領導權的確立同時表明了中共的成熟。中共的教科書比鈴江更詳細的記述了共產黨人在“政權就是一切”、“政權出於槍桿子”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的英武業績，但共產黨在獲得政權後不得不依從一種必然的迫力，把背棄農民、壓榨農民作為維護政治統治的國策，直到今天，我們還是看到：中國的根本問題的解決都有賴於農民的解放程度。

當我們明了農民的狀況，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資產階級的無能了。鈴江在第三章“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結論中引用共產國際1927年7月中央第十次擴大會議的發言：“中國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都與解放農民、橫掃封建殘餘密切相關，這個中國革命的所有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卻無法由資產階級來解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全部特徵都可以歸結於這麼一個歷史事實：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發達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以軍事和經濟的實力阻礙中國資產階級在本國（特別有如此巨大的市場和資源）的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無法徹底完成所謂的國民革命，自動地與其反對的封建殘餘結合，向帝國主義投降這個事實，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對於中國產業的發展，進而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都賦予了重大的條件與特殊性。”對比“後發資本主義”德國和日本的歷史，都發覺國家強權對產業的輔助政策之不可缺性，反過來說，民族資產階級從本質上是愛國的，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來推行保護民族利益的產業政策。中國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政治強權，曾經給一些人帶來過幻想，中共制定的國旗中也給予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五分之一的地位，不過，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命運比在外國資本主義（特別在今天，如香港）的壓榨下還悲慘，這似乎表明統治階層更注重政治的安定而不能容視可以異議其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成長。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兩個中國人政府都在競相加入GATT，也表明作為一種政治強權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必須扮演的功能。共產主義作為唯一可以在中國大陸達到統一的強權，其勝利是合理的必然，今天，這個合理的歷史必然性，又要求中共搬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牌子來維持其對中國的統治。

在第四章“知識分子”中，鈴江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逐漸萎縮的地位與作用，可以分為五個時期來說明：（1）推翻清朝專制統治的辛亥革命為止的時代；（2）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國民黨改組為止的時代；（3）五卅運動（工人階級獨立展開鬥爭）時代；（4）南京（蔣介石）、武漢（汪精衛）政府對峙時代；（5）現在。“半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自覺活動在第（3）時代才開始由年輕人組織起來並實際參與，其整體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急進傾向，在第（4）時代中只有年輕的知識分子的活動還代表着抗拒資產階級的反動化的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立場。”不過，以1927年夏天為轉機，當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力量出現在中國社會的舞台上時，小資產階級的運動也失去了昨日的光華（少數人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之中間了）。一般地，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到政府權力機構當中。從科舉以來官場成為他們唯一的進階之途，直到今天，那些爬得最快的“教授”、“學者”，基本上都不是由於學術研究成果而是尤其喪失人格、依附政治強權的權謀達成的，所以不可能指望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或革命功用。中國的知識分子連為他們爭取自身地位（人權）的資格都沒有。鈴江所指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學生運動，但中國的學生本身連養活自己的臨時性工作都不干，完全沒有一絲經濟上的獨立性，學生運動只是敏感地反映出社會矛盾爆發前的預警，而鎮壓學生運動的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作為政府機能都是很脆弱的，很難維持其統治的正統性。

鈴江對中國的工人階級寄予極大的期待，第五章“工人”中：“既然帝國主義的基礎在於殖民地的榨取，半殖民地中國的解放運動就對帝國主義的命運有決定性的關係，由此而言，中國工人的鬥爭對於帝國主義的命運有決定性的關係，即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構成了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前線陣營。”當然，絕不軟弱的中國工人階級（絕對數值而言有270萬產業工人，1200萬手工業工人）在其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時就被國民政府背棄了。羅章龍1928年在太平洋工人會議機關報上發表文章論到：“所有罷工都被‘維持革命軍的後方秩序’的軍事上的必要為藉口所禁止，北京陷落時工人階級準備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罷工依然被禁止，只是口號變成為‘工人階級必須為中國的安寧犧牲階級的利益’，政府對於今天的服從，給予工人們種種將來的約束，蔣介石宣稱：‘今天你們服從政府的政策，將來會使你們都乘上自己的小汽車’。”如果不溫順，就有“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等“法令”將之格殺勿論（請對比今日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如此，中國工人階級已不可能對改良抱任何幻想，正如毛澤東說的那樣：中國工人階級受壓迫最深、革命最徹底，與農民有天然同盟，自登上政治舞台就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到這裡，中國革命的進程和動力都很清晰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鈴江此書的研究完成，已經達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中國社會現代政治史的分析的極點，而其先見之明也表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所包含的歷史必然性，正如我們不該因為蔣介石被趕出中國大陸就否定中國國民黨在創建共和、統一國家、組織抗戰方面的功績，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中共今日在天安門的屠殺就否定其早期的奮鬥。通過此書，我們可以確認共產黨人對中國前途的探索，其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精神符合中國在現代史所必需面臨的選擇。對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我們既沒有必要歡欣鼓舞，也不必擔驚受怕，在這種合理的現實中透視出新的合理性去創造中國的新實現。這個新的合理性中國人過了四十年才逐漸覺醒過來，我們反而可以證實鈴江在六十過年前的透見，以及他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效用。鈴江也預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世界資源的不均平）和日本帝國的滅亡，成為真正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少數幾位日本學者之一，這對深受國家主義教育毒害甚至成為國家暴力幫凶的至今的日本學術界仍有強烈的教育對比，本可以藉此提高日本學術界（社會科學）的整體水平。

今天我們可以對馬克思主義有較全面的了解，特別認識到其階級論在說明社會所有現象方面的局限，也更容易理解鈴江此書中的難以逾越的困難。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日本人，鈴江自然很敏感地關注帝國主義資本在中國的影響，他自身也交際於國共的領袖之間，自稱在武漢時代國民黨左派政權里得到“國賓”的待遇（他本人倒從來沒有政治上的打算，雖然在抗戰中還秘密為胡漢民、津田會談擔任翻譯），從實踐的感知面上也強烈地受着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影響而容易忽視中國社會長期沉澱下來的除政治鬥爭之外的社會因素。例如鈴江分析二十年代中國官僚的表現入木三分，但也過分誇大了中國官僚在帝國主義列強下崇洋媚外的方面，對於中國官僚在維繫動盪中國中的政權基礎所從事的事務性的機能就無法考察得全面細緻。關於這一點，例如鈴江的好友伊藤武維等人利用“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對中國農村等進行的民族學考證，以及稍後的美國費正清等人對中國歷史制度的再分析等等，都更顯科學系統。從整體上看，鈴江在此書中表明：在帝國主義階段成為列強最後、最大一次殖民爭奪地盤的中國，只能靠階級鬥爭、靠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徹底解決中國革命的最緊要的民族危機（但不是所有問題），那麼，最徹底執行階級鬥爭政策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最徹底的民族主義者，這就是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的最充足的說明，從方法論上也是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辯證揚棄。

在民族危機的開頭，中國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掌握了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導權（這在抗戰中充分表現出來），那麼，在中共建國以後，民族主義的矛盾已經讓位於民主主義的問題時，中共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就表明中共已經失掉了掌握、解決中國命運的領導權，這就是中共所樂於提示的“歷史的辯證法”。

[補註：在此文基礎上，我擴充對鈴江的研究，發表為The Politics of Suzue Genichi: The Class Conflicts in Chinese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9, No.1, 1997.]

[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1993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