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Posted June 27, 2013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一）馬歇爾序，胡適引言，作者前言及第1,2章(家世和學習生活)

寫在漢譯《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前面

一、

上個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學和中學的學長周惠民先生，從西雅圖打電話來，希望將他多年前就已經翻譯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陸出版的《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譯稿電子版放到《二閒堂》上，以饗讀者。我當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譯上的造詣和學養我是知道的。大陸“開放”之初，惠民先生就應馬海德醫生之邀承擔國際會議同聲傳譯的工作。這些年來，他陸續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語著作的譯本，長期承擔大陸學術雜誌的英文審譯。

此處首先談到惠民先生的英譯能力，是想說明由惠民先生翻譯《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一書是十分恰當的人選。五年前國內一個出版商社，邀請周先生將此書譯出，由 他來出版。該商社告訴周先生，說曾與當年司徒雷登在華時代的秘書傅涇波先生的女公子，現居美國的傅鐸若先生談論了此事。周先生就開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戰以後擔任過中國內戰國共衝突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中國的學界祭酒胡適先生分 別為該書作序。次日，台灣《大華晚報》即開始邊請人翻譯，邊予以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閻人峻翻譯的司徒雷登回憶錄。

然而在那個時代，中美關係，台海關係勢同水火。當然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解放軍揮兵過江，打平天下的關鍵時刻，寫過一篇奠定此後共產黨政府與美國外交關係基礎的文章，題目就是以司徒雷登的名字為名，叫作《別了，司徒雷登》。在這種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這本自傳絲毫沒有可能與大陸的廣大讀者見面。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關係解凍之後，大陸逐步接受和放寬境外史學文獻的有限進入，司徒雷登自傳的流入當屬自然。然而那個時代，大陸並無版權意識，又有所謂“內部發行”的特殊發行渠道。於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牽頭，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譯、劉雪芬校對的《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傳記中仍然還有許多觸犯當時政治禁忌的內容，所以在大陸發行的這本《司徒雷登回憶錄》只是一部內容經過取捨的刪節本，算不得“全本”。對於認真研究當年的歷史，並對歷史完整性有嚴格要求的讀者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陸版《司徒雷登回憶錄》並沒有得到翻譯版權的許可。當年或許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備翻譯《司徒雷登回憶錄》的能力，又已經將全書翻譯成功，版權也不是問題，那麼按說這本眾人翹首以望的漢譯文本應該很快就可以與讀者見面了。

其實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遲遲不能安葬燕園一樣，這本對於研究那個時代具有重要史料意義的司徒雷登回憶錄完整譯本至今也不能在國內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還是聽惠民先生本人來細說從頭。

二、

那我就不妨來說說我讀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罷。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當然是在我讀初中的六十年代，這個人物的名字出現在我們的語文課本裡面。課文的題目叫作《別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說老實話，如今我已經全然記不得這篇課文的內容，只記得當初我的朦朧印象有二：其一，這個複姓“司徒”的人居然是個美國人；其二，這麼好聽的名字居然讓外國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記起司徒雷登，是許多年之後的一九八六年。我從德國讀書歸來不久，當初在德國對我關照有加的漢學家韋莎彬太太到中國造訪，我陪她到北大燕園會見考古系的教授。或許是考古系辦公室面積逼仄，也或許是“外事活動”必須講究門面，總之那次我們是在“臨湖軒”與眾教授會面。一杯清茶是那個時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記起來的是，考古系的嚴文明教授特別提到：這裡原先是燕京大學時代司徒雷登先生的辦公間。

這就讓我不免想起與自己多少有些關聯的兩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雲南西雙版納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東側的沙灘后街五十五號大院，當時這裡是已經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舊址。我在那裡居住凡四年，度過一段閉門讀書的時光，一九七六年“落實”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這裡是北京大學的校本部和理學院，當然更早之前，這裡還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順便說一句，和嘉公主的駙馬福隆安是大學士傅恆之子，而這傅家本姓富察，應該和也屬富察氏的傅鐸若先生還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併運動以後，燕京大學撤消，北京大學搬去燕京校園，鳩占雀巢，人民教育出版社才從石駙馬橋原址搬到這裡。後來有父執輩的長者曾經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會到燕園參加“校慶”活動。事後我不免問問他們的感受。一次聽到一位長者的話我記得最真：“咳！大娘的房子讓給了二娘，還讓大娘養的兒子到上房給二娘做壽，心情能是什麼滋味？！”語雖刻薄，道理倒是也還淺顯。

由燕園“臨湖軒”讓我記起的另外一件舊事是我的岳父說給我聽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的當天，我的岳父張安銘先生正好從家鄉到北平來投考大學。宛平城外的槍炮一響打斷了他求學的美夢，他只得退而求其次，決定到昆明求學。當時的雲南遠隔千山萬水，交通不便，一般可行的路途是走越南海防，然後轉道雲南。

但到越南算是出國，而當時越南還在法國人手裡，於是就要到駐北平的法國駐華使館辦理過境簽證。

法國使館的領事收到他的簽證申請表便說：值此非常時期，若是要得到批准，非得要有個身份體面的人作保不成。可是我的岳父當年只有十八歲，隻身一人來平求學，舉目無親，又哪裡去識得甚麼名人？他將這番苦惱講給一位已經在燕京大學上學的中學同學聽，恰好那位同學平時一邊聽課，一邊在“臨湖軒”打工掙生活，於是想起司徒雷登先生，自告奮勇去請司徒先生幫忙。司徒先生與我的岳父素不相識，為什麼要為一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作保？那位同學卻也有他的道理。他對司徒先生說：既然您認得我，我認得他，那您就算認得他。司徒先生倒也痛快，認為確是這個道理，爽快地為我岳父開具了一紙“保書”。

岳父將“保書”拿給法國使館的領事看，那人埋怨不迭地說：你還說你不認識什麼名人，這不是大大的名人麼？！

憑了這紙簽證，我的岳父順利從北平到天津，乘船下安南，經海防到昆明，開始了後方讀書的大學生活。

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事無巨細都要層層過篩，這件事情也被翻騰出來，成為“帝國主義走狗”的鐵證，將岳父捉將起來批判鬥爭。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牛棚”里被指定要額外學習的光輝文件正是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後來，我的岳父可以將此文倒背如流，而我卻只記得這篇中學課文的題目了。

三、

這本《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回憶錄經惠民先生翻譯完成，卻久久不能通過當局批准付梓，對於一位曾經付出心血，並且關注這段史實的耄耋老人來講，不啻是充滿挫折的體驗。對於曾經自幼生活在司徒雷登先生身邊的鐸若先生來講，同樣是一種煎熬。她亟希望通過這部完整趍譯的司徒雷登自傳讓國內的讀者重新認識一位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未來終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認為雖是一個美國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司徒雷登。

為此，惠民先生徵得鐸若先生的同意，就商於我，提議將他全部譯稿的電子版本在《二閒堂》上刊布，以嘉澤書林。

我為《二閒堂》能對周惠民先生和傅鐸若先生的善舉盡一點綿薄之力深感榮幸，也為能夠和兩位前輩對此共同努力與有榮焉。

公曆二Ｏ一Ｏ年六月，初暑，記於二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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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喬治 · C · 馬歇爾：序言
胡適：引言
前言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第二章：大學和神學院
第三章：回到中國
第四章：燕京大學——實現一個理想
第五章：在燕京大學時個人的感受
第六章：中國形形色色的人物
第七章：日本的占領和自由的孤島
第八章：監禁和釋放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第十章：未能實現的夢想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第十二章：處在竹幕裡面
第十三章：去華盛頓，在華盛頓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第十五章：美國和中國：“現在採取什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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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喬治·Ｃ·馬歇爾

對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紹，是我的歡慶和榮幸。

按照我的記憶，我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監禁多年，到美國休整遊歷了相當長時間之後，那時剛剛返回。

我們談論了當前的形勢，他的反應給予我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後來我對國務院建議任命他擔任駐華大使；當時我只是我國總統的大使級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議，是由於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國有五十多年的經驗，還鑑於他的氣質、個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邊，我就有了比五十年還多的、沒有由於個人涉及中國政黨而產生的、有偏見的廣泛經驗。當他被任命時，我發現他的建議和出眾的協助，對我的幫助是無價的。

我懷疑任何人能比司徒雷登博士更理解中國的特性、歷史和錯綜複雜的政治。他那高貴的正直使得他的意見變得極其重要。

我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他的個性和他那廣泛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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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胡適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國杭州出生長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裡的傳教士。他告訴我們，他年少的時候，總是“對傳教生活感到厭煩”。即使在他從漢普登 （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畢業之後，他仍然承認自己“缺少對傳教工作的興致”。

怎麼描述我產生的反對到中國做傳教士的厭惡也不會誇大其詞。……在那裡要大聲疾呼地對閒散的人群講說；在廟會和街上小禮拜堂里，面對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們；幾乎是白白奉送小冊子；忍受當地的人們輕蔑、鄙視、惱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質生活的不舒適和艱苦，等等；也沒有學識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興趣；一種活死人、或相當於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覺。(原書【28】)

但是經過了長期內心的爭戰，司徒雷登博士最後決定了“將我的宗教信念置於當時是我的最終考驗中。”他來到了中國，做一位傳道人，在中國傳道和生活了幾乎半個世紀！

他很幸運，只做了兩年多傳福音講道人，就被召喚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學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聖經新約和新約希臘文的教師。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後，他被請到北京，去從事一項巨大的工作，去將幾個“小的教會學院”組建成一個大的聯合大學；那些小學院是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學院以及後來的華北協和女子學院。

此後，在幾近四十年期間，他成功地作為一位“教育傳教士”工作着。他對我們坦誠地說：“我如果以一個典型的福音傳道人度過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感到愉快，是否會有成就，我多次對此有過反覆怪誕的疑惑。”

在這些回憶中，他衷心地讚揚“作為一個階層的傳教士們的……熱心、高尚的目標、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無自私的奉獻。”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讀者，我很希望，未來的基督教教會和傳教團體的領袖們有時再次思考去到國外傳道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要掉以輕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這些坦率記錄。這些坦誠的記錄是他對福音傳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對傳福音傳道人在追求（無論是多麼下意識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會人員數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斷。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和哪個教會教派的福音傳教士的影響相比較，教育傳教人的影響一向總是大得多，無論那些教育傳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紀從耶穌會來的機械工程學家、或是天文學家，還是十九世紀從新教團體來的科學家、學者或醫生。據說，第一個到中國來的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東方的二十七年間，只為十個皈依基督教的人施過洗。但是他的學術工作，他那聖經的中譯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個用近代金屬活動字模的印刷廠，則在整個東方的新教傳教世界裡，留下了持續的影響！的確，羅伯特·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新教傳教士教育家的偉大世紀；在這些教育家中，有亞歷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爾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楊·艾倫（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馬丁（W. A. P. Martin）, 約翰·富萊爾（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許多其他同樣值得紀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復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光彩奪目的學者傳教士群體【xiii】，將當代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國際法，現代世界地理和歷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獻等最佳著作譯成了中文；還是他們，說服人們反對那些原始的陋習、纏足和不顧婦女的教育，並且鼓吹社會、教育甚至政治的變革，開辦新學堂和學院，為使中國逐漸覺醒，他們做了如此眾多的工作。

司徒雷登博士無疑會被作為在中國的教育傳教士歷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於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國；那是一八九八年變法運動後的六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前的八年。中國終於從中古的夢境裡被喚起了。當他一九一九年應召去北京時，那已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復興和國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說法，國立北京大學變成了“國家知識分子的發動機”。未來的燕京大學的鄰居清華大學，不久就建成為最佳的和最有影響力的國立大學之一。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在計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裡升起，成為整個東方最為現代、設備最佳的醫學院和醫院。

因此，在這麼晚的時期，在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傳教團體想完全依靠他們國內教會機構有限的財力建立一個真正的大學，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為燕京大學開創者和建設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須以那個背景來衡量。像他所說的：“理想需要花費金錢。”他和亨利·文特斯·盧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許多年來在美國全國籌募基金，他對籌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敗做了生動的描述。【xiv】這個描述不僅是很有價值的記錄，而且也是這個自傳中讀來最有興趣、最使人激動的部分。

燕京大學的夢想最後成了現實。作為燕京大學的鄰人，也是經心有興趣觀察着它成長的友人，我想說司徒雷登博士作為一個大學的建設者的巨大成績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從無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學，有世界上最為漂亮的校園之一，在中國十三所教會學校中，它的規模最大。第二，他夢想的這所大學，逐漸越來越變成了一所中國的大學。她靠着哈佛燕京學社的幫助，在所有的教會學校里建立了一個卓越的中國研究部門。

司徒雷登博士說：“在燕京的許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學社使得我們（並通過我們使得其他幾個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國的機構有同樣最高水平的中國研究。”

我要對燕京的一些中國學者致以敬意；特別是洪業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蓮）有特殊的功績，在燕京建立了一個非常優異的中國圖書館；他們編輯出版了優等的《燕京中國研究雜誌》，和那個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國學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慶賀了他的七十歲生日。十天后，美國杜魯門總統駐華的特別代表馬歇爾將軍慫恿他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並協助他為馬歇爾計劃服務。在七月十日，杜魯門總統把他的名字提交給美國參議院，參議院一致通過了。司徒雷登博士【xv】擔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產黨手中後的三個月，他返回了美國。十二月，他發生了一次嚴重的中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魯門總統接受了他的辭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憶錄中，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記錄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和他對這些事件的個人印象和評論；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關於美國國務院美國對華關係的“白皮 書”，關於中國大陸落入世界共產主義的悲劇，關於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後關於“對於中國，美國應該遵循什麼政策”。

我不得不說，我發現第一部分的幾個章節（九到十二章）相當簡略，作為一個扼要的報道，常常難以弄明白從馬歇爾將軍去中國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區落入共產黨手中那段時間裡，發生的那些錯綜複雜的大量事件。譬如，這是他對馬歇爾使命最初歲月的談論：

讓我根據馬歇爾將軍在一月初來到後、中國政府號召了政治協商會議，此後的一些事件的情況來試圖推論當時在重慶所發生的事情。馬歇爾將軍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為是但是也還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團集合到一起，產生了一種良好情緒的氣氛和高度的努力，【161】這才使得五項協議（見附件）成為可能。如果五項協議獲得了批准，生了效，就會結束爭議，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並且導致在美國的建議下重新組建、訓練雙方的軍隊。……

那麼，什麼是馬歇爾使命？什麼是政治協商會議？什麼是【xvi】五項議案？什麼是這些議案如果得以實施，就能夠解決的“分歧”？什麼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礎上的聯合政府”的形式？什麼是“在美國的建議下，重組並訓練雙方的軍隊？”

司徒雷登博士在書中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做充分的說明。但是，為了讓讀者能夠對記錄更明白一些，在附錄裡面有這些內容：

· 馬歇爾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協商會議五項議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國總統杜魯門對美國政策的聲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馬歇爾將軍的個人聲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這些文件，我們可以希望能夠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馬歇爾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標。從後來發生的情況看，我們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標是有多麼困難、是多麼從根子上就是毫無可能達到的。必須對那些有了解，才能夠對司徒雷登博士個人對說明馬歇爾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敗抱以同情。

在這些指令中，馬歇爾使命的目標被歸納為“儘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國統一”。具體說，有兩方面：

第一，“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國民政府是個“一黨政府”，並且相信如果這個政府的基礎能夠擴大，包容該國其他政治成分，就會促進中國的和平、聯合統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國強烈倡議，該國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國代表會議，同意在中國國民政府中為這些成分安排合適、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軍隊，例如共產黨的軍隊，不符合、也使得中國無法有政治的團結。有了一個廣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這種自主的軍隊，中國所有的軍隊都要有效地整編為中國國民軍。”

第一個目標是要使中國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要能夠有合適、有效的代表；第二個目標是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自主軍隊，並把他們“改編到”國民軍中。

作為國務卿，貝爾納斯（Byrnes)在一個指令中寫到：

這不是個容易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影響還有用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成功就取決於我們施展這個影響的能力，鼓勵中央政府、所謂的共產黨、和其他黨派都作讓步。美國總統讓馬歇爾將軍去中國作為他的特別代表，目的是以適當和可行的方式帶去美國的影響，以完成上述的目標（隸書是我所做的）。

這是馬歇爾使命從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兩項任務。中國共產黨想加入聯合政府：這是斯大林在雅爾答會議上為波蘭和其他整個 “解放了的”歐洲狡黠設計的方案；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公開的要求，寫在他在延安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五千字報告裡，題目是“論聯合政府”。但是他們完完全全沒有將自己獨立的軍隊“取消”或“整編入”國民軍的打算；相反，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號聲稱共產黨有正規軍九十一萬，“民兵”二百二十萬，【xviii】在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後的頭六個月，他們的正規軍就擴大到了一百二十萬人。

馬歇爾使命是以什麼方式和辦法“施加美國的影響，以完成上面所說的目標”呢？杜魯門總統指示馬歇爾：

授權給你用最坦率的語言對蔣介石和中國其他領袖談話。特別是有關中國希望在經濟方面得到貸款、技術援助和軍事援助時……一個因內鬥而分裂的中國，實際上，不能被認為是可以得到美國援助的適當地點。

換成直率的語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干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

但是，這個武器只能限制、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裡，他們可以從蘇聯占領軍和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裡，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

這樣，馬歇爾使命的目標，從開始就是無法達到的，所以它失敗了。有關這些，無論是國務卿貝爾納斯，還是總統杜魯門，還是馬歇爾將軍，還是約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負責起草對馬歇爾的指示的人），他們從來對此就沒有完全明白過。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務也失敗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是由於他是“一個外交界的新手”，另一個原因，還是看他自己的話：

我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朋友，【原書220】對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馬歇爾將軍最初才要我幫助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產黨，我對幾個共產黨的領導還比較熟悉。

所有我所說的這些看來似乎尖刻的話，毫無奚落在那個理想主義時代的這些理想主義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爛漫的意圖。實際上，在那個理想主義膨脹的時代，我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上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新手。我的確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勝利後不久，我給重慶發去了一篇長長的無線電報，請人交給我過去的學生毛澤東，嚴肅、急切地懇求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有理由繼續擁有龐大的私家軍隊，他的黨現在應該效法英國工黨的良好榜樣。自己沒有一兵一卒的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大選中，剛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下一個五年中，他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外交上的新手、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重慶。我在重慶的朋友發來無線電報，說我的那個信件已經及時交給了毛先生本人。當然，直到今天，我從來也沒有收到過任何回音。

最後，我願意真誠地說出我由衷同意對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對中國“白皮書”、和他那偉大的國家應該遵循哪種對華政策的深思意見。由於這是一個引言，是一個舊腦筋、不信上帝的中國人為一位偉大的基督教領袖的回憶錄寫的引言，我願意用他所喜愛的聖經新約的一段來做個結束。【xx】一九四九年，當我讀到國務卿艾奇遜的轉發函“白皮書”，我看到了這些字句：“……中國內戰不詳的結局超出了我國（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它並不是由於美國少作了什麼而造成的。”當我讀到這些時，我在頁邊上寫到：“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節。”下面就是那段經文：

比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吧。”

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歷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

[胡適：一九一七年至 一九三七年，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哲學及後來中國文學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該校文學院院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該校校長；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中國駐美大使。一般都認為胡適是中國文學復興的奠基人；該文學復興導致在文學和教育中，採用了生活談話的語言（白話），替代了僵死的傳統中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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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在中國的建樹使我有名聲；在那些建樹顯然被摧毀的時刻，我出任了我國的駐華大使；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慮還都是心靈上的。我知道許多陷在（大多數是自願留下的）中國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被粗暴地對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監獄，有些在心靈上和肉體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觸自己的中國和其他朋友，幾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少數在這種對待下死去了。千百萬中國人受到的對待更為悲慘。許多被處死，許多因飢餓而死去。最近聽說不少於四千萬人被強制勞動。許多人寧願背井離鄉，在流亡中受苦受難。許多其他的則盼望能夠流亡在外，但是卻無法逃脫出來。

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中國，有許多是好的，也有許多是壞的。自從他們接管了之後，前一種就少了下來，後一種卻多了起來。我一生和我的教會和教育同工們的努力，是奉獻給使好的變得更好，使壞的變得不那麼不好。可以眼見的那些努力中相當一部分的證據，已經瓦解幻滅了：有些工廠、設備、教堂、學校、建築物和醫院被破壞了，更多的一些被共產黨為他們的目的而占用了。【4】但是，我覺得教會、教育和醫學事業贊助在中國的投入，以及那些獻出自己一生來為了這些事業的人的投入，重要的那部分並沒有、也不會被摧毀。

在施與一方和接受一方，施受雙方的心靈和心底里，施與受的益處依然繼續活在那裡。基督教教誨 和實踐的種子和碩果仍然繼續活在那裡。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由於基督教傳福音的人、基督教的教師、基督教的醫生、基督教的科學家和基督教的社會工作者的努 力，千百萬男女和兒童的身心得到了改善。即便一切都喪失了（實際上決非如此），在台灣和在海外的中國人中間，由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會（United Board of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高舉的基督教的教育火炬，仍然在照亮着前進的道路。千真萬確，我一生的、和我的傳教士同伴以及我們中國的同事們的工作（還有在我們之前 的那些人的工作），都沒有白費力量。

我也不覺得中國，中國大陸，是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共產黨在大陸是鞏固了他們的地位，現在看來，他 們的確牢牢地控制着那裡。但是誰能說在中國有哪個政權會是持久不變的？只要想想自從孫中山以後，在中國和東亞發生的變化，誰會說共產黨政權會在中國持續下 去？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政治哲學裡是另類的。共產黨的作為是強暴、不顧人權並且是壓迫。他們請進、使用大批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註定要在內部和外部 引起摩擦。看不到共產黨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義務；他們蔑視其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5】他們甚至走得更遠，竟然入侵了一個鄰國，並且和聯合國作戰。

我 無法相信中國的這個政權會持續下去。我有信心，這個怪誕的罪惡不用多久，就會以什麼方式走完他的行程；在他被評判並且發現他的缺陷的時候，他就會被迫放鬆 他的控制而消遁出局。我對中國人民也有信心，他們的社會行為，根本上是民主的；當他們從這個謬誤的“人民政府”的暴政下被“解放”出來、重新走被阻斷的、 從一九一一年開始的長征的時候，會到達這樣的目標：國家的統一，國家的民主，國家的安全，和平，進步，並且在國際關係上起有益的作用，成為一個好鄰人。

在 這本書裡，我要談我一生的故事。我在多年以前就開始在紙上寫大事記。現在，我把它贈給那些有意留心這個記錄的人。本書並不是在即將出版之前作為一個整體寫 就的。一個個章節是斷續分開寫成的。它或多或少像是在很長的時間裡，一個寫日記的人的一系列文章或隨筆。有些章節是回顧性的。有些是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即時 寫的。有些，最後的三章，是一九四九年我回到美國之後寫的。

最後寫的這三章，也就是這些結束章節的文字，我要感謝斯坦利·洪貝克 （Stanley K. Hombeck）博士的共同努力。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中國，那時，他和我一樣是從事教育的，後來才步入外交界。多年來，我和他有許多愜 意的接觸，並且有許多有益的意見交換。在這三章里，一章是談了我自從離開中國之後的活動（和不能活動），【6】以及由於一些我所關注的政治發展的變化，我 自己的變化，政治景觀的變化，特別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和中美關係的變化，所得出的對前景的論斷。下一章記錄了我對過去那些歲月的反思、對當今的默想、和對 未來的窺視；並且重申仍然屬於我、支撐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最後那章，是我努力回答我思想中一再有所悔恨、但是又總在那裡的關於中美關係的一些問題。這幾章 裡面的敘述和記述都是我的；但是由於我的身體使我不能真地書寫，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洪貝克博士根據我的記錄和我們的許多交談而做的。這樣寫成的文字一再提交 給我，我仔細審視多次，並且證實了它完全反映了我的回想，正確反映了我的回憶、我的思想和我的觀點。所以，這三章和所有的章節一樣，著者的責任在我，完完 全全在我。

我也感謝其他朋友的幫助。在傳教界內外廣為得到讚揚的弗蘭克·普賴斯（Frank W. Price）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父親菲利普·富蘭西斯·普賴斯（Philip Francis Price）是我父親的朋友，也是我朋友所尊重的一位長者。弗蘭克·普賴斯熱心地使我的文稿得到了文字上和編輯上的益處。大衛·麥克竇外爾（David McDowell）先生是蘭登書屋（Random House）的編輯，他在編輯和出版上採取的態度和深入的程度，一直是鼓勵和支持，他做出了巨大的幫助。

我要感謝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慷慨地寫了前言，表明了我們之間的良好願望，以及他對我的故事感到的興趣，這無需贅言。他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讀者都會知道這些是 事實。同樣，我也感謝胡適博士為此撰寫了引言。他大度地費了時間，用自己廣闊的知識和非凡的能力，對我想告訴人的故事做了分析和評論。

最 後是傅涇波先生。本書的書寫和出版都要感謝他。他對書的內容並無責任；甚至在有些事務上，他和我的觀念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沒有他，我就無法完成這個手 稿；我就無法進行聯繫、接觸、討論、和書信往來，而這些卻是在出版之前必須要完成的。在寫作本書中，雖然我明顯是演出人，但是，全部主持人的功勞理應歸於 傅涇波。

對於所有上面提及的朋友們對我的幫助，以及他們的、和在這裡沒有提到的、堅持鼓勵我的人的良好意願，我深深地致以謝意。

司徒雷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國首都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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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我 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國為家的。我和這個偉大國家和偉大的人民由於必然的精神紐帶而難解難分，那不僅是由於我出生在那裡，也是由於我長期住在那裡，那裡有我 無法估量的友誼。我這個美國孩子有幸在中國度過童年，日後作為傳教士和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回到中國，成為傳福音的人，神學教授，之後成為一個大學的校長。 一九四六年，由於情況奇特，我突然被平地拋起，擔當了美國在南京的大使；一九四九年，我在這個職務上，最後黯然無歡地離開了那當前仍然不幸的土地。

我 看到過許多政府統治過中國：垂暮、崩潰的滿清王國，理想主義者孫中山領導下的早期民國，和軍閥和貪污腐化的官員爭戰、軟弱無力的後來的民國，開始使國家統 一、現代化的國民政府，狂妄自大但短命的日本統治的部分中國，在日本投降後悲慘的內戰撕裂的中國，以及最近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經過了這些不同近代歷 史時期，我看到了一個古老但又是嶄新文化的痛苦在增加；它在力求使自己跟上二十世紀，目的是在物質上和倫理道德上躋身於世界強國之中。

回 顧過去的近八十年，我鮮明地感覺到造物主上帝一直帶領着我的生命，也知道我有多少重大的選擇是在面對外界的抑制和內心的勉強之下做出的。似乎一再有一個並 非我自己的力量，在催促我向前，向前去經歷我並沒有尋求、也沒有預料到的體驗和奇遇。【10】無論日後會如何，我極其感恩，在偉大的半個世紀的中美文化和 精神關係中，有我屑少的部分；這個關係雖然目前顯然在破裂，但是我堅信，日後一定會恢復，並且在正在出現的世界民主和國際共同體的模式中，成為牢固、鮮艷 奪目的一股力量。

我父母都是來自悠久的剛毅的早期移民。我們司徒爾特（Stuart，司徒阿兒特，司徒）祖輩來到美國大陸的是阿契巴爾 德·司徒爾特（Achibald Stuart），他是愛爾蘭（北愛爾蘭，Lonodonerry Ulster）的蘇格蘭人。傳說他是阿契爾特里（Ochiltree）爵士（後來的司徒爾特城堡的伯爵）的後裔。後來由於參與了反抗宗教迫害的運動，他和 他的兩個兄弟大衛（David）和約翰（John）逃到了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西部。七年之後，他的家屬來和他團聚。Archibald後來定居在弗吉尼亞 州韋恩斯博羅（Waynesboro）附近的一個農莊裡。他有四個孩子，分散在南邊和東邊的各州。有一個直系是亞歷山大·司徒爾特（Alexander H H Stuart），是腓理莫爾（Fillmore）總統內閣的內政部長，後來是弗吉尼亞大學的校長。另一個是傑伯·司徒爾特（J E B Stuart），是南軍勇敢的騎兵指揮官。故事說，他受了傷、被帶下戰場時，他的部隊向他揮手，呼喊他的暱稱“傑伯（JEB）”。“快回去！快回去！我完 成了任務，你們要像我一樣地完成任務。”

約翰·司徒爾特（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亞州奧古斯塔（Augusta）縣的沃克科里克（Walker Creek），後來去了斯湯頓（Staunton）。他的孫子羅伯特·司徒爾特（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他乘坐一個帶篷的馬車從弗吉尼亞州的谷地到荒蕪的肯德基州（當時屬於弗吉尼亞州）做開拓性的工作，在肯德基州的列克 星頓（Lexington）幫助建立了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學院。他在那裡教拉丁文和希臘文，並任過一段院長。

羅伯 特·司徒（Robert Stuart）和哈娜·托德（Hannah Todd）結了婚，她是瑪麗·托德（Mary Todd）的姑姑，【11】瑪麗·托德（Mary Todd）後來成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羅伯特的兒子大衛（我的祖父）和林肯總統夫人就成了表兄妹。另一個兒子是約翰·T·司徒（John T Stuart），畢業於森特里（Centre）學院，後來成了林肯的法律夥伴。我十一歲來了美國後，住在阿拉巴馬州莫比爾（Mobile）的時候，我才知 道司徒一家和林肯一家有這個關係，嚇壞了我和我的弟弟。我們覺得除了我們是來自中國之外，至少對我們的那些南方朋友來說，那是使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我們的 小命甚至會有危險！

大衛·托德·司徒爾特（David Todd Stuart）是婦女教育的前驅。他是肯德基州謝爾比維爾（Shelbyville）的司徒爾特女子學院（Stuart Female College）的創建人和院長。他的兒子約翰·林登（John Linton）是我的父親，是一八四零年十二月二日在謝爾比維爾（Shelbyville）出生的。他是在賓夕法尼亞的華盛頓和傑弗遜學院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和肯德基的森特里（Centre） 學院受的教育，一八六一年畢業於森特里（Centre）學院。他教書四年後，進入了普林斯頓神學院，一八六八年畢業。那是在普林斯頓，由於來自中國的約 翰·倪維斯（John L Nevius）博士的激動人的信息，使他轉入國外傳教的工作。他是被新的南方長老會的國外傳教執行委員會最初派出的傳教士之一。在一八六八年他和兩個夥伴 去了中國。他們的行程是到紐約，經過巴拿馬地峽、舊金山，到上海。歷時兩個月。

約翰·林登·司徒爾特（John Linton Stuart）在杭州開始工作。杭州在上海西南約一百二十英里，他在那裡度過了四十六年的傳教生涯。

我 父親在一八六八年作為單身漢到杭州的時候，他發現他當時的前任殷斯里（E B Inslee）牧師相信學習中文要和中國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父親就在一個鴉片館樓上租了一個住處，雇用了【12】一個沒有學過徒的廚子照顧他的生活所需。 經過了五年連續的勞苦、外出和艱辛，他因健康衰退而被送回老家去療養。不久，他恢復了健康。但是比這更好的是，他贏得了為日後的健康最好的保證，贏得了一 個妻子，瑪麗·路易薩·赫頓（Mary Louisa Horton）。她來自莫比爾（Mobile），是古斯塔瓦斯·赫頓（Gustavus Horton）法官的女兒。古斯塔瓦斯·赫頓（Gustavus Horton）是現在莫比爾（Mobile）縣教育系統的創始人之一，還擔任過那個市的市長。在戰後貧困的南方，被稱為“瑪麗小姐”的瑪麗·赫頓 （Mary Horton）創立了一個女子學校，以她的名字命的名，成了在阿拉巴馬州著名的一個學校。它不僅受到南方其它州，也受到北方一些評論人物的廣泛矚目。當時 有人說“瑪麗小姐”是“一位有特別資質和社交天賦的婦女”。她的嗓音很好，有人建議她去德國學習，但是她卻選擇了陪同她的丈夫去了遙遠、陌生的中國。她把 她的學校交給了她的一位助手瑪麗·拜格比（Mary Bagby）；瑪麗·拜格比（Mary Bagby） 在此後的二十五年裡，主持了這個換成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學校。

我的母親曾經和一位南軍的海軍軍官定過婚。那位軍官在莫比爾灣（Mobile Bay）的戰役中陣亡了。這也許就是我母親決定要到外國做傳教士的緣故。她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這個想法太荒唐，但是她卻不聽他們的勸告。當時正和她通信的 國外傳教團（Foreign Mission）的執行秘書約翰·雷登·威爾遜（John Leighton Wilson）牧師，建議她去參加長老會的一個大會，和剛從中國回來的一個年輕傳教士見見面，那個年輕傳教士可以告訴她傳教工作的第一手資料。她聽了 Wilson博士的建議。她後來發現，她這麼做，幫助了那個單身傳教士完成了他的婚姻計劃。是否為了感謝他，才使我的父母為他們的大兒子（我）起名叫約 翰·雷登（John Leighton）·司徒爾特（司徒雷登）？對年輕傳教士來說，威爾遜（Wilson）博士本人是個迷人、激勵人的人物。【13】在內戰（南北戰爭）之 前，他在非洲多年，是最早的傳教士，在那裡傳福音，探險新區域，並且是第一個將捕獲的猩猩活着帶回了美國的人。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不留在美國。他成了全 國長老會第一個國外傳教派遣機構的秘書；在內戰將國家分裂了的時候，他是新的南方教會的秘書。

約翰·林登·司徒爾特（John Linton Stuart）和他的新娘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揚帆去了中國，定居在杭州。

杭 州是全中國最古老、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杭州有真被“廟宇群山” 環繞着的美麗西湖，有遠處風景如畫、具有“洶湧”潮水的錢塘江，在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中，她是聞名遐爾的。馬可波羅說杭州雄偉得無可倫比，並且細緻地描繪了 它那美妙的運河、橋梁和道路。“北夷”入侵，宋朝朝廷逃難時，杭州是它的南都。中國有個最熟知的說法：“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它代表了這兩個城市在中國 人民心中的地位。當我父母在杭州安頓下來的時候，他們發現只是在十年前，這個城市很大一部分被太平天國破壞了。但是使我母親印象極深的周圍的鄉間仍然保留 着。在街上，商貿剛剛復興；這個地區著名的產品是茶葉、絲綢和扇子。

在南方長老會傳教團開始在杭州落腳的時候，它在城裡城隍山上取得了一 塊地盤，在山麓上有一些廟宇和官府的建築。這個地方湊巧俯視着省財司的住宅。【14】在這個官員的兒子生了病的時候，醫生和風水先生把那個病歸之於山坡上 面住着的洋人發散出了惡劣的影響。當地的官方精心造了些理由，要傳教士把這個地方換到城市另一端、一塊較大的地方。達成了協議。那個新處所位於被太平天國 毀掉的一個區域的中心，是杭州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教堂，一個學校和一些傳教士的家屋。傳教士“大院”旁邊的那條街後來就成了“基督巷”。

除 了在貧苦階層和鄉村人們中傳福音之外，我的雙親還都有志於建立學校。我父親的男校後來被教區關閉了，因為它的成員認為我父親的正當職責是傳教而不是非宗教 的教育。即使如此，他還是在他的學生中拯救了幾個喜歡的靈魂；他們得到了進一步學習的機會，在很多年裡是教區內最好的中國同工。我的母親甚至更為成功。她 開創了中國的第二座女子學校（女子學校的數目和影響在穩步增加）。她擔任了多年的校長。後來那個學校成了著名的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的一部分。

在 杭州的司徒爾特，司徒（Stuart）的家裡，出生了四個兒子：（約翰·雷登，John Leighton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大衛·托德（David Todd），瓦潤·赫頓（Warren Horton）, 和羅伯特·克爾克蘭（Robert Kirkland）。

在很長時間內，我們兄弟是教區里唯一的外國孩子，所以我們受到了寵愛。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記得我們父母的慈愛。他們對待我們是慈祥英明的，在我們的記憶中，全是歡樂。

我 記得去杭州的風景區遠足，【15】野餐，摘野草莓，記得春天布滿火紅杜鵑的那些小山，記得在一個山頂潮濕陰冷的古廟裡避暑（開始是單純的野營，後來發展成 教區的夏日避暑勝地），那是我們小孩子的迷人冒險活動的場所。有一個夏天我們去了山東省的芝罘（煙臺），住在海邊的一個峭壁上。我們坐騾馱轎去登州府看望 狄考文（A W Mateer）博士，他是著名的傳教士學者，是我父親的朋友，給了我們極深的印象。

我們有幾個經過經心挑選的中國玩耍伙 伴，我們很喜歡他們，和他們講中文。但是放學後的大部分時間，只讓我們在我父親和其他人種了很多樹木的大院子裡自己玩耍。我長大後回去的時候，那個地方縮 小成了一個普通的地方，和我兒童時期所聯想的寬闊、神秘截然不同了。我們極其喜歡中國的飲食，糖果點心，水果，而最喜歡的是他們歡慶的嫁娶的宴席和禮儀。 我們沒有學中國書，這是我對那個時日的唯一遺憾。但是我弟弟瓦潤（Warren）隨家從美國休假回到中國的時候，進了一所中國學校。在他日後回到中國做傳 教士的時候，他記得足夠的中文口語和文字，使他能很好地開始使用中文。雖然我們是在隔離着，但是我對那時還沒有受到接觸現代而被破壞的中國人特色生活的方 方面面，如過年的佳餚和表演、正月十五燈節的宴席、其他節氣的歡慶、坐遊艇躺椅游西湖、以及其他的類似活動，都有相當生動、光彩的記憶。

在 我十一歲離開中國之前，我唯一的老師是我母親。她的教學一定是很不錯，不然我和我弟弟David進入莫比爾（Mobile）公立學校的時候不會沒有困難， 我們在班上沒有被落（la）下。【16】我們除了在杭州家中天天上學之外，我們還上主日學，並且有定時的家庭祈禱。有時，我和父親到街上和廟會上傳福音。 我記得一些“聽眾”在他講道的時候，提出的一些對他的衣着和舉止形象的好奇的問題，使我懷疑是否值得去街上和廟會上傳道。後來在美國，我感到了對這種傳教 活動的反感；在克復這種反感之前，我是不能決定從事傳道職務的。

在一八八七年，我的父母約翰·林登·司徒爾特（John Linton Stuart）牧師和夫人，在傳教十三年後，帶着十一歲，九歲，七歲和四歲的四個兒子，從中國坐船回美國休假一年。

我 們回美國的行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無法消除的記憶。對我們來說，那是嶄新、又是相當可怕的冒險。遠洋輪船上的女服務生說她們從來也沒見過我們這樣“幼稚 的孩子”——其他孩子習以為常的許多事物，我們卻知之甚少。我們的父母說過美國高水平的生活；在舊金山碼頭看到衣着粗陋的報童，就使我們驚奇不已：這裡怎 麼會有這些貧窮的“外國孩子”？火車頭和火車對我們也是新奇的；那時中國只建造了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而且還被農民扒了，因為怕火車騷擾墳塋地里的鬼 魂。

在我們到了阿拉巴馬州的時候，對我來說，感情上的牴觸變得激烈起來。我父母為了引起傳道界公眾對中國的注意，將我和我的弟弟們作為一 種工具來使用；在當時，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他們真是帶回了成卡車的“古董珍品”，主要是中國人日常的衣着、餐具和祭拜等用具。要我們小孩子穿上服裝， 【17】用筷子吃飯，用中文唱聖詩（特別是“耶穌愛我，萬不錯，因有聖書告訴我…”），和其他一切，安排成一種演示。後來，我們兩個大孩子留在了莫比爾 （Mobile），增加了我們不愉快的聲名。我們穿的是上海早年非常簡單、原始、古老的英國式衣服，我們的言語是我們幾乎只交往的思想嚴肅的大人的談吐。 我們對我們同輩美國人的言語、習慣、以及年輕人的卑劣行徑，無知到難以置信的地步。我們的堂表親們一方面羞於有這些奇怪的親戚，一方面又對和我們的關係感 到好玩和高興。這是個南方腹地的鄉村小鎮，是我母親承諾去做個傳教士那聞所未聞的傻事（或獻身、犧牲）的地方，我們在這裡成了同學談論、折磨的對象，甚至 也成了我母親的老朋友和過去的學生問些讓人憎惡的問題的對象。那些意味如此和善的問題，包括有，我們最喜歡哪個國家？中國人真吃耗子？我們是不是講中文？ 等等；它們成了讓我們厭惡的問答集成了。來訪的人會說出那麼不得體的話，像是，“啊，他們真是像些中國孩子，不是嗎？”

在一八八八年秋 天，我父母回了中國，將我和我弟弟David留在莫比爾（Mobile）我母親妹妹和她丈夫那裡。他們有一子一女，年齡和我們相仿。這兩位寄養父母對我們 關懷、親愛得無以復加，他們對待我們恰如己出。但是他們的規矩卻是我舅祖留下來的嚴格蘇格蘭長老會的規矩，還加上了他們對傳教士的孩子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理 解。他們自己不能去中國，但是他們設法在離我們所熟悉的一切很遠的城的另一處，維持了一個家庭禮拜聚會處。為了不辜負“在異教徒國度里作出犧牲的我們聖潔 的父母”，每個星期天都帶我們穿城到這個禮拜堂去。在星期天坐街車或其他方便的工具是不對的，所以星期天我們必須走着去主日學，然後做禮拜【18】，晚上 再去另一個宗教聚會，基督徒青年聚會（Christian Endeavor）。星期天的下午，我們要記、背聖經和讚美詩。跳舞和劇院是不允許的，這更讓人不平，因為不准我們但是准許我們大部分堂表親享有這些世俗 的歡樂，只因為我們的父母是傳教士。另外兩個姨母（一個是社會名流，一個遠在鄉間）對我們兩個年輕人很同情，這和管制我們的那個姨母正相反。

我 們最感到高興的是每個夏天我們都去住在莫比爾（Mobile）海灣對面一個姨母那裡。她丈夫曾是南軍的尉官。在那些炎熱的月份里，我們在灣里釣魚、捕蟹、 游泳、駕船。我清楚地記得和同年齡的一個黑人（那位廚師的兒子）玩伴的情節。我和表哥因為那個黑孩子不會划船而嘲弄他。有一天，他說，“我要把船劃回 去”。我和表哥跳下了水，想游一下，然後回到船上。這位小黑孩覺得我們在考驗他，並且由於傷了他的種族自尊心，所以他就開始往岸邊劃。我們喊着讓他停下 來，但是他以為我們還是在嘲弄他，所以他就繼續劃，直到最後把船弄到了家。我們卻嚇壞了。我們往回遊，越來越筋疲力盡。那大約有一英里，是漫長、艱難痛苦 的延遲。我們漂浮的屍體，悲慘的葬禮，家族的墓地，新聞報道，要過一個多月後才能到達中國、給我父母的信，還有那些悲痛的眼淚！最後，我們掙扎到了岸邊， 不然我就無法寫這個故事了。在我童年的經歷里，還有一個黑人，是我們熱愛但是也必須聽從的保姆“喬治亞阿姨”，要是不聽她的話，會挨打的。但是在那個地 方，在那個時期，種族間的界線是嚴格劃分的，我們也認為當然如此。

對外國傳教士的理想化，和在阿拉巴馬扶養我們的威嚴的責任，【19】是 我日後所設法理解的。對我們愛護備至的監護人活到了很大的年歲，他們理應受到了自然的慈愛，一點也沒有攙雜上我們幼年的抱怨。在家中我們的兩個表兄妹，那 時以至到現在都和我們有兄妹般的感情。但是，從我們的同伴（包括很多表親）的正常歡樂來看，我們在莫比爾（Mobile）的經歷，使我們產生了長期對傳教 生活的厭惡情緒。我們早年的訓練，甚至我們這些小倒霉也顯然看得出的真誠的意願，還有夏天在海邊有健康的運動，要不是有這些，我就不會從對所有宗教都抱嚴 重的牴觸態度中走出來。

一八九二年，我十六歲，九月份，我被送去了當時被認為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學院，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 （Charlottesville）的潘塔珀斯（Pantops）學院。它是“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的預科學院，位於一個高地上，是原來多馬士·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莊園的一部分。因為在那裡朝各個方向能看到從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落皮丹（Rapidan）河的景觀，傑弗遜將那個莊 園稱為“一覽無餘（All-seeing）”。

在莫比爾（Mobile）的時候，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樣，把學校看作是必須忍受的一種災難， 所以儘量少費力氣。在四十個或五十個男孩子的班上，我經常處於前百分之十的下限邊沿上，從來也不處在班級的前頭。那些私立男生學校被認為是為了非常富有 的，或被公立學校開除的孩子的學校。教學是枯燥、平庸的，是無奈地被嚴格控制的，我儘量少做家庭作業。部分由於我在長大的過程中沒有學過男孩子的遊戲運 動，部分由於我沒有天賦和興趣，所以我閒暇的時間沒有去和其他孩子運動遊戲，而是讀像司科特（Walter Scott），李頓（Bulwer-Lytt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其他一流作家的小說。【20】

當去潘塔 珀斯（Pantops）學院的時候，效果已很明顯。我終於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孩子。其他那五十個孩子來自南方的各處，我來自阿拉巴馬州。從中國回來的可怕 印記已經消失了；到後來逐漸有人知道的時候，那只不過是我的同學偶然對歷史感到興趣而已。使我改變態度的其它原因是：宜人的氣候和景色，儘管數目少但都是 非常仔細精選的學生，而更為重要的是教師的質量、水平和他們對學生的關懷興趣。校長是散普森（W J R Sampson）, 他具有最為優良、傑出的個人品質；他的夫人有三個兄弟，亨利·伍茲（Henry M Woods）牧師，捷姆斯·伍茲（James B Woods）博士和愛德嘉·伍茲（Edgar Woods）博士，都在中國傳教，在我長大成人後長時間裡，都對我都很有影響。他們夫婦對我都特別慈愛，後來對我後面的兩個弟弟也是如此。只要我們需要， 在夏天，那裡總是我們的家。

部分是由於氣候，但是主要可能是由於兩個讓人極其欽佩的教師（都是剛從漢普登-希尼（Hampden- Sydney學院畢業的），我發現我可以學得好，而且願意努力。我的一位老師喬治·丹尼（George H Denny）（後來歷任華盛頓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學和阿拉巴馬大學的校長）使得拉丁文和希臘文成了我着迷的課程。另一位激勵我的教師是教英國文學的捷姆斯·貝爾（James L Bell）。我很容易地贏得了那年的最高榮譽和最高平均分的金獎。

Pentops雖然並不太嚴厲，但是還是有相當嚴格的宗教規矩；不過， 我在莫比爾（Mobile）呆了五年之後，那看來是很平常的了。健康的生活，校長的品德，高興我解脫了傳教士起源的怪名聲，美好的同伴友情，和總起來說是 明智地執行嚴格的宗教標準，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穩定了我的宗教習慣。我的態度可能相當消極，但是並不緊張對待。那一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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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學和神學院

經 由我所喜愛的老師喬治·丹尼（George H Denny）的介紹，一八九三年秋天，我從潘塔珀斯（Pantops）學院進入了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的二年級。我還參加 了他的ΣΧ（Sigma Chi）兄弟會和他的文學社。一個年輕、崇拜英雄的人，所能要求的最多也不過如此。

漢普登（Hampden）- 希尼（Sydney）學院是在發表獨立宣言的一七七六年，由大陸議會創立的，以兩個英國自由主義愛國戰士約翰·漢普登（John Hampden）和阿爾濟能·希尼（Algernon Sydney）命的名。在創建人中有亨利（Patrick Henry ）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 ）。在它的校友中，出過一個美國總統，三十個國會參眾議員，八個州長，和二十個學院或大學的校長。現在，它有近四百名學生，而那時還不到一百五十人。在一 九三一年一次調研中發現，列在名人錄的美國大學校友中，有7. 45%是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的校友，占第一位。第二位是阿穆赫斯特（Amherst）學院，是7.4%, 第三位是哈佛大學，是6.6%。這個事實受到了報刊廣泛的評論。諾克斯維爾日報 (Knoxville Journal) 寫到：“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的價值遠遠高於最為無可爭議的成就。在南方的教育歷史中，在地位上和影響上，在歷史和風格方 面，它是獨一無二地。”

大學生活最美好的方面，對我來說，是個人之間、特別是我們兄弟會同伴之間的友誼，那個學校的崇高傳統，以及它那歡 快的氣氛。但是，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在那個時候已經在走下坡，招生的人數在下降。它位於弗吉尼亞州；那裡的土地因為種植 煙草而枯竭了【22】，比較有精力的富裕的家庭都去了北部和西部。主要吸引我的那位傑出的英國文學教授，在我入校時離開了，後繼的那位則枯燥得讓人難以容 忍。我修讀了必修的物理科學，教課的人很出眾，但是我也只讀了個及格。畢業的時間到了，我並不覺得遺憾；雖然說提供我讀碩士一年多的獎學金，但是再在那裡 呆一年的想法並不吸引我。

在大學裡我最好的朋友是李·特林科爾（E Lee Trinkle），他和我在班上似乎總在一年年裡交替、輪流得第一。在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的日子裡，這個友誼是我最快樂 的記憶之一。李（Lee）和我同年，是同一兄弟會的同伴，我們住同屋，下午常常一同去散步，但都不參加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我們甚至一同約會我們的女朋友， 但是從來也不爭風。在開學的時候我先到他在弗吉尼亞西南部維斯維爾（Wytheville）的家裡和他會面，在夏天分開之前我也回到他家。我常常在他家過 聖誕節。畢業後，他到弗吉尼亞大學讀法律，我則到潘塔珀斯（Pantops）學院去教書，但是我們保持着友誼。他後來就任了謝南多亞 （Shenandoah）人壽保險公司的主席、以及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的主席。一九二一年，他以當時最大的多數票當選為弗吉尼亞州四年一任的州長。多年 來，他是弗吉尼亞州羅阿諾克（Roanoke）第二長老會的活動積極的長老。在他一九三九年去世前，我們一直互相通信；我回美國旅行的諸多樂趣中，總包括 着看望他。

事出偶然，我們班上接受榮譽的人多於往常。前一年考第一的人做了畢業生告別演說。特林科爾（Trinkle）和我十分接近，取 得第二的榮譽。為了讓我們在畢業授學位典禮時都到場，恢復舉行了長期以來停止的希臘文致詞，【23】並且讓我來做。我那好心、精深、博學的布洛克 （Brock）老教授在演說辭上幫助我，我也很放心地知道，在天熱流汗的聽眾里沒有吹毛求疵的人。我在二十歲生日的前一天，取得了BA和B Litt 的證書。

在我那時，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HS）學院在行為、品行和指導、以及在管理上都非常著名。協和神學 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在附近（很快搬去了理士滿[Richmond]），協和神學院幾乎就像是HS學院的研究生院。HS學院的許多學生準備去從事傳道。似 乎也期待、要求我從事宗教，靈性的氣氛總起來說是熱烈而真摯的。我們這些學生並不羨慕大多數神職學生的獎學金和社會出身，也不總是仰慕他們的道德行為。必 修的聖經課極其沉悶，教堂、聖詩班和禮拜活動都不那麼鼓舞人。但是，想到它們時，並沒有不耐煩和拒絕的念頭。

主要是在基督教男青年會 （YMCA）里，表現着很自然的宗教生活。青年會在我們學院、弗吉尼亞州和其他地方，都起到了生氣勃勃和重要的領導作用。我在學院生活的三年中，是青年會 比較活躍的成員，四年級的時候，我擔當了主席。當局把基督教男青年會看作是北方的一種革新，對它有些皺眉，這可能反而有助於它在學生中有更多的聲譽。學生 自願國外傳教運動（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浪潮那時影響正高漲，它激發了對全世界基督教運動的關心，並徵求大學生加入傳教服務。當它的秘書訪問漢普登（Hampden）-希尼 （Sydney）學院的時候，我當然成了他們的對象。我的家庭、在基督教里活躍積極的職務、健康情況、以及沒有做自願者所不可逾越的困難，這些加在一起， 使我成了被挑選的人。

在後來的歲月里，韋拉德·里昂（Willard Lyon）, 富來徹·布魯克曼（Fletcher Brockman）,亨利·盧斯（ Harry Luce）這些秘書都成了我親密的朋友。【24】但是在那時，他們明確了我最尖銳的宗教問題：我對傳教活動缺乏熱心。從一個小孩子印象看到的我父親的經歷 （我所有的幼年的苦惱都歸因於它），以及在弗吉尼亞的生活和教書的職業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些都使我對去國外傳教作為事業產生很劇烈的反感。學生自願者運動 則自自然然地號召說，任何一個年輕、真正的基督徒，必須表明他（她）為什麼不能夠到國外傳教。這使我進退兩難，受到折磨。我能夠承受得了不簽約的壓力，但 是我卻無法忘懷這個問題。我想在教古希臘、羅馬文學，或是在傳道之間選擇我一生的工作，但是希望不論做什麼，都能留在弗吉尼亞。我對做牧師有些猶豫，主要 是我覺得那會自然地導致派我去中國。我打算到我弟弟當時就讀的弗吉尼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或到德國去讀研究生。但是我實在不願意繼續學習經典或神學來 從事一種事業，毫無疑問，主要是由於那個傷腦筋的傳道人的問題。

我對進一步畢業後學習（讀研究生）的猶豫中，在我腦海里現在出現了一個怪 怪的假想：如果我曾預料到後來我會在中國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我那是一定會到一個在中國有知名度的大學，至少讀一個碩士學位；但是，如果我真去讀了，我很可 能就不會就任基督教神職、因而根本不會到中國去。我一直順從我良知的指引，我也一直沒有理由來後悔。

在這個時候，我尊崇的丹尼 （Denny）先生接受了華盛頓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學的教習職位，我被邀請接替他在潘塔珀斯（Pantops）學院教授拉丁和希臘文的職位。【25】我有千萬種理由要接受它，我也十分急切地接受 了它。我在那裡教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滿意。弗吉尼亞的魅力在不斷增長。我離我的兩個兄弟很近，在大學裡我有很多熟人，從那時起，我幾乎就覺得那 就是我的大學了。在頭一年之後，我就很想再呆一年，然後還是這樣，又呆了第三年。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難以做出決定而拖延時間。在潘塔珀斯 （Pantops）學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也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吉爾摩爾（A D P Gilmour）在那時決定從事傳道工作，而在後一年開始去讀神學。我們經常一同談論這個問題，他的決定毫無疑問在影響着我。在一年後我進入神學院，在他 畢業之前我們一直住同屋。

在潘塔珀斯（Pantops）學院我是個“老人兒”，這使我在情感上得到益處，使我理解到那個學校的一些特殊情 況。我很年輕，比我的有些學生大不了多少，這使我遇到些危險。使我脫離險境的，似乎是在那些男生和我之間自然而然形成的友誼。在課堂之外，我和他們打成一 片，有時作為他們體育隊的經辦人同他們到其他學校去。在課堂上，我還記得我在老師喬治·丹尼（George Denny）的指引下的那個轉變經歷，我設法使學習成為有趣的事。還是那個老問題：“你是教拉丁文，還是教學生？”對我來說，那主要是教學生，這樣就使那 些基礎的課程看來不那麼沉悶。舉個例子，我不像傳統那樣教愷撒（Caesar）的《評註，Commentaries》（那是一個軍事指揮官關於作戰的簡潔 筆記，當然，並不是為了身處異邦、多少世紀之後、那些不耐煩的學生寫的），而是教考尼里烏斯·尼珀斯（Cornelius Nepos）專為羅馬的男孩子寫的著名人物的簡短傳記。它裡面都是有趣的軼事，足以用來練習拉丁文的文法。

這種和學生幾乎近乎自然的關係，【26】也表現在後來我和南京神學院的那些十分不同的學生之中，再後來也表現在燕京大學裡。燕京大學的學生和比較簡單的南京學神學的學生又不相同，燕京的學生和南京學生的差別之大，就像是他們和美國的學生之間的差別那樣。

在 這教書期間，我到麻省諾思菲爾德（Northfield）參加過兩次夏令聚會，那是基督教男青年會和學生自願運動領導的。在那非常成功的聚會中，許多高尚 的人參與了籌劃，有的到了會，有的做了演講、致詞，他們啟示着或者帶去了生氣勃勃、切實有用、極其吸引人的關於宗教的觀念。它們和我過去所最為熟悉的那些 相當呆板、單調的信仰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耶穌基督變成了一個受人敬愛的主宰，成了年輕人熱心奉獻的完美實體，而不主要是一些神秘、難解、崇高的本質和它 的屬性，不僅是對它們如果有任何疑問就成了異端的一種神學上的教義。我和那時許多青年一樣，對基督的這種新鮮、沉醉的理解，可能都應歸功於羅伯特·斯皮爾 （Robert E Speer）。從那時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宗教信仰的精髓。在日後的歲月里，儘管神學的觀點有了變化，我有了那麼多的經歷，但是它一直光亮如初，絲毫也沒 有幻滅。

一八九九年秋季，我進入了協和（Union）神學院。它已經從漢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搬遷到了理士滿 （Richmond）近郊的一個可愛的地點。在能幹的瓦爾特·穆爾（Walter W Moore）院長的經管下，在它的新校舍、設施和環境的激動下，學院正在全面地發展着。我又一次有了三年愉快的時間，它發展了我不僅對神學院、也對理士滿 （Richmond）這個城市產生依戀的情感，現在它仍然在游移、徘徊着。除了是否做傳道工作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逐漸形成着的問題，就是神學信仰的問題 【27】，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對進步的、無所懼怕的、毫無偏差的聖經學問的態度問題。雖然到那時為止，我對宗教的興趣主要是在實踐方面，但是，由於到北 方的訪問，通過閱讀，也由於內心的強烈願望，我越來越認識到，南方長老會的正統和當前自由探究趨勢之間的對立立場，而我知道我是同情後者的。

在 另一方面，神學院的教授們，加上著名的院長，無一例外，都毫無疑問地是真誠、虔誠、有學問、具有廣泛人類同情心的人。他們被選到這裡來，大部分是由於他們 是成功的牧師，以及和從事有爭論的神學相比，他們更願意培養有用的講道人。和他們在一起，我發現對過去和它的傳統的忠誠是首要的美德（在南方幾乎都是這 樣）；在宗教中如此，在社交和政治生活中也同樣如此。所以我就決心重視、珍惜他們的特點和他們的教導，但是在思考和研究上則獨立自主。為上課做準備不需要 太多的時間，我設法把晚上空出來，讀圖書館極好的書，主要挑選關於宗教、科學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新書。這幫助了我調和對我來說，有的時候似乎是無法說服我， 有時甚至是不可證明、令人拒絕的陳述。但是這個教義的主要真理卻是這樣的。在我傳教的關繫上，我內心裏面總有一點的緊張，到現在也仍然如此。因為我總是覺 得，在信仰和目的上，他們和我都最關心它。我是南方長老會的一員，我覺得沒有必要和我父輩的教會脫離關係，我一直感到，雙方都有這個感情和信念。

我 在神學院的第一個學期，雷西·埃維英·莫非特（Lacy Irving Moffett）受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長老會神學院的差遣來到了這裡。【28】我們立即被對方所吸引了，部分是由於這個緣故，他第二年轉 學到理士滿（Richmond）來。他已經決定要做傳道人。在珀洛克·吉爾摩爾（Pollock Gilmour）畢業後，他就成了我的室友。這樣就開始了我們密切的友情，直到現在；而且還由於我們倆和兩姐妹結了婚，情誼更為加深；在我們到中國之前和 之後，我們一生都聯繫在一起。

在第二學期，來到了我傳道問題的轉折點。它和往常一樣，那是由於學生自願運動的秘書來訪。這次來的是亞瑟· 尤文（Arthur Ewing）牧師，他是去印度的傳教士，回來休假。湊巧那時我是學生組織的主席，所以我有責任招待他，安排會見、談話，出席他的公開演講。在他即將離開的 時候，他問我：“好了，司徒，那你怎麼樣？”我對他說，我知道我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無論是他，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幫助我，我也清楚他可能會催促、 勸說我要考慮的都是些什麼。他很機智、老練，也有良好的判斷、感知，他緊緊、熱情地握了我的手，就這樣離開了那個話題。但是我知道，我必須終結那種猶豫不 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是無法逃避了。

那天夜裡，我睡不着，聽着鐘樓上的鐘敲着鐘點，直到第二天早上凌晨五點鐘。怎麼描述我產生的反對到中 國做傳教士的厭惡也不會誇大其詞。中國不是我所思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那裡要大聲疾呼地對閒散的人群講說；在廟會和街上小禮拜堂里，面對挑挑剔剔、古 古怪怪的人們；幾乎是白白奉送小冊子；忍受當地的人們輕蔑、鄙視、惱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質生活的不舒適和艱苦，等等；也沒有學識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興 趣；一種活死人、或相當於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覺。由於特殊的傳教士背景，從那時起，我兒童時期的經歷和考驗一直以各種形式留在我的心裡。【29】和它相反 的，則是在弗吉尼亞愉快的生活，在南方任何州可能都會是這樣。它當然是一種不正常的主觀心態或情緒。如果我能夠預見到後來我在中國的生活是如何發展的，設 想那時我可能是要如何推論，一定很有意思。

幸好，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提出來、也沒試圖勸說我作傳教士。當然我知道沒有什麼比他們的兒子追 隨他們做這種服侍，會讓他們更高興。我第二個弟弟大衛（David）那時是醫學生，十分明確他不會屈服，但是他後來終於屈服了。他後來到蘇州的伊麗莎白· 布雷克（Elizabeth Black）醫院做了兩年差派外科醫生，直到在一九零九年因為意外事故而死去。我的三弟瓦潤（Warren）在中國一直呆到十五歲，沒有經受過大衛 （David）和我幼年時候受到的痛苦和後來的緊張，他似乎一向很容易地註定要從事傳教士的工作。他先是在一個中國的大學裡、後是在神學院裡做了十九年的 教授，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來的時候。

回來說那個註定命運的夜晚。我對作傳教士很反感，但是那時候有個不能爭論的意見：一個真正、完全追 隨耶穌基督的人，如果沒有外部原因的阻礙，他就要到國外作傳教士，或者至少要在被“召喚”的時候願意去做。而我則確實不願意。在美國，那時我是否受到了任 何召喚，要我為基督耶穌、為精神的無上價值而犧牲所有物質上的一切？對基督耶穌的信仰真是最為真實、它真是我生命中最為重大的事體？如果不是那樣，我是否 可以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裡從事基督教的工作，而同時還可以誠實地自稱是一個基督徒？我在床上輾轉不安，翻來覆去考慮這些熟悉的問題。

最後， 我決定把我的宗教信仰放到自己認為是最後的考驗上。我要決定去做傳教士，這樣就對自己滿意地證明了基督教義對我有無上的價值。【30】如果上帝為我安排在 我自己的國家裡工作，或者知道我無法適應在中國的生活要求，那麼我必須相信祂會引領我。我疲憊不堪，入了睡。在醒來時，我告訴了我的同屋帕洛克·吉爾摩爾 （Pollock Gilmour）和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他們沒有感到吃驚。我沒有感到是在克制自己，反而感到了滿意、解脫，甚至感到是滿腔熱情。我一點也沒有對那個決定感到遺憾。它給了我對 宗教的真實性的保證，給了我智慧去做當時似乎是正確的事情。我要從事的事業，可能使得我比做其他事情更能夠奉獻給基督的理想和目標，也能使我在一生中得到 更大的喜悅。

學生自願運動的效率很高，報名自願到外國傳教服務、熱心的年輕人的數目，多於那些重要的教會組織所能夠接受的人數。這又導致 了積極努力設法增加支持傳教的經費。在北長老會和公理會團體，開始了一個“前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要各教會支持單個的傳教士，它後來發展成了“每個成員遊說”，為當地的教會獲得全部的經費。這個情況也影響了南方長老會。在南方長老 會，為國外傳教的錢在幾年之間實際上沒有增減，也就沒有在原有的隊伍裡面增加自願者。莫非特（ Moffett）和我以及費爾曼·普雷斯頓（J Fairman Preston）在同一年畢業於普林斯頓神學院，我們蘊育了一個古怪念頭，借用北方最為成功的那個項目的倡導者路易·韋莎德（Louis A Wishard）博士的開展方法，在我們的教會裡發動“前進運動”。【31】

教會當局允許了，給了我們必要的資料和他們個人的祝 福，但是十分得體地使自己不承擔任何正式的責任。有少數商家提供了我們不可思議的那麼少的花費。我們沒有薪水。把住旅館看作是應急措施。我們帶着地圖和邀 請卡旅行，並且設立當地的委員會，去收回那些邀請卡。我們各自在自己過去熟悉的一個地區開始工作。普雷斯頓（Preston）在北卡州，莫非特（ Moffett）在肯塔基州，我在弗吉尼亞的谷地。我的第一次試驗，是在首都華盛頓，是我從神學院畢業後的那個星期天。我曾經諮詢過的中部長老會年長牧師 A W Pitzer允許我對他的教徒做一次試驗。在聽了我的計劃後，他從躺椅上坐了起來，拍着膝蓋，說，“當然，當然，多年來我就奇怪為什麼有些教會沒有這麼試 試。”我說，“因為那是個相當重大的主意。”“好吧，年輕人，你就勇往直前吧。希望你能從教會裡弄到更多的錢——願主祝福你。”我在這個教會裡講了道；在 會眾挑選他們的“外國牧師”的時候，他們說既然讓我在他們面前練習，所以他們就有理由來挑選我。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他總統任期內是中部長老會的成員，有一次我從中國休假回來，到那裡講道，有幸他在那裡做禮拜。

這個辦法的徹底性和新穎 性；青年男女要求去傳道服務，但是由於沒有錢而不能成行；這又理解為主要是由於大家認識不到有那個需要，以及缺少系統的組織；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很容易地 取得了驚人的結果。對於一般的人，他們把到國外傳教看成是職業；對於另一些人，它有浪漫的意念；而那並不是一個模糊的抽象屬性，它關繫到一個具體的“外國 場合”並且也是個人化的。【32】這個計劃的成功幾乎是自動的。錢源源不斷地流入到總部里。我記得，第二年春天，教會組織最高的總部一致同意，批准了那個 計劃。我們三個人都成了有薪水、有花費支出、有正式地位的秘書。看來，為了證明我們的忠誠，我們最好有一個人在那個夏天去到現場就任。普雷斯頓 （Preston）被選中了。他那時已經定婚（那是他旅行的一個副產品），我們都參加了他的婚禮之後，他和他的新娘去了朝鮮。莫非特（ Moffett）和我要再等一年，到那時，我們覺得永久性的機構就會建成了。他們願意讓我們無限期地擔任那個職務，但是我們相信，只要能夠募集到錢，講明 我們自己也是準備好去做傳教士，那對於整個的事業是有更大的好處。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最初的目標，並且很滿意我們的極為保守的教會正式認可了那個方法，並 且還聘任了一個固定的秘書來維持它。

回想起這個經歷對於我個人的宗教價值的影響，它對我的新目標給了我立即可行的出路，而同時又變得承諾 於它並不只是基於虛構的自我犧牲。在從神學院畢業的時候，已經給了我讀研究生的獎學金，但是由於同樣的理由，我也謝絕了它。我錯誤估計了獎學金在傳教領域 中的重要性。但是我預計在同一個大學裡再多讀一年不會有多大好處，則估計得可能並不錯。但是，積極的一個考慮是活躍地從事於冒險、可能有用的像我們小小的 那個“前進運動”的一個項目。在持續擁護傳道事業以及對反對的意見做出回應中，我能夠理解它的意義，並且對它產生出熱情；它使我在最後進入到傳教事業中的 時候，立於很好的地位。【33】我全神貫注在這些振興和管理上的事務，而學問和神學上的事情則在那裡沉寂着。我有機會在南方各州旅行，感覺到我對弗吉尼亞 的深厚感情在擴展着。在那時候，我的信仰是集中在一個工作上，在那個工作里，我是和牧師和教會的領袖在一起，無論和他們在信仰教義上有什麼分歧、有多少相 似之處，我們結成了許多愉快的友誼。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感到我和我的教會內在的和諧更加深了（我相信大多數的教會都是如此），這是基督教義的真正基礎。

雷 西·莫非特（Lacy Moffett）和我從神學院畢業後不久，我們的長老會就授予了我們神職，任我們為牧師。有了兩年的“前進運動”經驗之後，我們已經準備好去中國作傳教士 了。我們是否不結婚、獨身前去？我們決定，除非我們兩個人都結婚，否則就都不結婚。在造訪新奧爾良的時候，莫非特（Moffett）和我遇到了我的幾個遠 房表姐妹，是約翰愛德文羅德（John Edwin Rodd）夫婦的幾個女兒。我們逐漸發現有點什麼事在發展着，那個糟糕的思想進入了我們的頭腦中：“是同一個女孩嗎？我們的協議怎麼辦？”一九零四年七 月，我們到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盧克歐特山（Lookout Mountain）參加一個會議，我提議莫非特（Moffett）和我邀請我們都感興趣的兩姊妹。當她們來到了的時候，我們鬆了一口大氣，發現我們各人所 喜歡的不是同一個人。我們決定同時提出求婚，我們也這樣做了。

她們接受了我們。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我們在新奧爾良（New Orlelans）一同舉行了婚禮。我的新娘是艾琳（Aline），莫非特（Moffett）的新娘是凱特（Kate）。另一個妹妹佛勞倫斯 （Florence）後來到中國作傳教士，【34】第四個去了非洲。艾琳（Aline）過去沒有考慮過做傳教士，但是她的其他三個姊妹幫助她做出了肯定的 決定。

我和艾琳（Aline）共同的戀情生活持續了二十二年，直到她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去世。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二）3-6章，回到中國創辦燕京大學及其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