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无解的埃及 幻想通过选票政治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吃错了药
　　
马尔萨斯魔咒：几乎无解的埃及——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不是革命就能带来的。

　　谁也未曾想到，自2011年至今，短短两年多时间，埃及政局上演了风车般翻转的一幕，“革命”似乎已经成为埃及的常态：2011年“1.25革命”，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2012年6月30日，经历17个月漫长、波折而痛苦的过渡期，带有宗教原教旨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穆尔西(Mohammed Morsi)成为民选总统；2013年7月3日，也即兄弟会和穆尔西庆祝执政一周年盛典刚过，埃及发生军事政变，穆尔西政府被军方废黜。此举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

　　倘如某些分析家所言，穆巴拉克的下台，是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春风终于吹入昔日铁板一块的阿拉伯世界；兄弟会的执政，是人民经过自由选举表达的民主意志，那么7月3日所发生的一切，又该算作什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4日，埃及军方安全部队和警方对开罗两处穆尔西支持者的示威营地——吉萨复兴广场和阿达维亚清真寺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坦克压阵，推土机铲除帐篷，投放催泪弹，驱逐示威者。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刚开始行动40分钟就已造成120人死亡，示威地点附近的临时医院更宣布有450人死亡。

　　曾两度宣称“代表人民的意志”推动不流血革命的埃及军方，这一次对人民，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人民挥起了专政的铁拳。城市里坦克云集，枪声四起，一架架先进的美援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盘旋在开罗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催泪瓦斯，滚滚浓烟。

　　这是民主的代价，还是杀戮的高潮？这是埃及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一个更伟大的胜利么？

　　正如许多分析所指出的，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罗河革命”构成复杂，但最初的起因却是社会的、经济的。埃及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专制与腐败，而在于埃及存在的问题实在难以解决。

　　革命前埃及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政治，而是急剧膨胀或应称为恶性膨胀的人口与国家能提供的资源之间的矛盾。

　　穆巴拉克在萨达特遇刺后上台的，时间是1981年10月，到他2011年2月下台接近30个年头。1981年，埃及人口只有3500万左右，到2011年人口数字为8100万。

　　但由于近1000万人口出生后未曾登记，很多学者估计实际人口多达9100-9300万人，30年中人口变成了2.5倍，其中一半处于24岁及以下，大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面积虽有100万平方公里，但境内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黄沙无垠的热带沙漠，只有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才是一条绿洲带，其面积约为33700平方公里，仅为其总面积的1/30。在此狭窄的绿带上，居住了埃及90%的人口（其余居住在苏伊士运河两岸），西谚所说：“尼罗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死亡”，确系实情。

　　全国可耕地面积不过5500万亩，实际耕地5000万亩，占国土总面积不到3%。人均耕地只有0.55亩，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1.37亩的40%，出产的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的人口，缺口的粮食自然只能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

　　“阿拉伯之春”发生前，埃及经济在中东地区颇为耀眼。2004年，埃及开始了大规模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包括让埃及镑自由浮动、将公司和个人的收入税减少一半、有限度地私有化等措施。2006年至2007年间，埃及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成为中东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埃及2010年的贸易逆差失控，从2006年的100亿美元猛增至250亿美元，预算赤字扩大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

　　革命前，埃及40%的城市人口和78%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15-29岁青年大面积失业，而青年正是示威和暴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粮食价格大涨，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这成了阿拉伯国家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按民众的总结，那就是专制政府管理国家的水平不行，政府腐败贪了人民的钱，而人民一旦推翻了独裁者，将他的赃款纳入国库，各项事业就会立即得到改善。换个政府，一切都会好的。于是就革命了。

　　正因如此，当时社会上各路政治势力——以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光明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派、以世俗派知识分子和亲西方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派，和由“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团、学生组织和底层无业青年为主的“广场派”结成统一战线，并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势力强大的埃及军官团——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支持，最终一举推翻了统治埃及长达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

　　然而近两年过去，现实却与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径庭：革命后的埃及，经济状况并不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好，某种程度上甚至每况愈下：

　　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后，埃及经济扭头向下。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这意味着人均GDP增长为负值）。

　　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已缩水至135亿美元，蒸发超过一半，仅够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与此相伴，埃镑剧烈贬值，美元与埃镑的兑换率从革命初的5.1升至现在黑市上的8.0。由于埃镑对美元持续贬值，粮食、能源的进口成本进一步加大。

　　2012年，埃及物价指数平均上升了4.5%，而平均工资却下跌了11%。失业人口比2010年进一步增加了48%，青年失业率更高到“无从统计”的地步；

　　大学毕业生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镑（约合1000人民币）。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镑。若无高等教育经历，工资会更低。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结婚、买房、抚养子女的憧憬一一破灭。而在大学生之外，更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月收入大多仅在200～400埃镑之间。

　　据开罗国际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统计，仅在穆尔西执政的第一年里，埃及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9400多次，创下“自法老时代之最”。进入2013年以来，埃及人平均每月示威1140次，且大多伴随着封路、打砸店铺、袭击车辆行人，乃至于强奸等暴力破坏行为。

　　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埃及的拳头经济部门是旅游部门，提供了10%的GDP总值和12%的就业岗位，革命前一年（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

　　进入2013年，大众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按照埃及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2-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均超过8%，5月份达9%。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电力价格上涨16.2%，停水停电时有发生，许多埃及人为此发起拒交水电费运动。此外，燃油配给不足、加油站与黑市勾结导致汽油短缺，引发交通瘫痪和民众不满。

　　政府面对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束手无策。穆尔西竞选时提出的改善经济、民生、交通和治安的目标基本都没有兑现。

　　法国《快报》统计认为，埃及政府需要110亿欧元资金，才能贴补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口，而这还是在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和“金主”慷慨解囊37亿欧元后的结果，如今不仅其它国家对援助埃及望而却步，就连两大“金主”也开始变得含糊犹豫。

　　在6月结束的上一财年里，埃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3%，远远超过了3%的国际警戒线。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笔48亿美元的贷款，应对外汇储备减半的危机，埃及政府不得不应IMF要求，准备缩减对大饼、液化气和汽油的补贴。

　　然而此举一出，举国骚乱，生产停滞，近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政府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不了解面饼，就无法真正了解埃及这个国家。

　　埃及黑麦面饼就像中国北方人爱吃的烙饼和馒头一样，既平常又普遍，是埃及人的当家主食。

　　在革命之前，埃及政府一直给予高额财政补贴,并指定厂家专门生产这种面饼。十几年来，埃及每张政府补贴的面饼的价格一直保持在0.05埃镑，大约为人民币5-6分钱，而其成本约为0.30埃镑，无补贴的售价则为0.50-0.60埃镑，为受津贴面饼的10至12倍。

　　政府对面饼销售进行统一管理，每位公民每天可以买到三张补贴面饼，并且只能凭借证件到国家粮店购买，那里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统计，因为占埃及人口一半左右的贫困人口都要依靠这种政府补贴的面包为生。

　　从穆巴拉克执政时起，埃及政府每年巨额补贴大饼、水、电、天然气和汽油的款项就达政府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正是这种穆巴拉克时代的补贴制度维系了埃及贫民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基本稳定，保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

　　在革命之后，粮食危机愈发严重，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几个月来，埃及的穷人除了大饼以外没有其他可吃的。就连很多以前从来不考虑食品价格的人，都开始了为了购买津贴面饼而去排队。民众在指定销售店外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得排上一整晚才能买到。

　　国家的粮食状况同样危急，埃及现在仅有够2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库存，但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

　　尽管埃及人在“革命”的名义下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但“面包”作为人们第一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而且，“1.25革命”的四项要求（革命“四兄弟”）——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很显然，这一切都绝非“尼罗河革命”中青年学生、失业者所能接受的，他们当初走上解放广场，目的就是改变糟糕的前途和境遇，如今“革命胜利”了，等来的却是更糟的际遇。

　　他们一直以为革命能带来好日子，却没想到等来这样的结果。正是这样的“大饼综合症”，导致去年10月还高达80%的穆尔西支持率在政变前跌至50%以下，并让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但那些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引发革命的原因，有穆巴拉克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力，其它政治势力难以染指；官员腐败，权贵贪婪，社会不公；民众因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而产生失望等等政治因素。

　　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埃及社会的基本生存总需求与可分配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有限的社会生产能力和埃及不断扩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这才是促使民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更主要、更本质的原因。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中心高级研究员易卜拉欣·赛义夫认为，埃及经济当前正处在漫长和黑暗的隧道当中，而且似乎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则说，我们目睹过类似的崩溃，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拉美债务国全都出口食品。但埃及是一个不出产香蕉的香蕉共和国。

　　在埃及这一系列纷乱的背后，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

　　如果任何政治解决手段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口，结果就必须是消灭这么多人口（无论愿不愿意）。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马尔萨斯三骑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像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

　　但实际上，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这取决于政治体系、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

　　逾越马尔萨斯陷阱，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是难题，因为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引发的“石化农业”革命，让地球养活了比原来预期多得多的人口，第一次让人类普遍摆脱了饥饿的威胁。

　　但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仍生活在马尔萨斯的铁率、陷阱和黑洞内。这样的“不发展国家”已经陷入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贫穷境地。

　　马尔萨斯曾为人类描绘了一幅阴郁的未来图景：这幅图景就是当下的埃及，它早已达到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马尔萨斯极限。

　　这个国家，这种人口密度，如果走不出一条新路，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一切都无解。无论换了谁当政，无论采取任何一种体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