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生，山东蓬莱人，北洋后期直系军阀首领。七七事变之后，其居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因留恋故宅未曾南下，日伪方面妄图诱其出山，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在沦陷区组织傀儡政府。吴佩孚坚持主权原则，毫不退让，屡屡挫败日伪阴谋。日本特务恼羞成怒，1939年12月4日，借为吴佩孚医治牙疾之机，将其残忍杀害。笔者特地梳理了吴佩孚身处险境、临危不惧地与日本人和汉奸周旋的详细经过，以飨读者。

　　棺材吓跑土肥原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卢沟桥制造事端，企图切断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条对外联系通道。被日本人欺负了很久、一直忍气吞声的二十九军知道决战的时刻到来，奋起抵抗。但是由于日军计划已久，来势汹汹，为保存火种，二十九军还是弃守北平。

　　此时的吴佩孚正居住在什锦花园。很多人来劝他南逃，他总是淡淡地说：“北平也是中国的领土，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为什么要走?”吴佩孚知道日本人早晚会来找他，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了关羽和岳飞的画像，设置香案祭拜，以示自己以忠义的关羽、岳飞为榜样，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决心。每逢关羽、岳飞的诞辰、忌日，吴佩孚都要焚香祷告，顶礼膜拜。客厅的楼上是他的书房，书房中悬挂着关公的巨幅画像，案头放着他自青年时代就一直带在身边的《说岳全传》、《纪效新书》等书。

　　北平陷落之时，扶乩唱和的友人南下的南下，投敌的投敌，深居简出的深居简出。门庭若市的什锦花园，一时间往来穿梭的人群少了许多。这个时候的吴佩孚，落得清闲，在津津有味地干一件很适合他干的事情——给《春秋》作注，写一部《春秋释义》。这可不是他在故作姿态，表示自己甘于寂寞，主动和日本人和汉奸划清界限，这件事他到北平之后，就断断续续地在做了。吴佩孚发出豪言，“要用20年时间给时间跨度为240年的《春秋》作注”。

　　1937年，吴佩孚过64岁生日时，平津一带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人不断进行挑衅，29军能让则让，中日双方还没有大打起来。吴佩孚过了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日。生日当天，高朋满座。好友章士钊知道他喜欢对联，特地送上寿联：秉笔翻于西狩后，收京群忆北征年，说的就是吴佩孚准备用20年时间完成《春秋释义》的风雅之事，遣词造句写到吴佩孚的心坎里了。吴佩孚非常高兴，把它高悬于大厅之上，供所有来宾观赏。

　　吴佩孚想潜心著述，并用关羽、岳飞像表明心迹，可是很多人却想把他拉下水。日本人知道他滞留在北平，喜出望外。日本人占据北平后，送给吴佩孚的第一份大礼就是对外界发布虚假信息，“吴大帅进入东交民巷避难”，企图制造吴佩孚附逆的既成事实。吴佩孚一生坚持三不主义，坚决不入外国人的地盘，当时人所共知，吴佩孚对这条消息不置可否，外界也反应平平。

　　在日本人眼中，他们在华北和华东扶植起来了两个地方性的伪政权的首脑都是一些过气的二流人物。无论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还是北平伪“临时政府”的首脑王揖唐，都是臭名昭著的安福余孽。这帮家伙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他们本来和日本人走得就很近，在北洋时代他们就是亲日派。日本人非常清楚，靠着这一帮连中国老百姓都瞧不起的汉奸败类是无法维持沦陷区的统治的。

　　于是，日本人提出一个口号，要在中国寻找“第一流人物”“组建新政府”，以实现“中日亲善”。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正式通过《伴随时局的对话谋略》要纲，将这一方略落实到纸面上，《伴随时局的对话谋略》要纲的第一条就是：“启用中国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之气势。”

　　吴佩孚这位曾经的直系大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目标人物。吴佩孚虽然只是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但在日本眼中，他是北洋势力，尤其是北洋军人的代表，在政界、军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只要把他拉过来，就会有很多他的拥趸随之而来，加上吴佩孚始终维系着一支精干的幕僚队伍，他的军事核心机构八大处也一直保留着。只要他肯出山，可以迅速成立一个精干的政府，加上他在北洋系武人当中的强大影响力，在短期内聚齐一支队伍，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有这样一个政府帮日本人“看家护院”，日本人可以腾出很多的兵力和财力。这就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被日本人同时纳入视线的还有著名外交家、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皖系大佬、也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日本人不久发现，靳云鹏因为下台较早，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吴佩孚和唐绍仪身上。此时的唐绍仪住在上海的法租界，有与日本人谈判的意向。因此，日本人制定了专门的“南唐北吴”计划，打算策反吴佩孚和唐绍仪，由吴佩孚掌军，唐绍仪掌政。

　　日本人想让吴佩孚成为第二个“溥仪”。在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陆军中将的布置下，大小汉奸轮流上阵，充当说客，吴佩孚不为所动。北平陷落时，白发苍髯的老贼江朝宗不甘寂寞，率先落水，作为北平维持会的会长率众欢迎日军入城。他仗着脸老皮厚，上门拉吴佩孚下水，吴佩孚骂得他狗血淋头：“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吴佩孚遂与江朝宗绝交，不准他再登门。

　　有一个叫上角利的日本特务，长时间在山东地界流窜，能说一口流利的蓬莱土话，穿衣打扮，也像一个活脱脱的蓬莱老乡。这个家伙，跑到北平来，他宣称要向吴佩孚学习中庸之道，并照顾吴佩孚的起居。吴佩孚一开始被他的外表迷惑，时不时地找他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上角利这厮有备而来，对答如流。这家伙来得很勤，时间一长，吴佩孚起了疑心，为什么这个老乡老是向他吹风，让他和日本人合作。仔细一盘问，上角利破绽百出，吴佩孚当众拆穿了这个冒牌老乡的假面具。上角利这厮夹着尾巴跑了，从此再也不好意思上门。

　　日本人前来拜访的由头很多，有来切磋学问的，有来求学问道的，有来请大帅“卜上一卦”的，搞得吴佩孚不甚其烦。当真容得他们进来，这帮家伙往往在一番恭维之后，就会唱起老调，请吴佩孚出来主持国事。吴佩孚好脾气，只要这些人不谈及政治，他就和颜悦色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一谈到政治，吴佩孚就不客气地大声喝止。

　　看到大小汉奸、特务全都无功而返，1937年10月，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前来拜会吴佩孚。宾主落座，寒暄过后，土肥原突然用诚恳而沉痛的腔调对吴佩孚说：“请大帅救救日本。请大帅出来主持中国的国事，结束与日本的战争。”吴佩孚立即不客气地回道：“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先救救中国!”

　　吴氏坦率表示：“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

　　因为吴佩孚与日伪方面保持接触，所以日伪方面始终没有中止“劝进”工作。时间长了，吴佩孚也松了一些口，比如说，愿意出来促进“和平工作”。这更加让日本人觉得吴佩孚有可能上钩。

　　1938年7月，日本大本营在华设立“对华特别委员会”，代号“竹机关”，由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顾问坂西八郎协助其工作。日本人喜欢用部队长的名字称呼军事机关，这个策反机关又称为“土肥原机关”。由于土肥原要往返于北平和上海两地，统筹“吴佩孚工作”和“唐绍仪工作”，分身乏术，所以他让高级特务大迫通贞少将在他不在的时候负责“吴佩孚工作”。竹机关的驻地北平南山庄成为土肥原、大迫等人诱降吴佩孚的司令部。在土肥原、大迫等人的策划下，对吴佩孚的“劝进”工作进行得更热闹了。高级特务川本芳太郎拜吴佩孚为师，宣称要学习“大帅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吴佩孚的老朋友、原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也被土肥原机关由东京调到北平，出任“敦请专使”，前来“陪伴”吴佩孚;大量已经落水的吴佩孚旧部被组织起来，组成了“正太社”，劝“大帅出山”;日伪假名的“民众团体”发来的“拥戴电报”、“劝进电报”，像雪片一样飞进什锦花园。

　　在土肥原机关的策动下，1938年9月，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合并为“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迫切需要吴佩孚走到前台充当傀儡，领导整个伪政府。此时的汪精卫，还不是日本人考虑的优先对象，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此时尚未设立。

　　1938年10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给土肥原贤二发来训令。训令中说：

　　阁下之任务仍一如既往，但尤应以推翻蒋政权工作为重点。

　　随着唐绍仪的逝去，就解决新中央政权建立困难的意义上，可以掌握足以成为骨干的中青年人士，其意义将更加重大。

　　关于贵机关应进行的主要工作，此次会议的初步意见如下：

　　一、建立新政权的准备工作

　　对吴佩孚、靳云鹏、旧东北军的工作;

　　通过唐绍仪残部进行工作。

　　对广东和广西的工作。

　　二、为推翻蒋政权的工作

　　通过萧振瀛进行工作;

　　通过高宗武进行工作;

　　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工作。

　　由于唐绍仪被军统特务误杀，吴佩孚显得更加重要，于是训令当中又把争取吴佩孚，放在了第一位。土肥原这个日本的特务头子，不是吹出来的。他见到，没有生活来源的吴佩孚肯收下落水当汉奸的昔日老部下的接济，觉得诱使吴佩孚出山，有戏。他制订、部署了周密的诱降计划：

　　第一步，发表通电，邀请民间“有志之士”吴佩孚及其他元老出马;

　　第二步，由“临时”、“维新”两政府若干要人及在野元老共同组织“和平救国会”;

　　第三步，由两政府参加上项“救国会”之要人各一名，恳请吴佩孚出马，任绥靖委员长;

　　第四步，发表《和平救国宣言》;

　　第五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近卫首相声明，接受前项推戴，对全国军队发表通电，劝告停战和平;

　　第六步，绥靖委员长事务所先设于开封，主要实施绥靖工作，以两政府管辖外之军队实施之。

　　土肥原大肆利用报刊、广播等大造吴佩孚即将出山的舆论，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吴近日将赴开封，组织军队，讨伐蒋”。

　　此时的吴佩孚如泰山岿然不动，当然，他不能不“与时俱进”，此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事变若由余来调停，大概可望得到解决。如果举国舆论寄希望于余，余则可任此劳。但是在调停之前，余须先行培植一势力，足以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余思招抚华北之土匪。如余发布命令，各支土匪将会立即汇合。如此，就易于培养军、政势力。作为军、政势力之骨干的军队一旦建立，即可组织政府，扩大行政区域，取消临时政府。若蒋介石不听调停，则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至重庆，以解决事变。”

　　吴佩孚的意思非常明白，他要建立一支军队，用实力“帮助”日本人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人不可能答应，为什么呢?答应了，就意味着默认吴佩孚东山再起，再次成为中国的大军阀，成为第二个蒋介石。但是不管怎么说，吴佩孚总算提条件了，说明吴佩孚想谈。土肥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别的不说，先诱使他上钩，当了“首脑”再说。你不是想建立军队，建立政府，武力调停吗?那么，先让你干起来吧。反正决定权在我们日本人手中，你的政府不过是个傀儡。

　　日伪千方百计想把吴佩孚拉出来做傀儡，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尤其是国民政府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中枢曾在1938年12月8日，托刘泗英带密函给吴佩孚，规劝他把握住民族立场，信中写道：

　　…… 迩来道路流传，奸人妄思假借名义，以资号召，遂致愚氓揣疑，谣诼繁兴，弟及中枢诸同仁深知先生正义凛然，不可侵犯，惟念居住困难，辄为悬系不已!昨朱骝兄过访，报告先生来电，并由报章得悉先生热忱爱国，力主正义，其不屈不挠之精神，非惟同人心折，尤为中外钦仰!所虑者，华北环境恶劣，先生对于此间真象恐未洞悉，屡拟设法奉闻，苦于妥人可托，适唔刘君泗英，知其曾隶麾下，关怀亦甚殷切，且愿间道北上，亲谒阶前，特托代为奉候，并将此间一切情形详细面陈。……

　　吴佩孚在1939年1月10日给孔祥熙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了心里话，对自己应付日本人有足够的自信。他在信中说：

　　……惟刚柔相济，似相反实相成，我兄公忠体国，计当如此!弟处境安如泰山，应付绰

　　有余裕，请释远虑!一切详情，统由泗英面达，惟照不既，此颂……

　　吴佩孚特地在信后附言：“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纯柔纯弱，其国必削;能柔能刚，其国乃昌。”此为太公语录。由此可见，吴佩孚对付日伪早已是胸有成竹，他引用的《太公语录》的话，就是他的方法论。

　　孔祥熙密信中提到的朱骝兄，就是国民党大员朱家骅，朱家骅曾来电劝阻吴佩孚不要做汉奸，吴佩孚回信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做汉奸。”上海商会也打电报给吴佩孚，吴佩孚回电：“平期关岳文史，春秋内外之义，尤所兢兢。旧京寄迹，殊服异俗之宾，从未一入门庭。”

　　1939年1月26日，日本的同盟通讯社突然播发吴佩孚所谓“和平息战运动给江天铎的响应电”。同盟通讯社由日本外务省支持的新闻联合社和日本陆军支持的日本电报通讯社在1936年合并而成，是日本当时的国家通讯社。吴佩孚在通电中“说”：

　　余悟诵仁言，忧伤不已，读后愈觉心胆欲裂。自客年事变以来，以近畿的血刃肇其始，渐自其大，及于全华，同种相争，天地为悲，山野改形，洪流荡尽，地狱惨状，旷古未闻。公等醉心于人民涂炭，首创和平息战，以此激励于余。余冀和平，实乃宿愿，苟能不损国权，维持财货，拯救百性，回复升平，余当不辞。

　　伏祈教化中心及世界视听所集之南北相通，纠合同志，向两国军民从事启发，兄弟阅墙，为东南所危，终非善计，螳螂捕蝉，黄雀已尾其后也。须留余力，以备他日自用，勿煮豆燃萁。俩各方意见一致，余必从公等单命，诚心应承出任职务。

　　此电发出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因为日本的同盟通讯社与西方的大通讯社有合作协议。这条通电在世界各地疯狂传播。吴佩孚在西方是很有名的人物，上过《时代》杂志封面。能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可不是一般人物。

　　但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很快冷静下来，拆穿了这份虚假的通电。既然是吴佩孚的通电，应该有中文的电讯消息。该通电只有日文版，没有中文版，不用说，是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假玩意儿。吴佩孚没有对这则电文进行回应，身处日伪包围的他，想回应，也没有途径，除非是表示赞同。

　　日本同盟社发表吴佩孚附逆的电文只不过土肥原硬逼吴佩孚“上马”的前奏。接下来土肥原就紧锣密鼓地耍开了把戏。1939年1月30日，陈宦、袁乃宽、陆宗舆、冯恕、吴廷燮、陆锦、吴毓麟、王廷桢、王人文、江天铎、邓廷述等42名大小汉奸发表宣言，成立“全国和平救国会”，他们“敦请”吴佩孚出面组织绥靖委员会，并出任委员长。这个群魔乱舞的会议，大批记者应邀而来，会议“主办方”一再向记者表示，本来吴“委员长”是要亲自出席的，只不过绥靖委员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吴“委员长”无法亲临现场，只能向各位记者朋友表示歉意，不过，吴“委员长”草拟了一份对新闻界的讲话稿——吴“委员长”一方面向与会的记者朋友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希望记者朋友大力呼吁“中日停战”。为了让与会的各国记者都能看懂讲话稿，讲话稿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印刷。

　　由于与会记者强烈要求吴“委员长”出来面呈一切。“主办方”决定于次日，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吴佩孚宣布“绥靖委员会”的施政纲领。

　　土肥原此举无非是让吴佩孚公开表态“落水”，吴佩孚又岂会不知。望着日本人草拟好的讲话稿，吴佩孚站在关公像前微微一笑，眉头一皱，妙计已上心来。

　　31日上午130多位记者早早地来到记者招待会现场——什锦花园的大客厅，静静地等待吴佩孚的出现。日本方面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什锦花园围得像铁桶一般。不用说，进入什锦花园的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搜查。

　　九时许，吴佩孚在八大处旧属的簇拥下，出现在大客厅里。土肥原见了吴佩孚手上抓着日本人的发言稿，走到了主席台前，大喜过望，看来吴佩孚是打算念稿子了，只要吴佩孚念了稿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可是吴佩孚突然将讲话稿递给了身边的幕僚，土肥原吓得汗都出来了。只见吴佩孚清了清嗓子，开始了大声演讲： “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并出任委员长，以实现日华之间的和平。余在正式任职之前，必须先声明三点：第一，‘中华民国’应是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国家;第二，作为和谈的前提，日本军队必须退回事变前的驻地，把华北的政权交给绥靖委员会;第三，绥靖委员会在建立了政权和军队之后，始可在日本和重庆政府之间进行和平或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调停经验，所以对此是充分自信的。这三点条件日方若不答应，余出山任职之事断难从命!”

　　吴佩孚语气坚定，掷地有声，两三分钟就说完了，随即转身退出会场。

　　记者们沸腾了，议论纷纷——有些人拍手叫好;有些人还没缓过神，还在发着愣;有些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吃一惊。土肥原等一干日本特务气得七窍生烟，到场的汉奸们则噤若寒蝉。土肥原反应快，立即下令查收记者们的笔记，将摄影记者的胶卷曝光。会场秩序大乱，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纷纷大声抗议日本人的粗暴举动。随后，土肥原又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尤其是防止消息从西方国家驻华记者的电讯稿中走漏出去。

　　当天，日伪方面的报纸，纷纷刊登了吴佩孚的“讲演稿”。然而，日本人枉费心机，真实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传了出去。1939年2月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题为“日本政治进攻的又一惨败”的社评。社评中说：“根据最近两天我们所得的平津方面的确报，可以证实吴佩孚决不作日本的傀儡，日阀们虽然做尽了丑态，替吴氏发通电，造谈话，结果经英美驻平记者出来证明，纯是日本人的一套把戏，这是日本侵华政治进攻的又一惨败。”

　　3周后，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在《群众》杂志撰写了“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一文，文中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都是仇敌”;充分肯定吴佩孚“尚能维系全国人民之望”;希望他“自全晚节”。

　　土肥原没有放弃，他又一次来到什锦花园，与吴佩孚进行新一轮的谈判。1939年3月10日发行的《半月文摘》杂志探得两人谈话如下：

　　土：吴先生向来反对国民党，此时何不率旧部南下讨伐国民政府?

　　吴：我是中国人，我同国民政府有种族血统亲亲之谊，此时我不但不能讨伐，而且也不能反对。而贵国被认为是中国的兄弟之邦，但视今日在中国之举动，已经不是兄弟之邦应有的行为了。

　　土：先生既不愿去反对国民政府，是否愿意在中日之问呼吁和平息战?

　　吴：和平我一贯赞成。但此时中国是因被压迫太甚而不得已应战，中日两国的和平，但须经过此次决战后才有可能实现。

　　土：问题是现在两国人民均愿寻觅和平，先生可出面主持和局，使和平得以实现?

　　吴：议和我也赞成，如贵国真有诚意，应首先用行动表示，然后我以在野之身，向重庆国民政府表示个人意见。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贵国军队应首先撤离中国领土。

　　吴佩孚多次化解了土肥原的无耻伎俩，好脾气的土肥原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土肥原又来到了什锦花园做最后一次努力。任他巧舌如簧，吴佩孚还是那个态度，让我调停中日战争可以啊，不过我得武力调停，我得有实力、实权、实际地盘，要不然，我说的话蒋介石不会听啊!土肥原实在忍不住了：“大帅，你再不和皇军合作，我可能压不住那些少壮派将领啦。他们早就想对您下手了。”

　　吴佩孚大笑道：“多谢将军阁下的美意，来来来，我领你看一样东西。”

　　土肥原一愣，吴佩孚要给他看什么呢?

　　土肥原跟着吴佩孚来到一个客厅，客厅中央赫然放在一具棺材。棺材前面放着一座神位，神位上写着几个大字——吴佩孚上将之灵位。土肥原惊道：“大帅，您这是何意?”

　　吴佩孚微微一笑：“什么意思?你还看不明白吗?我的后事，我早准备好了，就不劳你们日本人帮我费心了。”

　　“你，你，你……”土肥原半天说不上话来。不一会，他回过神来，站直身子，向吴佩孚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大帅，在下实在佩服!打搅了!”随即转身离去。

　　原来，来劝进的日本人、汉奸来得多了，吴佩孚也烦了。就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中，以表明自己坚决不当汉奸的志向。

　　这件事，在当时也有记述。《少年时事读本》1938年第16期刊载了《吴佩孚宁死不做傀儡》一文，文中说：“吴佩孚深明大义，宁死不做傀儡;因为怕他们来缠绕不休，所以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厅上，并嘱仆役对来访的那般客人说：‘你们一定要逼他，他只好躺到棺材里去了。’”

　　注释(略)全文详见，康狄之《最后的北洋三雄》，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