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 琪
解放前，我的父親常常失業，直到解放後，才有了穩定的工資收入，並且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兄妹五人中，竟有四個大學生。
先
是哥哥考取了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雖然，這個大學不是清華、北大那樣的名牌大學，但是，這卻是我們家天大的喜事。因為，哥哥成了我們家祖祖
輩輩中第一個大學生。哥哥讀大學的四年中，學雜費、伙食費、住宿費等等，全由國家包了，家裡不但沒有增加經濟支出，由於少了一口人吃飯，反而倒減輕了負
擔。所以，爸爸見人就說，逢人就講，他的兒子成了大學生。
1956年，我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正像小弟弟說的：大姐考上“吃飯”（師範）大學了。後來，大妹考上了天津醫科大學，小妹考上了北京鐵道學院（現為北方交大）。
我的學校真是個“吃飯”大學。報到時，我只帶了一件行李。因為，學校又是不收學雜費、不收書費、不收講義費、不收伙食費、不收住宿費，連洗澡費也不收。另外，在校時還享受公費醫療。
記得當年我們數學系的女生住在西西樓，每間寢室住八個人。寢室左右兩壁各有兩張高低床，屋子中央一個大長方形桌子，八個凳子，八個人可以同時圍坐在大桌
子四周學習。屋內光線充足，還有暖氣設備，冬天一點都不冷。每層樓的兩端，都有一個很大的洗漱間，可以洗漱、洗衣服。周末大家在這裡搞個人衛生，一邊洗衣
服，一邊聊天，各自述說着自己的假日活動計劃，嘰嘰喳喳，熱鬧非凡。每座宿舍樓都有洗澡房，可供很多人同時使用。學生宿舍樓的洗澡房輪流開放。如果，你不
怕跑腿，今天在這個樓洗，明天可以到那個樓洗，反正不要錢，你可以天天洗澡。
吃飯是大夥。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時，也只是收糧票，不收錢。當時，市民定量每人每月23-26斤，而我們女生每月定量為36斤，
我根本吃不完，餘下的全支援了男同學。男生的定量比我們女生還多。那時大學生是個寶，處處受到國家的保護和照顧。有胃病的同學可以憑醫生的證明去病號灶吃
飯，那個灶上的飯菜軟一些，也好一些，更適合有病的同學。
記得那時每個餐廳都挺大，除去供同學們就餐，它還有其它功能：有時這裡是禮堂，在這裡舉行時事報告會，進行文藝演出；有時又變成了舞廳，在這裡舉行假日舞會。
在校時我們享受公費醫療。有病了，可以去校醫室看病，校醫室看不了的病，可以轉到校外醫院，甚至可以在校外醫院住院治療。我們班一位南京考來的同學，在
中學上體育課滑冰時，不小心摔斷了半顆門牙，在家裡一直沒有治療，進入北師大後，就到校外醫院拔了剩下的半顆門牙，費用由校醫室報銷，他自己一分錢也沒
花。
當年我們無憂無慮地在大學裡學習、生活。除了課本、講義，我們所需要的參考書可以到圖書館去查閱、借閱，完全用不着花錢購買。
那時，關心政治、注意時事是普遍的社會風氣，大學裡更是如此。學校的閱覽室里有多種報刊雜誌，校園內還設有多處閱報欄。每天早晨上課前，覆蓋全校園的廣
播喇叭，準時播放當天的新聞。除此之外，學校還給每個寢室訂了一份《參考消息》。那年頭《參考消息》是“內部刊物”，具有縣團級以上級別的幹部才可以閱
讀，可是我們大學生卻和他們一樣有了這種資格。我是當年我們寢室《參考消息》的保管員，同學們閱讀後由我整理好定期上交。
除
了校內學習，我們還走出學校，參加校外的社會實踐活動。1958年大煉鋼鐵時，我們系從有關部門要來了一些研究課題。分給我們班的題目是：怎樣選擇轉爐的
角度，才能提高出爐的速度、增加鋼鐵產量。拿到這一課題，我們便不分白天黑夜幹了起來。我們分成了幾個小組，從學校那裡領回幾台手搖計算器（那時，我們還
沒有見過計算機），一個人指揮着，幾台計算器一起搖，計算着大量的數據。一個式子一個式子地算，一遍又一遍地搖，一次又一次地核對。連着熬夜，男同學要吸
煙，開始，我們女生不同意，後來看他們太辛苦了，就對他們寬容啦。夜裡餓了，就到伙房領夜餐，常常是些蒸紅薯一類的小吃，吃起來，又香又甜。搖計算器的男
同學們手騰不出來，吃不上，女同學們就主動剝了紅薯皮，餵到他們的嘴裡。大家團結合作，說說笑笑，充滿了青春活力。當時，雖然我們不知道算出來的這些數
據，有關單位用得上用不上，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是在為國家的富強出力。那段日子，我們生活得既緊張，又快活。
我們也參加義務勞動，有時在校內，有時去校外。修建北京民族文化宮時，我們就去了。我們和工人一起勞動，有的搬磚，有的和泥。那些身體不好的同學幹不了
體力活，他們就組成宣傳隊在一邊鼓勁，真是熱火朝天。實際上，我們幹的只能算是輔工的活兒，有技術的活兒我們幹不了。可是，當時我們依然覺得自己是在為社
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直到現在，每當我來到北京，經過民族文化宮時，總還能想起當年我們在這裡那麼朝氣蓬勃的勞動場面。
上公共課時，幾個班在大階梯教室聽課；上專業課時，一個班在小教室聽課。我們數學系的學習比較緊張，不少人要開夜車，還有人常常把周末當成大自習，我就
是其中一個。那時一周只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搞搞個人衛生，星期天吃過早飯就鑽進教室，或是整理聽課筆記，或是演算習題，或是小結幾天的學習內容，一弄就
是一整天。不過，我們也有娛樂時間。
學校里成立了不少課外文藝活動小組，什麼合唱團、朗誦組、寫作組、體育隊等等，等等。那時，我是校朗誦組負責人。課餘時間，我們排練節目，還經常參加北
京各大院校的聯合匯演。每到周末，學校大操場免費放映電影，誰愛看誰看。一次周末晚上，我從教室學習完回寢室時，忽然覺得校園裡特別安靜，再一聽是放電影
呢。走到操場一看，喲！這麼多人，都在專心地觀看蘇聯電影《復活》吶。我忘記了那天是周末，只看了個電影“尾巴”。
有時我們還根據團市委的安排，參加一些涉外大型遊園活動。這樣的活動都是有外國朋友，特別是外國青年參加。這樣的交往，為的是增進國際間的友誼，這也算
是外事活動吧。學校安排大轎子車接送，出發前校團委負責人有時向我們介紹這些國家的禮節，有時告訴我們哪個國家跳交際舞的特殊習慣，等等。一次去中山公
園，好像是晚上。那次人特別多，都是北京各大院校同學的代表。我們和外國青年手拉着手，拉成一個大圈子，一起唱歌跳舞。大家雖然長相不同，膚色不同，語言
不同，但是相處得特別融洽，玩得特別開心。第二天聽說，那天晚上周總理也在場，還和大家一起跳了舞呢。
那時，我們可真是國之嬌子啊，有時國家還交給我們歡迎來訪的外國領導人的任務。我剛進大學的那一年，國慶前夕，被抽去和其他同學一起去機場迎接來我國訪
問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一輛敞蓬大汽車緩緩從機場開出，車上站着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邊站着伏羅希洛夫。啊！毛主席都來啦！
頓時掌聲四起，人們歡呼跳躍着，一聲高過一聲地呼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那火暴熱烈的場面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天我站的位置非常好，只
要舉起手，稍稍掂起腳來，就能夠得上毛主席的手。多想和毛主席握握手啊！可是，那時紀律嚴明，不能破壞了迎賓秩序。我和同學們目不轉睛地望着毛主席，熱淚
奪眶而出。毛主席頻頻向我們招手，我們起勁地鼓掌，拼命地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從機場回來，我把這天見到毛主席，特別是和毛主
席離得這麼近以及當時的熱烈場面一一講給同學們聽。嘿！大家興奮無比，紛紛和我握手，有的女同學還和我擁抱在一起。有人提議去照像，留做紀念。於是，我們
一窩風似地跑到數學樓門前，連着拍了好幾張。記得，那天我穿的是白襯衣、紫紅色裙子、黑皮鞋、白襪子。（可惜，那時沒有彩色膠片，不過，這幾張照片我現在
還留着呢。）之後，我們又去小賣部買了些零食，大家圍坐在一起共同慶賀我們——準確地說是我代表同學們——“共同”見到了我們的毛主席。
學校每年舉行春、秋兩次運動會，培養我們德、智、體全面發展。說到運動會，這裡還有一件讓我難以忘懷的事。
一次運動會上，大喇叭里忽然喊着我的名字，讓我到主席台前去取我的電報。還沒等我走到主席台前，我就看見我們班的幾位同學已經從主席台把我的電報拿回來
啦，顯然電報已經打開過了。那時的人們不是急事、大事不輕易拍電報，他們是怕電文嚇着我，搶先看過電文，想和我一起分擔我的不幸。我感動極了。在黨的教育
下，那時同學們之間真像親生的兄弟姐妹一樣，生活在這樣溫暖的大家庭里，我感到無比幸福。
到了大妹和小妹上大學的時候，已經是六十年代中後期了。因為我和哥哥都已成家，那時家裡的經濟狀況已經相當寬裕，可是他們在校期間，家裡也只是負擔他們每月十餘元的伙食費，除此以外，學校不收取任何費用。
總之，我們的大學生活真是健康向上、豐富多彩、溫馨和睦、團結友愛，既學習了科學知識，又培養了良好的道德品格。
那時，臨近畢業，用不着我們去社會上東奔西跑聯繫接受單位。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都在國家的整體國民經濟計劃之中，都由國家負責分配。那時的大學生，
說是由國家和人民培養而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的確是名副其實。就拿我們四兄妹來說吧，哥哥是學哈薩克語的，他被分配到新疆師範學院做了一名大學教師，學師
范的我當了一名中學教師，學醫的大妹當了大夫，學運輸經濟的小妹被分到了鐵路局。我們都各得其所，懷着感激祖國和人民的無尚情懷，各自辛勤地工作在自己的
崗位上。我們不愁吃喝，不怕生病（都有公費醫療，自己不花一分錢），不擔心被辭退，更沒有下崗一說，總之，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直到我們後來又都相繼退休。
這就是我在毛澤東時代的大學生活，現在想起來，還是甜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