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

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處理經過 

作者：謝承年

來源：《炎黃春秋》 

　　湖南零陵地區（1995年改為永州市）道縣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間，發生了群眾性殺害“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殺和被迫自殺4519人。道縣殺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區其他10個縣，造成全區共被殺和自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零陵地區特別是道縣殺人事件，震動了全省，乃至全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地委根據黨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針，認真落實黨的政策，地縣區鄉成立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領導小組”（簡稱“處遺小組”），書記親自抓，由一名副書記任組長，下設安置組、組織處理組、政法組、信訪組、綜合組，共抽調1380多名工作人員，從1984年開始，歷時兩年半時間，對全區“文革”殺人事件進行了逐個深入細緻的調查，並對遺留問題作了嚴肅認真處理（簡稱“處遺”工作）。我作為調查處理這一事件的參與者和文字綜合的執筆人，想把時隔20多年且如今檔案中難以尋找的一些情況記錄下來，可惜我當時保存的一大捆資料，包括一些珍貴資料，被人當做廢紙賣掉了，這裡憑自己的記憶，對當時的情況作個簡要的記敘。  

　　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慘劇  

　　調查表明，零陵地區殺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錯誤估計形勢，輕信謠傳。在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形勢下，一些領導幹部和群眾總認為階級敵人“火燒冬茅心不死”，隨時隨刻夢想復辟變天，伺機反攻倒算，人為製造恐怖氣氛。1967年8月上中旬，道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當時當地最高領導機構）先後兩次召開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會議，主要領導把會上反映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作了引證，如“‘四類分子’要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要把土地改革時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強調狠抓階級鬥爭，對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要狠狠打擊。各區社在傳達貫徹會議精神時，不同程度擴大敵情，渲染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有兩個公社以“階級敵人報復殺人”（不實）為由，殺害4人。此後，全縣到處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干，貧下中農全殺光，中農殺一半，地富當骨幹”，加之在這段時間，有四個區搞出7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更加緊張。8月17日，清塘區造反派頭頭主持召開千人大會，動員部署殺人，說：“階級敵人在磨刀，我們也要磨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會後，開始成批殺人。在清塘區的影響下，殺人風迅速蔓延開來。調查證實，前面所謂“‘四類分子’先殺黨，後殺干”之類的話，只是傳聞，並無證據。  

　　二是法制遭到嚴重踐踏。當時黨政機關癱瘓，無政府主義泛濫，極“左”思潮盛行，無憲法和法律可言。在那個“史無前例”的瘋狂年代，連國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視為階級敵人的“四類分子”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當有些幹部和群眾提出“殺人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辦事”時，有的領導幹部回答：“事先不要請示，事後不要報告，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殺了就殺了。”道縣柑子園公社公然掛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奪中央機關的權之嫌，後來才把“最高”改為“高級”。工作組同志詢問一個當時殺人兇手為什麼殺人，這個兇手竟然說：“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殺人時被殺的。江華同志1982年回家鄉零陵地區視察工作時，針對“文革”殺人事件說：“這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三是把殺害“四類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動。從殺人動機和出發點看，全區殺人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殺“四類分子”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階級敵人復辟，保衛毛主席打下的紅色江山——這是當時最時髦最響亮最革命的口號。寧遠縣有個農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嬸娘（地主分子）抓來殺掉。有人問她：你是你嬸娘一手撫養長大的，你怎麼殺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據該縣“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說，這個女青年兇狠殘忍的表現遠近聞名，年紀三十好幾還沒有嫁出去。零陵縣馬路街公社有個大隊治保主任，他參與組織策劃殺人，主張斬草除根，把“四類分子”和子女統統殺掉，說：“把‘地富反壞’全部殺掉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  

　　四是派性鬥爭引發所致。當時，“道縣紅色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與“道縣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簡稱“革聯”）這兩大派組織鬥爭激烈。“革聯”搶了縣武裝部的槍支彈藥，據守二中，用武力控制縣城。“紅聯”稱“革聯”搶槍是“反革命政變”，並從縣委機關大院退居到農村。隨後兩派發生衝突，“革聯”開槍打死“紅聯”兩人。“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進而宣揚“武裝部槍支被搶了，公檢法不管事了，階級敵人活動猖狂，貧下中農要吃虧了”，“要採取措施，先把敵人管制起來，對個別壞的要發動群眾鬥爭處理幾個”，由此引發殺人事件。  

　　五是領導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在殺人事件中，有懷疑的，有猶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頂着“階級敵人的保護傘，‘四類分子’的孝子賢孫”的罵名挺身出來保護的。道縣有個村支部書記，把本村50多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鎖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員站崗送水，把他們保護起來沒有遭到殺害，這些人非常感動，稱呼村支書為“再生父母”。但是從調查情況看，這種現象不多見，總體上是領導幹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區殺人面之廣、被殺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就是明證。道縣在駐湘支左部隊47軍明令禁止殺人前，主要領導沒有講過制止殺人的話，沒有採取制止殺人的措施。當一些幹部匯報殺人情況，請求他們採取措施制止時，他們是這樣說的：“道縣的問題就出在槍桿子上，殺幾個‘四類分子’是小事，軍分區領導和47軍代表來了，把槍收繳了，武鬥制止了，一切都好辦了”。“現在機關幹部都走了，槍也被搶了，公檢法也散了，我有什麼辦法，哪裡管得了那麼多？”這個縣有個大隊的民兵把本村24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關押起來，殺與不殺猶豫不決，民兵營長請示公社主要領導，回答是“分子與子女要區別對待”，結果把“分子”殺了。  

　　江華縣“抓促小組”組長、縣武裝部政委主持召開縣“抓促小組”成員會議，針對本縣出現的殺人事件，討論制定了“五條意見”，內容有：對解放17年來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現在又要向貧下中農奪權的“四類分子”，群眾要殺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眾的造反精神是對的，大方向是對的，我們只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而不能壓制、指責和硬性阻止，給群眾潑冷水。主持會議的領導將會議通過的“五點意見”，以《特急電報》向零陵軍分區黨委匯報，請求指示，但後來未見答覆。  

　　8月21日，零陵軍分區某副司令員與6952部隊某連長到道縣調查殺人問題時，他先後三次講話，沒有明確提出制止殺人。他們返回軍分區後，將調查情況用《社情電報》報告了47軍。8月26日，47軍以電報（上報中央文革小組）形式轉發零陵軍分區關於道縣殺人問題的《社情電報》時指出：“我們認為，對‘四類分子’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變天的可以依法懲辦外，‘四類分子’不能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能視作‘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與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能爭取‘四類分子’子女。”47軍的《電報》在各縣傳達以後，不少地方把《電報》精神理解為“對調皮搗亂的‘四類分子’可以殺”。從各縣殺人情況看，殺人時間集中在當年9月（道縣除外），也就是說，47軍開始發出的電報，沒有起到有效制止殺人的作用。8月29日，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採取措施制止殺人，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縣殺人事件到10月底陸續結束。零陵縣零星殺人持續到第二年7月。東安縣於1968年7～9月，採取刑訊逼供追查所謂“反共救國軍”，共被殺和被迫自殺422人。  

　　二、殺人事件的善後工作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會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來零陵視察工作，當地委書記鄧有志匯報零陵地區“文革”殺人問題已經基本處理好時，胡耀邦同志說：“1967年7、8、9三個月，全國不少省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是康生、謝富治他們搞起來的。現在已經13年了，這樣的事情不要聲張了，處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讓它平息下去。對沒有處理的要處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書記說的這個問題“已經基本處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1979年關於處理道縣“文革”殺人問題的5號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隨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不斷深入人心，被害人遺屬上訪越來越多，要求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地委認為，“文革”殺人問題涉及面廣，牽涉人多，情況複雜，而且歲月已久，根據黨中央關於團結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總目標，必須做到既要解決問題，又不要搞亂。按照地委的指導思想和“處遺領導小組”以及道縣有關領導的要求，我執筆起草了《關於處理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的意見》，經省委批覆，形成省委［1985］12號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間不同程度發生殺人問題，省委批轉這個《意見》，要求各地市貫徹執行。根據省委12號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遺屬。首先，以縣人民政府名義，發給遺屬“平反通知書”，從政治上為“文革”中被錯殺人員平反。其次，經濟上給予補償。以縣為單位，統一標準，發給遺屬撫恤金；被查抄的財物，堅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據中央辦公廳［1984］24號文件精神，按財物當時價的四分之一給予補償；對被迫外逃人員，以鄉政府名義寫信，歡迎他們回來，發給安家費，按規定劃給責任田、責任山、自留地，無房住的補給建房費，所勞動工分未參加分配的按當時分配額補償；因殺人遺留的孤老孤殘人員，由民政部門每月定期發給生活費；生活特別困難的，發給困難補助費。道縣四馬橋鄉有個遺屬，“文革”殺人時被鳥槍打傷，身上中了八顆鐵砂彈，一直留在體內，平常隱隱作痛，工作組發給他1000元去醫院做手術，使他解除了長達18年的痛苦。通過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遺屬精神上得到撫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處理責任人。據調查，全區參與策劃、部署、指揮殺人者及兇手近兩萬人，按《刑法》有關規定，屬故意殺人，應判重刑。對於這一在“文革”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事件，如果處理過多過嚴，勢必產生不安全因素；如果處理太少太輕，一方面遺屬反映強烈，另一方面與當時全黨整黨關於對在“文革”中動手打人的黨員給予必要的處分的規定，發生矛盾，也就是說，打了人，給處分，殺了人，可以不給處分，這同樣會產生不安定因素。為此，經過認真研究，在對殺人責任人處理問題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和“組織策劃指揮者從嚴，奉命執行者從寬；個人品質惡劣者從嚴，受‘左’的影響者從寬；國家工作人員從嚴，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從寬”的原則。具體是：為首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組織策劃部署殺人，情節特別惡劣，後果特別嚴重的；積極主動充當殺人兇手，手段野蠻殘忍，後果極其嚴重的；挾私報復，謀財害命，以奪人妻女為目的殺人或強姦輪姦殺人的；奉命為首組織策劃殺人，情節特別惡劣，後果極為嚴重的；上級明確提出制止殺人後，仍然為首組織成批殺人的，追究刑事責任。凡追究刑事責任的共產黨員，一律開除黨籍。為首部署策劃殺人和主動充當殺人兇手，情節惡劣，後果嚴重，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奉命組織策劃殺人，情節後果十分嚴重的；積極參與策劃、批准和親自動手殺人的，奉命殺人或刑訊逼供致死致殘、手段殘忍、後果嚴重的，一般開除黨籍或在整黨中不予登記；對奉命組織策劃殺人不是為首，奉命充當兇手，能認罪認錯、取得群眾諒解的，不開除黨籍，表現好的免予處分，對其中不認罪認錯、表現不好的，給予黨紀處分，包括開除黨籍或在整黨中不予登記；殺人後入黨的，清除出黨，但對當時未成年、屬從犯、共同殺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殺人情節較輕，能認罪認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表現好，取得群眾諒解的，保留黨籍，給予其他黨紀處分；殺人後轉干和提拔擔任領導職務的，取消干籍，撤銷職務；凡犯有殺人罪行和嚴重錯誤的人員，不得進入領導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門工作。  

　　按照上述原則和規定，全區共追究刑事責任201人，其中判無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對挾私報復、殺人後強姦輪姦其妻女的判處死刑13人，不在此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26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160多人，整黨中不予登記340多人，撤銷職務420多人。從處理的情況看，至今沒有發現錯案，證明這次處理符合省委12號文件的要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這裡順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區“文革”殺人期間，地、縣兩級首先是地方部隊後來是支左部隊主持工作的，應該說他們對殺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當事人已調離零陵地區，我們把有關材料抄報所在部隊處理，記得1985年底廣州軍區整黨辦公室兩位軍人來零陵，在軍分區有關同志陪同下，聽取了我們的情況介紹和意見，以後怎麼處理，不得而知。  

　　第三，癒合傷痕。在“處遺”過程中，我們遇到一個非常重要但難度很大的工作——癒合傷痕。當時，一些群眾和責任人對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說“殺幾個‘四類分子’有什麼了不起”，“你們這麼做是‘長階級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個別的甚至說悔不該當初沒有斬草除根，斬盡殺絕。而一些遺屬要求開追悼會，給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壘墳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殺人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我們認為，能否消除積怨，癒合傷痕，事關“處遺”工作的成敗。為此，我們花大氣力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是學法。一方面舉辦責任人學習班，組織他們學習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使他們懂得，“文革”殺人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是憲法和法律所不容許的，一定要認識到它的危害性和嚴重後果，提高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另一方面組織遺屬學法，引導他們看清楚，“文革”殺人是在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不能冤冤相報，把怨恨傳給下一代。  

　　二是堅持疏導方針，做艱苦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對責任人，引導他們總結經驗教訓，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響，主動認罪認錯，取得遺屬和群眾的諒解，做遵紀守法的公民。對遺屬，首先對“文革”給他們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導他們把賬記在“四人幫”身上，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鼓勵他們向前看，顧大局，消除積怨，和衷共濟搞四化。我們還召開遺屬和責任人一起參加的大會，雙方代表典型發言，談認識，挖根源，表態度，進一步拉近他們的距離。  

　　三是實行“三包”責任制，即由村組幹部包人、包做思想教育工作，包幫助他們開闢勞動致富門路，一些重點對象由縣區鄉領導包幹，促使遺屬思想情緒穩定下來。通過這些工作，較好地達到了消除積怨、癒合傷痕、促進團結、和衷共濟搞四化的目的。道縣營江鄉車邊村遺屬田志苟，“文革”中父親被殺，“處遺”工作為他父親平了反，被查抄的財物得到了補償，有關責任人受到了處理，還幫助他經營一個漁業生產技術項目，他感謝黨和政府的好政策，擺酒吃團結飯，還招待放專場電影。他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了，我們都是受害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今後要互相體諒，加強團結，共同努力把車邊村建設好。”這一年，他被村民推選當上了村長。  

　　三、艱辛的信訪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區“文革”殺人就像撕裂的一道傷口，很難在短時間內癒合。儘管我們做了大量艱苦、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開展“一幫一”和“交朋友”活動，一些遺屬的心依然沒有平靜下來，他們不斷上書上訪。省委12號文件傳達貫徹後，一些遺屬對其中“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意見很大，說“什麼粗，什麼寬，什麼少？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正在這時，道縣有個遺屬得到一本上海雜誌，裡面刊登了一篇關於道縣“文革”殺人的文章——《瘋狂的七月》，這無疑是火上澆油，往傷口撒鹽，他們的情緒又一次爆發出來，奔走相告，互相串聯，赴省赴京上訪，強烈要求嚴懲兇手。  

　　1985年9月中旬，道縣102個遺屬到北京上訪，他們先去國辦信訪局，然後去中辦信訪局，後來到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接着要進中共中央所在地——新華門，被中央警衛局勸退，第二天清晨，“美國之音”報道了此事。幾天后，我們接省委辦公廳通知，到中央辦公廳匯報處理遺屬上訪問題。那天晚上，我們一行6人（地委分管副書記、分管副秘書長、地委落實政策辦主任、地區檢察院分管副檢察長、我和道縣縣委分管副書記）被引進中央書記處一個小會議室，中辦副主任周杰聽取了我們的匯報，作了關於做好遺屬上訪工作的講話。我們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講話精神，認真進行了研究，在當時整黨工作繁忙、工農業生產時間緊迫的情況下，集中領導、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努力做穩定遺屬的工作。  

　　10月上旬，道縣84個遺屬到北京上訪，他們聚集在胡耀邦總書記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個多小時，中辦信訪局和國辦信訪局的同志告訴我們，耀邦同志剛剛幾天前搬家，連他們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們從遺屬口中得知，道縣有300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給遺屬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遺屬上訪。我們隨即確定幾個幹部，硬是像瞎子摸魚一樣尋找道縣籍人做遺屬的工作。我們苦口婆心把遺屬規勸回縣後，再次被通知進中南海上次那個會議室，基本上還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監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有關負責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們主要匯報了“處遺”的政策和遺屬的要求及處理情況，最後周杰同志從廣西“文革”武鬥殺人，講到內蒙古清查“人民革命黨”殺人，介紹他們處理的經驗，要求我們從大局出發，從首都的安定出發，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政策，切實做好“處遺”和遺屬穩定工作，為明年開始實行國家“七五計劃”創造良好環境。  

　　10月中旬，我們發現一些遺屬搞串聯，準備再次集體赴京上訪，我們在抓緊做穩定工作的同時，向省委辦公廳報告了這一動向。省委書記毛致用同志極其重視，連續兩次打電話給地委書記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遺屬穩定在當地。當晚，唐盛世書記在道縣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所有地委副書記和道縣縣區鄉黨委書記參加，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半鐘，接着連夜回到各自崗位，做勸說工作。上午11時召開碰頭會，發現好些人眼睛布滿血絲，有的沒有吃早餐，有個工作組的幹部因長時間精神緊張和工作勞累，昏倒在路上。通過工作，遺屬較好地穩定下來。  

　　198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書記毛致用在省委常委會議室主持召開會議，專題研究處理零陵地區“文革”殺人遺留問題。當我們匯報當時道縣主要領導沒有採取措施制止殺人時，毛致用同志站起來說：“一定要處分那個×××，不然遺屬有意見，上訪穩定不下來！”當匯報公安部《啄木鳥》雜誌打算刊登道縣“文革”殺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遺屬思想波動時，會議確定由省長劉正負責，向公安部做好解釋說明工作，請他們不要刊發這類文章（《湖南日報》一位資深記者曾向我索要資料，打算寫一部約30萬字的《道縣“文革”殺人傳奇》，也因此作罷）。當匯報全區安置遺屬的任務很大，還需要必要的經費時，當即表示增撥200萬元。  

　　此後，隨着進一步的工作，全區特別是道縣的遺屬逐步穩定下來，並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