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与中共恩怨情仇三十年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驻缅大使。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候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全力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1979年，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逐步疏远缅共，最终使得数十万华夏儿女沦落到今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