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2）
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三、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共产国际建立统战策略以前，中共从来都是把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第一的政治方针。就是在“九一八”发生以后，中共的基本政治方针仍然没有基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在1931年举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做了结论讲话。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其中心是清算李立三不尊重共产国际，从而确定“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他说：“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路线。
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基本任务，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加以重复强调。中共《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的结尾两句是：“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注1）（本章以下凡是引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不再另外【注释】）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选的文件是比较含蓄的，有的太露骨的文件没有选入。但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有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基于这点，该宣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于是号召：“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注2）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道路”。这是要中国人只能够在日本人和中共统治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现实生活中治理和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共则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造反，首先予以推翻。这难道不是和日本侵略者并肩战斗吗？
又过了五天，9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署名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贺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这份重要文件也没有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由日本人编辑的“毛泽东集补卷”（三）中收入。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公告原文将近五千字，只在很短的第一和第二段提到了日本，第一段只提到日本一次，说它占据了东北；第二段说责任在国民党；第三和第四段全在骂国民政府；第五段是用煽动性的文字号召士兵起来造反，全文是：“士兵兄弟们！你们受了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拼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第六段是号召士兵加入红军，先打国民党，后打日本人，全文如下：“士兵兄弟们：你们必须要另想出路啊！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做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军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你们就变成了工农兵的武装──工农红军。如果你们住房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最后一段全文是：“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注3）这篇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抗日的气息呢？哪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只造国民政府的反，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在打倒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国共产党在9月20日和9月30日，连续发表的两次宣言。这《宣言》现在常常被中国的宣传资料引用，作为中共主张立即抗日的证明。但是从来都没有引用具体内容。这内容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主要是号召保卫苏联，至于打倒国民政府，是放在日本人之前的。第一次《宣言》声明：“帝国主义强盗看的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日本进攻东北，苏联当然感到威胁，所以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为了要保卫苏联而和日本战斗，而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作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性质非常清楚。最后一段说道：“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紧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膘，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这里给国民党定性为“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出卖民族利益”，要国民政府去抵抗日本军队是“梦想”，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屠杀民众的保票”，因此，“只有打倒国民党”，“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全中国。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另外一个决议：《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更全面地阐述了其观点。该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的主要背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寻求本国经济恐慌活动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的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薪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中共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联，因此必须消灭国民党政府，实行苏维埃式的土地革命，才能够有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具体的做法是，将民族的情绪都引导去消灭国民党的统治：“加紧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只有现在，才可以凭借出版不久的中共中央文件，弄清中共中央的基本企图，弄清楚中共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数天以后，中共就满洲事件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次两千多字声明的特点是，批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中共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还嘲笑这是谣言。这种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而只有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的主张，根源于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学说，国共两党代表处于对抗矛盾中的两个阶级。
1931年10月12日，再次发表宣言。除了开始部份是分析所谓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国际形势以外，其余都是攻击国民政府，一再重复道：“不打倒国民党，我们就不能同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更有甚者是，再次向全国发出罢工罢课，用一切方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号召：“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这是和日本人并肩战斗反对中华民族。这些历史中共当政以后从来不提，因为中共不断篡改历史，把自己妆扮成为一贯的抗日者。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第一号负责人王明的意见，也可以说明中共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王明在《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中表述道：“在远东开始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加紧了反苏战争的危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整个共产国际，都不是什么奇怪或偶然的一回事。……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企图经过满洲、华北、上海等地去直接反对中国苏维埃区域，去进行反苏底战争……。”这分析的不合乎常识之处在于，日本人为什么需要“经过满洲、华北、上海”到江西去消灭微不足道的中国苏维埃呢？王明所指出的任务，倒是反映了中共的真实主张：“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民众，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决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与武装干涉底危险，能够用革命的出路来解决危机──即是取得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底胜利──至少是在许多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底胜利，才能消灭战争和武装干涉底危险。”（注3）这是那时候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基本思路，及要从根本上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够消灭战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共仍然把现存的国民政府作为首先要打击推翻的对象。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1年11月7日──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正式成立。所谓“苏维埃”，俄文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将工农兵代表大会称作苏维埃，也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常务主席有七人：项英、周以粟、曾山、邓发、张鼎臣、陈正人、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
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有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这个《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土地法》共有十四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27年2月7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瑞金城北的业平，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管理与“共和国”以外的货币交换。货币上印有列宁的头像。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一）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二）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这国徽和国旗的决定是在1934年，那时候长城抗战已经失败，华北已经在危急中。
在《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这段宣言的不平常之处在于，提出了创造“永远和平”的任务，而“反对世界大战与国内的军阀战争”。那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呢？包括在“世界大战”之中，反对战争中的哪一方面呢？显然故意回避，然后说，“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九篇文件（一共五十六页），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次“日本”，好像“九一八”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联合抗日的任何声明或行动。之前在有关日本侵略的几次声明和决议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从来继续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
这就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所采取的态度。
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弱小的武力，在正面战场以血肉对抗日本侵略者以外，还要在江西与中共红军作不可避免的战斗。心腹之患不除，国民政府如何能够抗战？
不过中共的决议也并不是独力做出的，共产国际早就已经为它制订了方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1932年9月关于中国问题做出了决议。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决议规定其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给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列任务：更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取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几点令人注目：在“白区”的反帝运动，首先是领导权，即中共一党的私利；扩大和巩固苏维埃、红军；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是只规定中共在下层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就不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政府仍然继续推翻政策。
以上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从苏共的立场说，是自然而然。但是，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以苏联的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国共产党本身虽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的困苦，完全为了外国服务呢？
可以说，从“九一八”开始，在苏共绝对统治和支配下的中共，不顾日本侵略中国的极为艰难的形势，不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所必须的全民抗战，而只按照共产国际“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指令，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
这个在江西省的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陆续对国民政府展开武装和宣传攻势。在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国内，有一个旨在推翻自己的“国家”存在呢？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一段历史不仅仅被掩盖着，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着。过去的不必提及，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识份子，已经正面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于抗战的贡献，对于民族的伟大功劳的时候，对于中共此时按照苏共指令行事，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继续编造中共一开始就领导，或与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的抗战。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提到“一二八”抗战说道：“还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通告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腥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有上海’，‘我们现在是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同盟罢工反帝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杭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注4）这本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万字的巨着，比过去已经有相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学术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页下面，【注释】出引文的出处。但是以上连续三段引文没有写出处。查由中共中央档案錧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从“九一八”开始到1931年年底的四百多页的文件中，完全没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没有为“一二八”发出的专门指令，甚至连“一二八”的字样都没有，而且这几条引文，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于何处。而且，引文中所说的中共领导了上海民众对“一二八”的直接支援，也不可考。因为根据刘少奇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从1927年起，中共地下党完全被摧毁，偶然存活的人，哪里还有力量领导呢？上海的《申报》等大报在“一二八”中的报导很多，读起来常常令人热血沸腾，可是没有一处提到了中共的领导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考察中共党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经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党也被完全破坏，最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江苏省委的秘书长刘哓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也离开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10月；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曾经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人冯雪峰到达上海，才恢复了上海的地下组织，而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到达上海是在1936年7月。所以那之前除了隐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过极为隐秘的活动以外，中共与上海的此起彼落的救亡运动无缘。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共中央在1934年4月20日发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检讨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给这个运动以强有力的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的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显然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后来编造的神话。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明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的发言，他当然极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用，他也只能够提出两方面说明，即苏区曾募款一万多汇到上海，开办饭堂来养活罢工工人；另外一项就是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的抗战行动。（见《王明选集》第四卷第111页）这时候中共通电的对象只有“士兵”而没有“官”，“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应该打倒的，这是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对十九路军的指挥官，王明在同一个发言中仍然是否定的，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二位将军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抗战是“不得已的”。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的三年时间，中共的策略是三位一体，不可能有其它：“自从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对照《王明选集》第四卷中，收录的他在中外《共产国际》第六期上发表的三点几乎完全一致，并且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尽力聚集一切可能的战斗力量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力求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保障有无产阶级的骨干，而且使这个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国民党。”（注5）
也就是说，由中共领导的所谓统一战线，是要先推翻国民政府，创造出抗日的必要条件，再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51页的白纸黑字不容篡改。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还没有出现以前，中共不可能有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主张。编造历史几十年，已经获利极多，现在不少原始史料逐渐见世，继续编造就不容易了。
事实是，日军和共军在南北交相进攻国军：
在1931年，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政府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年11月14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在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红军队伍。（注6）
1933年的12月，以蒋介石、李济深为正副司令，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2月21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河，3月4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月3日，共军攻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但是在南北夹击下，国民政府军队南北都战败。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谴责国民政府丧失热河等要地，但是从来不提及共军在此时与日军南北夹击国军的事实。
不仅如此，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却在几十年以后，以当事人的身份在北京写文章，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一二八抗战，这就更令人迷惑。可是查一查原始史料就可以知道，正是他们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以后的第二年，即1932年，专门办了一个杂志“挺进”，来记录他们英勇的对日作战，军长蔡廷锴题写了书名，众多有名人物，包括副军长蒋光鼐，参谋长戴戡也题字。蔡军长还亲自写了发刊辞。现在将发刊辞的有关部份抄录如下：“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只是屠杀、压榨、恐怖、饥饿与死亡，而中国共产党又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掀动着不情的毒焰，使全国人民更趋入死路。中国共产党自实行它的暴动政策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政权以后，已完全暴露了它的阴谋和盲动，它为着要做拥护苏联的前卫，要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工具，不惜破坏及抛弃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更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生活，以供它们盲动政策的牺牲。它现在所用的土匪式的游击政策，不特不能为中国民众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反而完全破坏了中国民众的生机。使江西、湖南、湖北各地民众，更深入于屠杀、压榨、恐怖与死亡之中。”（注7）蔡廷锴对中共批判的严厉，对中共受到苏联的指令而破坏中国民众的生活，非常愤怒，他指中共时不用平常的“他”字，而用表示禽兽的“它”，足以表示蔡军长的轻蔑；中共那时候不仅仅非常弱小，而且几乎被全部消灭，这个因为抗击外国势力而成名的英雄，怎么会去接受中共领导呢？几十年以后蔡廷锴是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中共统治下，这个昔日的英雄已经面目全非，也许有不得不言的难处。但是编造历史，粉饰中共，说“一二八”抗战是中共领导的，欺骗后人，就令人难以理解。他忘记了该杂志的编辑是《十九路军挺进杂志社》，发行者就是“十九路军指挥部”，由他主导的各种文献保存着刚刚发生的历史。
到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而提出统一战线之前，中共对于抗战只有公开的破坏，而无参与。
【注释】：
1、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3页，第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的14页，编者：本庄比左子，发行：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4、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补卷》（三）株式会社北望社发行，东京，1970年。
5、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第177页、第111页。
6、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八册第123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五年（1976年）
7、十九路军挺进杂志社：蔡廷锴《挺进·发刊辞》第1-2页，十九路军指挥部发行，中华民国22年，福建省漳州。
第一卷 四、以抗日为名的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不仅仅发出了符合苏联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不利的一系列文件，还按照文件精神而实施了许多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打出了抗日旗号，却没有向日本军队放出一枪一殚，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这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共元帅和高级将领们的回忆录中，才透露出来的。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不是一群凡夫俗子，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在全国民众抗日爱国高潮汹涌的时刻，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去推翻正面抵抗日本军队的国民政府，一定会进一步失去人心。中共的策略及时做出了调整，他们在1934年4月20日，同时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是公开的，文件名称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另外发出《中共致各省委、市委的一封最重要的秘密指示信》（注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48页-259页，以下凡是出于此书者，不再另外加【注释】）。中共加以利用的局势是：日本军队加紧侵略，已经控制了华北；国民政府基于需要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忍让妥协的战略；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
公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提出的六点行动纲领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最后说：“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施，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面对日本强敌，全民族只有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下，集中一切资源、人力、财力、智慧与日本军队作战。在任何处于危亡时期的民族，都只能够做出这样唯一的选择。但是中共在这里以抗日之名义，竟然提出“中国人民对日自动作战”，并且说成是“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这就是要将有苏联背景的苏维埃共和国合法化，在中国建立多个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并且不顾弱国非常需要战争准备的基本现实，蛊惑人心地主张立即对日宣战。这份文件，由中共的同盟者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字发表。有的缺乏理性的人们，以为光凭热情就可以打败日本军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份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起草，为的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情呢？近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同一天的秘密文件，才将中共的真正企图公开出来。
中共中央想要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打出抗日的旗号，以便扩大影响，聚集力量来推翻国民政府。这指示的前面专门提醒“不要翻印原信，但必须将信的内容用口头报告”，即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发起签名运动，组织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让共产党得以抗日的合法机会，从事推翻国民政府的工作，认为这是“良好的机会”，“这封信的任务就是要专门说明我们目前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与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却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如果这策略能够彻底的深入进行，那末我们相信不仅能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走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也就能使敌人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
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
2、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尽可能的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
下面提出了七点方法，实际上使利用抗战的民族危机，巧妙地妄图推翻国民政府的方法。开头第一点是：“由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人（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共同发表）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这一条是先把中共躲藏在“灰色和反动”人物的后面；
“（二）尽一切可能使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刊物报纸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这仍然是要先掩护放暗箭者。）
“（三）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这纲领以后，我们要领导一切革命的组织立即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掩护这一纲领……。”注意其中的“领导”两个字，任何时候，中共都是以“抓权力”为第一。
以下的三条也都是如何扩大影响和加强组织活动。最后第七点是：“要用一切力量使这个纲领及环绕在这个纲领下的一切文件达到士兵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个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如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工人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中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瓦解国民政府军队的方法，规定得如此细致。
该秘密信件的最后说：“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要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对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的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份子惯用左倾词句和情绪，而企图将这个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
这两份文件中所显示：中共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根本政策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仍然在同一个文件之中；改变的只是中共的策略，即以抗日的名义，将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重要战略宣传和歪曲为“不抵抗”，同时鼓动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战来笼络人心，中共躲在背后，成立全国性的抗日组织，削弱国民政府的领导，再进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主张忍辱负重，以妥协退让换取战争准备时间，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共利用民众的热情鼓动立即全面对日宣战，是为了一党之私的破坏抗战的行为。本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再结合中共领导人们的夺取政权野心，就不会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但是这里用抗战的名义来破坏抗战，就更从内部损伤了中国的抗战。
这里对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必要加以说明。中共建立包括全国各阶层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共产国际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这以前的统一战线内容，见于两个多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其中专门对于以上秘密文件的执行情况，逐条总结得失，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指示道：“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应该发表通电，宣言或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农群众，朝鲜、台湾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济会，世界左翼作家联盟等要求实际的援助，以达到中国民众在真正的武装抗日战争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敌人之援助与掩护的目的。”这证明中共中央这时侯的所谓“统一战线”，仍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原则，只是联合统一国内外的所谓左翼力量，这些力量是受到第三国际的领导，以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敌人为基本发出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并没有民族第一的思想纲领，按照列宁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除了苏联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里需要保卫呢？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够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共当时的作为，不仅仅符合共产国际的指令，而且在理论上也符合列宁主义。
在这样的理论指引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4年7月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为了这支“抗日军队”的出发，中共中央还专门发表了训令。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的题目是：《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那时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中共中央规定以下任务：“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甲点中指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乙点的“反日运动”，是宣传，而不是对日作战；丙点指出的要消灭的敌人，全部都是国民政府军队；丁点是真正的战略企图。总之，这不是打击日本军队的“抗日先遣队”。
该先遣队以寻淮州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共有六千多人。这支“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连具体指挥作战的参谋长都不知道。1956年曾经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在1973年，粟裕曾经询问叶剑英，这支部队是谁派出的：1973年，朱德就这次军事行动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屈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注2）所以红军主力和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故事是编造的，根本不存在。
这支军队在福建与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会合，方志敏是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后来在怀玉山方志敏突围失败，被俘后杀。但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王明在1935年有全世界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方志敏为抗战牺牲：“……在这些战士中，有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在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受尽了虐待和凌辱，……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的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恒地而永垂不朽。”（注3）方志敏从来不是“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的领导，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前，他早就是敏浙赣苏区的创始者，是红十军团的领导者。“抗日先遣队”转战各地最后进入这根据地，进行了整编，“抗日先遣队”的七军团与地方武装红十军合并成立的第十军团，方志敏仍然不是军团领导，是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更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由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朱德选集》的第12条【注释】中，关于“抗日先遣队”的领导成员条目说道：“它最初由寻淮州、粟裕等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团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组成红军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但是王明却向全世界撒谎，并且让全世界知道有个“抗日先遣队”。
这一打击国军的行动，却印行散发了大量的中共准备抗战的文件。该先遣队唯一生还的指挥员粟裕回忆道：“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掩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中央交付部队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在打击国民政府军队的时候，“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这宣传的内容，与红军的真实的作战目的完全两样。
这支所谓抗日部队7月6日出发以后，首先打福州，失败以后，转战闽东、闽北一带，然后在9月中旬攻入浙江省；10月初活跃于安徽、江西交界一带的山区，10月下旬，进入福建、浙江、江西交界一带，与方志敏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11月下旬震动杭州，威胁芜湖；下一年的1月中旬，该先遣队的主力在浙江、福建交界的怀玉山一带被歼灭。
粟裕总结了好几条失败的教训，关于战略方面他总结道：“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红军主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挥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所谓“抗日先遣队”，并非抗日军队，而是打击和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在战略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碍了抗日准备，而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但是至今在中国大陆，宣传仍然在继续，仍然把“抗日先遣队”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头就坚决抗战的证据和象征；在中学的课本中，把方志敏作为因为抗日，而被不抗日的国民政府捕杀的烈士，而实际上方志敏是在武装破坏抗战。
编造的历史，在中国大陆，从每一个人小时侯就被灌输到头脑之中。
【注释】：
1、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
2、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第134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集第237页，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第一卷 五、活跃在抗日阵营的后方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其他武装力量，也正加紧从后方攻击国民政府的军队，破坏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中共的主要武装部队，除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红军以外，还有贺龙、张国焘分别指挥的两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根据新近出版的《贺龙传》，在1月底：“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枪三千余支。”3月5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段昌俊以下两千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击溃。”（注1）国民政府的军队两面受敌。
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该代表大会有三百九十个代表参加，选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机构。”“1931年11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继，乘夜向西南逃窜。……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多人，缴获枪枝三千余。”“1932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苏家埠的守军被围困两个多月，殚尽援绝……。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有约五千余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得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注2）
在华北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区的压力。“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举出了四个目的：（甲）、“……最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乙）、保存和扩大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丙）、“鼓动和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区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二军团是由贺龙所统率。后来这两个军团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丁）、留下一部分军区的独立部队保卫中央苏区。该军团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开始行动，由任弼时率领，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其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该军团转战于湖南、广西、贵州，常常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起到了牵制国军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10月26日，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10月28日，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在11月16日，贺龙指挥了成功的伏击战，将两个旅中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王震回忆红六军团此次任务时说道：“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同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区省委，由任弼时为书记，组成军区，由贺龙为司令员。江西的中央红军，原来并不打算“长征”，准备与这股势力会合，创建川黔根据地。所谓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是为了北上抗日，是后来编造的神话，这神话现在几乎在大陆家喻户晓。
于此同时，即1936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该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还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经过湖北、河南北上到达陕西。这支军队的确北上了，但是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线，而是西进，开赴甘肃。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谓“抗日”行动是中央红军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已经写入了教科书，中国大陆连小孩都知道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谓长征说成是抗日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论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经历的千辛万苦是预定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从此以后长达几十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千千万万的宣传机器，都把战败以后的逃避行动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就连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怀念长征出发时告别的战友刘伯坚时也赋诗道：“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似乎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其实这与抗日毫不相关。如果有关的话，那就是在战略后方打击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与日本侵略军的行为相呼应。
长征分为三路，一路是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通称红一方面军；另外一路是张国焘率领的从鄂豫皖到达川陕之间，再由川北通、南、巴根据地到达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并成二方面军），从相鄂川黔苏区出发，在四川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出发北上。事实上，这三路红军为了生存而逃往，而北上，他们作战略转移的行动只是与日本军队夹击国军。
从地理上讲，日本人占据着中国东北，又占据了华北，这三路红军最初却都是长程向西，并且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恰恰更远离了抗日前线。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元帅《徐向前军事文选》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称呼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为“西征军”：“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注4）可见所谓“北上抗日”之类的神话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另外两路红军是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失败以后，才偶有向北的行动，这是为了与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会合，或者为了到达甘肃的会宁、静宁与先前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合。以下从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央文件、传记或回忆录证明之。
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几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写道：“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创建湘鄂西根据地。5月，他们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注5）连这本完全是为了宣传歌颂长征的书籍，也许是不经意地道出长征不是为了北上抗日。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成长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极一时的晚期，当然脱离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龙、萧克统帅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可是在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仍然是与军事行动和高层内部决议完全相反的抗日宣传，以便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笼络人心，这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贵州的榕江县，有两条标语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条如下：
“‘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
（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对日作战；
（三）拿一切的武器来武装中国的民众；
（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
（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注10）
这标语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谓《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没有强调反蒋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泽东乘此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拉过来，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义变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那时候，曾经打算把遵义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众大会上已经宣布。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素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当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为毛泽东对四川军队的力量估计错误，以为像贵州军队一样会不堪一击。军委为此指令红二军团在川东的秀山，酉阳一带牵制川军，以便“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军吸引重庆的主力部队，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渡江地带在川南重镇泸州与宜宾之间。于是新上任的毛泽东指挥大军向土城前进，谁知四川军队的装备比贵州军队好得多，防卫土城得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军政委赵云龙都阵亡，后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说：“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注11）于是，毛泽东领导第一次渡过赤水逃跑。从北渡长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据地，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可是后来的歌功颂德者们，却违背毛泽东当时就承认的错误，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神”。
渡过赤水以后，继续攻取四川的叙永不克，再度战败；于是由总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弃北渡长江德计划，改变方向西向云南。这一连串错误都是遵义会议以后，由毛泽东所指挥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决定暂不北渡长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荒凉地区，另外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军委为此发出指令：“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注12）这一段经过，中共中央军委在2月16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说明了经过：“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全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同一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注13）本来，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有贺龙统率的红二、六军团，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有四方面军，如果中央红军能够北渡长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那将是一次绝大的成功。可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战略失败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与贺龙会合的失败一样。可是中共的宣传家只谈在湘西会合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反而把由于失败而改变战略方向，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忽视了毛泽东本人在当时的扎西也承认失败。至于进入云南，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的，有文件可证。
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是证明这时候中央红军的所有的战略方针及其改变，根本不是为了抗日战争，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战略后方，民族的生存皆系于此，难道占领四川是为了抗战吗？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顶住日本军队正面的极为强大的压力，稍一失误，就会国破家亡，成为全民族的极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红军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成天造谣谩骂国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袭击国民政府的战略大后方，从历史长远的观点来说，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两路红军，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动呢？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记载，鄂豫皖苏区的放弃，完全是军事失利的结果：“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1932年8月下旬，四方面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11月中旬达到北通江县，“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击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和武装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全都抛弃了。”（注14）作为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战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后，四方面军到达鼎盛时期，然后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赘述。
最后出发的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六两个军团，共有一万七千人，出发地点是湖南省桑植县，时间是1934年11月23日。进行长征的原因，由邓力群为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写道：“因为敌人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经反复讨论，决定将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矸、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按：即朱德、张国焘）批准。朱、张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份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当大军压境的时候，作撤退或战略转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为了抗战，抗战的挂冠是宣传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故意与抗日联系起来。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农民暴动的口号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号，这是用起来方便易行的策略。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在刚刚开始出发长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迷惑群众的方法：“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扩大了三千多名新战士。”（注15）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6月在懋功会合，与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会师，三路红军的西进已经到头，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向决定：“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里的“敌人”不是日本军队；要创造的根据地，也不是为了打击日本，在西北没有日本人；并且通知仍然号召争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也不是对日本军队的胜利，而是与日本人一起打击国民政府。这是传达到团一级以上文件，所以没有对外宣传中高言抗日。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呢？
张国焘记载了六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的关于北上的军事会议的情况：“首先毛泽东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覆：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道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然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渺茫。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注16）红军北上，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武装支持，以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引，在中国继续进行叛乱。
为什么会去陕西呢？在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知道了刘志丹、高岗在陕北与徐海东会师了，上面还有根据地的地图，聂荣臻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军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单有刘志单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注17）《黄克诚回忆录》记载的（按：黄克诚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与彭德怀庐山一起遭殃以前，是总参谋长），与此符合：“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单、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将高兴得都跳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注18）总之，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此地此时才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定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后路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要。
中共北上分左右两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图通过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武装援助，也便于在万一时逃往到外蒙古，右路由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少数部队组成，由毛泽东、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左路基本由四方面军的各军所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因为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权力斗争，左路军继续留在西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军与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达甘肃的会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合在一起。
西路军后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的原因是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指明这中央是以毛泽东为首。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注19）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决定的，完全不是为了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的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最基本的事实，却被中共的宣传歪曲，歪曲了大半个世纪，歪曲了千万次！
蒋介石对于这时侯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中共红军的夹击最有体会，他在1932年说道：“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略，其步调配合的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年）第三次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注20）讲这话的时候，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红军的伏击。
如果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国早就灭亡了，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战争准备。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没有这一层民族的责任，没有和日本军队交锋。其行动只是维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利益，以及传统中国农民暴动的夺取江山的继续。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对于抗日口号在一切时候都加以运用，例如在“长征”刚刚开始时，为了利用陈济堂的野心，由朱德写信借道通过，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开头就是：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注21）本来向西撤退和借道通过与抗日无关，却如此高唱抗日，在电文中还以抗日为名，指点陈济堂北上袭击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后方。可见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进行推翻抗日政权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四年间，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抗日后方所进行的武装夹击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大概。
【注释】：
1、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年。
2、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013、1017页，《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3、王震《贺龙年谱·序言》：《党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3年。
5、郑广瑾、方格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7-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第31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7、刘伯承等著：《刘伯承回忆录·回顾长征》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3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4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9、《中国红军长征记》第98-99页。
10、《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29页。
11、《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9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83页。
1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311页。
1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25-1052页。
15、《贺龙传》第186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28-1129页。
17、《中国红军长征记》第641页。
18、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的14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19、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01页。
20、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198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三年。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第1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
(中共壮大之谜（2）（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