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绝顶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曾写出过汪洋恣肆的《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鸿篇巨制，1927年也写出过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可是到了晚年竟堕落成为一个政治应声虫，马屁诗写手，可悲可叹又可怜。

我在《吴晗的悲剧值不值得同情？》一文中就想探讨个人选择和时代悲剧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以吴晗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因为他们生活在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同时，吴晗的悲剧也和个人选择有关系，他的悲剧在于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成了迎合政治的“御用文人”。这个判断用于郭沫若更加合适。就私德和政治操守而言，郭沫若还不如吴晗。

有人认为郭沫若晚年失德，实际上纵观这个人的一生，从头至尾个人品德都乏善可陈。小时候由父母包办结婚，新婚之夜揭开盖头对妻子长相不满意，五天后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结发妻子从此独守空房长达68年之久。在日本，郭沫若又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安娜，并生下五个子女。安娜为和她结婚，不惜和家庭断绝关系，独力辛苦抚养孩子，但郭沫若风流成性，频繁出入风月场并染上花柳病。1937年，郭沫若抛妻别子返回中国，又和于立群结婚。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也曾是郭沫若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身亡。晚年时，明明知道亲生儿子身陷绝境，出于自保他也没有出手相救。

郭沫若的政治操守更加不堪。1926年到 1927 年他曾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 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共合作期间，看到共产党上升势头正劲，他曾于1926年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蒋介石发动政变，清洗共产党。郭沫若在朱德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遭到蒋介石通缉。当他看到中共形势不妙，武装起义频频失败，便自动脱党，于1928 年2月亡命日本避难，直到1937年才返国。回国后，周扬建议他去延安，被他拒绝，陈诚邀请他去武汉任职，他欣然前往。他还主动要求去南京拜见蒋介石，向蒋忏悔过去的罪过，决心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后来又看到国民党失势，便再次和蒋介石翻脸，投入中共怀抱。郭沫若一生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毫无操守可言。

郭沫若文学成就斐然，在日本十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可惜，他后半生的败笔使得前半生的成果黯然失色。1949年后，那个曾写出《女神》等名篇的文学巨匠郭沫若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市侩、小丑、点缀政治风景的文化太监，专以逢迎权力、歌功颂德为能事，写下了一系列粗俗不堪、令人恶心的打油诗。他的学术研究也变成了趋炎附势的工具，文革中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倾向明显，因为毛泽东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郭沫若秉承上意，并付诸行动，成为学术界的笑话。

1958年他写了《腊梅花》，歌颂大跃进违逆天道的胡来蛮干，“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 他吹捧老毛更是不遗余力。1958年国庆写的《宇宙充盈歌颂声》：“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文革时竟写诗说毛主席比自己的亲爷爷还亲，自甘当孙子，要知道他比老毛还大一岁，如此摇尾乞怜，让人不齿。

毛泽东授意江青整顿文艺界，郭沫若如五雷轰顶，诚惶诚恐，为了讨好江青，特向她献诗：“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他又写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批判邓小平翻案。

人格如此卑下，郭沫若为人鄙视理所当然。即使他的儿子郭世英也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看不下去，有一次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同学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涉世未深的郭世英不理解，1949年后一次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已经把他的父亲完全变成了只会对权力唱颂歌的马屁精了。他也不会料到，他从父亲早期诗歌中汲取的叛逆精神将给他带来厄运。

天资聪慧的郭世英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3年被打成“反动学生”，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在此期间竟爱上了农业，返京后便转学上北农大。在他看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1968年4月在北农大红卫兵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折磨后，跳楼自杀。就在一年前，郭沫若的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因听西方音乐被人批判搞“特殊化”，已经愤而自杀。

郭沫若文革中能逃过一死纯属侥幸，因为他留下的“辫子”实在太多了。 文革开始后，郭沫若一直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为了自保，竟然全盘否定给自己带来声誉的前半生的所有文学成果，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但“革命群众”仍不放过他，有人针对他写的马屁诗《满江红--领袖颂》中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质问他：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为了避祸，他甚至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求生的地步。

写到此，我对郭沫若产生了一些同情，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他实际上无处可逃，只能委曲求全，赖以活命，实在是不容易。他写的那些马屁诗恐怕也不是发自内心。

读明史，常常不由得惊讶于那些“言官”的胆量。从朱元璋开始的“廷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惩治这些大胆的言官，可是，效果并不显著，言官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前赴后继，知道自己即使被打死也将青史留名。支撑他们的是历久不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士大夫”精神，因此才出现像海瑞这样敢于骂皇帝的士大夫官员。1949年后毛泽东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使得延续几千年的“士大夫”精神荡然无存。郭沫若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