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奚兆永教授发表了15万字的文集《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对九十年历史的沉思》，我们曾在网上发表，也曾印制广泛寄赠。在建党92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选登这个文集中的精彩段落，以飨读者。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应该是从1984年10月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因为正是这次中央全 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包括农村和城市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改革；也正是在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里给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权威解释。 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改革开放距今已有33年；如果按照后一种说法，改革开放也已有了27年。总之一句话，时间都相当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问：改革 开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些人可能还不大能接受。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 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 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上，第139页）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同上，第172页）

        应该说，邓小平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阶级分化，如果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如果出现社会风气变坏，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那改革就失败了，中国就走上邪路了。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似乎没有人敢于用邓小平提出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失败。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回避不 了的。人们有理由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论述要求中央领导人回答：中国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有没有出现新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变坏，形成贪 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以实践为作为检验改革开国成败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说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本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 经基本上消灭了。说基本上，是因为改造资产阶级不仅是要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还要包括人的改造，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 鼓励和扶持私营经济的政策，新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其增长速度之快，甚至令一些西方的资本家也无法想象，感到吃惊。这些年来，各地发展私营经济好 像在开展竞赛。前几年，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很快，走在全国前头，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的省委书记或省长都前去取经。后来，江苏的民营经济加快了发展速度，赶了上 来，一位记者甚至做了这样的报道：“连续3年，江苏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浙江、广东，雄居全国第一！这是江苏民营经济向全省7400万人交出的喜人答卷，也 是为全省GDP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成绩单。”好像全省人民都在关注着、盼望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如此强奸民意，制造舆论，真让人感到吃惊！其实，哪是这种情 况？！

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名单，中国有69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有两家私营企业，一个是华为公司，一个是江苏沙钢集团。这说明，中国不仅有资 本家，还有世界级的大资本家。网上有人将其与美、日的私营企业为主的情况比较，认为中国上榜的国有企业不值得人们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有一大批世界级 的大资本家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这表明，占有了财富的阶级，同时也是掌握了舆论的阶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说，过去要论述新资产阶级形成这个问题需要拿出数据，那么现在，当私营企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再拘泥于数字恐怕就显得有些迂腐 了。应该说，在今天新资产阶级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有八成的工人在私人资本家的企业里出卖了动力，受资本家的剥削，你还能说，没有形成新 资产阶级吗？实际上，早在前几年，中国1%的家庭就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几年，不仅资本家的数量在增加，其资本的规模也在扩大。今天已经有两个 大资本家进入了世界500强，如果再出一批大资本家，那财富就会更加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国家的命运也会集中在这极少数人的手里，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什 么希望？

       不仅资本家人数在增长，资本的规模在扩大，而且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员、知识分子也在迅速地向他们靠拢。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意志和 共同的语言，他们还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只能如实地将他们称为新资产阶级。随着新资产阶级形成，他们在政治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们要加入共产党，要 参加人大、政协，要进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不仅要当中央委员，还要当政治局委员，当然，他们更需要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找到他们的代理人，替他们讲话，为 他们做事。

      实际上，社会在各方面也已经为这个新资产阶级准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新资产阶级要住豪宅，于是富人区、别墅区就应运而生；新资产阶级要坐高 速列车出行，于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迅速修建，适应其需要的商务席和一等席车厢也随之配套齐全；新资产阶级是社会的新贵，他们要有贵族化的活动场所，尽 管中国国土资源有限，城市水资源也严重不足，但是，“钱能通神”，一个个高尔夫球场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新资产阶级是暴发户，往往要附庸风雅，他 们要讲究美观，于是不惜重金请老外来中国设计各种建筑，并且要周围的建筑与之协调，如不协调，又不惜劳民伤财要对周围地区的屋顶进行“改造”；新资产阶级 还有他们特殊的需要，于是，色情场所，赌博场所虽然在新中国早已禁绝，但也可以为之重新开放。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鸿沟，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这 也是新资产阶级出现后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其次说农村改革。关 于农村改革，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现在是专门讲它的失败。本来，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的生产方式，马恩列斯有很多论述，毛泽东也有很多论述，而有的人 就是不听，最后失败是很自然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不能发挥协作的优越性，它也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和 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所能靠的只是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最初搞家庭承包时，它可以靠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来发展生产节约开支，但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没有后 劲，不能持久。开始，过去集体经济时留下的水利设施还能继续利用，但是，时间一长，这些水利设施因为年久失修，效益就大大下降。靠吃集体经济时的老本显然 是不行的。这些年自然灾害频发，不是涝就是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不如前，显然与此有关。

       农业区情况如此，牧业区情况更糟。家庭承包后，一家一户为单位，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多养牲畜，造成了草原因过度放牧而退化的现象。过去的 草原，牧草可长到半人多高，而草原退化后的牧草不仅矮趴趴的，而且稀稀拉拉，不成样子。这不是一个地方的现象，新疆、青海、内蒙古，差不多所有牧区都有这 种现象。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放了青海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说穿了，这个方法和手段就是成立合作社，减少放牧的牲畜数量，让草原休养生 息，逐渐使草原复壮；同时让合作市社开展多种经营，把劳动力转移到工副业生产上去。实践证明，这个在小农经济下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旦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就 迎刃而解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孰优孰劣不是很清楚了吗？但是，我们是付了那么多年的代价才将其弄清楚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的农村实际上是靠政府的反哺政策来维持的。给农民免除农业税，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或者通过土地流转让他们得到一部分土地收入，但是， 这种从外部输血打气的办法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农业生产本身应该有自己内在的动力，才能做到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如何建设新农村的大问题，要 解决好，只能走社会化、集体化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再次说两极分化。城乡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的 两极分化。中国的基尼系数本来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是相当公平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攀升，并有加速的趋势，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跃升到2007年 的0.47，以后又进一步高升，去年达到0.5以上。收入水平差距之大不仅和改革开放前不能相比，就是比之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大大超过，可见收入分配 不公问题之严重。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有人认为是国家垄断造成的。问题是，过去一些行业也是国家垄断，但是并没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可见根本的问题 并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所有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实行的公有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搞私有化，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到 50%以上，而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则高达全部雇佣劳动者人数的80%。这两个数字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日前在视察黑龙江时所提供的，应该是可靠的官方数字。 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力的价值，只要劳动者能够生存，能够在劳动一天以后第二天能够继续做工就行了，因此他们总是把工资压得 很低，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随着私营经济的超速发展，必定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 结果。事实也是这样。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收入已从过去占GDP的55.4%降到39.74%，而企业的盈余则从占GDP的21.25%上升到 31.29%。这种趋势随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仍在继续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存在行业的问题。据统计，全国证券、航空、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烟草等八个行业的员工人数只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 8%，，而他们的收入却占到全国职工总收入的55%。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 带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可以把他们所获得的利润的绝大部分留在本企业而不上缴国家，这就使得这些企业把本应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变成企业 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而为了“激励”，落在高管手里的部分尤为可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列宁早就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 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弃……。”（《列宁全集》第34卷， 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我们怎么可以公开违背列宁的这一教导，长期实行这种公开背弃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呢？

       此外，国家公务员利用职权，“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给自己加工资，而且幅度很大，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所谓三公消费，数 字大得惊人，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公务员不再是社会的公仆，而成了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对此当然非常不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 治问题，它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严重地脱离群众，使国家机关变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复次说开放。毛 泽东并不反对开放，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说“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 反对任何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事实也是这样，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搞所谓制裁，才是无法做生意的原因。但 是，冲破他们的封锁和制裁，我们还是做了生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大型的成套设备，如轧钢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和装置，装备了武 钢、北京石化、上海石化、四川尼纶厂等大型企业。但是，这种开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那种所谓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开放的规模 当然更大了，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出现了盲目引进的问题。许多地方为了引进外资展开恶性竞争，给外商以种种优惠条件，也不管这些项目是否先进，对环境是否造成 不良影响，统统引了进来。甚至提出发展“两头在外”的所谓“外向型经济”的口号，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中国被绑上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经济 全球化”的贼船。其实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相反，所受到的伤害却很大。由于对外商的“优惠”，中国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饱受外商的剥削，大量的 利润被装进外商的腰包；一些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项目造成中国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被压得很低，使西方国家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 中国的商品，缓和他们国内的矛盾；中国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却不能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只能用来购买美国的的国债和债券，美国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它 用发行钞票的方法来清偿债务，而中国却要吞下美元贬值所造成的苦果。现在都喜欢说“互利共赢”，这里哪里有什么“互利”，又怎么谈得上“共赢”？

       应该说，我们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本来，美帝国主义一贯敌视我国，是我们凶恶的敌人，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绑在一起，我们却 要和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双方具有“共同利益”。本来，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 “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响了”。这里不妨举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言了185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他在1856年9月 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72-73页）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这个危机爆发了。对此次危机的爆发，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 写信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198页）此时的恩格斯虽然为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还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经”，自己的财产在危机中也受到了损失，但是，作为一个无 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危机的爆发也从内心感到高兴。他在1857年1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 这里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 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说过，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 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立即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 除此之外就是骑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同上，第203-204页）1994年12月18日，恩格斯已经74岁，距离他逝世（1895年8月 5日）只有7个月零18天时间，他还是与过去一样，为欧洲发生的危机而感到兴奋不已。他在给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拉甫罗夫的复信中写道：“至于我本身，没有 什么不好，但我开始觉察到，74岁毕竟不是47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那就更好。”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黑体为引者所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表明，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命运是 不共戴天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我们现在领导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危机时向帝国主义国家表态说，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同舟共济”、“共度 时艰”，而且还以行动向这些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客气地说，这哪里还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哪里还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把我国经济捆 绑在世界帝国主义主义经济贼船上，搞“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最后说社会风气的变化。我 们知道，旧中国的社会风气是很坏的。但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彻底荡涤了旧社会所遗留下的那些污泥浊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 吉布尼和林达光时说，“你们如果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 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 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事实也是这样。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解放后迅速解决了各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妓院、烟舘、赌场、舞厅的问题，一些乌七八 糟的东西在新中国绝迹了；解放前曾经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在解放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也早已不复存在。贪污腐化的现象经过“三反”、“五反”的巨大冲击也 有了根本的改观。文革中，人们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进行“斗私批修”，社会风气也是很好的。可以 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社会风气一直都是很好的。在这期间，还曾出现了像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徐学惠、向秀丽、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德、刘 英俊、欧阳海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可以说，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以追求金钱为目标，已经绝迹的那些黄、赌、毒 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以新的形态重新冒了出来；而黑恶势力也重又出现，与黑社会有关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手段更残忍，规模也更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老 百姓都感到很有安全感，许多人家大门经常都是敞开着的，现在却怕这怕那，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有的还装上了防盗窗。过去人们讲诚实，把说谎看作是可耻 的行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连拾到一分钱都要交公。现在说谎成了普遍现象，甚至单位领导也教其属下说谎。各种假成绩、假文凭、假成果几乎无处不在，甚至 制造假证件也已经发展为一种行业，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人们为了赚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卖的猪肉、牛肉是注水的，卖的奶粉 是有毒的三聚氰胺严重超标，饮料是加了塑化剂的，喂养生猪和菜牛的饲料是加了瘦肉精的，连吃的粮食和食油也多是转基因的粮油作物生产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 欺骗的、时时感到不安全的环境里。至于人人痛恨的贪污腐败更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群众中的宗教迷信活动在解放后已大大减少，可是改革开放后，为了赚钱的 目的，又大兴土木，大建寺庙，大造佛像；由于不作无神论的宣传，而整个社会又失去了精神支柱，迷信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还包括有相当 数量的青年人。须知，即使在解放前，青年人中烧香拜佛也被社会视为愚昧落后，其人数也是极为稀少的。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和倒退，难道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带 来的恶果吗？！

        总之，根据邓小平所确定的改革成败的标准，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所产生的上述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更加完善和发展了，而是大大 地削弱和变异了，许多地方变得和资本主义差不多了，有的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国家的舆论界公开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 本主义”，这并不是攻击的语言，而是根据事实得出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央领导人应该有勇气说，改革没有获得成功，改革是失败的。

        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的“左派”幼稚病》里曾讲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乌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乌，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 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都给我 们做出了榜样。1918年夏，列宁领导的苏俄遭到14国的武装干涉，而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白卫分子也发动了国内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此引来了对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的种种攻击和非难。对此，列宁当然也作出了回应。甚至到1921年春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还回 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考茨基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的说 法，他说，“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当然他也讲了“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 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第502页）但是，半年之后，当列宁在1921年10月17日作《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一报告时，列宁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我们的错 误”这样个小标题，专门谈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他说，“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 境，由于这一些和其它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征集制交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则把 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而“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 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同 上，第74页）毛泽东在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犯过许多错误。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 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 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不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这样，就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吗？没 有。有人说它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制度，其实，它推翻的只是一个满清政府，它既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推翻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仍然是一个殖 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只有专制而没有民主的国家。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由于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手里，所谓的 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国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不如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坦承：“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治所 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 根源。”（《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他还说，“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 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同上，第115页）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尚能如此襟怀坦白，公开承认 革命失败，难道素称具有三大优良作风之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不能公开承认改革开放的失败吗？

 问题在于，关于改革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邓小平早就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已经向人们讲得很清楚，后来又白纸黑字地印在《邓小平文选》一书里，人们了解得一清二 楚，而现实的状况更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果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共产党还能够取信于民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信吗？还能继续领导人民前进吗？

 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当党的领导机关负责 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 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毛泽东的这些教导不仅不可忘却，而且一定要加以践行，这样才能真正 取信于人民。

在这方面，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认为，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央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按照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修正错误。这样做，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作为一个非党群众，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讲“指导思想”，而且应当在行动上真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办事，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