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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
送交者: 求真知 2013年09月10日20:36:5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








    导读: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
他的表情始则惊骇,继而切齿,然后便是深切的痛苦与悲哀。他脸色灰败,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

    《杜月笙传》系上世纪50~70年代港台文坛知名作家章君榖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详细采录杜月笙身边门人、亲属、好友等口述,真实还原了杜月笙生平行迹。该书由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2010年12月1日授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文摘自该书的部分章节。

    陈毅长电拉他回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出上海,是日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军。共产党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上任以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是为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

    由于长电之来,犹如石沉大海,陈毅心目中的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答复,陈毅还不死心,也可能是徐采丞在为他自己亟于脱离虎口,又耍了一记噱头,陈毅“派”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一趟香港,迎迓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抵达香港以后,其结果是他自己从此也不重蹈覆辙,他留在香港,不再回到黄浦滩。

    统战分子劝诱无功,陈毅的“笑靥迎人”又被杜月笙视若无触,置之不理,共产党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于是,他们方始又施一计,派出杜月笙的一位老友,被李宗仁任为和谈五代表之一的章士钊。章士钊专程跑一趟香港,为共产党尽量争取可资利用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厥为杜月笙。

    章士钊“衔命而来”,力图“立功、报效”,他深知中共心目中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的问题。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登堂入室,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接席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歌功颂德,捧得来肉麻之至。

    第一次长谈,杜、章之间,便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对话,约略如下。

    当章士钊滔滔不绝,盛赞毛泽东是如何的尊老敬贤,求才若渴时,杜月笙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怔了一怔,章士钊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这个———”顿一歇,章士钊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便问:“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唯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却是接下去他又得意起来:“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于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他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章士钊听后,顿即面红耳热,嗫嗫嚅嚅地支吾了几句,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这最要紧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
:“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极!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讲过了这两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钊自顾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终不得一填,又怎能说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无法死心,坚尼地台还得三日两头的来,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来兮。

    劝人的反被人劝去

    章士钊要不断地往杜公馆跑,就无法避免和国民党的要人劈面相逢,相逢时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场面出现。

    头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任轻风拂面。当时,章士钊有点倚老卖老,忍不住地重弹旧调,尽在为共产党说好话,称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掖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作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吴开先在一旁听得忍无可忍,他一声冷笑,亦庄亦谐地加以驳斥:“章先生,你在骗什么人呢?我从民国十六清党之役算起,跟共产党交手了二十多年,共产党的真面目,难道我还不认得?老实不客气说,就讲有关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两本。”

    章士钊窘透,当下强词辩解地说:“你这种说法,可拿得出事实、证据?”

    吴开先打个哈哈,再调侃地追问:“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这一套,究竟要骗我呢,还是要骗杜先生?

    趁此机会,杜月笙哈哈一笑,替章士钊暂时解了围,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绝不会轻易上当的决心。

    不断纠缠,常时登门,章士钊的这场牛皮糖攻势,要到几时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烦时,自有他的退兵之计。多一半也是出乎一片爱顾老友的诚意,一部分则在于早日结束这一场必无结果的冷战。渐渐地,在跟章士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士钊。他劝章士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保全晚节,他苦口婆心地说:“最好早早脱离,图个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钊蹲在香港勿走,那是因为他早已获知,共产党放章士钊出来办事的同时,即已在他身边布置了监视人员,除开上杜公馆,章士钊一直在监视之下。

    因此,他甚至于极其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如果章先生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羁绊,无论是到台湾或者到外国,行程和安全问题,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决。

    章士钊不觉倒抽一口冷气,但是他无法发作,更不能提出任何抗议。几十年来杜月笙对章士钊的好处多矣,何况,杜月笙态度的诚恳,也令人不容置疑。

    恰好在章士钊和杜月笙反复辩论、不得结果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章士钊见这“六字真言”时连他也大不以为然。那日他到坚尼地台杜公馆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钊说民主与专政根本上是两极端之事,毛主席焉可混为一谈?王新衡于是便正告章士钊说:“章先生,我是到过俄国的,我懂得这就是列宁的基本理论,共产党所极力提倡的正是这个。他们跟英美国家不一样,‘民主’和‘独裁’在共产党是二者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听他们口口声声地喊‘民主’,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而非‘独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顶之势,正是要唤醒章士钊的迷梦,因此杜月笙接下来便劝章士钊“倒向苏俄不如倒向英国”,何不就在香港住下,不要再去上共产党毛泽东的当了。章士钊听后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觉得,这一次劝他悬崖勒马,可能会得生效。

    可能是章士钊听过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诱后,神情举止的变异使负责监视他的人起了怀疑。一日,章士钊在他的港寓,刚派佣人出去买东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监视人员推门进来,请他即刻登车回大陆。据章士钊家的邻居后来对杜公馆的人说:当时章士钊曾要求等佣人回来,作一交代,但是不准,章士钊又说要去楼上向某人辞个行,对方还是拒绝,于是,章士钊自此不告而别,他等于是给架走的。

    回北京后的章士钊,其后也曾出来到过香港几趟。除了做人民代表大会聊备一格的代表和文史馆副馆长,支几文干薪维持生活。

    王新衡首次返台行

    一九五○年五月,王新衡奉召返台,行前,他去向杜月笙辞行,问杜月笙有什么事情交代?杜月笙则郑重其事地答道:“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请你转呈。”

    他把那封上最高当局书取出,请王新衡先看一遍。杜月笙在信中备述他听说最高当局身体健康,精神奕奕,心中非常之高兴,他并且力陈自己决以“民国十六年时之反共及效忠领袖态度”,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他又说共产党虽已占据上海,但是他自己仍在上海留有若干关系,尤且随时可以派人潜往工作。杜月笙十分热烈恳切地自动请缨,他说,不论最高当局有任何任务交办,他一定竭尽力量,设法达成。

    王新衡赴台未几,旋又返港,他带来一份最高当局发给杜月笙的密电码本,同时告诉杜月笙他晋谒最高当局的经过。最高当局起先有意留王新衡在台湾工作,但在看过杜月笙的信,并且听了王新衡的补充说明后,遂又决定派遣王新衡常驻香港,担当香港方面的重任。得到如此圆满的复示,杜月笙实有无限的感奋。早先,杜月笙决心离开上海,赴港避乱之前,曾经扶疾往访黄老板,力劝他的金荣哥预早为计,也跟他一样,作避难香江的打算。当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黄金荣说:“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八十一,就已经多活了十一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六十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混堂淴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无复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

    因此他堆满脸苦笑诉与杜月笙:“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桩,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桩,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混堂,能否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淴趟浴,也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彻,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意味得出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台十八号定居,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为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金荣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要打烂,我会得自家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歇你们进来查,有一件物事勿曾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言讫,便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金荣,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生又有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作好作歹,高声排解,在说什么:“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分上,饶他一次!”



    隔了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他们满脸堆笑,却是态度硬,逼牢黄老板,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叫我坦白啥末事?”

    “你这一生的事,”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从你八岁起,到八十岁为止,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金荣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

    当时,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支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金荣、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共产党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上级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迈龙钟的黄金荣,八十岁的白发老翁,由共产党干部押解,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全上海人为之震动,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麇集街头,亲眼目触黄老板扫街。有人欷歔,有人愤慨,黄金荣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

    黄老板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不久报纸传到香港。一日,杜月笙心血来潮,忽然问起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唯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迫害,心中难过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齐巧这一日杜月笙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家人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始则惊骇,继而切齿,然后便是深切的痛苦与悲哀。他脸色灰败,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的气喘。那几天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折磨,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那天,黄老板的长媳黄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敲黄金荣美金两万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黄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黄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黄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因为,共产党要黄老板捐献两万美金。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黄李志清道:“妹妹,你打算怎么办?”黄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妹妹,倘若是共产党网开一面把老板放出来,只要老板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美金二十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求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黄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就是说么。”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脚一样过得快活。”“是啥。”“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石破天惊,杜月笙点入正题,“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黄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家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啥!”“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末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不胜欷歔地说:“老板八十一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黄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怕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凑了一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交再想办法。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龢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老板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老板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之故,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大概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能够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黄老板运用其八十年的人生体验,处世手段,苟延残喘,可能还拖得下去一段时光。至此,杜月笙稍觉心宽。

    老兄弟俩命丧黄泉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眠食难安。一日,上海的报纸上面讲,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当时正在里面举行什么汪寿华血衣展览,他便大叫一声不好,心想早年共进会弟兄中不及逃出的叶绰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传来新闻,马祥生和叶绰山两个,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庞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顶、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马祥生、叶绰山被牵上台时,主审人先“慷慨激昂”,高声地一问:“马祥生!叶绰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份?”当时,马祥生年纪大了,胆量转小,他以为自己并未实际下手杀汪寿华,还在剌剌不休,多方辩白,和他并肩而立的叶绰山,则早已心知难逃这一关,一意速死,当下他便颇不耐烦地高声说道:“好咧,祥生哥,大丈夫死就死!多说这些废话有啥个用?”

    据此,主审宣布马祥生、叶绰山二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拖下公审台便是一连串清脆嘹亮的枪声,便在数以万计的观众之前,两人双双卧身血泊。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二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绰山两位兄弟,无非唯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动人避居香江,马祥生、叶绰山则落了如此下场。此一事件给予他的打击,分外地大。杜月笙闻讯以后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袄,过一阵湿淋淋地像是方自水中撩起。他每一次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使家人以为他已长瞑不视。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揸开,仿佛失足溺者亟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却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弗论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喘到这样,只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卜昼卜夜,长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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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不如意的最后六年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的一生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此活动被称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1
杜月笙所说的“该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在当时,这个公司所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这番话令很多人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亲戚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番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

* 江山易帜 去留两难*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
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并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知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杜月笙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被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经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
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至今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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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莽英雄,深明春秋大义,留得大名照汗青  /无内容 - david101 09/12/13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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