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

 

自专题网文

 

　　王书金、聂树斌案19年全记录

 

　　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导演或者编剧能构思出如此戏剧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正在上演。

　　故事从中国北方一块最普通的玉米地开始，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与它有关。19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场发生在石家庄西郊这块玉米地的命案，彻底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被污辱者，被怀疑者，被伤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雾里，弱者相互攻讦，同情与宽恕陌路。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无数人加入了追问真相的队伍里。19年之后，当我们重返现场，那曾经郁葱的玉米地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相信对于聂树斌、王书金这一典型案件，最终会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义。

　　玉米地命案

　　本刊记者/滑璇 韩永(发自石家庄、邯郸、荥阳、北京)

　　直到许多年以后，段月珍仍然无法弄清自家玉米地里发生的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农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长势正旺。

　　玉米地西边是方台村，东边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南北。依据水源灌溉的东西走向，玉米也由东往西种植，每垄宽约半米，垄与垄之间有一条40公分的垄沟。

　　时近八月，玉米都已绣了穗，秸秆粗壮，连片成长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绿色的森林，有风吹过，会发出森林一样的哗哗声。

　　段月珍家的口粮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不大，只有一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统一分配口粮田，那块地就归她家打理。

　　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里开车，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过得平静踏实。

　　然而，这份踏实终将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是段家的这片玉米地。

　　“段家地里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点多钟，太阳还没升到头顶，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便被要求出门“寻一个人”。

　　要找的人是工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玲玲，几天前，36岁的康突然失踪了。

　　液压件厂在玉米地西侧，只一墙之隔。出门后，工人们按公安机关指定的区域，在土路两侧的一条条垄沟间仔细搜寻。尽管全厂男职工几乎倾巢而出，但找了近3个小时仍然未果。

　　电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边的田间搜索，3个小时里，他从北头找到南头，仍无所获。正当他沿工厂的边墙向北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听到喊声，焦瑞生赶紧爬下边墙，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前一个周末又接连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过玉米地和横贯南北的土路时，在路东十几米远的东西向垄沟里，看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眼前的一幕，让焦瑞生终身难忘。

　　铣车工李国平当时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军之中，正走在玉米地东侧，比焦瑞生离事发地近得多。一听说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现场。还没到跟前，离着四五米远，一股异味迎面袭来。11年后，李国平还记得，不远处有一只红色的鞋子。此外，遗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

　　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一共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里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胆小的段月珍与邻居结伴，想去现场看看。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敢走近细看，隔老远瞟了几眼就迅速跑开了。

　　“洗完澡人就不见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的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康玲玲。身边人对她的最后记忆，是1994年8月5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军回忆，8月5日当天，二人在家吃过午饭后，差5分1点，康便骑着自行车离开。通常，康下班后，5点半到6点之间便会到家。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康的同事余秀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当天下午4点半。余秀琴描述，康当时身穿蓝底带图案的连衣裙、红色塑料凉鞋，推着自行车来到厂门口，二人一起去给车胎打气。然后，康就“骑车出了车间”。

　　离开车间，康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时，碰到了同事王丽平。由于水温不稳，王丽平洗了10分钟，便在5点20分离开。平日习练武术的康对此却毫不介意，还说“我愿意洗凉水澡”并留在浴室。

　　此后，似乎再没人见过康玲玲。

　　当晚，侯军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点仍不见人。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康玲玲夫妇与液压件厂的许多职工一样，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间平房。侯军以为她在单位加班，便去厂里寻找，却得到康已经回家的说法。侯军又想起岳父前两天还专程跑来商量买房事宜，以为妻子大概为此回了井陉矿区的娘家，便作罢。

　　然而，直到三天之后，8月8日(周一)晚间，康玲玲依然没有回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侯军的心头，这让他半夜难眠。

　　第二天清早，侯军起来去厂里找人，还没出门，迎面碰到匆匆而来的余秀琴。余秀琴与康不仅是同事，还是井陉老乡，平时常在一起练拳练剑，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还在实行大小礼拜休假制度，事发的一周是小礼拜，只休周日一天。发现康玲玲周六、周一两天没来上班，余秀琴便向井陉的工友打听，听说康并没有回矿区的娘家，便到康家里来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们厂里吗？”“没有啊。”侯军一听，着了急。

　　侯军带着余秀琴先后来到石家庄市区的各家亲戚处寻找，都未找到。以防万一，他还专门跑回井陉，妻子果然不在。听说女儿没了踪影，康父急忙随女婿从井陉赶到孔寨，并一起到当地的留营派出所报案。据后来的媒体公开报道，派出所对康父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又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他焦急地告诉民警，女儿可能丢了。然而，分局的答复也一样：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

　　数年后，康父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自己还去石家庄市委找过领导。因为大门不让进，康父与门卫发生口角并被打。市委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陉矿区，要求单位过来领人。矿区却说：人退休了，不归我们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厂保卫科的帮助下继续撒网式寻找。侯军通过亲友四处打听消息，康父则和厂里的部分职工在女儿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复找寻。

　　一团衣物

　　导致8月11日大规模搜索的是康父发现了一团衣服。

　　10日，余秀琴与康父在横贯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侧寻找。晚上7点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进一条长满杂草的小道。小道北侧堆放着不少从地里锄下的杂草，细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里胡乱一翻，发现了一团衣服。

　　“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问身边的余秀琴，余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条蓝底蓝绿圈图案的连衣裙，里面还裹着一条粉色内裤。多年后，康父回忆寻找衣物的过程时说：“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警方在之后的现场笔录中，这样描述埋藏衣物的具体地点，由尸体发现处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侧48米。

　　8月中旬，晚上7点天还未黑。余秀琴小跑回厂里报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护现场。一小时后警方赶到，天色已晚。他们拿走了埋在草里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话：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压件厂职工被发动起来，几小时后，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块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遗体。

　　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现场笔录显示，公安人员从当日11：50开始勘查现场，并于14：05结束。现场笔录记载，尸体现场北距新华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尸体左脚西侧20厘米处有一鞋尖朝西的红色塑料凉鞋，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尸体北侧偏西1.5米处有辆头东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车。以上三件均为死者遗物。尸体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绕有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

　　整个现场勘查过程中，侯军只被带到衣物埋藏地，并对自行车、鞋和钥匙进行了辨认。他说，“尸体现场，一开始没让我见。后来收尸时让我看了看。”康父一样没能靠近女儿的遗体，他对媒体回忆，公安机关“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从地里死了人，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时，她都是一溜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就那么一亩地，玉米也就种上八九垄，人怎么就死在我家地里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来我家的西红柿棚就是村里人家的祖坟，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里埋。”段月珍觉得自己既倒霉又憋屈，“谁想没几年口粮田里又死了个人，吓得我都不敢从那块儿走了。”

　　事发后的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里去，测量、绘图，还不时有人来询问情况。段月珍有些烦了，再有人来，她就直接回绝：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但没隔太久，侦查人员还是拿着一件浅色带花的衣服跑来要她辨认，“他们让我认，我怎么认得出来。”段月珍摇着头，有些不高兴。

　　在段月珍的记忆里，从土路边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乱七八糟。事发当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来斤，“那一小片也有没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去。村里人问起来，我说不要了”。

　　村里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里的人赔钱呀。段月珍和丈夫对此并不认同：人家亲人去世已经很倒霉了，我们只是跟着倒霉，哪里还能再去找人家要钱。

　　虽然没有亲见，段月珍听村里人说，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边给女人烧纸。此后近十年时间，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灭。

　　2000年以后，村里统一回收村民口粮田，段家交地时异常痛快。在他们看来，交了地，简直就是丢掉了一个负担。后来，玉米地被村里租给一些从大名县迁来的菜农。这些人开来一些机器，开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种。

　　被怀疑者聂树斌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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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与康家：恩怨十九年

　　得知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张焕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要儿子的骨灰。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张焕枝不服输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敏感的康父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恩怨纠缠

　　玉米地案后，聂家与康家两家人的命运像两条直线，在1994年盛夏交汇过后依循着各自的轨迹，渐行渐远，但谁都逃不出痛苦的阴影。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出现，才把两个家庭重新拉回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2005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后不久，康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问清康父身份后，却不肯透露自己是谁。康父不愿多提过往，匆匆挂断，但他含混感觉到对方似有隐情。

　　第二天，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致电康父，一句话“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就此抓住了康父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张焕枝位于下聂庄的家中，开始不断有人造访，光是找上门的记者，一批就来了40多人。刚开始，张焕枝还觉得纳闷，儿子的案子已过去多年，怎么还有人前来询问？

　　后来，有人向张焕枝透露了实情。“有一个自称玉米地案真凶的王书金不仅落网，并且已经指认案发现场”。

　　几近绝望的张焕枝，再度踏上申诉之路。

　　旧伤重起，聂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名记者找到聂家，刚向聂学生介绍完身份，老人就用拐杖指着记者吼，“你们快走，不要说这个事了！”说完，背过身去，哭得像个小孩。

　　为了帮助聂家申诉，上海一家媒体向张焕枝推荐了律师李树亭。

　　尽管王书金主动认罪，但想要申诉成功，拿到聂案的两审判决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2006年，张焕枝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位老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张焕枝明确请求复印康家的判决时，康父拒绝了。“你有没有判决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父的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李树亭主动揽下了到康家讨要判决的任务。他多次登门陪康父聊天，一边回答老人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一边把话题往聂案上引，只是对判决只字不提。几次下来，李树亭逐步取得康父的信任和好感。2007年4月，康父终于递上两审判决的复印件。别看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上面还有不少印刷失误、错句别字，但在张焕枝手中，它真比千斤还重。2007年8月15日，当张焕枝手持判决出现在河北高院要求申诉时，工作人员惊讶：你是怎么拿到判决的？

　　李树亭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和张焕枝故意将判决书说成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判决”。

　　因为相信李树亭，又有王书金坚决认罪，康父对聂家的态度在内心深处悄悄转变。在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康父列出了四个提请事项：撤销聂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立案审理王书金自认的西郊玉米地案，查清聂、王谁是真凶；追究真凶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各项赔偿总和20万元；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并赔偿各类损失200万元。虽然表面上看，康父依然将聂家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还说“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李树亭说，康父之所以一直不肯改口，是怕案子翻不过来。他曾向李树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我又去帮助聂家，那我和孩子岂不成了笑话？”

　　命运注定两家围绕玉米地一案的恩怨一时难解：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但久拖不决，疑惑之中，两家人关系再度紧张。2011年11月，因为聂家的第三位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将两审判决扫描后在网上公开，对受害者信息未做技术处理，康父一怒之下将刘和多家媒体告上法庭，同时被告的还有为刘提供判决的张焕枝。

　　对于康父的态度，张焕枝也理解。说起对自己仇视了近20年的康父，张焕枝叹了口气：他现在岁数大了，女儿又没了，真是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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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金：一个意外出现的“凶手”

　　王书金的出现，跟他后来的案情一样扑朔迷离。

　　2005年1月18日凌晨两点，天高风寒。广平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该局副局长郑成月拿起电话。对方介绍是河南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人，叫王书金，自称广平人，曾经在当地杀过人。郑成月脑子一转，问：“这个人是不是在1995年把人杀了投到井里面？”

　　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吐字不清的声音：“那就是我。”

　　这是个让郑成月念叨了10年的声音。从1995年起，每到除夕，他都要跑到南寺郎固王书金哥哥家，看看这个从1995年出逃的嫌疑人，有没有回来过年。现在，还有20多天又要过年了。

　　放下电话，郑成月马上叫上两位刑警队长，拿了一张拘留证，一个手铐一个脚镣，连夜开赴河南荥阳。

　　“大王”落网

　　王书金落网，充满了“无心插柳”的桥段。荥阳的公安系统，至今还把此事当成个段子来讲。

　　2005年春节前，为了应对岁末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高发的态势，郑州市按照惯例，开展了以“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创建平安郑州”为内容的“两严一创”活动，时间为2004年11月25日至2005年2月底。活动的重点之一，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作为郑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荥阳市也组织警力，投入到这场一年一度的活动中。

　　2005年1月16日，一位曾做过联防员的市民，给该市索河路派出所指导员石国斌提供了一条线索：在乔楼镇陈西砖厂一位叫“大王”的河北籍男子，来荥阳打工8年，逢年过节从不回家，平日里碰到民警检查，或者看见河北籍的车，常表现仓皇，有一次还钻到了玉米地里，形迹可疑。

　　1月17日晚上10点左右，石国斌与所长李建明和另一位同事一起，敲开了“大王”家的门，以其没有身份证也没办暂住证的名义，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接下来，“大王”的表现让干警们心生警惕。审讯中，“大王”连续报了多个假姓名和假家庭地址。办案民警一个个输入电脑，又一个个打电话核实，发现全都对不上号。

　　王书金后来对接触自己的人说，他对自己逃避网上通缉抱有一丝侥幸。他说自己从来没拍过照片，因而可能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网上通缉令。

　　被“大王”多轮谎言折磨的索河路派出所，审讯的力度逐渐升级。王书金勉力维持的心理防线，渐渐无力支撑。

　　在逃亡的10年中，王书金曾多次徘徊在自首边缘。但最终被两个想法抢占了上风：一是两个孩子还小，无所依靠；二是他1998年再结姻缘，妻子马秀兰逐渐让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有点舍不得。

　　这场说谎与揭谎之间的攻守游戏，考验着双方的耐心与韧性。就在派出所打算放他一马时，王书金突然说：“我要找你们领导单独谈。”

　　王书金后来对接触过他的人说，当晚他喝了点酒，心理防线较平常更为脆弱。

　　在所长李建明的办公室内，王书金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并说曾经杀过人。民警们赶紧上网查询，发现河北省公安厅在网上通缉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就叫王书金。他们又与王书金老家所在的广平县公安局联系，该局副局长郑成月说确有此人，并且叮嘱“这人很有劲，别让他跑了”。

　　“诈”审

　　1月18日凌晨，郑成月4人赶到索河路派出所。

　　此时，王书金被关在一个类似铁笼子的设施内。一位办案警察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郑成月走到王面前，问“你认识我吗？”王答：“不认识。”郑成月说：“我是十里铺的。”

　　十里铺在南寺郎固的北面，与王书金的老家相距不超过3公里。

　　王书金说：“带我回家吧，我想家了。”郑成月说你跟人家说清楚了吗，回答说已经说了。

　　在荥阳，王书金承认了1995年杀害张某芳并把其扔进井里一案是自己所为。但事实上，南寺郎固村另有一个叫张某芬的妇女失踪十多年，其失踪的地方就在张某芳案发地附近。王书金1995年逃跑后，广平警方曾经怀疑此案是其所为。

　　一位办案警官回忆，当时，郑成月突然发问：“我说，你把冰申(张某芬丈夫的哥哥)的兄弟媳妇埋到哪个河沟里了？”

　　王书金一蒙，脱口说了一句：“不是河沟里，在那个小屋前面。”

　　河北来的警察心中暗喜，他们把王书金带回广平的第二天，就领其回南寺郎固寻找埋尸现场。王书金指了一个地方，警方一撬下去，受害人的衣服就露了出来。当时，王书金的父亲正坐在路边玩，问：“那押的是谁？”

　　郑成月从王书金身上“诈”出了一个杀人案，让看管王书金的民警吃了一惊。说：这家伙还杀过人咧。郑成月当时说：恐怕他杀了四五个咧。王书金被激了一下，又脱口说了一句：“没，没，就四个。”接着，王书金就把这四起案子作案的时间和地点说了，其中就包括石家庄西郊康玲玲被杀案。

　　索河路派出所一听杀了4个人，不敢轻易放人，说你们先住在宾馆等一等，我们交到荥阳市刑警队再审审。

　　再审的结果，是王书金共交代了6起案件。除了上述4起强奸杀人案，还有两起强奸案。

　　在索河路派出所与荥阳市公安局的审讯笔录中，王书金对4起强奸杀人案的交代顺序是：1995年张某芳案、1993年张某芬案、1994年刘某玲案、1994年康玲玲案。

　　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公安人员分析，这个顺序背后，蕴含着对王书金希望借石家庄西郊案浑水摸鱼说法较难成立：在郑成月激他之前，王书金已经交代了一起杀人投井案。以其杀人的手段及杀人后逃跑的情节，即便没有其他的案件，仅凭此案即可定其死刑。这显然不是一个“求生”的逻辑。若遵循“求生”的逻辑，王书金应该最先交代石家庄西郊康玲玲案，让司法机关欲判不能。

　　而“求生”的逻辑若要成立，还需同时具备几个前提，一、1994年或之前已开始蓄谋。若非有意为之，其对现场的记忆不可能完整如初；二、在当年围观现场时记住足够多的细节，以产生以假乱真之效；三、知道凶手已被抓住，并且被执行了死刑；四、知道真凶案件的侦破与司法程序均存在很多瑕疵，以便让人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案产生怀疑。

　　事实上，由于时间久远，王书金对有些案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比如他已记不清杀害张某芬的年份，只是说是在“杀害前一个女孩(张某芳)之前两三年”。月份也记不清楚，说是“10~11月”。

　　其在荥阳与广平的供述也有一些偏差。比如本村的一位受害者，他在荥阳说成是“泊头村的媳妇”；对同一位受害者，在荥阳是“站着强奸”，到了广平就变成“趴着强奸”；在荥阳说作案时间是下午，到了广平又改为上午。

　　上文提到的公安人员说，凭自己几十年的侦查经验，一个人对10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的准确度能达到80%已属不易，达到100%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照葫芦画瓢。

　　据了解，郑成月一行1月23日从荥阳返回。在回来的车上，王书金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事都说清了，想吃东西。郑成月问想吃啥，王书金说想吃肉。郑让司机找了一个高速服务区，在服务区超市买了一只德州扒鸡，撕下来一条腿给王书金，又买了瓶饮料给他。这让王书金很感动，说如果我能活着，一定能和你交朋友。

　　博弈

　　把王书金从荥阳带回的第三天，一位办案警察称，警方就带着王去了石家庄。为避免受到其他犯人的影响，警方不敢把王书金放到看守所，而是放到车上，有人24小时看守。

　　此时，包括郑成月在内，尚不知石家庄西郊杀人案已宣布告破，“凶手”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一位知情人介绍，到了石家庄，郑成月试图让案发地派出所提供配合，但派出所不配合。此时，荥阳警方的通报函已经发至石家庄，而在与该案相关知情人士的接触中，郑成月也逐渐了解了该案的来龙去脉。

　　为了寻找当年的现场记录，郑成月一行4人押着王书金，前往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刑警队。当年办理此案的郊区分局已经被撤，其业务被合并到裕华分局。

　　上述知情者介绍，当时，裕华分局刑警队一间挂着“教导员”的房间开着。郑成月走了进去。屋里没有人。桌子上有一张函，正是荥阳的讯问笔录。

　　这时候有人进来，进门后第一个动作是把那个函翻了过来。郑成月说，我们是广平县公安局的，从荥阳带过来一个犯人，他交代在石家庄西郊杀过一个人，你们把现场给我们一下，我们好向检察院移交案卷。

　　知情者称，郑成月说， 你们给我们“现场”就行了。要不然我们把人给你，你们处理？这人说，不是这事。郑成月要找他们管刑侦的副局长，他说出去开会了，也不给电话。

　　后来，此人给了郑成月一支烟，问：这个犯罪会不会是道听途说？郑成月说：不管是什么咱查清不就行了嘛，你要是有怀疑，犯人就在楼下车上，你来问。他说，我不问。又过了一会，此人说这个事是有，当时我还是法医。郑成月说，那不更好嘛，你以前是法医，现在是教导员，不更了解情况嘛。他说这里面不对。不行你先回去，我给领导汇报汇报，咱们再电话联系。

　　话毕，郑成月就带着人回了广平。

　　回来后，郑成月再给此人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了。眼看对王书金羁押已经20天，郑成月有点着急。按照规定，如果超过30天没把卷宗提交给检察院，就属于超期羁押，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

　　这让郑成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只有交代材料，没有“现场”，就是不完整的卷宗；如果把交代材料抽出来，不提此案，又不符合规定，两者都有可能追究办案人员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在王书金的卷宗中，看到了一份邯郸市检察院给广平县公安局的退查提纲。其中第五项说：被告人王书金交代在石家庄打工期间强奸后将一名妇女杀死，此事是否存在，应查证将材料入卷后才能认定。

　　广平县公安局补充侦查报告书对此有个回复，说“关于退查提纲第五项，省政法委会议纪要已有意见”。

　　据知情人介绍，王书金被押回广平20天左右，河北省政法委曾经组织了一次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与广平县公安局之间的对质。双方各出示自己收集的证据，石家庄方面此时已经提到了受害者脖子上的花衬衣。但郑成月说，不能给王书金点化此事，以免留下后患，让他自己说。

　　就在石家庄西郊现场一事僵持不下时，《河南商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此案的文章，叫《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河北省公安厅一位刑侦局副局长即赶到广平，说要协助广平警方尽快破案，有关此案的现场记录很快到了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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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金其人

　　南寺郎固位于广平县城东南7公里左右，人口超过3000人，村内鸡犬交吠，院落整齐。离家出走前，王书金在此出生并生活了28年。

　　1990年代，该村还是乡级建制，后在撤乡并镇中归于十里铺乡。村内王姓人口占了三分之二。在该村的中间位置，有一处已经荒废多年的宅子，两间东屋，四间朝南的正屋。正屋中东边两间与东屋同为废弃的旧房，房内杂物横陈，尘土充塞，看起来了无生机。

　　正屋的西边两间为新建，门窗尚未安装，地上堆着木头。看起来做工不够精细，就像临时建筑。村里人称之为“危房”。

　　宅子没有院墙，里面长满了杂乱生长的小枣树。即便是中午的阳光，也很难刺破其中的阴郁气息。有的村民称之为“鬼屋”。

　　王书金就出生在这处宅院。在此之前，他已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后来又有了两个妹妹。7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村里的“异类”

　　1995年秋天，南寺郎固村附近的一口枯井内，发现一具女尸。现场的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南寺郎固村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被叫去问讯。一场地毯式搜索随之展开。搜索从第一队转入第二队时，有人发现，第二队的王书金不见了。他的妻子郭红梅说，警察在第一队搜索时，王书金磨了把刀别腰里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走路低头、少言寡语、14岁就进过少管所的沉默男人，其实是这个村里最危险的人。

　　在村民的印象中，王书金虽然可怕，但其父亲老实巴交，话不多。他喜欢打井，有时候还钻研打井的设施，参与了大多数本村及附近村庄的打井工作。但经济上的贫穷并没有因此改变。

　　姊妹七人，只有大姐、大哥上了几年学，王书金上到小学二年级，其余四个姐妹则没有上过学。

　　过早地辍学，一方面让王书金远离那些多在校园里的童年玩伴，同时也让他有着大量空荡荡的时间。王书金说，小时候家里人很少管他。而一旦被管，总是出现在犯错的时候，方式就是挨一顿打。

　　王书金的父亲没有受过教育，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缺少方法。小时候，王书金经常挨打，父亲打他，哥哥也打他。哥哥王书银打得很厉害，有时“往死里打”。这导致兄弟二人出现隔阂，很多时候，王书金会远远地躲着哥哥。他说，这个9人的大家庭里，只有母亲爱他，会在王书金被打的时候帮忙拦一下。

　　王书金没有朋友，平时喜欢低头走路。一方面同龄的孩子大多都在学校里，另一个说法是与家庭影响有关。王书金一家人都有点闷。父亲与哥哥话都不多，与村里人走动也不是很积极。

　　王书金的个性更加沉闷。村里人反映，王书金大都是低头走路，并且爱走小路，遇见村里人一般不打招呼。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以“嗯”“啊”应付，面无表情，很难形成交流。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他很少参与，也几乎从来不到邻居家串门。

　　大姐夫王文景说，春节到丈母娘家走亲戚，也难得王书金说上几句话。通常是见面的时候叫一声“姐夫”，随后就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久而久之，村里人都不爱搭理王书金。有什么活动也不会通知他。他就像一个远离主流的异类，虽然置身于一个熟悉的环境，但大家都把他当成陌生的存在。

　　王书金曾说，自己在广平县没有朋友，在生活中常常独来独往。这成为王书金的一个重要的标签。

　　难以抑制的冲动

　　后来的经历证实，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上都感受不到温暖，王书金开始走向田野，寻找发泄。在南寺郎固，关于王书金“性需求强烈”的传言有很多。

　　他还有一个在南寺郎固人尽皆知的癖好：收集女性用品。比如内衣、内裤、乳罩等。他邻居家一个刚过门的媳妇，洗了内衣晾在外面，全部被偷。也有其他家庭丢失内衣的消息不断传出。有一年种地时，一位村民犁出了很多件被埋的女人内衣。

　　1995年张某芳的尸体从井里被捞出来后，井下也发现了一些女人的衣服，以至于警察认为井下还有尸体。王书金不得不将自己的这一癖好和盘托出。办案民警说，这是一件让王书金非常羞于启齿的事。偷了这些衣服后，王书金会在无人的时候穿上，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有一种满足。

　　1982年7月13日下午，14岁的王书金在自留地里看瓜，一个到南寺郎固走亲戚的7岁女孩路过此处，王书金遂生歹意，尾随至村东一队牲口棚井坑子垄口沿试图强奸。小女孩边哭边骂，王书金就把其拖到路北的玉米地里，摁倒在地，掐住小女孩的脖子，直到其不能出声后将其强奸。其作案手段，与成人后的几起作案并无二致。

　　小女孩被奸污后，将此事告诉了姥爷。姥爷遂带人把王书金痛打一顿，然后报警。警方将其抓获后提起公诉，法庭不公开审理，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发配到唐山少管所。

　　王书金后来交代，他强奸后把人掐死的习惯，与这一次事情败露有很大关系。

　　1985年从少管所出来时，王书金还不满18岁。在村里本来就形同陌路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张。本来村里人对他只是没有好感，现在又多了一层恨。所有人都躲他远远的，外出打工没有人愿意带他，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也没有人帮他介绍。

　　父母为他的婚事着急，想出了一个办法：转亲。在当地，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家里的男方条件较差，正常娶亲困难，为了成全男方，不得不用家中的姐妹与其他家换。即A家的女子到B家，B家的女子到C家，C家的女子再到A家。这样，让三家的男子都有了对象。

　　为王书金换亲的是其三姐。她嫁到了盐池村，盐池村的一个姑娘嫁到南小留村，南小留村的姑娘再嫁给王书金。

　　从南小留嫁来的姑娘叫郭红梅。本来她千般不愿，但被父母所逼，时间长了不得不就范。这从一开始就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郭红梅对王书金非常排斥，老回娘家，不做家务，也不愿意过夫妻生活。后来结婚久了，状况有所改变，但两人关系也一直不好。王书金说，每回过夫妻生活，都是他主动提出来，有时候还被拒绝。他为此非常恼火，两人间的争吵如家常便饭。夫妻间的沟通一直是个问题，王书金的母亲对这个儿媳妇也不太满意。

　　王书金说，这段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对他以后走上犯罪道路有一定影响。由于生理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碰到女人——特别是形单影只的女人，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王书金说，他每次欲望一起来，就憋不住，顾不了场合，也顾不了对方的长相，“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了”。

　　逃亡之路

　　1995年强奸杀害张某芳并把其扔到井里后，王书金从老家逃出来，从广平坐车到济南，到聊城，又到石家庄，到原来干过活的鹿泉，没有找到活，又到安阳、郑州，后在荥阳砖厂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十年。

　　1998年，经内蒙古一位朋友“老王”的介绍，王书金与湖北人马秀兰认识，不久就住到了一起。这一年，马秀兰20岁。她因与家人生气逃出来，先到南阳，后到郑州，认识王书金后，与其一起到荥阳砖厂打工。

　　马秀兰面色稍黑，体格结实，性格开朗大方。她与王书金第一次见面时，感觉对方很老实，又有力气能干活，很满意。认识了没几天，就随他一起去了荥阳砖厂。

　　但在一起过日子才发现，王书金这人脾气很暴，“容易恼”，有时候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好，就会恼，两人经常吵闹，甚至打架。“他有个暴力的心理，有时候出手很重。”马秀兰说，与王书金在一起七八年，几乎每天都要吵。吵完了很伤心，但第二天还会吵，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久了，马秀兰也觉得烦。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想离开王书金。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送人，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1999年初，两人有了第一个男孩。这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想要这个孩子，并在被褥下塞了5000块钱。王书金和马秀兰商量，认为自己经济条件有限，养不起孩子，还不如送人。马秀兰此时正有意离开王书金，也表示同意。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马秀兰没有走成。

　　两人刚认识时，王书金没有说自己结过婚。后来他承认了这一点，也说有了一个儿子，但夫妻关系不好，婚姻名存实亡。

　　事实上，在王书金逃亡的第二年，他老家的妻子就已经带着儿子，改嫁到附近的北小留村，儿子也随了继父的姓氏，只是王书金并不知道。

　　对于离家出走，王书金给马秀兰编了一个谎话：哥哥与人打架，被人狂揍，他出手相助，过失杀人，不得不逃亡在外。

　　但马秀兰还是发现了一些蹊跷，比如王书金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睡囫囵觉，心里不踏实，心里有一股怕劲。”王书金说，与马秀兰在一起的那几年，几桩命案时时像块石头压在自己心头。

　　从1995年到2005年，王书金再没回过老家。有一次，曾有一个朋友建议开车拉他晚上回去，再晚上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回家看看。但他犹豫半天，最终作罢。

　　每到春节，周围人家合家团圆，他都会带着女儿，来到荥阳铁路桥上，北望黄河北面的故乡。他说，自己最大的奢望，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大大方方地回趟家，看看父母。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在他逃亡期间去世，父亲也在2012年去世。

　　有时候心烦时，他会找人喝酒。砖厂附近有两个馆子他经常去。酒过三巡后，他经常会发出感慨：今日有酒，还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呢！这样的话说多了，周围的很多人都听出了弦外音，认为他身上有案子。王书金案发，据说源于一个饭馆老板的举报。王书金被抓后不久，这家饭馆就关门大吉。

　　因为喝酒，马秀兰有时候会跟王书金生气。这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女人，很心疼王书金辛苦挣来的几个钱都拿去喝酒了。她说，王书金喝的醉醺醺后，还喜欢付账，为此，他一年要欠饭店一两千块钱。

　　但马秀兰从来不会在王书金熟人面前提及此事。王书金对此心怀感激，他觉得这给他留足了面子。

　　后来，王书金又跟马秀兰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荥阳砖厂，王书金自认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能干的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他甚至还为女儿找了一个干亲。

　　暂时的安定让他有一种幸福感。他说，自己也曾经想过自首。但两个事实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孩子还小，二是他舍不得马秀兰。“如果自己早点认识马秀兰，可能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马秀兰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是王书金毁了自己。王书金被抓后16天，她就带孩子改嫁到荥阳附近的一个村里。马秀兰说，一旦家里有了钱，她就想在城里买套房，让孩子远离这个早晚会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环境。

　　在被抓的几个月前，王书金有一次突然问马秀兰：如果我有一天被抓，你怎么办？马秀兰被问得有点茫然，说：“我这有两个孩子，你说咋弄？”

　　两个孩子，大的是闺女，生于2000年，小的是儿子，生于2002年。两个孩子都不爱说话，学习也不是很好。马秀兰说，这些都像王书金。

　　聂、王案的“推动者”

　　就在郑成月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杀人案的现场卷宗一筹莫展时，一个媒体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此人叫马云龙，当时的职务是“《河南商报》总顾问”。马云龙这次来冀，正是奔着石家庄西郊杀人案而来。

　　“重大报道”出炉

　　索河路派出所抓到王书金后，荥阳市公安局认为此案是“两严一创”的重大成果，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河南商报》派记者楚阳参加，回来写了个三四百字的小消息，标题叫“河北‘催花狂魔’荥阳落网”，此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后来，楚阳在闲谈中向马云龙提及，说在新闻发布会后喝酒时，荥阳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还有点麻烦，王书金供认的一起石家庄的案子，早已经宣布破案了，还枪毙了一个人。

　　马云龙感觉这是一起“重大新闻”。他抽调了一位能干的特稿记者范永峰，与楚阳一起前往河北采访。这一年，马云龙61岁。

　　马云龙称，此时的郑成月，正因石家庄西郊案陷入两难困境：查办此案，却没有现场卷宗，不办此案，但王书金已经交代人是他杀的。

　　马云龙称，郑成月告诉他，当时郑一筹莫展，便找广平县检察院一位朋友吃饭，商量这事怎么办。这位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找个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就会有人管。

　　没过几天，马云龙就带领范永峰、楚阳，来到了郑成月的办公室。之前范永峰与楚阳曾写了一篇有关此案的文章，但马云龙认为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决定亲自跑一趟。

　　马云龙报道的方略，是拿到王书金和聂树斌交代的材料，两相比较，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广平警方向马云龙披露了一些王书金的材料。由于此案尚在侦查中，马云龙担心有关人员因此受到追究，对这些材料的使用非常谨慎。

　　对聂树斌案的采访则费尽周折。马云龙先是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政治处民警张建勋，张说此案多年前已经结案，让他找当时参与办案的一位叫焦辉广的民警。

　　焦辉广此时已经升任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聂树斌案结案后，他曾经在当地媒体上写了一篇通讯，即《青纱帐疑案》一文。该文叙述了该案的办案过程。其中在认定嫌疑犯的部分，他写道：“根据专案组综合查访情况判定，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强奸杀人案的凶犯。”在审讯的部分，他写道：“他(聂树斌)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马云龙试图弄清楚，干警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攻心战术，在一个星期的突审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焦辉广拒绝提供其中的细节。让马云龙去法院去查案卷。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郭连申，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采访。此时，郭连申已是石家庄中院刑一庭庭长。

　　马云龙又跑到石家庄中院办公室，要求查该案的档案。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声称时间太久，人员频繁地换，找不到记录。

　　最终，马云龙等三人不得不跑到石家庄图书馆，找到了焦辉广当年的那篇《青纱帐疑案》。三个人对着报纸，把王书金的供述与聂树斌案的细节一一比对，完成了后来那篇《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

　　2005年3月15日，这篇报道在《河南商报》发表。为了增加稿子的影响力，马云龙采取了一个特殊措施：这篇稿子在《河南商报》排版的同时，马云龙让一位编辑传给全国100多家主流报纸，并且注明“欢迎刊载，不要稿费”。

　　稿子发表的第二天，河北省公安厅就派人赶到广平县，困扰郑成月多日的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现场问题得以解决。

　　寻找“代言人”

　　该案在全国引发了巨大关注后，马云龙发现，要把这个事往前推，还缺少一个角色：律师。

　　马云龙想从王书金处直接获得材料，但看守所里的王书金不能轻易接受采访。这需要一个桥梁。马云龙就想到为王书金找个律师。这一方面能把王书金的信息带出来，且能名正言顺地出现在报道里；另一方面，律师也是案件向前推动的关键。

　　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律师看到报道后主动找到马云龙，希望免费代理。其中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叫纪桂林，与马云龙达成了一致意见。

　　纪桂林曾经在冀东监狱工作。2002年其友李久明被错抓后屈打成招，被判死缓。纪为其四处奔走，最终在找到了真凶后为友洗冤。此后，他离开体制，参与了多起维权案件。2005年，他负责在中国政法大学负责研究生班的培训，同时在一个朋友开办的律师事务所里，帮忙管理行政事务。

　　由于与律师接触较多，他在很多的时候充当着在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牵线搭桥的角色。王书金的两个律师——朱爱民与彭思源，都来自于他的介绍。朱爱民曾经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培训班，管纪桂林叫老师；彭思源、纪桂林、李树亭三人，则是在政法大学读二学位时的同学。

　　为了让朱爱民为王书金辩护，马云龙派范永峰去找已经改嫁的马秀兰，说服她以孩子委托人的身份，与律师签订一份委托书。马秀兰本人不置可否，但其新婚的丈夫李玉强则极力反对。李玉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亦称，希望王书金早日伏法，以免对日渐懂事的两个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范永峰反复找李玉强谈，说这样做不是要救王书金，而是要为另外一个人洗冤。多次做工作后，马秀兰最终与律师签定了委托合同。后来彭思源律师介入时，这一个委托程序又重新走了一遍。

　　马云龙、纪桂林、朱爱民等几方约定，此次代理为免费。

　　2013年6月23日，马云龙在博客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文章说，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王书金将在6月25日的庭审中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8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的凶手。这样，让很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聂树彬案翻案，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了。

　　此文既出，业内震动，悲观的情绪上升。但6月25日的庭审，王书金并没有如其预言翻供，而是坚持了此前的供述。于是，庭审过后有人指责马云龙制造“谣言”。

　　在王书金案庭审结束的当天晚上，被称为“谣言制造者” 马云龙终于回应。他说，打排球有一个动作叫封网，即看到对方攻击点的时候，先把那个点给他拦住，让他不敢从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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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转机

　　从2007年上诉，到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时，王书金已46岁，离一审判决已过去6年。

　　2013年6月17日下午，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接到一个电话，致电者是王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刘志廷。除了告知朱爱民王案将在6月下旬再次开庭，刘志廷还说，“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在磁县看守所。”

　　朱爱民有些疑惑，两个半月前，他还去过王书金2007年的羁押地广平县看守所，发现人早被转走。

　　两三天后，朱爱民得到确切消息：6月25日上午9点，河北高院主持的王案二审将在邯郸中院进行。“之前网上有人说王书金被毙了，现在看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朱爱民有些欣慰。

　　6月24日一大早，朱爱民与王的另一辩护律师彭思源从邯郸市区出发，打车直奔数十公里外的磁县看守所。磁县看守所离县城不远，紧邻磁县拘留所。门前冷清，平均个把钟头才会有车辆、人员出入。

　　律师在大门口将证件登记后，一位工作人员向内通报。出来时，他语气生硬：今天省厅来人检查，不允许律师会见。朱爱民拨通了刘志廷的手机。听说会见遇阻，刘马上协调。最终朱爱民见到了已6年多未见的“当事人”王书金。

　　“我坚持认罪”

　　“还认识我吗？”见面后，朱爱民第一句话便问。

　　“咋不认识呢，认识，认识。”6年不见，王书金白了、胖了，精神不错。虽然王的口音依然很重，但与初识时相比，朱爱民现在不用翻译，也能听懂王书金河南腔的河北方言。针对外面流传关于王书金迫于压力将要翻供的消息，律师迫不及待地向他求证。王书金说：“我坚持原来的上诉意见，坚持认罪。”

　　随后，王书金讲述了这几年他在看守所的情况：早在2012年1月17日就从广平看守所转移到顺平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河北省某联合调查组又将他押往石家庄远郊并停留半月。王书金虽叫不上来那里的地名，却记得多年前曾在此打工。对于那半个月，他至今说不清羁押地究竟是不是个看守所。此后，他又转入河北省某看守所，停留四五个月。最终在2012年7月16日，来到现在的磁县。听说4月初朱爱民到广平找过自己，王书金反问：你还到那去找我啊？我早就不在那儿了。

　　朱爱民透露，在流转期间，有人告诉王书金，律师借你出名了，早就不管你了。王书金不仅不当真，还出言反驳：“我是死刑犯，就算律师真不管了，政府也得再给我找个律师。有话，我只跟律师说。”

　　此后的多次会见，谈话的重点逐渐转向案情。针对6月25日检方在庭上提出的4点质疑，律师与王书金一一核实。然而就像王在庭上多次表示的那样，事隔19年，有些事情实在想不起来，不可能清晰作答。

　　会见的很多内容，王书金在后来的庭上都没有说。在作案时间上，王书金说自己当时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时刻。只记得那天下午工地上没什么活，做案后回到工棚时，工友们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床上。至于受害者的尸长，王书金表示从不清楚。他告诉彭思源，自己是2005年被抓后才第一次在看守所里量了身高，此前，他对身高并无明确概念。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林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尸长并不等于死者生前身高，“测量时，稍微摆一下姿势，就可能影响尸体长度。”

　　事实上，与普通强奸犯在狱中常受歧视、羞辱不同，王书金在那间9人的囚室中待遇不错。不算同室犯人，看守所里能与王书金直接对话的只有三人：除了磁县公安局局长外，就是磁县看守所的所长和医生。在饮食方面，王书金也受到特殊照顾。有人关照，王书金想吃什么就直接向所长反映，基本都给满足。前不久，他还吃过喜欢的方便面。而今年春天，王被发现患有糖尿病后一度到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才转回看守所。对于这些特殊待遇，王书金很满足。他自称无论广平还是磁县，只要是在看守所，就过得挺好。

　　开庭

　　2013年6月25日，邯郸异常燥热。毒辣的阳光下，不少行人手遮凉棚挡住眼睛。

　　早上8点出头，邯郸中院附近出现了数十名警察，法院西边200米的路口开始限行。当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出现在法院门口时，守候在一旁的媒体蜂拥而上。

　　前一天中午，张焕枝带着6名亲友从鹿泉赶到邯郸，为了省钱，没坐高铁。下午，一行人直奔邯郸中院申请旁听。说明来意后没多久，一名工作人员拿着几个旁听证走了出来。“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7个”，张焕枝答。“给你们4张旁听证，你和女婿一人一个，剩下两个给村长和书记。”接过旁听证，张焕枝皱起了眉头：我又没说来的都是哪些人。

　　从法院西门只能走进西翼的侧楼，楼与院墙间南北各有一扇铁门，全部锁死。侧楼上下六层，外人只能走到第四层。四层楼里，每层都在通往正面主楼的过道上设置了一道必须输入密码或刷卡才能进入的铁门。无法进场的媒体，只能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内活动，一旦走出西门外的胡同，就别想再进来。王书金案被安排在主楼一层的审判庭，内有旁听席9排，每排24人。

　　9点整，案件准时开庭，五六架摄像机对准不同方位，几名摄影记者扛着镜头不时穿梭。除普通法警外，现场还有若干手持盾牌警棍、身穿迷彩的武警。据朱爱民回忆，受害人家属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

　　王书金身穿有领子的浅色短袖T恤、浅黄色马甲、黑色长裤走了进来。与6年前相比，他的确胖了很多，头发短得几乎贴在头皮上，发际线也有所后移。不熟悉的人，可能已认不出了。

　　在陈述上诉理由时，王书金表示，一审认定的3起故意杀人、强奸属自首，应从轻处罚；供述未公诉的玉米地案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律师朱爱民强调，王的供述对聂案起到关键作用，而他多年来实事求是、坚持认罪的态度，也应予以考虑。

　　与上次开庭相比，6月25日的庭审给了王书金更多的话语权。当年在法庭上，王书金一提出玉米地案是自己干的，检方就以一审未公诉为由，说他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合议庭也认为与案件无关，直接驳回。

　　“这一次，合议庭的态度和6年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种进步。”律师彭思源说。

　　然而，在检方向王书金询问作案细节时，彭思源感觉有点不对。检方问“你是怎么跺被害人的？是单脚跺的还是双脚跳起来跺的？”王书金答：双脚。“是双脚跳起来跺的？”“对。”检方继续说，“那么你跺被害人的时候，你听没听到被害人的身体发出什么声音？”王书金答：听到了，好像肋条折了。“好像肋骨骨折的声音？”“对。”作为律师，彭思源认为检方提问具有明显的诱导成分，“包括后来对受害者尸长和王书金身高的对比提问，也存在同样问题。”

　　在质证阶段，检方拿出现场笔录、法医报告、受害人家属报案笔录、受害人家属证词四份新证，无一例外来自1994年的聂案案卷。此前，两位律师一直暗中合计，如何寻找恰当机会要求检方提供聂案证据。新证一出，朱爱民认为机会来了。

　　四份新证被一一打到投影屏上。所有笔录均为手写，花衬衣也以黑白照片的形式投射出来。伴随着证据的展示，检方提出四点质疑：尸体脖颈上缠绕的花衬衣，王书金从未提及；尸体全身未现骨折；王所称的做案时间不符；王所称的受害人身高与尸长不符。

　　朱爱民要求把证据拿到眼前仔细分辨，结果发现没有一张是证据原件。在律师要求查看聂案全部证据原件的请求下，合议庭宣布休庭。

　　然而，随着审判长法槌“嘭”地一声落下，旁听席上的张焕枝骤然而起，她指着投影屏大喊：“那个证据是假的，那件花上衣是假的！”

　　本以为看到聂案原始卷宗遥遥无期的两位律师，当天下午便匆匆打道回府。不料，第二天二人便接到通知：明天下午到河北高院阅卷。

　　6月27日，二人乘高铁赶到石家庄，在河北高院12层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案卷。彭思源记得很清楚，自己以王案二审辩护律师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庭审时，就明确提出查阅聂卷。6年后，彭思源等来的是一本用鱼尾夹别住大部分页码的卷宗。聂卷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朱爱民拿过案卷草草一翻，一共130余页。留给律师的26页，除了现场方位图和几张受害人尸体照片，其余均曾在庭上出示。卷宗泛黄的纸张上不乏岁月痕迹，朱爱民从它陈旧脆弱的外表推测，应该已有太多人查阅过聂案。

　　任律师找出再多借口，河北高院坚持将再次开庭的时间定在两周后的7月10日。律师称要想消化所有信息，时间有些紧张。

　　再次开庭

　　再次开庭，邯郸中院依旧严防死守，如临大敌。只是这一次，邯郸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几位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专程从石家庄赶来，在法院门口撑着伞打出“王书金还是聂树斌”的横幅，一边吸引媒体，一边声援张焕枝。与上次庭审不同，7月10日的法庭里出现了多处空置的旁听席位。尽管法庭辩论依然激烈，但一些听众已经失去了第一次的耐心和兴趣。事后，一位旁听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检辩双方均大段引用王书金供述或证人证言，论点并不突出，“听得人直想睡觉”。

　　庭审中，朱爱民针对聂案证据提出多处程序瑕疵，并对检方质疑的“跺胸”等问题作出回应。他在辩护词中写道：尸检报告中的“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缺乏解剖程序，真实性值得商榷。刑事证据专家常林看过尸检报告后认为，从“胸腹腔各脏器呈糜烂状”这一点看，尸体似乎进行过解剖。“但解剖就应该附上解剖现场的照片。而且报告中确实没有提到胸骨、肋骨是否骨折，尸体解剖究竟做没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不好说。”常林说道。

　　至于那件引发各方猜测的关键证据——花上衣，朱爱民认为检方从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人的辨认笔录，因此证据来源存疑。另外，作为物证，检方理应当庭出示衣物原件，而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庭上，两位律师列举了受害人头发长度、自行车车把样式、衣物埋藏地点和方式等一系列细节，试图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证据体系，以证明王书金的供述与现场笔录、法医报告等官方结论一致。还有那串取自现场的钥匙，律师认为，不到现场的人不会看到如此细微的证据。

　　事实上，这串钥匙正是李树亭坚信王书金才是案件真凶的关键证物。康父曾亲口告诉李树亭，警方抓到聂树斌不久就把钥匙还给了自己。“聂案判决里没提钥匙。如果聂树斌在口供里说过，它就应该被封存，像那辆自行车一样，等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才发还受害人家属。”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聂案曾经的申诉代理律师，他找到多名最先发现尸体的液压件厂职工核实情况，“他们连牙齿、蛆虫、绿豆蝇这些细节都说了，但谁都没提钥匙。所以不到现场的人，根本不会知道。”

　　对此，常林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多细节王书金说得也对，但在花衬衣和跺胸两个关键环节上出了岔子。所以仅从证据角度分析，聂案判决中显示的聂树斌口供，应该比王书金口供更符合现场情况。再有，很重要的一点，王书金信息来源的唯一性确实难以保证。”常林同时指出，目前谁也无法排除聂树斌被刑讯逼供的可能，“如果警方真的对一个人刑讯逼供，那他的口供基本就是对应着证据说出来的。”另外，常林认为聂案卷宗中的法医报告过于简单，“这样的现场一看就是性侵犯罪，但是他们连死者的会阴部、阴道、子宫等部位都没有检查。”

　　7月10日，庭审持续三个半小时，因为一并审理了强奸部分，旁听人员被要求中途退场。庭审结束后，张焕枝在女婿的陪伴下走出法庭，面对众多媒体和围观人员，张焕枝想了半天说出几个字：鸡蛋里挑骨头。她不能理解，为什么王书金死乞白赖非要认罪，检方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检察院本该追诉犯罪，被告才会逃避追究。但在这个案子里，王书金在法庭上费尽心力要求追究他未被追究的犯罪，检察官却千方百计证明那不是被告人所为，真是黑色幽默。”

　　庭审后的第二天，彭思源再次驱车来到磁县看守所。那一次，天上飘着雨，几十公里的路，开了近一个半小时。到了看守所，彭思源又苦等一个半钟头，才在非会见时段的午休期间见到王书金。王书金依然认定事情是自己所为，他表示，一旦判决不予认定，还会坚持申诉。“他说，强奸现场肯定会有毛发之类的遗留物，警方如果找不到是要承担后果的”，彭思源转述。

　　如今的王书金非常平静，随时等待着可能到来的死亡。他问彭思源：为什么我做的事情，他们一定要找别人？对此，彭思源无法回答，只是在临走时留给王书金三个写好自己地址的信封。“如果他有事，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和朱律师一定会来。”

　　不是尾声

　　对于王书金案的判决，很多人劝张焕枝别抱太多幻想。她自己也总说，“案子是不是王书金干的，跟我儿子没关系。我只管我儿子，不管他。” 刚得知王书金的存在时，张焕枝对这个可能间接害死儿子的“元凶”恨得不行，然而现在，在她内心深处，甚至对王书金怀有一丝感激。“毕竟，如果他不说，没人知晓儿子的清白。”

　　四五年前，孔寨村西侧被挖出一条尚未通水的大河，南北绵延数里，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的一段。河里挖出的泥土堆积到当年案发的那片玉米地上，将地表抬高了两三米，几乎与过去的液压件厂东墙齐平。现在，那块隆起的土地像梯田一样，依据地势高低被分割成很多块。地里依然有人耕作，在北侧临街的一面，主人还特意安装了一道带锁的小木门。7月初，地里的白薯、花生长出细小的嫩叶，孤零零的几棵玉米排成歪歪扭扭的一排，长到人的肩膀。

　　不远处的液压件厂早已改名，成为石家庄市液压有限公司。从前的厂房被贴上了白色的瓷砖，漆成天蓝色的房顶上，立着几个红色的大字：精神康复基地。

　　张焕枝每每从这里经过，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但眼前无非是一条宽大的河道、一片片散乱的农田、一座白色的四层小楼。 ★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康玲玲、侯军、马秀兰、李玉强、郭红梅均为化名。)

　　(部分内容，来自于河北省两位不愿具名公安人员及王书金本人的陈述)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实习生卢樱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