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悲歌：茉莉花 如何结出杀戮之果

7月4日埃及发生反穆尔西政变后，人们曾希望埃及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愿意且能够带领这个国家举行包容性的选举。但8月14日开罗街头上演的大屠杀击碎了这种幻想。武力清场造成至少638人死亡，近4000人受伤，死亡者的尸体满是鲜血“排成排”，一些死者只有10岁出头。
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掀起一轮轮暴力报复行动。愤怒的伊斯兰派袭击了埃及各地至少十几所警察局，杀害了70多名警察。其中激进分子19日在西奈半岛拦截了警方的2辆中巴，胁迫警察下车排列成行，然后向他们施以枪决极刑，共造成25人死亡。

而在前一天，当局分别用囚车押送600多名穆兄会支持者前往监狱时，其中一辆囚车突然爆发骚乱，车上警员遭到挟持，军警施放催泪瓦斯导致36名穆兄会成员窒息死亡。随着动乱向全国蔓延，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人，内战的威胁也在迫近。

“今天，一个西方本想打造为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样板的进程变得支离破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如此感叹对埃及局面的失望。

如此严重的冲突，上演在国际媒体和互联网的实时直播中，丧生者中包括4名各国记者，这是从未有过的恶劣事件，血腥的屠杀引发国际强烈关注和抨击，在以微博为主的中文舆论场中，血腥场面也让中国人震惊不已，也激起诸多冷静的思考，埃及怎么了？何至于此？

笔者尤其注意到，此时此刻发声思索的，更多是平时不太关注政治的人群，包括一些文化工作者，作家，媒体工作者，也包括更多的实业界人士。他们借埃及这面镜子，表达了对国家前途深沉复杂的思索。

相反，这让一些这两年已经对埃及表达过太多赞美的“政治爱好者”很纠结，到底是支持血腥清场呢，还是支持民主正义呢？是支持示威抗议者呢，还是支持打击伊斯兰主义呢？

埃及人民的选择

要说清这个问题，或许要穆巴拉克下台后的2012年首次公开、平等和民主的埃及总统选举开始。

2012年埃及总统选举于2012年5月23日、24日举行，首轮计票结果显示，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尔西获得24.78%的得票率，曾任空军总长的前总理沙菲克获得23.66%得票率，得票最高的这两人进入第二轮选举。

另外穆斯林兄弟会前成员穆奈姆・阿布福图得票率为17.47%。而之前民意很高的前埃及外长及阿盟秘书长阿穆尔・穆萨得票率仅为11.13%，国际社会熟知的亲西方自由派领袖，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由于在选前各次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均仅有2%左右，干脆就没有参加选举。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派的势力在埃及是多么的单薄和渺小。



6月16日、17日举行第二轮投票。24日，选举委员会公布穆尔西以51.73%的支持率击败48.24%得票率的沙菲克，当选埃及总统。当时，有许多自由派意见领袖们欣喜若狂的欢呼：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熟不知，动荡的“潘多拉魔盒”也随之洞开，埃及动荡从此始。

除了已为人熟知的穆尔西，更有意思的是沙菲克。

沙菲克和穆巴拉克同样出身于空军，从军40年，一直是穆巴拉克的好学生、好弟子、好部下，1996年至2002年担任埃及空军司令，2002年至2011年担任民航部长。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总理率内阁集体辞职挂印而去。他随即被穆巴拉克任命为总理，也就成为穆氏政权的末任总理。

显然，沙菲克彻彻底底就是旧政权的代表人物，是穆巴拉克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另一个穆巴拉克”。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半的投票选民把票投给了他。这些人大多是中产阶级，他们渴望政治稳定，同时厌恶伊斯兰教派势力，沙菲克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此外，旧政权的支持者，工商业巨头也在拥护他。

反观穆尔西代表的、有着80多年历史的穆斯林兄弟会，则众所周知的代表着宗教保守势力。他们的信条是“阿拉是我们的目标；可兰经是我们的法律，先知是我们的领导；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阿拉而死是我们最高的心愿。”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主张回归伊斯兰教法治国，回归以《古兰经》规则为基础，“健康”的家庭、社区和国家。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从一开始组建就表现出平民化、社会化的特点。他们强化了传统的基层社会福利色彩，吸引了许多贫民、青年的参与，影响力一步步扩大。尽管其长期受到打压、迫害，甚至禁止，仍然顽强的存在、发展、壮大。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早已是范围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组织，它有着广泛的埃及中下层平民阶层支持。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革命”中，兄弟会一开始保持低调，但当穆巴拉克和“广场派”剑拔弩张，对抗处于胜负关键时刻，兄弟会登高一呼，原本规模有限的反政府示威便迅速发展成为人数众多、规模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并进一步引发军方宣布倒戈，让“倒穆”成为现实。

钳制自由的底层兄弟会

兄弟会和军方被公认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两大真正推动力，同时也都是埃及社会真正有组织、有规模、有力量的两个集团。



在总统选举之前的2011-2012年埃及议会选举中，由于当时选举法则不允许为前政权服务的人组团参选（但可以个人参选），直选的498个议席中，穆斯林兄弟会派系斩获235席，更原教旨主义、更保守的萨拉菲光明党派系获得123席，合计358席，两家占据了508个总议席的多达70.5%。而自由主义政党获得的议席微乎其微，不值一提。

显然，埃及一直存在着尊崇伊斯兰主义的中下层大多数和亲西方、自由派、世俗的中产阶级少数。两者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无法调和。

在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中，两者存在交集；但穆巴拉克下台后，这个交集就不存在了。

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宣布他们上台后将彻底关闭酒吧，不允许饮酒，禁止肚皮舞表演，甚至提出成立“道德警察”以纠正“不合教规行为”，伊斯兰教法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和信念。

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早已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更有很多人认为这两个词天然就是一体的，是不分你我的。但埃及当前的政治动荡表明，自由与民主并非总是一回事。有时，两者可能互为敌人。

穆兄会靠着民主选举上台后，自由在这个政党的统治下反而得不到保障，这种行为颠覆了民主理念的一项最基本假定，即选举权是其他各种自由的根基。

因为该党从心底里信奉的是，他们只能从真主那里获得指示和权威。作为反世俗主义者和神权主义者，民主只不过是他们上台垄断政权的一种手段罢了，也就是说民主之花被栽种在落后的社会结构里，不一定能结出民主之果，很可能是专制之果。

穆尔西作为当选总统，一意孤行推动穆斯林化改革，不断向公共生活中添加伊斯兰主义因素，一意要把埃及打造成伊斯兰共和国，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真正的民主。它最终引发强大的反对派示威。

显然，按被普遍承认的现代文明信条，任何国家的政府，如果它的统治建立在中世纪伦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钳制自由和不容忍之上，那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被广受质疑的。就如同曾经统治过阿富汗而又被全世界孤立乃至反对的塔利班政权一样。

文明发展的大方向是从压抑和扭曲人性走向人性的解放，从普遍愚昧走向普遍理性，从迷信权威走向以我为主批判扬弃，从强制的服从走向自觉地履约，从特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宗法社会走向平等社会。

这就是文明进步的方向。符合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背离这个方向的就是倒退的。



埃及的政治危机有两个层面，一是独裁与民主的对立，二是世俗政治与伊斯兰主义的对立。穆巴拉克时代是威权独裁与大众民主的对立，穆尔西时代则是世俗政治与宗教民意，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对立。

由于世俗的中产阶级在本质上不可能认同宗教的兄弟会，服从当选的穆尔西就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从一开始，代表世俗势力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力量，以及媒体就不断和穆尔西作对。开始是总检察长，后来则演变到更多的民间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穆尔西的统治必然遭到强力反弹。

推动屠杀的中产自由派

但是，埃及少数自由世俗派通过街头运动，并最终得到军方支持，通过军队干权，以政变的违法形式罢黜了一个至少在法理上是100%合法的民选政府，这也是实情。

自由世俗派则认为，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投票赶走了穆尔西。他们发动了连署签名活动，为要求穆尔西下台、提前总统选举收集了2200万签名。这一运动遍及埃及各省的城市街头、工厂、学校、大学和村镇。

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空前的全民公决。有超过2200万埃及公民亲手签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省份名称的文件。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总统选举时支持穆尔西当选的1323万人，甚至也逼近了真正参与投票的2558万选民人数，这在法理和情理上都足以让穆尔西下台滚蛋，他们的主张有足够的、充分的合法性。

但是他们忘了，2200万人在埃及5100万注册选民、9000万人口中也只是相对少数，而且最关键的一点，这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按现代民主社会的普遍选举法则，要罢黜民选总统，迫使其提前下台，只能是在议会表决，通过绝对多数同意的弹劾案，或者是强大的民意迫使其自动宣布辞职（如尼克松），否则，就请等到下一次选举把他选下去。

就如在2006年9月，经过台湾的百万人民反贪倒扁静坐活动（“红衫军”“天下围攻”）之后，弊案缠身的陈水扁早已无任何情理上继续留任的理由，但由于民进党死保，议会弹劾无法通过，陈水扁依然留任到2008年5月届满下台。这虽不能立即满足人民的期待，但却是符合民主理念和程序的。

埃及自由世俗派因为在议会中同样处于绝对少数派，于是拒不尊重民主博弈程序，一意用街头示威作为政治诉求，聚集巨大合力和舆论，并与渴望权力的军方联手结盟，形成呼应与默契，前后夹击，向世界现场直播了一次赤裸裸的军事政变，一次血腥残忍的大屠杀，最终共同将国家推进严重危局。

街头运动不是灵丹妙药，用它可以颠覆旧政权，却无法重构新政权、新秩序和新希望。



不存在民主机制的埃及

代表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上台，这原本是大选的结果，但最终却带来了自由的丧失，代表中上利益的自由派连同军方发动程序不正义的政变和连实质都不正义的镇压，这更加不是民主的结果。

实际上埃及并不存在民主的基础，要是这条路走得通，埃及也不至于爆发现在这样的政治危机。

正如笔者同行阚先生的解析文章“马尔萨斯魔咒----几乎无解的埃及”一文所介绍的那样，埃及是一个底层民众苦苦挣扎求生，恶性膨胀的人口超出了承载能力，国家濒临破产的社会，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兄弟会主张的伊斯兰主义，世俗派追求的现代自由，两种草根革命的悲情基因从此剧烈碰撞。

确保民主机制能保持基本的运转，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1、主流民意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原则性分歧；

2、落选的少数要服从当选的多数，当选的多数要包容落选的少数；

3、当选的领袖不实施“多数人暴政”，侵犯“少数人”甚至全民的自由。

违反这三个原则的“一人一票”不是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但对于埃及来说，这三条统统不成立，今天的悲剧就没有悬念了。

埃及人民几乎分裂为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都在积极鼓噪互相反对，大批中国专家在媒体上所呼吁的“妥协”，在对立两方心中，完全就是屁话。

因为冲突双方都坚信，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毁灭对方，使用暴力和参加杀戮都是正义、合法的。

今天的开罗街头满街都是血性的草根革命者和以死相搏的简单殉道者，已经有不少人在街头与广场抗议中丧生。而且埃及面临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民主的根基在于制度认同和契约信仰

民主制度赖以为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有些人说的权力制衡与竞争制约那么简单，否则，最终仍会沦为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专制体制。稳定延续民主制度的是制度权威和契约信仰，否则，纸面上规定的所有权力与规则，比草纸还不如。

制衡要建立在契约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对民主与自由制度这一根本理念共同认同的基础上，在人人都认同，人人都愿意服从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产生与稳固。



埃及没有像样的公民社会，这家那家的民主无非都是在自说自话，发动自己的势力造势而已。在这样的宗法社会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依赖于威权，而最终必然诉诸暴力的对比，或者暴力的较量。这是必然的结果。

埃及社会已经迅速撕裂，国家既失去了以往的威权，也从选举中找不到任何可以重新凝聚社会的力量。军队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和政党也不是。那么还有谁有能力发出让全体埃及人都愿意洗耳恭听的号令呢？难道是重新请回穆巴拉克么？那更加不是了。

当然，西方更没有这样的力量权威，但那里的法律和制度形成裁决社会各种争议的权威，构成了大家都愿服从的制度权威和契约信仰，这样的权威是几百年发展积累出来的，有些也经历了血的代价。

而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背景与西方截然不同，或是脱胎于王权社会，专制人治的痕迹相当浓厚；或是脱胎于宗法社会，成型于中世纪的落后宗教观念笼罩着整个社会；或是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难以调和。

在这样的情形下，受西方民主政治教育的少数精英，与大多数人一只脚还在农业社会、另一只脚刚迈进工业社会的普罗大众之间，必然产生诸多利益、观念的不协调。

精英与大众不可协调的矛盾

存在同样问题的并非只有埃及。在另外一个比埃及强大、发达、富裕、文明、先进得多的伊斯兰大国土耳其（很多人都忘了它是个伊斯兰国家），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向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政府与“正义与发展党”发出抗议。

不要忘了，凯末尔的现代化革新至今已有90年历史，即使从开放党禁，实施竞选算起也已有近70年历史了。但即便如此，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是能够轻易抹杀掉的。

就在今年上半年，伊斯坦布尔反政府示威者的愤怒与今天开罗街头的抗议声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指责土耳其政府侵害公民自由、削弱法庭权威、恫吓记者并支持暗中进行的伊斯兰化，这种伊斯兰化对世俗派土耳其人的自由构成了威胁----无论这种自由指的是喝啤酒的权利，还是着装“轻佻”的权利。

与穆兄会一样，土耳其正发党也对自由派人士的抱怨作出了回应，表示自己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有广大中下阶层的普遍支持。与穆兄会不同的是，埃尔多安有扎实的经济成就可以依仗。埃尔多安最终出动国家机器，强力驱散了示威。



埃尔多安更是直接挑衅反对派：在下一次民主大选中把我选下去！----自由派人士对此只有深深的绝望：正发党挟民意支持，在大选中拥有绝对的胜算。

有的人士倾向于认为，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这种冲突，是穆斯林国家所特有的宗教与现代性冲突的问题。但眼下，斯里兰卡赢得30年残酷内战的民选政府也正忙于破坏法庭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而近些年来，莫斯科和曼谷的民众也多次发起了从根子上反对民选政府的示威活动。

在俄罗斯、泰国、土耳其和埃及，冲突的很大一部分根源都在于：相对富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精英阶层发现自己在选票数量上敌不过国内其他群体，因此只能对民主产生了绝望，进而选择反民主的道路。

六个穷人说干得好，这就是阶层的分化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不适症，根源在于落后的政治生态、民众现实、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说到这，必然有无数的人大肆嘲讽，这不就是早就被批倒批臭的“民主素质论”么？

不，民主制度的施行本身确实不需要素质论，就如现在最动荡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海地，施行民主制度已经两百年了。在这里要说的是民主基础论。

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能否运转良好，尤其是如何不陷入民粹主义甚至独裁恐怖的泥沼，的确需要依赖于社会和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

中国就有极佳的标本，那就是前几年的重庆。那时的重庆是怎么回事已经无需过多描述了，在本文的大部分读者看来，那就是无视个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利与财产权利均可被任意剥夺，借用国家机器践踏司法，肆无忌惮持续肆虐达四年之多，连众多警察都遭刑讯逼供，那些年的重庆，是恐怖的地狱。

可在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民众，以及“左翼”意见领袖看来，重庆就是人间天堂。他抓治安、惩治犯罪，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他抓经济，马路变宽了，建筑物新而气派；他抓民生，建了好多公租房，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他打击黑社会势力，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他为民执政，功勋卓著，他是不世出的天降奇才，他是中国的希望，甚至是人类的希望！不信？你去问重庆当地90%以上的老百姓！

重庆复杂么？重庆一点儿也不复杂，它反映的无非就是阶层的分化，以及政治野心家的利用。

就像王立军的话，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

六个穷人说干得好，这就是阶层的分化，各种阶层的不同观点是对立的、冲撞的。这毫不奇怪。

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多数！



只要有些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否定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能激化平民群众和精英群体的对立，撕裂社会，从而以剥夺一个阶层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层的利益，用黑打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和钱财，进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有人会说，这和民主完全无关，他根本就不是经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但这就进一步思考，以现有的社会现状，民主选举难道就能避免么？恰恰相反，在民主制度的自由竞争下，以正义之名，以穷人之名，只会选出更多薄熙来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客！

你以为你主张的正确观点能在“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中获胜？利益带有根本性，一涉及到现实利益的屁股问题，“人民群众”更喜欢这样的“人民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民主。

你如何保证薄熙来这样政治野心家、魅力型民粹领袖不被广大民众拥戴到台上去？你如何保证普通下层民众的民粹情绪不被点燃，社会不进入失控状态？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多数！

空想的假设很美好，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埃及的杀戮，泰国的撕裂，土耳其的抗争，还有一个又一个拉美左翼政权在民粹主义怪圈中轮回。纵观历史，还有罗马元老院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献给凯撒，魏玛共和国的人民真心拥戴希特勒上台。

“重庆模式”的前车之鉴，也一直在警示着我们这一点：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主流民意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说，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民粹主义，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现代政治最大的威胁。薄式民粹主义对中国社会危害巨大，但为什么不同阶层对其危害的认识完全不同？为什么薄熙来那一套能赢得相当广泛地热捧？我们对薄式民粹主义的反思是否已经真正地触及到根本？

谁是大多数？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社会利益、社会情绪，还是由此衍生的社会舆论，都有一个主流，也就是所谓大多数。问题只是在于：这个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什么位置？

大多数处于上层的社会，人类历史上还没出现过，大概也不会出现。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上头尖、下头大的金字塔型社会，以及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在金字塔型社会，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大多数人处在下层乃至底层，与上层的利益矛盾、观念冲突都比较尖锐，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激进情绪容易蔓延。



而在橄榄型的社会，由于社会的大多数人处于中层，这样的社会，它的矛盾就比较容易妥协、调和，于是就易于稳定。凡是成熟的民主制国家，必然有一个庞大的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市民社会，而且这个市民社会是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下逐渐出现的。

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他们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的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可以说，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谈不到真正稳定的民主，现代化进程也极可能一朝夭折。

事实已经证明，埃及，土耳其，泰国，俄罗斯，还有拉丁美洲的一长串国家，在中产阶级未占据多数时搞直选，有极高的概率选出宗教或民粹政权，一旦登上权力宝座，民选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就能够一面践踏城市中产阶级所珍视的各种自由，一面到小城镇或乡村搞福利撒钱，去争取“真正”的，数量更多的国民的支持。

结果民粹主义逻辑只能盲目进行福利扩张，置财政赤字增长于不顾，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与宏观风险，一个金融危机就可能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最终导致了增长陷入停滞以及贫富差距扩大。

更大的悲剧发生在伊朗，在那里，也曾有过巴列维国王推动下的人类史上最快速的现代化----“白色革命”，在这10年里，伊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16%到17%，伊朗人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国家也拥有了此前从未敢想象的现代化重工业，但因为社会结构落后，中产阶级发育缓慢，加之国王自身的专制统治，结果被社会底层民众不满的洪水淹没。革命迎来的，是霍梅尼伊斯兰主义政权。

正面的转型案例，发生在日本，在韩国，勉强也可以说在台湾和新加坡，其根本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把“六个穷人”变成“六个中产”，让大多数人过上小康且安稳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平稳的民主化转型。



中产阶级的中国制造

除了像印度这样宗教深度浸染的国家，金字塔型社会不可能建设起稳固的民主体制。中国如果要修得现代化的正果，就要想办法让中产阶级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让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代表着经济上的消费主体及建设主力，政治上的进步与健康力量以及社会的稳定器和进步力量。

萨缪尔逊在《经济学》第16版的中文版中专门为中国读者写有一句话:“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现在我们知道，按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实际增长将大大超过萨缪尔逊的估计。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除非中国建立起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否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可靠的。它事关中国社会的安全、稳定和未来。

社会学者于建嵘教授提出，除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改革:

其一，通过社会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

其二，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

其三，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

中国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前提条件：其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其二是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按于建嵘教授的估计，只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改革，只要执政者认识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危害，并真正下决心改良这种社会结构。再经过约3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能够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

若能如此，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从而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适宜的社会结构。于建嵘教授提出的这个时间看上去很漫长，很残酷，但显然是代价最小，最和缓，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平稳过渡。



反之，贸然使用对抗力量，急于求成，极有可能会撕裂社会。我们需要改革与改良，但是我们不需要的是那种突然之间的过于剧烈的变革，甚至是革命。因为这种突然的剧烈变革与革命，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预期中的通往美好社会的路径。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那样，这会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革命曾经很美好，但是它已经变成一场灾难。”

今天，民主制度在西方是非常适合的模式，但不要忘记，西方民主是成长于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并经过几百年的实践改进而得来的。

实际上，西方自身的历史表明，选举权很可能是民众最后赢得的自由，而不是最先赢得的自由。

在英国，到了18世纪时，对法庭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尊重已基本确立。但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公民只有拥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具备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选举权。

1867年英国开始扩大选举权适用范围时，一名保守党人士主张，学校改革必须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说道，“我们必须教育好我们的主人”。但直到1928年时，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才全部获得了选举权。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制度获得权威很难是一步到位的，而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支撑的民主绝对是不稳固的。严重失序将是伴随民主进程的最大风险。缺乏共同的民主认同，失去制约的民主运动，走向歧途的民主理念，以及难以把控的政权治理，都是那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的制度原因。

埃及事态，显然是一次民主的惨痛失败。它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公民社会和理性社会形成之前，一人一票带来的是民粹，而不是民主。搞民主确实不需要条件，但选上的极有可能不会是你喜欢的人，甚至会是不喜欢你的人，或者更糟糕----打算拿你献祭的人。

当中产阶级自由派、世俗派在终于获得自由选举的激动中，却发现“民粹主义者”及“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上了台，最后可能会发现，拥有了民主，却丧失了更多的自由。革命只不过是用一种压迫替换另一种压迫。

民粹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带来的不是公正，而是不公。当心怀不满的少数人得到外力强力援助而推翻多数人统治的时候，国家就要陷入长期的动荡，社会经济发展就要停滞乃至倒退。

当“少数人的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在反复较劲的时候，当“侵犯自由的民主”和“拒绝规则的自由”迎头相撞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结语

但愿埃及发生的悲剧像一阵冷风，多少能让国内的民主激进派们清醒一点。寻找到一条合适的民主之路的确不是易事，不是动动嘴皮子写写微博就可以做到的，它的确需要有充足的物质和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及能包容不同信仰、不同观点的人民。

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需要各阶层相互包容、互相理解，从分化、对立、对抗走向融合；更需要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建立起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这是根本。

让我们共同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更加理性与建设性，逐步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好社会，而不是贸然就去破坏它，哪怕是出于美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