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幾次最著名的凌遲

 

1905年4月，清朝兩位修律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提交《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請求從《大清刑律》中永遠刪除凌遲。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匯合後做出的第一個驚天之舉，是現代法理與古代酷刑傳統的第一個較量，兩位修律大臣拉開架勢，高屋建瓴，以仁政為坐標系，說明刑法“裁之以義”，終極目標卻是“推之以仁”。又說——

　　

　　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

　　

　　這是中國呼籲改革的老辦法：首先，把自己要幹的事說成上溯3000年來無數先烈一直想干而代代未竟之事，要繼承先烈遺志，把他們不可能做成的事做成；其次，說美國就是這麼幹的，美國的今天，就是俺們的未來；最後再補充一點，說美國人早就對俺們這麼落後有意見了！

　　

　　呵呵，這種寫法，可能是官牘習慣，也可能確是沈家本如臨大敵，把改革的困難想得太充足，必及古今中外，否則無法說服聖上。

　　

　　沈家本有一得力助手，叫“董康”，其回憶說，司法改革剛開始時，海歸大臣伍廷芳尚在美國出使，作風謹慎的本土大臣沈家本不敢貿然制新法，所以只是“薈萃同治以來章程，詳看編輯”，做一些籌備工作，年底了，慈禧未見刑法改革成果，急了，沈家本這才動作，召集屬下徵詢意見，於是董康建議，“自宋以後，刑制日趨於重，凌遲尤形殘酷。今欲中外畫一，須從改革刑制始”，如果中央批准，“始知朝廷非虛應故事”。董康的意思是，事兒一定要做，步子一定要小，先別拋開《大清律例》去制訂《大清新刑律》，只求在《大清律例》裡刪除酷刑，試探一下慈禧的意思。所以1905年4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奏《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請求在舊法中刪除334條，其中重點在於“將凌遲、梟首、戮屍三項一概刪除，死罪至斬決而止”。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沒做異議，下旨准行，將凌遲“永遠刪除，俱改為斬決”。

　　

　　俺相信，沈家本和董康，甚而整個朝野，甚至於所有通過文藝作品學習清末歷史的後人，對於凌遲問題超順利解決，一定難以置信。俺同時相信，惟有伍廷芳認為理所當然，因為他是海歸，不大知道官場世故，恰好官場也並不在意海歸的狷傲和直率。這是20世紀一個耐人尋味的事情，海歸總是比土鱉敢說話，說出的話也會得到格外的重視。

　　

　　魯迅曾說，中國人是“最能研究人體”的族群，俺認為，這是義憤之語，其實任何一個民族在蒙昧時期都喜歡在肉體上做些殘酷文章。實際上，凌遲這種刑罰，希臘時代已有，不僅割肉，而且還要剔骨，說不定這種駭人酷刑正是從雅典經由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的。

　　

　　在中國，關於凌遲的文字記錄，最早出現在唐朝。在房玄齡、魏徵、長孫無忌總撰的《五代史志·刑法志》中，有“輕刀臠割”一句，說的就是凌遲。《五代史志》記述的，是晉朝和隋朝之間那段小朝廷頻繁更迭的時代，史稱“南北朝”。其間，河北有個小朝廷，號稱“東魏”。但魏帝無能，大權掌握在高澄元帥手裡。高澄是一帥哥兒，鮮卑人和漢人的混血兒，他去江蘇打梁朝，活捉了徐州總督蘭欽子京，強迫他做首席廚師，蘭欽子京不堪打罵，終把高澄殺死在床下。高澄有個弟弟，叫“高洋”，奇醜無比，能征善戰，喜歡酩酊大醉之後去鬧市裸奔。高洋接過哥哥的權柄，把蘭欽子京那伙兒梁朝遺黨“輕刀臠割”，頭顱做成一套精美的酒具。這便是第一次載入史冊的凌遲事件。

　　

　　後人常說，關於凌遲的記載始於北齊皇帝高洋，這不對。高洋對梁黨“輕刀臠割”之後9個月，他才廢魏帝，另建“北齊”小朝廷。準確地說，凌遲第1次被文字記錄，始於東魏權臣高洋。

　　

　　凌遲經過混亂的南北朝，又經過短命的隋朝，在傳說中仁慈的唐朝也有記錄。比如說，706年，德靜王武三思私派大法官周利貞去海南定安縣，假傳唐中宗旨意，處決昔日的平陽郡王敬暉，周利貞公報私仇，命人把敬暉綁在大榕樹下，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不過，唐朝確實別有氣象，懂得一個好的王朝必須慎於死刑，所以745年，也就是李白再婚的那一年，唐玄宗甚至考慮要廢除死刑。遺憾的是，安史之亂改變了一切。叛亂中，燕朝皇帝安祿山在洛陽勸降，常山市長顏杲卿和軍事部長袁履謙不為所動，被綁在天津橋上，零割處死。有道是，亂世用重典，自安史之亂起，唐史中有了不少凌遲記錄。此時，凌遲仍是私刑，沒有寫入法典，甚至“凌遲”2字尚未產生，只做“臠割”或“剮”。

　　

　　唐滅後，中國大亂，史稱“五代十國”，凌遲盛行。

　　

　　那個時候，契丹族在北方建立遼朝，第1次把凌遲寫入法典，成為與絞斬並列的公刑。在契丹語裡，“臠割”音同“凌遲”，漢族史官在寫《遼史·刑法志》時，第一次將其音譯為“凌遲”。在漢語中，“凌遲”也做“陵遲”，“陵”是土丘，“遲”是動詞，意思是“緩緩刮平”。荀子有言，“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3尺陡岸，空車上不去，百仞高山，車可負重登頂，為啥，因為山坡緩緩。於是，緩緩登山，慢慢割肉，奧妙盡在其中。

　　

　　在南部中國，小朝廷更替，遍地是酷刑，卻引發了廢止凌遲的第一聲呼喊。946年，後晉皇帝顧問竇儼奏請，死刑只留斬絞兩種，“以短刀臠割人肌膚者”應當禁止。皇帝石重貴准奏，禁用凌遲。不過，心慈手軟的皇帝不久長，第2年，契丹攻打河南，石重貴服輸，後晉滅亡，法制盡廢。此後，歲月荏苒，五代繼續更替，竇儼先是做後漢的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隨後是後周的立法委員，等到後周元帥趙匡胤黃袍加身，建了宋朝，竇儼又做了教育部副部長，所以他影響了一大批人，以至趙匡胤力糾五代弊政，再次規定重罪只用斬絞，不用凌遲。

　　

　　宋真宗時，總管太監楊守珍兩度抓獲不赦盜賊，國家監察部查獲官僚犯罪，均申求臠割，宋真宗全部否決。可是，到了宋仁宗時，也就是水泊梁山鬧土匪那會兒，情況發生了逆轉。1031年，湖南湖北流行殺人祭鬼，宋仁宗氣暈了，恢復凌遲。翻翻《水游傳》，便可知宋人對陵遲的愛好。第二十七回，王婆因為鼓動潘金蓮謀殺武大郎，被判凌遲，“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吃了一剮”。第四十一回，李逵對黃文炳說，“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他先從黃文炳大腿割起，好肉拿到炭火上去烤，邊割邊喝酒，最後開膛，取出心肝，給同志們做個醒酒湯。1032年，淮南凌遲了6名搶劫犯，宋仁宗覺得過分，急忙加以限制，規定“毋得擅行凌遲，須奏聽裁”，收回了凌遲終審權。

　　

　　在適用範圍上，宋仁宗時期，凌遲僅限於太氣人的命案和軍隊譁變。宋神宗時，凡危及皇權言行，凌遲重懲。自宋哲宗開始，凌遲成了懲治罪犯的重要手段，一想到犯罪，便想到凌遲。

　　

　　宋室南渡後，一位著名高幹終於忍不住了，這便是教育部的陸游局長。陸游在《條對狀》中寫道，“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即便對於兇犯，也太過分了吧，難道五代如此，南宋就要因襲嗎！陸游廢凌遲的理由是：一、凌遲不合法理，不該以血還血，即使罪犯臠割過別人；二、暴露犯人器官，妨礙教化；三、漢唐法典無凌遲，宋法也不該有。但是，陸游失望地看到，凌遲不但沒有廢止，反而匯編進《慶元條法事類》，成了與斬絞並列的死刑名目。

　　

　　從此，凌遲變成公刑，一直延續到1905年4月廢止。

　　

　　《宋史·刑法志》記述，“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先打斷胳膊腿，省得犯人掙扎，爾後直取咽喉，省得亂喊，最後再分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把罪犯剮死，刀數少，屬於肢解活人，刀數多，是正宗的凌遲。

　　

　　到了明朝，凌遲技術登峰造極，爐火純青，劊子手們一致認為，一片片切肉比連筋帶骨剃割要省力，犯人持續疼痛時間長。他們變得十分講究，像外科醫生一樣精細。行刑時，有門徒為他們端着托盤，盤中放着一組組工具，每一組由1把小刀和1隻鈎子組成，分別對應不同的肌肉組織。其基本手法是，用小鈎把皮肉勾起，每刀只割下指甲大小的一片。有時候，他們會用漁網勒住死囚身體，用利刀削去突出來的肉包。從刀數上講，明朝凌遲已發展到千刀以上，達到“千刀萬剮”的地步。

　　

　　正德皇帝殺大太監劉瑾，要求“凌遲三日”，銼屍梟首，司法部張文麟筆錄如下——

　　

　　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銼屍，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

　　

　　剮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劉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崇禎皇帝剮過兩位名流，一位是忠誠報國的瀋陽軍區司令袁崇煥，罪名是叛國通敵，剮3543刀，殘肉被痛恨漢奸的沒腦憤青吃掉，另一位是喜歡高調進諫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鄭鄤，罪名是棒打後媽、奸兒媳、奸妹，剮3600刀，殘肉出售，做調製瘡疥中藥的原材料。

　　

　　與宋太祖趙匡胤絕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撰寫《大誥》，警告天下，輕罪可以重判。北京監察廳廳長柯哲很討厭國家監察部長詹微，聯合18位官員，誣陷詹部長，何哲和3位同黨凌遲示眾。中央警備局有一位軍官，叫“靳謙”，他讓太太擊鼓鳴冤，庭審後發現，其訴不實，是誹謗政府，凌遲。浙江崇德縣有一名生產隊長，叫“李付一”，他總是騷擾良民，崇德基層法院傳訊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綁，誣為騙吃騙喝，這樣的行徑，頂多上一次《焦點訪談》，但也被凌遲處死。

　　

　　這時候，連不按時交稅，也會被凌遲，酷似彭真的“嚴打”。直到《大明律》頒布，凌遲範圍才得到規範，即，凡危害國家安全，破壞宗廟、皇陵、宮殿，不問首犯從犯，一律凌遲，凡謀殺奶奶爺爺老媽老爹、謀殺一家超過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遲處死。

　　

　　清朝的凌遲，殘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卻普遍化了。在適用範圍上，別說殺了奶奶爺爺媽咪爹地，就連打罵他們，打師傅，也得凌遲，另外殺人、太太殺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獄、掘墳，都得凌遲。因此，清朝反對凌遲的聲音，不絕於耳。康熙時代，法學家王明德出書，就說凌遲在“正法之外”，違背祖先精神。乾隆時期，史學家錢大昕說，“凌遲”詞義晦澀難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懾作用。

　　

　　康乾是和諧社會，去酷刑，自然順理成章。但洪秀全造反之後，必須重典治亂，咸豐皇帝不得不授權督撫，可對叛黨“就地正法”，可頻頻使用凌遲威懾。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為保三軍性命，只率總理曾仕和和監察委員黃再忠獨入清營，向成都軍區司令駱秉章投降，咸豐遺孀慈禧傳旨，“就地正法”，駱司令選擇了凌遲。行刑時，劊子手先割曾總理一刀，總理痛得狂叫，石達開呵斥說，咋就不能忍受須臾之痛！曾總理聽罷，咬緊牙關，沒再喊叫。最後，石達開被割100刀，始終凜然無聲。四川民政廳長劉蓉記述：“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醜類之最悍者。”可見，石達開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嚴酷殺戮，自然解決了南方動亂，但余害不淺，與現代法理不容，國家形象也十分糟糕，於是清末大法學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陸游、王明德、錢大昕，再次呼籲恢復漢唐，從《大清刑律》中剔除凌遲。

　　

　　話至此，俺們可以發現，廢止凌遲的思路，古已有之，並非伍廷芳和沈家本臨時獨有，後者是在一個合適的契機里，完成了竇儼、陸游、王明德、錢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業。另有一處也可圈點，亂世中，慈禧曾用凌遲殺人，很見效，但同樣在亂世中，她沒再猶豫，永遠廢除了這種酷刑。而對《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的批覆，慈禧寫得相當策略，力挺改革派，也於守舊派無礙——

　　

　　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刑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凌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凶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呵呵，咱不管她老人家怎麼說，反正自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遲酷刑，永遠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