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慣例，通告了外交部，【200】外交部立即將它報告了在北平的委員長。他發給了我一 封很長的電報，要求我不要發出這個警告（最少也不能公布它），並且保證他的政府有能力保護我國所有的僑民。一個國家的首腦發出這樣的懇求，對此是不能忽視 不顧的。我答應可以等幾天再發出警告。我們認為，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最好是將我們的通告的文字發表出來，而不要看到必定會出現的內容歪曲的謠傳。我們把 通告推遲了四天；當公開它的時候，引起了一片恐慌。我們實際上說的是，無論會發生什麼政治改變，之後不想留下來的人，應該在交通仍然通暢的時候做出離開的 計劃。不久，我們對華北的僑民發出了一份更為強烈的警告，明確地建議沒有“不可抗拒的理由”要留下的人，特別是婦女、兒童和健康不佳的人，使用我們的交通 工具立即撤離。很快，我們就對所有的領事區發出了類似的警告。這些都在中國人中間引起了混亂。人們認為我們對即將發生的緊急事務有特殊的消息來源，我們的 一切行動像往常一樣都處在仔細監察之下。政府的領袖也譴責我們引起了恐慌；我們毫無疑問地加速了逃離的瘋狂勢頭。但是，它早已開始了，即便外國人不這麼 做，它也已經發生了。
共產黨的司令員陳毅在占領了濟南之後，開始向南、向南京以北約二百英里的徐州移動。徐州是個重要的鐵路交叉點，集結 着最大量的國軍和軍事物資。國民軍將士處於可憐的失敗主義的情緒中，一般都猜想共產黨或者會驅散他們，或者會繞過徐州而直奔首都南京。但是那位不知疲倦、 不屈不撓的委員長卻不知怎麼地、激發了他們的戰鬥情緒；最後【201】他們被說服而要放棄徐州，帶走所有能帶的裝備，並把帶不走的銷毀掉。陳毅顯然沒有預 料到，但是在他那獨眼同事劉伯承的幫助下，他的縱隊包圍了開始從徐州撤出的軍隊。徐州以南的整個地區成了有五十多萬軍隊參與作戰的戰場。戰事持續了幾個星 期，政府軍持續傷亡、失散或向南撤退。共產黨也有很大的傷亡和物資的損耗。雖然一般都認為共產黨早晚會到達南京和上海，但是對何時會出現這種情況，以及是 否會協商解決放過這些城市和避免戰爭的恐怖，都有很多急切的設想。
一九四八年的最後三個月，出現了和希臘悲劇相似的某些情況。委員長的孤 立形象清楚地矗立在致命的軍事失敗、貨幣貶值、大眾非難的背景上；他沉着、冷靜地處於他那些困惑、猶豫不決的同事之中。他和他們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意識到 前程險惡。但是，在他的碰運氣、冒險的生涯中，以前曾多次在他並不處於優勢時，他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和事務僥倖的轉化，總是使他從粉碎性的災難中轉入到勝 利。他是在和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威脅戰鬥。他在太平洋對面的強大、同情的盟國也在這樣做。如果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使美國意識到事到臨頭的危險，美國就會 來援救他。他必須倔強地堅持住。
從九月開始，他慫恿我為他的目的去一次華盛頓。在十月，外交部長王世傑博士在巴黎參加了聯合國的會議，和 馬歇爾將軍對此做了長時間的多次談話。【202】在談話中，這位國務卿十分友好地問起前行政院長張群；王世傑博士將談話的實質報告給委員長之後，委員長決 定讓張群去華盛頓。幸好張群向我做了諮詢，並從諮詢里相信了此行不會有成果。從馬歇爾國務卿對王世傑所說的，以及從杜魯門總統對委員長的一封緊急呼籲的電 報的用詞禮貌的回信里，這一點應該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在我送交那封回信的時候，我要那位翻譯它的年輕中國秘書用不會造成誤解的語言，說明美國總統儘管用詞 友好、但不同意給予立即的和充分軍事援助的要求。中國人不願意觸犯社交的禮儀，不願意率直地說明不愉快的事實，而習慣於委婉地談論它們；結果是當美國人試 圖同樣禮貌地對待的時候，熟悉我們更為直截了當的語言的他們，會從我們所說的裡面得到比我們想表達的更多的安慰、寬心。
王世傑博士對他和 馬歇爾先生在巴黎談話的報告，可能就因此而出現了這個情況；也更由於可以理解的王世傑博士想表明他使命的成功，以及報紙願意對絕望的公眾誇大了那一線希 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委員長堅信他的航向正確和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奧妙的信念，認為他有能力讓美國幫助和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戰鬥。
一九 四八年感恩節後不久，蔣介石夫人來電話，興奮地要我立刻去見她。一見面，她就告訴我，她剛剛通過太平洋電話和頭一天晚上從華盛頓去了利斯堡 （Leesburg）【203】的馬歇爾先生談了關於訪問美國的事情。我強烈地想建議她不要去做那個幾乎不會有成果的訪問。但是，我約束了我自己，只去幫 助她做實際的安排，儘快使她和她的使團成行。後來，委員長曾詢問，她是否找我諮詢過（他說他希望她曾經諮詢過我），並且說，他自己對那個舉動是很疑惑的。
在 那幾個月裡，我自己的經歷是悲痛的。對處於這個巨大的爭戰、掙扎中筋疲力盡的國家，和遭受由此帶來苦難、卻又毫無力量避免它的各個階層的人們，我感到心 痛。沒有辦法實際統計大量被殘酷殺戮的人，由於無人關心、因貧困而死去的人、逃離共產黨恐怖的難民、和被政府軍隊官兵無恥搶劫的人。同樣悲慘的是精神上的 絕望、無告。對共產黨的厭惡和恐懼是普遍的。但是政府的官員和軍隊表現得也一樣不好。人們認為，不會有比他們目前的困境更壞的了。
我對委 員長的同情來自長期的交往和對他的許多優秀品質的高度欽佩。 我見到當他代表了全國民眾的抗日決心的時候，受到了整個國家的熱烈支持。那時人們自發忠誠，情願共度難關；而現在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進行人們覺得失敗已 成定局的戰爭。人們慍怒淡漠，越來越毫無顧忌地譴責；這真是個痛苦的對比。
在十一月，翁文灝博士辭去了行政院長。委員長想讓另一位著名學 者胡適組成新內閣，但是沒有成功。【204】沒有人願意出任。最後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博士被說服出任。曾經希望他的象徵性的價值可能會至少彌補黨內正在加大 的裂痕。但實際上總的反應是輕度的沮喪和驚愕。但是他勇敢地要求他的內閣（特別是在和平和戰爭的問題上）要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權威；而他自己是要和平的。 他在正要到上海的一個醫院做手術之前，接受了這個職位，從而使得這個處在嚴重、緊急時刻的國家，延長了沒有管事的內閣的時間。
在十二月 中，他回到了首都，開始了相當無效的組閣。除非能夠明了它的政策是什麼，沒有人會考慮參加。這是在險惡的危險和困擾的背景下的一個滑稽演出。有一天早上， 他要我見他，再一次探討美國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我們的意見。他問我，我和共產黨有沒有直接的聯繫，當我說沒有時，他問怎麼能夠和他們直接聯繫。在那 次談話後，他公開地表達了對美國漠視的憤怒。在這期間，委員長讓吳鐵成入閣；吳是個忠心的黨員，對於入閣曾很猶豫，但是他同情孫科的改革意圖。他被命令擔 任行政院副院長，但實際上是去控制它。
但是此時嚴酷的現實迫使人們甚至不聽從委員長的不可動搖的意志。在首都以北伸展一百到二百英里戰場 內的戰鬥，已經投入了儘其所有的預備隊，實際上政府已經損兵折將陷於失敗。在九月底，金元貶掉了它原有98％的價值。公眾對和平的呼聲越來越堅決。有一位 最高級的將領白崇禧將軍，【205】真地從漢口給他去了電報，建議他下野，以取得和平。中山陵附近的那個美麗但從來也沒有住人的官邸，被蔣夫人和他改建成 了一個“頌讚勝利”教堂，特別為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他在聖誕夜參加了頌讚。在聖誕節那天，那是他從西安被釋放的第十二周年，是通過採用他所擁護的憲法的 第二個周年，他做出了退隱的決定，並且聲明要副總統來接替，要他有十足的權力為國家的利益來決定採取什麼行動。他立即將總統辦公廳威風的秘書免了職，並任 命了另一位也姓吳的，為這重大的決定做有條不紊的細節安排。吳先生得到張群和張治中的幫助，一同去拜訪李宗仁副總統。總統先宣布辭職，之後，副總統立即宣 布一個經過仔細斟酌詞句的聲明，要求談判和平和命令停火。
前一個文件已經在起草，準備工作似乎進行得很順利，這時，共產黨廣播了一個由蔣 介石和他夫人為首的約四十五個“戰犯”的名單，這使得委員長極為狂怒。籌劃的人們恐怕他會改變自己的主意，而他真地改變了。他急切的召集了全國的主要將領 開會。對他，對所有有關的人，那都是緊張的一個星期。情況一直通告給我，但我努力謹慎從事。謠言開始傳播，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可靠的消息。他習慣於對國 家發表新年致詞，文字常常是在一周以前發出。但是，在這一年，新年的前一天下午才得到可作翻譯和分發的草稿，同時還說明，【206】在有了最後文本之前， 不得向外發出。那天夜晚，國民黨核心圈子裡的人，真是在委員長的住處，於激烈的討論下送走了舊歲，但是在第二天登在所有報紙上的消息並沒有改動。其他的都 取消了。總起來講，那是一個有尊嚴的、高尚的聲明。但是它有致命的缺點，它是一個有權力的統治者在和棘手的反叛者打交道，用了莊重、親切的態度，但是忽視 了他的政府的絕望困境。就這樣正式打開了和平的途徑，但是如何確實能夠取得和平，則未曾提及。
在共產黨取得勝利前那兩年的軍事情況，是一 個決定性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和美國都沒有多少光榮的歷史。那時，馬歇爾調停似乎會歸結於聯合，在聯合之中，美國官員要負責將交戰兩黨的軍隊組編成一個 有效率的但是縮減的國民軍，由陸海空軍的軍官組成一個精密的結構，要有一些需要的部門和器材。後來它被稱為“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USMAG,”）。它經常有五百個軍官和數目相當的士兵。大多數的人，特別是軍官，都帶有隨軍家屬。有一個協議，中國政府提供當地的費用，但是，隨着政 府變得窮困，貨幣貶值，對於枯竭的資源，它成了非常沉重的擔負。最初的意思是極為理想化的，計劃用最高的西方標準使中國的軍隊現代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 要它成為不再爆發互相殘殺的戰爭的保證。
在占用了一九四六年絕大部分時間的冗長的協商中，【207】美國聯合顧問團全團在一起，忙於改造 國家的軍事系統、從事訓練，基於一個設想：能夠再度實現和平。在那個年底當談判最後破裂時，美國聯合顧問團還無疑地抱着可能會實現和解、自己還能夠實現對 中國的和平和進步做出預計貢獻的希望。如果將它撤消，而不用另外一個什麼來替代它，它會象徵美國放棄了任何這種希望、和對國民政府做進一步的援助。但是如 果保留它，共產黨會認為是給他們的敵人更多的援助（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從而加重了他們極度反美的情緒。
實際上，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只獲 得准許對重建中國軍事系統做原則性的建議，以及訓練軍官和新入伍者。當一九四八年一月大衛·巴爾（David G Barr）少將上任時，准許他可以對作戰行動向委員長做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建議。Barr少將是最優秀的軍官，在那個困難的時期盡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要出 成效，他的建議必須由直接和中國地區司令官和軍需以及財經官員接觸的下屬來實現。必須保證有充足的物資，才能夠使中國人執行他的建議，使得他們的作為具有 成效。委員長很看重巴爾（Barr）將軍，總是專心聽取他的建議。但是他並不根據單純的軍事因素和新的運籌學來計劃他的行動，他是首先要考慮個人和政治的 中國人。
有着所有那些附屬機構和到處存在的外派站點的這個單位，它的存在必然會讓【208】人懷疑，也必然使得共產黨相信我們是在作戰反 對他們。它的名聲和花費卻沒有給政府帶來多少好處。當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的時運走下坡路的時候，它的全部活動越來越明顯，只是訓練一個從來也沒有存在過 的、理論上的武裝力量。
社會方面的情況也使人深思。總地說來，那些軍官是有能力的，精神良好，願意把工作做好。為了使他們滿意，讓他們帶 有家屬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涉及了要中國當局在首都住房問題十分尖銳的時候，將急迫需要用於其他目的的一些房屋騰空，還要以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規模修建公寓 和所有的附屬設施，以滿足習慣於美國體面和舒適標準的那些人。但是和同等社會地位的人相比，那是奢侈的，當生活條件變得更為困難的時候，它的差別變得十分 醒目；只有最高的官員的財富方才可能和它相比。那些興高采烈的美國太太們，完全天真無知地把她們在經濟上的優越招搖過市，去擺脫她們不情願的背井離鄉的厭 倦和無聊。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各式各樣的汽車在南京的街道上多得似乎讓人討厭。懲罰是嚴厲的，但是士兵有時還是醉酒並和中國人戲謔，和他們發生衝突；這種情 況雖然很少發生，但是一旦發生了的時候，總是燃起潛在的反美情緒。如果那些軍官讓軍事作戰行動占住身子，那就沒有道理讓他們家屬到來，在嚴酷的戰爭情況 中，這種社會對比大部分會被忽視掉。共產黨的譴責也會不那麼劇烈。
國會批準的軍事援助是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沒有限定它如何使用。中國在 購買上審慎地和巴爾（Barr）將軍及其下屬諮詢。【209】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末，較多的定貨才開始到來，而在那個時候，國民軍已經腐爛到了美國的器材 只能延遲最後的結局的程度。我們不僅招致了共產黨的憤恨，也招致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憤恨，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已經不再尊重政府，他們渴望和平，並且認為主 要是由於我們的援助而阻礙了和平。政府也抱怨援助的“太少，也太晚”。抱有各種類型政治意見的中國人都批評我們。經濟合作署（ECA）的經濟援助在一定程 度上緩解了一些批評，但是它對防止共產主義沒有任何作用。
美國幫助停止內戰的軍事援助的失敗，激起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一九四六年末， 共產黨突然終止了馬歇爾協調的時候，政府在各方面都占有優勢。首先，它是中國合法的政府，和由此意味的地位和物質資源。它有更大的地盤和更多、裝備更好的 軍隊，並且有雖然不強但對方沒有的海軍和空軍。在日本投降後，我們給了價值二十億美元的物資和經濟援助，大部分都是直接由政府受益的。
國 民黨的掌權主要是靠了要推翻一個腐朽、異族的王朝的消極意願（然後對地方軍閥也是這麼做的），而不是靠了民主和社會改革的更為積極的目標。民主和社會改革 都強調在“三民主義”中，也強調在官方的詞句里。但是迫切要求軍事的勝利，和後來抵抗日本，再後來和共產黨的衝突，這些都很勞神。在處理這些當務之急的同 時，一種非意識性的逆轉回到【210】了中國官場的古已有之的弊端：盜竊公共資財；首先考慮家庭、朋友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國家的事業和理想；維持表面形 象、官僚主義的縟文繁節、和庸庸碌碌。
這些邪惡的品行可能在軍隊的官員里更為流行。像在過去一樣，一般的士兵是被忽視的，基本上是被脅迫 進來的，對為什麼和對誰作戰幾乎沒有概念，靠着菲薄的給養為生。依賴現代化的武器，但是卻沒有相應的道義紀律和動力。結果是毫不愛護、胡亂使用那些貴重、 精密的武器和裝備，而且一旦損壞就隨便丟棄。雖然很多軍官受過很好的技術訓練而且也很內行，但是都太個人主義，在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內聚力。指揮官對撥給他 們隊伍的軍餉有太大的控制權，但卻很少具備對軍事行動的判斷能力。如果沒有委員長經常的努力，情況會是更糟。在一九四八年的後半年，士氣迅速變得更糟了。
用 主要是美國提供的飛機和艦艇，從空中和海上長距離運送軍隊，在有了重大消耗傷亡後再轉到其他地方或被共產黨所驅散。對於這樣的一種戰爭，那個萌芽海軍的用 途，從花費上看很難說是值得的。為保衛那些城池（後來毫無例外的都失落了）修建碉堡和挖築壕溝也是這樣；當時軍隊應該忙於襲擊、包圍和殲滅共產黨的縱隊。 所有這些浪費都是在百姓貧困、共產黨精明地使用極少資源的背景下發生的。我們慷慨提供的飛機、艦艇和卡車，起了未曾預料的作用：消磨了中國人的主動性和獨 創性；並且使得他們過於依賴機械化的設備，除了從單純的技術角度看以外，【211】他們缺少聰明地使用這些設備的經驗；也過於依賴於他們學到的：向我們尋 求錢幣。
說明我做大使期間的中國和美國的合作，更多不是為批評，而是為了將來從這些失敗中得到指導。中國人民渴望獨立、統一、和平、經濟 復甦和民主的政府。這些也是美國的政府和人民寄希望於中國的。由於我和雙方的關係，為了這些目標，在忠誠方面應該沒有任何衝突。中國人知道我熱愛他們的國 家，我關心他們的福祉，我的自由主義的態度，以及我深信他們的內戰可以通過範圍廣、不受約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決。所以，我具有他們對我信任的充分優勢。
但 是我沒能夠做到，使他們失了望。在幫助馬歇爾將軍說服任何一方對某些方面做出讓步，以便可能達成協議，對此，以及在削減當時我認為是主要問題的恐懼和懷疑 上，我都沒有成功。在這些協商終於破裂後，我沒有能夠影響控制美國和中國雙方的政治行動的人，達到可能會取得建設性結果的程度。
過去，即 便中國人證明自己能夠實現聯合，美國的政策也是要參與實現包含共產黨的聯合。這時，美國的政策完全反轉了。在那多事、不愉快的兩年裡，我們對全球共產黨的 面貌知道得更多了，它毫無疑問說明了我們對中國式樣的共產主義的矛盾態度。但是在中國內部，事務基本上還是保持在雖然他們各自有疑慮，我們着手敦促雙方聯 合起來的時候的情況【212】，只是這時對他們雙方都是更為困難了。
我們對出現在無論什麼地方的共產主義的真正實質，是否是過於無知，過於不加猜疑？我們是否過多對國民黨內部發生徹底的、明顯的改革抱有希望？日後如果還能做些什麼，我們該怎麼做？
由美國的技術諮詢、經濟援助和貸款，我希望有個和平、統一、進步的中國，這個夢想失敗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它是正確的，而且可能會實現。我部分是根據我所知道的中國人民的優良品質和他們的歷史，部分是由於我對自由社會裡的民主有不可動搖的信心。
中 國總歸是個單一文化的國家，深深地被家庭、歷史、經濟和其他的關系所盤踞着。近來，她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充分表明，共產黨的策略帶來的危險是極為實在的。 但是最為實在的挫敗它們的方法，是充分地和自由地公開實情，是在民主領袖之間激起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和獻身於公眾利益的新標準。一黨的制度只能被指責國民 黨所犯下的那些錯誤所敗壞。民主總是會壞得像它的人民所允許的那麼壞。唯一糾正的辦法是更多的民主，人民在其中會決心維護自己。共產黨陰險的滲透，他們那 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理論，他們毫無顧忌地採用任何手段，這一切都只能由相信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還有其他、應不惜一切來保衛的價值的老百姓來警惕、防衛。如 果中國，以她依賴妥協、不走極端、尋求中庸的傳統，表明能夠找到解決的方案，那麼它對這個問題更大的方面不會沒有益處。由於這些原則是永恆的，人類的和環 繞人類的精神力量是在一切力量之中的最強者，所以我相信，我對中國的夢想最終會得以實現。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213】 一九四八年的結束也是中國的一種政治制度和一種傳統的終結。在那年最後的那幾個星期里，圍繞委員長的世界正在崩潰，但他仍然在高度沉着、勇敢、和頑強的意志下，靜靜地制訂他的計劃。
在 聖誕節那天，他做出了隱退的決定。他任命了一些他信得過的同僚制訂程序的細節，並安排李宗仁副總統擔任代理總統，進行接管。他想有秩序地移交權力，但要繼 續和共產黨抗衡。在他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他希望和平，而且他已經準備好引退。但是，他提出了要共產黨接受五項條件，作為他引退的先決條件。
一 個星期過去了，共產黨沒有任何反駁，只是在他們的廣播裡諷刺挖苦地提到它。政府認為那個和平措施已經確實被拒絕了，所以就着手制訂了保衛首都和遷都廣州的 計劃。又過了一周，毛澤東廣播了包括他的八項條件的激烈答覆，並且同時命令他的軍隊繼續前進。這使得政府的領袖們更為困惑。那八項條件極為苛刻，最終幾乎 是無條件的投降，第一項是要求把“戰犯”交出來。
共產黨兵分三路前進，到達了南京對岸和南京以東和以西容易渡江的北岸【214】前，實際 上沒有遇到什麼抵抗。不明智地、也沒有效果地派了四個軍過了江，想阻止共軍，但共軍鄰近時，又把他們撤了回來。在南岸附近的小山上築建壕溝和水泥的碉堡， 浪費了錢和人力。所有負責的領袖們都意識到繼續進行那個戰爭是毫無希望的，但是投降則是悲哀和恥辱。自從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政權後，他們一向是中國無 可爭議的國民政府，打勝了抗日戰爭，最後在聯合國里還有了“五強”之一的最高威望。
在絕望之中，政府試用了多種權宜的手段。他們諮詢我， 讓我去和“五強”的其他四國聯繫；雖然我指出用這個辦法不大可能有什麼幫助，但是我還是試着做了。請求那些政府或是單獨或是共同施加影響，來幫助將對立的 雙方帶到一起來。每一個政府都立即並且有禮貌地拒絕了，解釋說，這個問題最好是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對掌權的人來說，這都是一種屈辱的 困境，但是在中國，這樣“丟面子”以及無法再充胖子，對一個人和一個黨，這幾乎比當前困境給予的屈辱更為屈辱。在約一個月以前，匆匆忙忙做了遷都廣州的決 定，隨後又同樣匆忙地取消了它；在長時間的爭論後，再次做出了遷都的決定。接着的情況是，對全世界暴露了國民黨領袖們內部（很多是個人之間）的矛盾。我和 許多個人談話時，幾乎無一例外都明顯地表明了他們希望明確或影響美國的政策，來立即拯救他們。【215】
我所能做的只是表達一種乾巴巴的同情，並且讓人們不要依賴美國能夠起到天降解圍之神的作用。
中 國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團遷到廣州去，這樣就有助於保持他適當的地位。從技術角度上看，我們對此都有授權，是應該隨着它去“臨時首都”的。路易斯·克拉克 （Lewis Clark）是我的領事，他有公使銜，受命帶領一個工作班子去了廣州。屬於北大西洋集團國家的那些大使，在那些困擾的許多星期間，曾舉行非正式集會研討。 大家都有相同的意見：暫時留在南京；它也得到他們國家的類似的支持。由於這個集團成員的態度，也由於其他國家對美國決定的同意態度，使我不得不知道我們在 世界上的新地位。有幾個小國家訓令他們的代表：美國怎麼做，你就怎麼做。這裡有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後來，在所有大使館中，只有蘇聯大使遷去了。他和 我們之中的一個人說，他的政府命令他這樣做，以避免如果他留在南京會出現謠言和猜測。蘇聯似乎比較謹慎，根據協議、外交禮儀做該做的事。
這 時，中國政府有他自己的問題。對於哪裡是實際的首都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孫科在他後來安全到達廣州之後，還說政府仍然在南京。曾經決定，所有部門的頭腦都要 留在南京，但是大多數都溜到了上海，或者自己設法去了廣州。不幸的低級官員的困難可以從下面的情況表明：屬於外交部的二百人，帶着隨屬四百人，【216】 他們開始了艱苦跋涉，在一個十分擁擠的火車站呆了三天，那時火車的服務都亂了套。當他們最終上了車之後，為了讓位於軍隊，他們以及其他的乘客都在去上海的 某個地方被趕下了車。最後的消息是，他們在吳淞等了一個多星期，才有輪船送他們南下。另外一群衛生部的八十人，在上海等了四十天。可以想象到，辦理公事會 是多麼緩慢和紊亂。
共產黨在廣播中對委員長新年文告駁斥後的一周，委員長悄悄地飛回到在浙江沿海附近丘陵地帶、他那風景如畫的家鄉。一九 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副總統代理了總統。但是忠於委員長的陸海空軍下屬仍然要他，並且只聽從他的命令。對於他的專橫、支配人的性格以及中國人高尚的 忠誠的美德有多麼深厚，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證明。他極仇恨共產主義，從良心上講，他既不可能無作作為，也不可能無動於衷。李宗仁代總統陷入了幾乎無法忍受 的處境。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認為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能通過談判取得和平。委員長開啟了談判的大門，政府也正式批准了它。但是李宗仁幾乎是孤獨地留在了首 都的困境中。共產黨的先遣隊就在長江的對岸。他們的廣播天天嘲弄顯然在猶豫並且在瓦解的政府，而且不斷附加許多無法理喻和離題的要求。剩下的政府軍仍然是 由服從委員長命令的軍官在指揮着。貨幣一天天貶值，貶得幾乎毫無價值。所有的金銀和政府的流動資財，都在委員長的命令下送到了台灣。【217】這表明他和 共產黨戰鬥到底的決心。老百姓渴望和平，一般都認為共產黨會得勝。李宗仁自己是在戰犯的名單上。在共產黨的要求中有個帶有諷刺意味的幽默：要和談，先決的 條件是要把其他的戰犯交出來。李宗仁獨自留在被遺棄的首都，被他的已經離去的同僚們的爭吵弄得無能為力，被共產黨批得體無完膚；但是他勇敢地繼續尋求和 平。一個非正式的使團到北平去開闢途徑，共產黨蓄意冷落了它。
一九四八年最後的一兩個月和一九四九年的頭幾個月，對我個人來說是很有意義 但卻是感到無能為力的一段時間。我記得在日本入侵中國後不久，當時的美國大使、我的朋友納爾遜·約翰遜（Nelson Johnson）那時對我說，大意是，我們是坐在前排座位上，觀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齣戲，無能為力做點什麼，只能觀看它、了解它。那時我懷疑，那位美國 的代表是否只能做個觀眾。但是，現在，我是坐在豪華的包廂里，觀看一個甚至更為悲慘的演出。
前面的那齣戲，至少還有高貴的英勇性質，是意 義明確、聯合抵禦一個遠較強大的外國侵略者；而這次的，卻是在兩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巨大戰鬥，被官僚無能敗壞了的民主理想主義的一方，屈從共產主義教 義、偏執、無情、令人難以容忍、敗壞了有生氣的社會改革的另一方。苦難中無言的廣大群眾受難者，對雙方都不在意，而且對它毫無力量有任何作為。
【218】 我希望能夠像往常一樣回燕京度聖誕節假期，但是沒有那樣做，因為那時戰鬥已經把北平地區包圍了，而我在那裡露面會引起不合適的注意。計劃任何一次旅行，我 都將這一點考慮在內；在希望和平的願望開始表現得更強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多年以來，我都在燕京慶祝聖誕，為教師的小於某個年齡的孩子，在下午舉行一次聚 會。在最初，只有幾個我特別喜歡的、主要是美國的孩子；到近年來，數目達到了兩百個左右，主要的都是中國孩子。沒有能在北平買到那些物品，所以我要軍人服 務部送一定量的蔻蔻、糖果，等等。我知道這些物品在關閉城門（防止共產党進入）前一天送去了校園。校園不久就被共產黨控制了，但是進行的聖誕節和宗教的活 動沒有受到干擾。
儘管我很失望沒有能夠去我認為在世界上我最為所屬的地方去度聖誕節，但是，最終我很慶幸我被迫留在了南京。我們大使館的 幾乎所有的“從屬”和其他被看作是非必需的人員，為了安全的緣故都被送走了。因此，為了在我的新家的成員中維持聖誕節的氣氛，並且在他們的孤獨中更熟識他 們，就成了我的快樂。我曾兩次計劃為那時在南京的燕京校友舉行聖誕前的聚會，但是覺得在國難期間即便是親密朋友的聚會也似乎有使人不愉快的味道。因此，在 一天晚上我宴請了二十位左右他們中較重要的人物。一個經心布置的聖誕樹和一些適當的慶典，我的家為聚集而來的陰鬱提供了一些聖誕節的歡慶。【219】
在 情況迅速發展的這幾個月裡，在美國也發生了對中國和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委員長和他的同志相信多馬士·杜威（Thomas E Dewey）實際上保證會當選，這就意味立即給中國有力的軍事援助，不再像杜魯門-馬歇爾那樣猶豫。這樣的干預是否值得以及是否可行，在總統選舉有了令人 吃驚的後果之後，成了一個學術性的問題。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無論我們附加幾乎任何條件，委員長都會歡迎接受。
在十二月初馬歇爾國務卿 做的那個大手術，以及他後來的辭職，使我深深不安。我和他密切相關的人一樣，都不得不對他那偉大的品質十分尊崇。因為是他挑選我擔任這個職務、而我同意只 要他覺得還需要我的幫助，我就擔當下去，更不用說我早已超過了一般的退休年齡，我當然應該和我的上司一同離去。在我被任命時，艾奇遜（Acheson）先 生當時是國務次卿，在馬歇爾任職的頭幾個月，他繼續擔任那個職務。因此，我和他在遠距離上有些交往。我設法讓總統和他不要對我的去留擔心，但是他們願意我 在中國的混亂變得明朗前，留在位上。
這自然就來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實質這個極其複雜、極有爭論的問題以及我和它的關繫上。我是全體中國人民 的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朋友，【220】對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馬歇爾將軍最初才要我幫助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我的朋友中有共產 黨，我對幾個共產黨的領導還比較熟悉。很多燕京的學生“去了山的那邊”，後來我遇到的一些告訴我說，他們相信是按照燕京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而生 活的。這是那個運動的理想主義的方面。我熱烈地堅持自由，我無法不用它來理解他們有權選擇他們自己的經歷。在馬歇爾調停期間，我盡了我所有的力量來消除互 相間的懷疑和誤解，而懷疑和誤解在當時可能並不是聯合的主要障礙，主要的障礙可能是無法協調的意識形態。
但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期間， 馬歇爾國務卿和蘇俄打交道的經驗（美國全國都和它有共識，也受到大部分西方世界意見的支持）致使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後來都認識到，各個國家 的共產黨都在克里姆林宮的控制下，用暴力進行世界革命，要在任何聯合中做主宰，並且用它的力量去加強一個獨裁制度中所有的邪惡；簡單說，共產主義對自由制 度是個陰險的威脅，它為了達到目的，肆無忌憚地使用任何手段；對它要處處小心防範，要與它戰鬥。
後來，我接到了極其明確的指示：怎麼也不 要鼓勵、幫助組建包括有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美國官方的政策似乎已經完全轉變了。中國共產黨毫無疑問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它是否會被以下的因素所 改變？如歷史的、種群的、和中國環境內在的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在如此大量、如此散漫的人群中推行、使用極權主義的辦法；以及領袖們是否能夠消除民族的意 識。在共產黨迅速增長的時候，美國報界的【221】意見普遍反映出沮喪，並且包含很多對國務院的尖刻批評。在紐約市，我的兩個好友，都是所謂的中國權威， 在二月舉行了一次公開辯論，那個辯論報道是情況混亂的一個縮影。一方是斯坦利豪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他自以為是的論點是，還不能說不能幫助蔣介石的軍隊恢復其軍事力量；另一位是那散尼爾·派非（Nathaniel Peffer），他堅持的主張是，要從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中完全撤出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是否可以對中國的老百姓全心全意地做點有建設性、有用的事 情，來抵消我們所知道的以及所懼怕的歐洲共產主義的作用？在所有這些翻騰的混亂之中，有十分明確的指導原則，那就是中國的老百姓急切地渴望和平。
這 很有諷刺意味。美國是通過爭取自由才建立起來的，她還在全世界首先以其所能建立了經受過不斷檢驗和改進的真正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我們的歷史和大家熟知的我 們對中國友好的幫助，曾經是中國改革精神的靈感所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林肯對民主的不朽說明的巧妙翻版。在蘇聯標準化了的共產主義，已經蛻變成了充 斥着邪惡的極權主義僅存的一個形式。但是，在中國，那些領導以民主和自由為口號、走向勝利的革命的人，卻譴責我們說帝國主義在幫助反動勢力和腐朽的官僚體 制。
對和平的期望越來越大，最後凝結成了一個“人民代表團”，由著名的外交家顏惠慶博士帶隊，成員中有沒有被共產黨攻擊過的、地位顯著的 國民黨官員邵力子【222】。（顏惠慶博士曾擔任過駐莫斯科大使。我記得他回來後告訴我，在莫斯科有多麼無聊。俄國人都不敢和外國人有什麼社交來往，因 此，外交界那個小圈子的人輪流互相招待。見到的總是同樣的那些人，吃同樣的飯，沒有其他花樣。他幽默地對我評議說，現在外交界使用的粗魯甚至無禮的語言， 那和他在歐洲許多首都學到、經歷的正式的語言和禮儀是非常不同的。）這個和平使團的成員都是受人尊敬的上海人，只有邵力子代表國民政府。一再延遲動身，引 起了共產黨的懷疑後，最終在（原文誤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起飛了。這是顏惠慶博士第一次坐飛機，由於怕飛行會對他的心臟有影響，他還帶了一 位醫生同行。共產黨的領袖們接待了他們，這對他們的和平願望帶來了有希望的信念。不要設想這次探索性的行程會包括什麼細節，但是答應他們，在三月十五日之 後，儘早在合適的時間，請他們到北京參加一個和平會議。顏惠慶博士和邵力子先生從北京去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所在的石家莊。但是一到了那裡，就告訴他們要坐吉 普車走三十英里的鄉村道路去一個村莊。行程結束後，他們累得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去睡覺；第二天早上還僵硬、酸痛。這是顏惠慶博士的又一個新的經歷，他瞥見 了甚至是最上層的共產黨人生活的儉樸。使顏博士驚奇的是，他發現那個有名的共產黨統治者是個和藹、有時甚至是善良的、可親的主人，而不是他想象的那麼嚴厲 尖刻的人。
代表團在二月二十七日返回了，它產生的樂觀情緒大大加強了代總統的地位。代總統在那時飛去了廣州，去邀請行政院長返回南京。 【223】這是一個很高尚的行為，使得他更被認為是願意做一切的努力，去將他的政府團結在一起，並為和平而努力。在中國這樣放下架子、屈尊以求，比如果發 生在美國的意義要大得多。孫科很快就發現他處於兩難之中：是拒絕服從（那就是他事業的完結），還是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院已經召集到了法定人數，並且譴責 他遷去廣州）。最後，他回來了。
我想在這些回憶錄找個地方，對我在中國整個生活期間，以及更是更近以來官方關係中認識的美國武裝部隊的軍 官們致以敬意。這裡似乎是合適的地方，因為貫穿的主題就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還因為這些美國人也是由於傳統和環境使得他們成為他們的那個樣子的。 在北京，我不太正式地認識在我們大使館任職的海軍和陸軍武官、輪換的海軍陸戰隊衛隊的指揮官、和偶然來訪的軍官。日本人釋放我之後，在當他們去了北平，以 及我去昆明、重慶和上海的時候，我見到了更多的這些軍官。
在上面提到的最後那個地方，上海，在我就要飛去美國的時候，我認識了魏德邁將 軍，在和他親切的談話中，我個人第一次領略了他的優異的品質。對美國軍人的這個總的好印象，後來在我們大家都正式代表我們國家在中國的利益時，得到了大大 的加深。即便不是軍人，是個老百姓，也能夠看得出他們的專業造詣和他們高水平的責任感。他們是我為之驕傲的美國同胞，我深深珍貴他們的友誼。【224】我 首先尊崇、極為出眾的馬歇爾將軍。就我的記憶，和我接觸較多的 大衛·巴爾（David G Barr）少將，海軍中將奧斯·卡巴志爾（Oscar C Badger），海軍少將佛蘭西斯·歐爾德（Francis P Old），海軍上將司徒爾特·默瑞（Stuart S Murray），毫無疑問地還有我自己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武官等，也是同樣出眾。我接觸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機會很有限，但是就我所接觸過的，他們也都是這 樣。
我當然知道還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我主要的興趣並不是無條件地稱讚美國的軍人，如果中國軍官也有同樣的機會，我相信他們也會有同樣的較 高的品質。我們軍官所具有的那種品質，並不只是由於他們經過很有計劃的技術訓練，和受到好的對待，它還由於我們國家的文化。我從崗位近處觀察他們，顯然看 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他們文化中重要的組成成分，因為它在影響着他們的性格和特徵。中國今天的悲慘狀態主要是由於兩方面的不足，一是科學訓練不足，二是在一 個貌似現代化的軍事體系中，它的軍官卻沒有道德倫理的標準。無論我們怎麼看待戰爭的恐怖和仇恨，但是我們建立了一個美好的制度，能夠為了美國和全人類，在 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危急時刻，訓練我們可以完全信賴去承受保衛國家責任的軍人；我們為此感到慶幸。
在政治上的困惑加深之中，在三月一個陰雨 的星期六，有一個讓人高興的插曲。在我家裡，傅涇波的二女兒和李漢鐸（Handel Lee）博士（我在南京神學院的學生，後來是那裡的校長）的兒子舉行了定婚聚會。我這精神上的孫輩、年輕、美貌的夫婦，就這樣把南京神學院和燕京大學結合 到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約翰是從上海來的。我的客廳真地是擺滿了代總統和其他中國的朋友送的花籃。【225】我用兩種語言主持了一個簡單的儀式，理查德 （Richard）和多羅茜（Dorothy）交換了戒指，然後送上了點心和飲料，客人們隨意地聚集交談。那是個不尋常的聚會，有傳教士、中國教會的人、 政府官員、燕京校友、還有大使館的一些人，包括身着軍裝的海軍和陸軍武官。他象徵了我在中國的各個時期，它們每一個都激起了我相當的情感。
除 了這個小小的浪漫插曲外，那天還是充滿大事的一天。我們收到了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具體條款的消息；陝北共產黨廣播了包括了至今最為明確、直率的中國共產黨和 蘇聯結盟的聲明。這個廣播顯然是被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激惹起來的，也被認為是由莫斯科授命的。它顛倒是非地指控由美國帶頭的“戰爭販子”阻撓蘇聯在聯 合國為和平的努力。它極力頌讚斯大林。那整個的聲明發散着仇恨和偏執，以及對世界共產主義的忠誠。在無疑是受到蘇聯的影響的這個和其它廣播裡，他們譴責美 國帝國主義，其惡毒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譴責國民黨。他們開始說我“仍然是（過去是委員長的，現在是李宗仁的）南京的太上皇”，意思是他們是美國帝國主義的 走狗，都在聽我的指令。他們要李宗仁脫離開蔣介石和我。
貨幣的問題很快變得甚至比軍事問題還嚴重，它損害着軍事也損害着公眾的士氣。通貨 膨脹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二月末，全部流通的金元劵只值兩千萬美元。【226】但是，一個月之後，它貶值了一半。在二月末，發行的鈔票達到約為三百億金元 劵，在一個月後，它增加了150％。對美元的匯率每天大約增加百分之十，日用品的價格也保持在這個速度上。情況變得嚴酷可笑，因為印刷廠無法足夠快地發行 使用的新鈔票，因此，利率達到了無法想象的數字。在四月份，政府的收入只有它支出的5％，而且徵收的花費超過了他的收入。儘管經濟上有所有的這些困難，但 是政府繼續付清它所有的外國債務。
這大大地有利於它，但是它卻被一些異常的情況所抵消，例如從青島將食物空運給太原的軍隊。山西堅定的省 長閻錫山已經長時間被困在他的省會，如果要把它守住，就需要不斷的食物供應。太原拴住了共產黨的軍隊，不然，那些軍隊就可以去進攻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 天津失守之後，守住太原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就減少了。如果太原失守，製造武器的兵工廠就會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儘量把一些武器空運到像漢口那些需要的地方，但 是防空火力使得空運十分危險。最多能做到的可能只是推遲投降。這個窮困的政府決定了每天揮霍三十萬美元用於這個和柏林空運相似的空運。它顯示了個人之間的 關係是何等重要，以及各處的政治爭議如何有違於一般常識。在那時，那個被困的城市裡面的居民，成千上萬地在挨餓。
在一九四九年的頭幾個 月，李代總統既有計謀又有勇氣地應付着這些重大的問題，【227】贏得了很大的尊崇和同情。我們繼續對他說明這一點，但是卻無法給他其他什麼幫助。最後， 何應欽將軍顯然是由於值得尊敬的動機，同意擔任了行政院長。但卻很難組成內閣；費了許多周折，找到了在地位上和能力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一些較年輕的人，但是 他們乾淨、清白、有公德心。在中國事務中，已經到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動機的時刻了。（S Y Liu ，Liu Kung-yun）劉攻芸（音譯）先生以這種精神擔任了財政部長；我對他說，擔任財政部長比在前線打仗還要有更大的獻身精神。曾經服務於各種財經崗位、名 聲清白的兩個燕京校友，被任命為副部長。我建議他們二人接受任命，因為這是表達愛國責任心最有用的形式。將“政府定位”在遙遠的廣州不是沒有很大的缺陷， 政治的壓力更加重了管理上的困難。總起來講，廣州的國民政府比較反對通過談判爭取和平的努力，它還懷疑李宗仁正在準備做過多的讓步。
此 時，委員長在他的家鄉有秘書班子、衛隊、長途電話和所有指揮事務的手段。不斷有人去看他。人們說他在熟悉的景色中、友好的鄉親間，看顧孫兒嬉戲，過着一般 退隱官員的田園休閒生活。但是，他實際上是在積極地謀劃軍事和其他事務。他不斷給代總統和行政院長發出信息，說他盡力支持他們，他無疑是真誠的。他知道會 談會失敗，戰爭會重起。他指望着美國最後被共產主義的威脅所喚醒，那時我們會援助他。
中國古老的師生關係超越了所有抽象的權力和宣稱。空 軍和海軍的首領【228】以及高級將領們都忠於他，不是忠於任何名義上的領袖，更不用說忠於並非實際是人的國家了。有近代頭腦、在國防部任職的年輕官員認 為，如果他們能夠有統一的指揮，有協調的陸海空軍，他們就可能使共產黨渡長江成為冒險的行為。但是比戰略更為重要的是發給軍隊的銀圓。軍隊不要金元劵，每 人每月要四個銀圓（兩美元），即便是兩個銀圓也能夠維持住士氣；否則共產黨的間諜用硬通貨或者單純的許諾就能夠把他們收買過去。政府有三億美元的金條銀 元，但是大部分都安全地放在台灣；大量的軍火也是這樣。
一九四九年的頭三個月，和談的準備緩慢地拖延着；就像後來證明那是個四月一日愚人 節可怕的玩笑，正式的和談六人代表團在那天起程去了北平，帶隊的是張治中將軍。然後是兩個星期的非正式討論，在此期間，從北京來的報道和無稽的傳言使得公 眾的焦慮和寬心起起落落。貨幣也跟着起落。和由於軍事勝利而驕傲自大的共產黨打交道的所有的人都在渴望和平，李宗仁在尋求和平上表現出了勇氣。當他謙遜、 耐心地避開共產黨的傲慢無禮時，以及懇求他自己團體內部團結一致時，他持續地贏得了民意。
共產黨要做目中無人的征服者、毫不妥協的一黨專 制的獨裁者。他們裝腔作勢地將和談代表團說成是“毫無誠意”的，這是他們自己喜愛使用的字眼。他們起草了一個冗長的文件，命令政府的首腦們在虛線的地方簽 上字。【229】根據已經熟悉的方式，這些首腦們要坦白他們的罪行，並且要恭順、單獨地請求復職。他們要交出所有的資產，並且要執行自己的任務，直到解除 他們的職務。那時，國民黨政府就要自行解散。政府代表團在他們兩個星期的耐心討論中的成就，只是軟化了不多的幾個詞句。
我是極其失望了，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許多領袖具有中國的傳統和優秀的品質，所以曾經希望那些傳統和品質能夠避免那些不可理喻的極端。它有多少是由於他們長年的艱苦奮鬥和個人 仇恨加深了的、勝利帶來的驕傲自負，有多少是由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致，有興趣的人可以做做推測。但是，無論如何已經做出了那個致命性的決定。他們對所有 野戰軍司令員發出了命令，要他們渡過長江，“解放”南方的那些省份。在命令中，他們說，對方拒絕了他們提出的如此“寬大、合理”的方案；這不能不使人再次 懷疑共產黨思維的奇特之處。他們的訓練是否使得他們的腦筋不能和其他所有人做出同樣的判斷？他們是否真相信他們定規和平的那個文件，在調子和條件上包含了 寬大、大度、合理、理性？亙古以來，中國人就紀念春季的清明節，到祖墳去掃墓，清明節和在時間上差不多的我們的復活節有類似的精神。我曾打算為此目的在四 月初去杭州，帶大使館的幾個人和我一同欣賞優美的春天景色。行政院長通知了省長和市長，這意味着儘管我請他們不要，但是一定會有一定的官方宴請。我說我不 做公開演講，但是建議【230】和國外的使團、可能和所有的外國傳教士、中國的基督教士、以及燕京校友見見面。但是在起程前的一兩天，共產黨驚嚇了代總 統，強制要求說，如果在五天之內不同意，那就是讓他們渡過長江的信號。當我告訴李代總統我已經不去旅行的時候，可以感到他寬心了一些。
接 下來的是復活節前的一周，但是在我，它的神聖追憶大部分被一天天的事件、和焦急地猜測北平的會議可能揭示共產黨的意圖所遮蔽了。他們希望的是真正的代議制 政府，還是一個極權式政府，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涉及到人類的命運。從復活節前的星期日（棕櫚星期日）開始，來訪我的人數一如既往，但都帶有危急即將來臨的 意味。來訪的有各種級別的政府官員，有沒有民主希望前景、但厭惡幾乎已經來到了城市大門的共產黨、夾在二者之間的自由主義者，有來找我對發生的真實情況做 些非正式說明的美國新聞記者，有處理日常和緊急之間中間地帶事務的大使館官員。那位疲憊不堪的年輕財政部長或他的某個朋友，幾乎天天來訪，詢問美國是否可 能對財政混亂和為發給部隊需要的銀圓給予幫助，至少在和談期間給予幫助。
穆斯林的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飛來首都參加會議。一天上午，他按照事 先的約定來看我，他希望去美國就醫。為避免引人注意，我們是在一個傳教士朋友的家裡見的面，這位省長的秘書曾是這位主人的學生。中國的西北地區大部分住着 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由於這個和其他原因，那個地方有很強烈的反對共產黨的情緒。對他們的堅定抵抗，美國要採取什麼態度？【231】由於這個地區接近西伯利 亞，所以談了事先計劃的這個問題。報紙說這位獨特、有趣的長官體重三百磅，但是他說他只有二百四十磅。我請他和他太太晚間吃飯，因為在晚間猜疑會少些。我 吩咐廚師不要上豬肉。
第二天又是緊張的政治和一件讓人高興的愛情故事混雜到了一起。一個美國陸軍軍官和一個法國大使館的姑娘下午在我家中 結婚。大約一個月前，他們問我，我是否能主持他們的婚禮（這種要求的次數已經讓人吃驚了），我評談了一下他們預料這真有可能的冒險勇氣。我的客廳用春季的 鮮花布置得很美妙，我的法國同行將新娘交給了新郎，整個的婚禮是個令人高興的插曲，插在聚攏來的陰暗憂鬱之中。
復活節那天的天氣也反映了這個氣氛。那天很多時間，我都在設法安慰我那些極度煩惱的朋友。我曾經允諾在一個聯合的禮拜里用英文講道，雖然任何講道人在這樣的分心情況下，都不太可能準備好他的布道，但是在這焦慮和恐怖之中，宣講永世的基督徒信心卻是感召人的。
按 照安排，那天晚間代總統到我家來，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大使也應該到來。加拿大大使困在上海，後來很不高興地知道了他沒能參加損失多多。多米·戴維斯 （Tommy Davis）是一位強壯、富有精力的人，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李總統的秘書為他帶來了共產黨最後通牒的譯文。它甚至比我所害怕看到的還要傲慢、不遜、強 硬、不妥協。我們聽得十分憤慨。當李告訴我們，他和他的同僚無法在這樣的文件上簽字的時候，我們當然無法對他做任何建議，【232】但是我們讓他確信我們 衷心同情。這個復活節就以這個嚴酷的通知結束了。
這時，通過談判取得和平已經毫無希望。多快就能夠渡過長江？南京的命運會是如何？星期一 上午，李宗仁多年的親密同僚白崇禧將軍來看我。他告訴我，李已經決定，在這個危機中，他堅持委員長或者恢復職務全面控制中國，或者就離開中國。那天下午， 李找了傅涇波並且告訴傅，李本人雖然會留在首都直到最後一刻，但是李促請我和所有使團的首領都立即遷去廣州。
兩個月來，有一排海軍陸戰隊 保衛着大使館，預防政府的軍隊撤離後、共產黨還沒有接管的那段時期；那段時期可能會有激烈的戰鬥，或者會有散兵、敗兵以及更為無法無天的平民的搶劫和擄 掠。最初的計劃是讓一艘海軍艦艇繼續留下，一旦恢復了秩序，就讓海軍陸戰隊員上船，或者在需要時，把我和其他人撤離。但是國會的表決砍掉了海軍的撥款，使 得在上海的司令官無法為南京保留一艘軍艦。但是他向我保證，我什麼時候需要，三天之內就會開來一艘。我據此在十天之前提出了要求，但是有了些耽誤；對我們 來說真是幸運，艦隊司令柏德戈爾（Badger）最後阻止了派船來，除非我對他做出否決。英國人和加拿大、澳大利亞人也都遵循了同樣的做法；由於安全，或 是需要運送必需品時就派船來。
共產黨的最後通牒在四月二十日到了期，此後他們就會開始渡江。【233】英國大使臘爾夫·斯蒂文森 （Ralph Stevenson）爵士加快了常規的艦艇輪換，使艦艇會在那個日期安全到來。在星期三早上，他電話上告訴我，溯江而來的紫石英（HMS Amethyst）號最後的無線電報告，說她被炮火攻擊了，傷亡慘重，船在下游幾英里處。臘爾夫（Ralph）和我是在大致相同的時間任職的，我們立刻就 成了好朋友。我聽着很同情，還帶點寬心的意味，因為覺得那也很容易發生在我身上。救援的僚艦（Consort）立即就冒着北岸不斷的炮火快速駛向現場，北 岸還擊的炮火被打啞了一部分。但是炮彈十分兇猛，僚艦（Consort）無法停下來援救，所以她繼續向下游駛去。在同時，黑天鵝（Black Swan）和旗艦倫敦（London）號從上海迅速開來，但經歷了相同的情況。紫石英號的一些傷員和其他人游到了南岸，後來乘火車可憐地到了上海。還有些 人經過了很大困難被水上飛機救了去。
所有的這些船一共有百多人的傷亡，幾乎半數是陣亡。紫石英號完全喪失了，其他的都受到了重創。實在無 法相信共產黨的軍隊會事先不做警告，就對中立國的船隻開火，而且有意地繼續炮轟；為了人道主義的緣故，長期以來所例行的程序卻不能那樣做。英國的軍官最初 以為共產黨可能不認識懸掛的外國旗幟，所以清楚地指着船體和立即升起的白旗。也許他們已經得到了準備、或已經在執行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紫石英號開始不 能動彈的地方正是要渡江的那個地方。他們厚顏無恥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說，英國的那些軍艦是在幫助他們的敵方，而且是首先開火的。
無法饒 恕、殘酷無情的是【234】甚至不准援救死傷的水手，但是我卻隱隱覺得其他中國人對這個看成是國家的自豪感。外國、主要是英國的商船和軍艦，長期以來就在 這條大河裡以自己的願望、肆無忌憚地來回航行，可是現在終於被英勇地攻擊並且被打垮了。鑑於在共產黨所咒罵的之中，我們美國是被單挑出來的，所以從更寬廣 的角度看，幸虧那是英國海軍而不是美國海軍。順便說說，他們陸上炮火的瞄準是優秀的。
第二天下午，羅傑·萊珀曼（Roger Lapham）從華盛頓來到了上海。在華盛頓他在國會為經濟合作署（ECA）還沒有使用的伍千四百萬美元做了爭論。他、我和我們各自的同事們都認為，根據 美國的國家利益，那筆錢最好是用於平穩幣值，使政府能夠用銀圓給他們長江前線的士兵發餉，而不將它用於救援和重建的項目。它最好也不過只能滿足一部分的需 求，而最差則不是在戰爭中浪費掉了，就是給共產黨送去了不該送去的援助。羅傑（Roger）回來的時候帶回了自己的太太，以及他同事艾倫格里芬 （Allen Griffin）的太太；那兩位太太是為了安全返回美國的。這些太太的來來回回代表着那個時期的猶猶豫豫和意見的變化。我要那兩位男性和另外兩位直接有關 的人星期五從上海過來，以便了解華盛頓的情況究竟如何，並且看看是否能夠做點什麼，來幫助心煩意亂的中國官員避免經濟和軍事的崩潰，同時設法防守住長江前 線。他們來電話說，他們願意一同乘我們大使館的一架飛機來，第二天返回，兩位太太要陪他們來。【235】
在以前的旅行中，這兩位使人愉快 的夫人常常和她們的丈夫同來；但是我打回去了電話，說我很懷疑她們這次是否該這麼做，如果只是男人早上來、準備好下午返回，那會比較安全。行政院長何應欽 曾邀請他們一行晚宴，並且想在其他人按時到達之前同羅傑（Roger）和我私下談談；但是那天早上他來電話取消了那個邀請。這些細節有助於生動地描述在中 國那段時間裡生活的不協調。我們長時間生活在中國的人，常常遇到不知道怎麼會沒有發生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災難；我們對我們四周人類的苦難悲慘遭遇變得冷漠無 情了；我們對價值的顛倒已經熟視無睹了，譬如勝利的敵人實際上已經在渡江，而全軍司令官兼任的行政院長卻計劃招待外國客人，本能地維持這些社交禮儀，並且 還具有愚蠢的希望，希望美元可能奇蹟般地阻止敵人的前進。
如果中國政府有意繼續它的軍事抵抗，長江就是一個天塹，天然的屏障。有一位就職 於國防部的年輕、極其有為的人曾經對我說，長江抵得上三百萬軍隊。我的陸軍和海軍武官支持他和其他類似的人的意見：如果他們的國防部有統一的指揮，有陸海 空軍的協同，加上用銀圓給軍隊發餉並且得體地對待他們，他們就能夠守住長江幾個月，並且很可能使得共產黨改變自己總的策略。
整個的國民黨 軍事系統漠視士兵造成的令人震驚的後果，終於完全現實地暴露出來。他們從來就厚顏無恥地不管士兵的生活需要和舒適，並且也不教導他們為什麼戰鬥。傳統上就 是這樣【236】對待士兵的。在抗日戰爭時，每個士兵都有自己抵抗外國侵略者的緣故。即便在那個時候，軍官們的貪污已很猖狂。在國家的資源變得枯竭、前景 變得無告的時候，貪污仍然繼續。在我盡力想辦法將經濟合作署（ECA）的餘款用來幫助給軍隊發餉的時候，我從我們精幹的年輕財政代表保羅·派克（Paul Parker）那裡知道，幾個月以來一些高級將領扣押了三千萬個銀圓，這真讓人噁心。當問及他們時，他們歪曲、抗辯說有些最後實際上已經給了士兵。很容易 明白，為什麼他們沒有作戰的意念。只是單純的活命本能就該使得軍事和民政領導校正這些弊端。
羅傑·萊珀曼（Roger Lapham）一行在多事的那個星期五下午離開之後，我們整個外交團體聚會，再次討論我們是否應該隨着政府去廣州。政府的代表們正在儘快離開，其中有人要 我們也這樣做。但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仍然和過去一樣。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回華盛頓商議。隨後的信息往來把事情弄清楚了：不一定立即就這樣做，要等到 給我更明確的命令時、或者如果通信斷絕了而我覺得該那麼做的時候再去廣州。我十分希望能夠停留得足夠長，以便觀察共產黨的意圖，並且給他們機會來討論和美 國之間的關係。如果他們不願意和我談，那就相當明確，他們不願意和任何一個美國官員談，那麼我們就可以據此來制訂我們的政策。我也非常願意讓所有的外交界 繼續一致行動，我要求北大西洋組織的人在下星期一再次開會。他們都強烈地和我【237】有同感，這個感受的消息傳送去了所有代表的首都，包括華盛頓。
留 在首都所有的國民政府官員們都匆匆忙忙地在星期六上午離開了，警察不見了，也沒有了約束。就像任何這種時候一樣，搶劫擄掠開始了，不久就變得無法控制。那 天夜晚是恐怖、亂打槍、搶劫、擔心未來如何的一夜。我們的海軍陸戰隊只留下了六個人，其餘的都飛去了上海，以避免讓共產黨誤會。使館的幾個年輕人輪流巡邏 我在裡面居住的使館。
四月二十四號星期日一早，共產黨的先頭部隊進到了城裡。共產黨渡江的效率和靜悄悄地奪取了首都，他們那有紀律的行為和高昂的意志，這一切都和政府軍的漠然表現以及雜亂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對他們最終來到的征服者不做反應，但是人們害怕冒犯他們。
前 面有一段我談到了我感到失望，失望共產黨在他們勝利的時刻不更為大度、寬容，或者更正確地說，對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們頑固地堅持那個黨的路線感到失望。我 同樣失望的是，國民黨沒有能夠盡一切力量喚起自己精神上的抵抗力。對抗擊可怕的優勢的那許多就職於國家機構里的、有能力、愛國、盡了全力的青年男女，以及 那些沒有更為親切、厚道、更為值得有個正派可敬的政府的無告的大眾，對於這些人，我痛感同情。
我們美國人主要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但是沒有仔細注意任何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中內在的那種不容忍、偏執、詭詐、不顧人的生命和生活和其他的邪惡。【238】我們是按照共產黨想讓我們做的那樣， 去理解進步、民主、自由以及資產階級、反動派、帝國主義等的含意。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民主力量至今的成就以及它潛在的力量。因此，失去了大陸中國， 不但是中國，也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巨大災難；對於這個災難，我們不能完全推卸掉責任。
第十二章：處在竹幕裡面
【239】 對我來說，它真是開始於一次突然的醒悟。共產黨的軍隊渡了江，事實上沒有遇到抵抗。他們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進了城，最後的國民黨官員剛好飛離。第二 天早上剛過六點半，我被打開臥室門的聲音所驚醒，看到幾個武裝的士兵進來了。我大聲喊，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退了下去，其中一兩個人還憤怒地嘟嘟囔囔。我 跳下床來，去看看是怎麼回事。這時，整個一個組，約有十到十二個人，回來了，一個代表說話的人很有禮貌地說，他們只是感興趣地轉轉看看，沒有加害的意思， 問我是否明白。我說，是；他重複了他的保證，發現我一點也不熱誠，就帶着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館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輕隨員愛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這時，他也被驚醒了，匆匆地跑來營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驚嚇的僕人也出來了，並且帶領那些來人出去。
這 個事情的本身非常簡單。那些士兵只是些徵召入伍的農村孩子，受到了經心的思想灌輸。他們不太費事地取得了勝利，進入了偉大的首都，出來看看光景。但他們來 到我的大門時，驚恐的夜班守門人昏了頭，沒有按照規定向房內報告，而屈服於威脅，並讓闖入者闖入了。在廚房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240】這些鄉下人一點 也不懂得什麼外交豁免權。從有個人對一個僕人所說的就知道，他們被灌輸了無法消化的概念，他說所有這些財物都屬於中國人民，不久就要歸還給他們。
但 是，國務院卻對此十分認真，指示我對北京也對南京提出強烈抗議。順便說，這很難做到，因為我們和北京沒有外交關係，也完全接觸不到共產黨的高級官員。但 是，我們間接地聽到，這兩個城市的權威人士對於這個事件感到十分惱火；在他們的宣傳中絲毫也沒有提到這事，這也是個證明，因為無道德原則、毫無顧忌地譴責 對方作為最好的防禦已經成了規律。在美國，它顯然廣為傳播，因為好幾天我從收音機里都聽到談到它。後來我們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時間，進行了 教育。在英國和法國大使館，也發生了類似的侵擾。
在這權力易手前一天，在這奇特的環境下，國務院給我訓令，要我回華盛頓。這可以算是正常 的程序，因為在南京已經沒有被承認的政府，而我的總領事、公使級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則在廣州代表着大使館。但是外交使團，特別是由北大西洋集團國家任命的外交人員，都曾經同意對我們各自的國家建議，不要命令我們跟隨中國政府 去廣州，並且允許我們在共產黨入主了南京之後不規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時間。國務院允許我留下，直到我對我們在共產黨控制區的領事館【241】和我們的僑 民得到了滿意的對待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請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代表會面。像往常一樣，那是在外交使團的首席、法國大使的家中舉行 的，是在闖入我臥室那天的下午。那個消息已經傳播開，他們所有的人都驚奇、同情、也擔心。誰也不知道共產黨會對蘇維埃以外的國家藐視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下級軍人的無知會使他們做出些什麼粗魯的行為。已經發生了幾個小事件。此次會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談我們之中任何人如果想離開，那已經為時過晚。國民政府的 官員曾經敦促我們，特別是敦促我撤離。從他們的和我的同事們的態度上，看出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們大家這時已經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 放”了、和那裡恢復了聯繫之後才能夠脫離出去。
我們去參加會和會後離開都沒有受到干擾。但是在隨後的日子裡，卻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國人離開 自己的住所。說那完全是為了謹慎、防範。共產黨特別警惕我，所以我就沒有想離開我的住處。國務院提出了我活動自由的問題，但是我覺得不要為這個問題施加壓 力。它使我隱隱地想到日本人對我的隔離。大使館的一個職員讓我隨時知道無線電裡面的消息以及那裡有什麼其他事情。過了一個禮拜的樣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 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沒有了約會見面，也沒有了社交活動。除了偶爾從北平花兩個多星期寄來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來。當地的中國報紙立即就變成了 黨的宣傳機關報【242】，幾乎沒有了一般的新聞，有的都是歪向黨的路線的。非常幸運的是還允許我們繼續大使館的無線電網絡，允許我們收聽當時的廣播。
我 長期以來就知道的一個內部的矛盾，這時變得尖銳起來。它是我個人對那兩個黨的感情。在國民黨內，我有許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 他們正直、有公德心、受過訓練、富有智慧。但是這個黨幾乎從掌權以來就容忍它的各級官員貪婪、貪污、腐敗、無所事事、無能、裙帶成風、派系鬥爭，總之，具 有它所推翻的那個腐敗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惡。在打敗日本之後，想用軍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來摧毀共產黨的時候，這些邪惡變本加厲了。這個政府持續地喪失了公 眾的支持，甚至公眾的尊敬。在共產黨的軍隊向長江勝利進軍的時候，在政治爭吵、逃跑、叛變、無秩序的退卻之中，那些浮誇自大的防禦計劃破滅了。但是它卻是 受益於美國多種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們真誠制訂的、由許多人的生命護衛的原則和目標也是我們十分相信的。
讓人痛感的對比是，共產黨沒 有個人的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儉樸、勤奮，紀律嚴明，訓練有素。這一切在他們來到南京的時候就十分明顯。對老百姓幾乎就沒有粗暴的對待。他們借東 西很多，但是都物歸原主，或者給予賠償。他們的廣播自豪地說，他們在向南方的長途進軍、【243】分階段地早把物資和救護人員開到了前方，以及在運輸和宿 營中的順利和效率。簡單說，他們把自己的後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們士氣高昂。在我們大使館周圍的天天的操練和講話，使我們親眼見到，而且太多地聽到了那 些明證。這樣，共產黨就給人以印象：他培養了具有中國如此需要的生氣蓬勃、動力充沛的素質的人有千百萬，而基督教傳教活動和其他文明卻極其緩慢地只培養了 極少數具有這樣素質的人。這是得自於組織的能力、嚴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覺的約束、將主義放在考慮任何個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無私地服務於無權勢的百姓、以 及熱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國民黨那些缺點對照，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對於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歷經內戰經濟艱辛和暴政 的老百姓，這裡還有不那麼明顯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變革，他們就歡迎。共產黨天生就有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令人無法容忍的殘酷傳統，具有各種絕對控制思想 和行動的壓迫的伎倆，除了自己的原則和信仰之外，他們對個人人權和原則和其他信仰一概無情地蔑視。聯想基督教運動儘管在數量上不多但是已經為中國的好生活 有了好的影響，聯想燕京等這樣的教育機構等我國的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來關係，只是想到對這所有的一切會帶來怎樣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時，我就感 到不寒而慄。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於要報效國家但為自己的愛國熱情或自己的自我表達找不到可以贊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大量青年 男女，或是那些曾經努力進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標的那些青年男女。還有類似於他們的其他許多人，他們或屬於一些小黨派或並無黨 派，但都是熱烈的希望都已破滅、都遭遇着物質和經濟的苦難、家庭和社會的生活都已破壞、是些尋找庇護處所的不幸難民。不但這些人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 難，而且中國也喪失了在建設性服務中她的百姓應該得到的最偉大的一宗財富。
對我精神上的後果也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對美國的政策所最為擔心 的，已經發生了。正像在我和馬歇爾將軍離開中國前最後的那次談話中所報告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或者給國民政府足夠的援助和必需的諮詢和控制，使它能夠打敗共 產黨，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對中國事務的干預；這兩種態度都比猶猶豫豫、半心半意地繼續援助的形式為好。長期以來，我就看到這第三種途徑的不幸後果，這個途 徑激起了劇烈的反對美國的譴責，我自己則變成了不可救藥的譴責目標。在共產黨的節節勝利下，它變得更為強烈了。
最受痛罵、最受反對的，是 國會在一九四八年春通過對中國政府的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不規定用途的援助。中國政府立即將全部款項用於陸海空軍的器材補給。或者是由於美國官員的有意拖 延，或者是由於按照急切性給製造商定單的次序，這些物資運送得極其緩慢。因此，我們成了中國所有階層的人的批評對象。國民政府因為它“太少、太慢”而批評 我們。先是委員長，後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運輸並且增加數量。【245】共產黨十分惱怒，在他們的誹謗、漫罵中誇大了我們對他們敵人援助的數量。實際 上，他們極大地受益於繳獲的戰利品和國民黨不斷投降的士兵帶去的武裝。他們的奚落和辱罵很是惡毒。另一方面，國民黨轟炸共產黨占領的城市，投彈不准，造成 了平民的傷亡；這使得精明的共產黨用來指出，這是美國訓練的駕駛員、美國的飛機的炸彈造成的。
甚至經濟合作署（ECA）提供的兩億七千五 百萬美元是否有價值，也值得懷疑。關於此事，應該稱讚羅傑·萊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員的熱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這都是美國最佳的傳統。雖然它帶來了一些人道主義的救濟，但是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必須把它看 成是助長了反對的政治敵意。此外，中國百姓的經濟苦難變得如此深重，這樣的救濟相對是太少，太短暫。
鄉村重建項目沒有受到那麼大的譴責。 這是我特別熱心的項目。但是由於多種原因，從開始萌發出這個設想到開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約兩年。由於共產黨向南方和威脅向西方的進軍，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 區，很快就會被共產黨所控制，而這和美國國會的意圖是相違背的。面對共產黨巨大的組織和經驗，這個項目看來是規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卻是由三個中國人和兩 個美國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主持的，從工作的勤奮和水平之高來說，真是沒有人能夠和他們相比。從它很可能得出某種憤世嫉俗的教訓：將慈善事業和政治攪在一起 是無奈和無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國自由主義和對中國友好善意的代表，而這時，我卻被誹 謗為“帝國主義的美國政府、和她那幫助反動、封建、不可救藥的蔣介石統治的機構”的官方代表。各行各業的燕京畢業生都對我沒有繼續擔任燕京大學的校務長而 遺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學到的（也是最難學到的）第一個教訓，就是不要說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終了之前，會弄清楚，我自始至終一直 還是我自己那樣的人。
對於信奉粗魯的唯物辨證法的中國共產黨也有個意味諷刺的情況：它們產生了一些精神上的價值。他們的成功大部分是由於 他們設法造就了對主義的無私獻身精神，而這是國民黨的一些成員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響已經較深地滲入了國民黨圈子裡，基督教幾乎都 只同情這一邊。我常常懷疑，如果沒有必須用武力進行世界革命、和用蔭蔽的和武裝進犯來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偏執教條，如果不用仇恨做動力，如果不憑仗嚴 格控制的宣傳、以及所有的警察國家的那些邪惡，共產黨的精神和社會熱情是否還能夠保持得住。只要是被這些所敗壞了的社會計劃和制度，對於我所最關懷的兩件 事就沒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國的基督教活動，二是中美互利的關係。不同於這些的表現和調整，都只能是短暫的、權宜之計的。所以，美國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 極，那麼還能夠是什麼呢？
【247】
共產黨攻占了南京之後不久，就派黃華去那裡主持它的對外事務管理局。王舉美（音譯） 是最早加入共產黨的燕京畢業生，立即改名為黃華（在那種情況下，經常是這樣改名的）。他曾經在馬歇爾將軍使團在北平設立的機構“軍調處執行部”工作。他在 那時已經徹底共產主義化，但個人對我很友好。鑑於他的地位，鑑於共產黨反對美國的路線，以及他們反覆聲稱將所有外國外交官員只看作是普通個人，我就不知道 黃華會用什麼態度對待我。
他上任幾天后就給傅涇波電話，約定時間，並且誠懇地談了約一個小時。在分開的時候，傅建議黃和他的老校長聯繫。 黃回答說那只能是在那個基礎上聯繫，但是他會和其他人商議，之後會告訴傅。幾天后，黃打來了電話，以他通常的那種友好態度談了約兩個小時。因為共產黨已經 定規不承認和國民黨密切聯合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就接受作為普通美國公民的提示，遵循實際的當地權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個（“承認”的）問題。 這就給了我機會，使我先解釋說外國沒有其他辦法，只能繼續承認共產黨也承認的仍然存在着的國民政府；在出現了一個顯然受到中國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 政府，而這個政府表現出證據，證明它願意並且有能力依據國際標準和其他國家保持關係，到那時，【248】自然就會討論這事。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外來的人只 能被動地等待。換句話說，要接受考驗的不是外國，而是他們自己。他的拜訪無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無疑也將透露給他的報告了回去。
這個 事件的有趣之處，在於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敵對、都自詡為民主解放力量、而譴責對方為好鬥敵意的兩個意識形態間的壁壘，在無數接觸時應該以什麼方式 進行。即便這些意見是共產黨教義的追隨者製造出來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狀態至少也是我們以相反方式對待事務的人必須計算在內的一個因素。黃華是個例證， 他在這方面也有真實的正常人類的情感。
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產黨手中，接着他們就逼近上海。他們當然了解在那個自負的歐亞式大都會裡面有國 際、經濟、管理和其他的問題。他們很可能會願意繞過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員長下了令，退出長江，在上海防禦。因此，他的下屬採取臨時措施來保 衛上海地區。物質的準備是荒唐、意想的，執行得非常浪費。但是上海居民對它的反應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後果則更為惡劣。保密局的特務追蹤疑為左傾的人。被認 為願意和共產黨談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則被脅迫去了香港，或為安全起見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夠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為防禦設施的特殊“捐獻”，它 也變成了對個人的勒索。【249】船隻和車輛都被強征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十分有效、公眾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這時則僅僅增加着無言的憤怒。夷平了房 屋，砍倒了樹木，阻斷了通途，為了贏取公眾的支持又強迫張貼標語、組織遊行。為了同一個目的，給士兵支付銀圓，發放電影票，並給予或許諾其他特殊待遇。這 時，共產黨的特務在地下積極活動。但是，委員長對他的追隨者的掌握足夠有力，使得防禦的軍隊和過去的戰鬥相比有了一定的協同，並且也激勵得他們比較願意去 作戰。如果在過去戰鬥中能夠這樣，那會更有意義。但是，沒有幾個星期，共產黨就占據了上海。
新的當權者不理會困在南京的我們這些外交人 員。說是為了防範，我們被禁錮在城牆的範圍內。大多數人甚至不准和他們自己的政府用密碼聯繫，變得十分無聊而且焦躁。我們和英國人有自己的無線電設備，法 國人也有一定數量的。但是由於軍事的需要，不准使用商業的線路收發密碼信息，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能夠說明在這種情況下的眾多不正常的事務之一。當局從來不 放過任何機會來提醒我們，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我們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們允許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樣行事。當較小的使團首腦為新聞或諮詢來找我 的時候（我願意他們想來就來）,我才知道他們既不知道新聞，又接觸不到中國的事務，是如何完全被隔絕着。他們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娛樂生活也是這樣，那些 亞洲的國家尤其如此，這真是既特別又有諷刺意味。【250】對我自己來說，我並不忙，但是從來也不會沒有事情做。單單閱讀和處理每天的消息事務就要用一些 時間。美國大使館是個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傳教士，和少數中國人，有豐富的社交娛樂。總有像朗費羅（Longfellow）所說的那種“甜蜜 寧靜的書籍”。但是既代表美國政府，又在中國住了那麼長的時間，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便在這個自覺自愿的隔離期間，我還是不斷地接觸着外界情況。
我 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國的公民交換交換意見。在占領後最初的日子裡，鐵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亂之中。過了足夠的時間，我請黃華指出 我去上海必須要做的步驟。他又是說，我現在只是個普通的美國人，但是當然它是個“特殊的情況”。將我當成一個普通人，他對我大使館的護衛、傅涇波和我，一 個大使館的官員和黃華的三個特派人員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們會面；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有兩輛車的便衣警衛跟着我。這樣做的原因似乎是由於 怕國民黨的特務（他們認為城裡還有許多特務）會對我做點什麼敏感的事而給新的當局製造麻煩。結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樣自由走動，只能呆在總領事的住所，拒 絕社交的邀請，而等待人們來拜訪我。我不僅覺得自己過於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員對來訪的人（特別是中國人）有不歡迎的注意。對最初共產黨統治上海的日 子的印象，是他們【251】控製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並以條件差的民眾的名義，則會激起變得很劇烈的勞工混亂；國家民族主 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狂熱，撞擊着這個大都會，讓五百萬人吃飯以及保護他們的實際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個意義重大的實驗場所。
我 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對待的，因為其中有幾個人也想這樣做。因此，我下決心要爭論國際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權，譬如其中的行李免於檢查。共產 黨的官方立場是：我們是普通人，沒有這個權利，所以可以用它來檢測對立的原則。萬幸，沒有發生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證上說我是“前美國大使”，這使我和 我給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個歐洲的同事在得到類似的頭銜時變得十分惱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國和美國在處理中國事務上，以及在自己 的處境改變時的一個顯著不同。有兩家外國人擁有的英文報紙在共產黨“解放”上海後在那裡存留了下來，並且決定在新的統治下暫時繼續下去。那是北中國每日新 聞（中文名為字林西報，英國）和上海晚郵報（美國）。北中國每日新聞的名稱是英國從廣東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記錄，在那個初創階段，他們覺得上海已經是十 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父親在杭州就訂閱這個報紙。那時它有個副標題，叫做最高法庭及領事公報（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個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輸在我那幼小的心靈里，成為對英帝國壯麗前哨奇蹟的極大尊崇。【252】每日新聞很久以來就占用面對外灘、一 排屬於英國官方或半官方企業大樓中的一個；它近年來被謔稱為“外灘的守舊老女人”，因為它的編輯作風是典型的嚴謹、拘謹的。
我在這次旅行 時，這個報紙疏忽地登了一個傳言，說國民政府的海軍在長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脅了來上海的道路。馬上就有了後果：所有的航運都癱瘓了，在這個依靠航運才能 生存的城市裡，普遍發生了恐慌。對軍事和意識形態衝突很有技巧的新當局，在對待這一類問題上卻完全沒有經驗；在一個星期之中，沒能採取任何措施。最後，在 英國人的指引下，兩艘臨時的掃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復了公眾的信心。這個事件如果不是出於愚弄，就是道聽途說的。但是不能不找個替罪羊；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報 界把所有的都歸於北中國每日新聞，憤怒地責罵它。這部分是共產黨標準的伎倆，部分是長期以來反外積怨或妒忌的牢騷發泄。一個幾十年來無可辯解的英國半殖民 統治的機關報，怎麼對待這種侮辱？它在它的頭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譯文，向軍事管制委員會表示了真誠、謙卑的歉意，說它有錯誤，傳播了沒有證實 的消息，給上海帶來了傷害。從中國人有能力讓這個報紙停刊，以及英國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資來看，這個行為表明了某些性質，是這些性質幫助着英國人在他們過 去的輝煌削減、退縮的時候如何做自我調整。在情況處於變化的時候，這個報紙至少得到了緩刑。
也是在這個期間，美國日報的編輯蘭德爾·高德 （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經營經理的電話，說【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資的雇員鎖在報社裡。由於最後的這些勝利者的極端宣傳，這種事情對中國和外國雇主都不 是極其特別的經歷了。高德（Gould）以他對美國同事和對報紙的責任感，雖然知道會有同樣的命運，但他立即去了辦公室。爭議繼續下去，直等到來了工會的 代表，提出了一個更合理的解決辦法。非常奇怪，當美方提出要將這事提給市政當局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反對。到了午夜，達成了協議。但是當排字工發現編輯為下 一期寫了一個報道，談了事實發生的經過，他們就又開始罷工。在高德（Gould）看來，這是侵犯編輯部的權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寧肯把報社關掉也不肯做這 樣的讓步。但是對於即便是職務低下的中國技工來說，那卻是公開的丟面子。新的當局是否後來會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誠、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報紙？從 共產黨一般的作為看，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決定是無可替代的美國式決定，正像他同時代的英國人的現實主義的決定一樣。
只是由於傳言說長江口布了雷就對上海造成了傷害，這可能使敗北的國民黨首腦宣布了關閉所有的共產黨港口。他們狡黠地不使用“封鎖”這個字眼；他們絕望得已經不去認真注意英國和美國抗議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繼續絞殺這個城市生活經濟動脈的預期效果。
在 上海涉及到英國人、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的許多事件變得極其麻煩。它們常常是由於工人總的動盪引起的，有時是由於【254】個別的無意違反了新規定引起的。 原先在外國人的居住區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現在，突然堅持只用中文，這就在留下的外國人中造成了難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對待，污辱性的言辭極 為傷人，使人感到羞辱。他們被迫簽署聲明，做出道歉，並且將那些聲明和道歉刊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附有對事實的傷風敗俗的歪曲。所有的這些都可以用來做社會 學的個案研究。主要是英國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具有輕蔑的種族優越感的態度，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傳統。這種“上海頭腦”變得極為明顯。 隨着這個港口和中國民族主義迅速擴大，對這種態度的仇視也在增加，雖然由於情況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儘管在日本人占領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後將市政權威 交還給中國後，這種舊風氣有所改變，但是它還徘徊在那裡；慍怒、敵意仍在加重。在最後的那段時間，國民黨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國的援助，最高層的指示使得美國 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許多美國人也天真地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種族歧視積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這些以外，還有共產 黨毫無休止的反對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宣傳，把我們都說成是貪婪的帝國主義分子。沒有服從撤離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中國人的友 好感情，雖然他們充分理解會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險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卻成了過去積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們的受害還由於用舊仇哺育新近共產黨灌輸的新的民 族主義精神和它的自負。【255】
到了七月底，我開始認真計劃我的撤離。有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譬如將我們領事人員從瀋陽撤回。我還在等 待一位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從北平回來，他很盼望能夠和共產黨在一個沒有偏見的國際項目中合作。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曾經力促他訪問北平，我相信他會給我第一手可 靠的關於他們意圖的消息。為了能夠保證有足夠的時間等他從那個情況不詳的旅行回來，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個飛機已經修好，做了試驗飛行，結果 滿意。允許這樣做，是共產黨願意促進我離開的明顯證據。但是有了個不祥的麻煩徵兆。當地的公安局（警察局）準備了一些離境申請表，在末尾有一個“鋪保”， 是擔保有關的那個人離開時沒有拖欠的債務、也沒有尚未解決的訴訟問題。這樣，就開始了一個概念的對立，它本身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卻完全表明了毫不妥 協。共產黨武斷地決定將外國的外交人員都只看作是各自國家的公民。他們打算要所有的外國人都填寫，而沒有想過（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員離開一個國家的時 候，有豁免權利的慣例。但是已經公布了這種條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丟面子，而且成了承認一個盲從的制度做出了錯誤；這個盲從的制度之所以能夠保持 士氣，部分原因就是堅信他們自己的教條，決不能有任何一點懷疑。
但是，國務院卻極為嚴肅地將這個問題看作是原則、威信和事無先例的問題。 黃華和章漢夫和他們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聯繫，【256】並且試圖影響他們當地的同僚。黃華一向當然總是防範着不能讓人看着像是對他原來的大學校長有感情而犧 牲黨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協。我則被免除了那個令人生厭的“擔保”和行李檢查。我可以將三個月來積累的絕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員的私人信件帶走，而 不受任何檢查。他覺得原來允許乘大使館的飛機離開中國也已經很是例外了。他們接管時，飛機已經在這裡，只要海岸線還在被封鎖着，這是我外出的唯一辦法。
機 組一共有四個人，包括我的空軍武官約翰·當寧（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駕駛。其他的乘客是上海總領事約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館人員亨利·信德里爾（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奧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涇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說是因為醫療諮詢而離開。奧利弗（Oliver）先生的身體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為此以及所造成的 心理後果而被命令回國。我們曾經試着探索是否有可能從兩個中國私人銀行和一兩個其他公司取得鋪保，但是作罷了，因為得知他們因為不信任共產黨的做法而不敢 冒那個危險。報告了這個情況，他們告訴我們說，美國的公司也行。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讓我們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擔保他們自己的外交官員，這實在有些滑稽。國務 院發來指示，說一行中的任何美國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擔保人，即便是大使館作保也不行。這樣，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發狂的焦慮中，日子就滑了過去。在我應該 加快飛返家園的時候，卻一次次地出現在教堂和其他聚會中，會見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實在讓人覺得羞辱。
【257】國務院要發表一份 “白皮書”，回顧它近來對華政策的全部情況，來回答國會和在其他地方對它的批評。這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它顯然對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都做嚴厲的譴責，因為國 務院要我在發表它之前安全地離開中國。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給我多一些機動時間。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遲到了八月二號。華盛頓和我以及 黃華和北平交換情況拖拖拉拉，似乎即使發表的時間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會使我免於國務院認為發表它會給我帶來的後果。我自己擔心的是，它可能會激怒共 產黨，會破壞對我離開所進行的微妙商談。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共產黨的政策使得我對國務院建議，要做出將美國人撤離共產黨控 制度地區（特別是上海）的計劃。反美的宣傳變得更為辛辣、刻薄，對蘇聯的效忠變得更為坦率，對外國（實際是對所有的私人）的企業的歧視變得更窮凶極惡，警 察國家的壓迫技巧和國家操縱的企業的技巧正在成形。沒有離開中國的傳教士，一般都以原來帶領他們步入這個事業的靈性面對未知的未來，並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 情況中留下來的本身，會成為有證據意義的有效形式。但是對於企業界，前途的確黯淡，任何理想主義的目標都不能帶來寬心。美國商人和英國商人的情況也還有區 別。很多英國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資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離，就會破產。保持住這個利潤豐富的貿易，對英國國家來說也是遠為重要的。幸運的是， 我們和中國的貿易【258】在美國對外全部進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於放棄他們在中國的利益而受害最為嚴重的美國人，可能也會在其他地方重新開 辦商業，而沒有太大的困難。
在這樣一些考慮的下面，是共產黨直率的聲明：外國不要涉足中國。那主要是對我們討人嫌地援助他們對手的政治憤 恨。但是在黃華對我所說的裡面多少也有點道理，他說，任何一個農民、商人或學生都會同意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意見：希望我們停止闖入中國的事務。但是，對於所 有的這些還有另外的一面。他們的領袖知道中國在過去從我們這裡接受的所有物資救濟，也知道他們自己迫切需要恢復經濟和工業，而在這方面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 都無法給予足夠的幫助。但是儘管有這些實際的迫切需要，他們也不能偏離他們的正統教條。
一定是經過了劇烈的討論，共產黨最後同意了讓大使 館為我們一行的其他人簽署所需要的保證。這是極為勉強簽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嚴重的抗議，仔細說明他們的規定是多麼粗魯地違反了迄今為止的普遍同意的國 際外交禮儀。由於他們粗暴地、不退讓地不承認我們的官方地位，他們就堅持拒絕我們反覆受命提交的抗議，因為再次出現這些問題會影響我們和我們的國民。在這 方面，黃華又一次極大地放鬆了他其他的忠誠，否則他不會聽一個美國的大使像對一個過去的學生那樣講話。順便說說，這個相當愚蠢的態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 興談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後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護衛抗議要求他做些沒有要求美國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國大使根本就沒有來過。【259】當提出 我的名字的時候，負責人員淡淡地說，最近是見到過一個叫那個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後看來我們可以起飛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號。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兩個禮拜，但是還是在計劃發表“白皮書”之前。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五）13,14,15章(回到華盛頓與個人的反思)
第十三章：去華盛頓，在華盛頓
【260】我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乘坐大使館兩架中較小、較舊的一架飛機，離開了南京，打道回美國。和 我同行的是傅涇波、約翰·卡波特（John Cabot）、奧利弗（Olive）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信德里爾（Henry Hinderer）。機上有機組三個人，駕駛是大使館的空軍武官約翰·當寧（John Dunning）上校。當時我不知道，但是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麼多的人，加上那相當數量的行李，那個不是最適於航行的飛機是超載了。無論要冒多少新危險 新，我們都高興我們已經上了路。在中國的最後那幾周，是不舒服、變幻無常、煩惱、憤惱、憂慮、甚至是擔心的幾周。
在晴空之下、平靜的海洋之上安穩飛行之後，我們到達了沖繩，受到美國軍人的熱心歡迎和照料。第二天，我們換乘了較大的大使館的一架飛機，那是派到中國為大使使用的、設備齊全的B27新飛機。在離開沖繩前，我高興地在浪里好好地游了一次泳。
這架寬敞、安全的B27載我們飛完了餘下的行程。它載我們到了關島，又受到了熱情、令人難忘的歡迎，在一個很漂亮的海灘里我又游了一次泳。
在 八月五日凌晨兩點鐘，我們到達了檀香山的機場。在那麼早的時候，我們受到了海軍上將司徒爾特·默瑞（Stuart S. Murray）和夫人以及他們的可愛女兒蘇薩楠（Susanne）的歡迎。在兩整天裡，我都高興地受到了默瑞（Murray）一家最為殷切的招待。 【261】太平洋艦隊司令拉德富德（Radford）和他的夫人為我設了宴；檀香山的燕京同學會為我開了歡迎會。我找時間沉湎在瓦胡島美妙無比的海灘的溫 暖陽光下，游了兩次泳。
我在檀香山的時候，接到了兩份“白皮書”，那是由國務院準備、剛剛分發的，題目是【美國對華關係——尤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間的關係】。
在 八月六號晚上，我們和默瑞（Murray）一家和其他人告別，七號我們到達了舊金山，受到了政府官員和其他人的歡迎，其中有我在莫比爾（Mobile）兒 時的老朋友、在北京長期的同事威廉·派塔斯（William B Pettus），還有我的表親瓦潤·麥克布來德（Warren McBryde）。在舊金山我在麥克布來德（McBryde）夫婦家裡住了一夜。之後，我們就飛去了華盛頓，在十號下午四點降落到機場。歡迎的人群是眾多 的朋友：美國人，中國人，親屬，官方人物，新聞界的人和攝影師們。我特別高興見到我弟弟瓦潤（Warre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ie）；國務院的迪 安·臘斯克（Dean Rusk）, 瓦爾頓·布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菲利普·思普盧斯（Philip Sprouse）以及曾經和我同在南京的官員們；還有中國大使館的譚紹華博士和其他人。
在華盛頓機場，我就迅速被帶去了國務院。在那裡第 一個和我談話的是沃森·波特沃斯（Watson Butterworth），他建議我不要接受採訪，除非有特別的理由否則就不要見拜訪的人，意思是躲起來幾天。甚至建議說離開華盛頓十天或兩周。然後，我 和傅涇波就一起坐車去了夏雷頓（Carleton）旅館。
兩天之後，我拜訪了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第三天，由艾奇遜（Acheson）先生的陪同，【262】我第一次和杜魯門總統見了面。我和馬歇爾將軍的第一次談話是在幾個星期之 後的事。在私人方面，我感受到了那些交談的友情，但是，談話的實質加重了我仔細閱讀了白皮書所產生的對華政策的巨大疑慮。
離開檀香山、在飛機上，我有機會審視了國務院的那本【美國對華關係】。從那之後，我有了足夠的機會不僅去研究他的內容，而且去觀察、反省它的性質並且注意它的影響和它的一些作用。
那 本書用一些敘述、許多文件和文件的摘錄，說明了美國和中國在過去和當代的關係，特別關注的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這五年中國的情況和美國的政策。【白皮書】 的開始是“特送函，Letter of Transmittal”，標有“國務院，華盛頓，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III-XVII頁）”，有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的簽署。這表明這個“報告”的由來以及要賦予它什麼目的。開始的一段是這樣的：
“總統：根據你的希望，我將我們和中國的關係編纂成一個記錄，重點是最後這五年。這個記錄正在印刷之中，因此美國國會和人民就會看到它。”
在 第二段里，它說：“…我責成編纂本文件的人，要將它寫成一個記錄，用它來展示在那時決定我們對華政策的重要事實，並且反映那個政策的執行。這是長時間以來 美國以親密的友誼聯繫在一起的那個偉大的國家的真實記錄。【263】沒有遺漏任何現有的材料，因為它包含了批評我們政策的陳述，或者可能作為日後批評我們 的基礎。”
第三段，在談了美國政府和人民在中國的傳統友誼之後，帶有遺憾地說：“鑑於編纂這個記錄要尊重事實，所以就需要發表該國國內令人不安的一些事實的說明。但是，我並沒有感到由於那個原因可以停止出版它。”
那個信件繼續說：“在形成近代中國運命中有兩個因素在起重大作用：”一個因素是人口的增長，它“對那個土地造成了難以忍受的壓力”；另一個因素是“西方和西方觀念的衝擊”，它“在激發醞釀和動盪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 後是談中國的革命，談國民黨和它主要的領袖，談中國共產黨，談一九二七年的分裂。之後：“在很大程度上，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之間這段時間可以寫成是國民 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鬥爭，而共產黨顯然是在打敗仗。在此期間，國民黨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當的進展，統一了國家，建立了國家的財政和經濟實力。但是，在 這十年裡的什麼時候，國民黨開始喪失了創建它時候的那種活力和革命熱情，而中國共產黨的熱情卻變得狂熱起來。”
在這個敘述和緊接的敘述 中，都沒有提到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掌了權，建立了中華民國國家政府，以及全世界承認了它是中國的政府。從一九二七到那時中國的“內部衝突”或“鬥爭”，被 簡單地說成是兩個黨派的鬥爭。但是，後來的確在敘述中出現、提到了【264】“那個政府”、“那個政府和國民黨”、“中國政府”和“國民政府”。
對於開始於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侵略進犯及其後果，說：“那些戰爭年度的悲劇是物質和人力的毀壞，在很大程度上毀掉了發展的中產階級，而這個階級卻一直是自由民主的脊梁、中流砥柱和良心。”
在 這裡又談了中國的發展，以及由美國先後負責的官員解釋的“（美國）政策必須適應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情況”；談了赫爾利將軍的出使；談了雅爾答協議的達成 和與它有關的事情，以及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署了這個條約，還有在它的簽署前美國官方的忠告、在簽署後美國的警告。日本戰敗後美國 政策的這個題目是用以下的聲明開始的：“當和平到來的時候，美國對中國可以有三種路線：1）它可以完完全全地撤離；2）它可以大規模地採用軍事干預，協助 國民黨消滅共產黨；3）它可以在幫助國民黨在儘可能大的地盤裡維護自己的權威，努力使雙方妥協，避免內戰。”
然後敘述了導致採取第三個路線的理由：“以第三個策略，去面對情況的事實並設法幫助做出避免內戰的暫時妥協，以保存甚至加強國民政府的影響。”
赫 爾利將軍和在他之後的馬歇爾將軍都努力去“做出”“一個暫時的妥協”，但是【265】“事實證明了，第一個目標是不現實的，因為雙方（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 雙方）都不希望它能成功…但是協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標，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我們是積極從事的。國民政府是個被承認的政府，是個友好的力量…當馬 歇爾將軍在一九四七年初離開中國的時候，國民黨顯然是在他們軍事勝利和擴大地盤中的頂峰上。但是在其後的一年半，發現了他們貌似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 利是建築在沙灘上的。”
信件的下面幾段是進一步談馬歇爾的使命，然後是魏德邁的使命。再就是：
“中國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 細節，可見於附上的記錄里。它並不是由於美國的援助有何不當而造成的。我們在駐地的軍事觀察員報告說，在關鍵的一九四八年內，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一個戰役是 由於缺少武器彈藥而敗北的。事實是，我們的觀察員在戰爭初期在重慶見到的腐敗，致命性地侵蝕了國民黨抵抗的力量… “國民黨的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瓦解了…
“完全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首腦在意識形態上是隸屬於莫斯科的，我們的政府根據在中國幾個力量存 在的平衡來看，認為只有滿足了某些條件，才能夠取得和平。國民黨必須把自己的內部整理好，雙方都必須做出讓步，這樣，一個中國的全國政府不僅只具虛名，才 能夠成為實質上的中國的全國政府。這樣，所有的政黨才可能在政府的憲法制度中起作用。
【266】“這些條件一個也沒有實現。”此外，國民 黨不同意馬歇爾將軍的軍事建議，並且招致了國民黨更加混亂。儘管如此，“無論是和平或戰爭，美國仍然維持着歷史上的對中國人民友好和幫助的政策。” 我們“以贈款和貸款的方式幫助中國國民黨”；我們“將大量的軍用和民用的戰爭剩餘物資出售給中國政府。”在軍用物資里“有很大一部分”“由於國民黨的領袖 在軍事上的無能、愚蠢、不稱職，他們的叛變和投降，以及他們軍隊沒有戰鬥意志，而落入了中國共產黨手中。
“對中國過去和目前局勢做現實性 的評估，導致了以下的結論：美國唯一的另一個選擇，就是為了一個對自己的軍隊和人民已經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做全面的干預。這樣的干預需要的花費甚至要遠遠大 於至今已經毫無成效的花費，需要讓美國的軍官指揮國民黨的軍隊，很可能需要美國的海陸空軍武裝力量參與因而發生的戰爭。這樣規模的干預，可能會受到中國民 眾的怨恨，可能也會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中國的民心是在共產黨的手裡。共產黨的領袖…公開地聲稱他們從屬於一個外國的勢力，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中國人認為完全是本土的和民族的廣闊的改革運動掩蓋了那個外國的支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援助是無用的。
“不幸但是無可避免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悲慘後果是超出了美國政府所能控制的。【267】在美國力所能及的現實範圍內所做過的和可能該做的，都不會改變那個後果；美國所餘下沒有做過的並沒有導致那個後果。
“但是，我們仍舊相信無論中國近期的未來會是多麼悲慘，無論中華民族多大一部分人會由一個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的政黨所剝削，最終，中國的深遠文化和民主的個人主義都會再現出來，她會掙脫、拋棄外國的枷鎖。我認為我們應該鼓勵目前和將來所有朝向這個目標的發展。
“這個共產黨政權如果把自己投身於蘇聯帝國主義的目標，如果試圖侵略中國的鄰國，我們和聯合國的其他成員國就要面對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威脅到國際安全的情況。
“同時，我們會根據我們對那個憲章的尊重、我們和中國的友誼、以及我們一貫支持門戶開放和中國的獨立和政府和領土的完整而繼續我們的政策。”
我 認為將這個“信件”的摘錄作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值得的，因為它是個關鍵，可以用來解釋美國鑑於對華關係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國務院的思維 混亂；它還說明了我來到華盛頓的時候（以及此後的多少個月份），美國對於中國的官方政策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我第一次聽到我的政府想要發表這樣一本書的時 候，我就有深深的疑慮。我讀了那個“特送函”的時候，我更確認了【268】那些疑慮，並且有足以使我驚愕的理由。
在那之後，人們告訴我，我也反覆讀到，說，任何一個政府在仍然和另一個國家和它的政府存在着友好外交關係的時候，卻公開發表對另外那個國家和它的政府像美國政府對中國和國民政府所做的那種敵對的批評，這是絕對沒有先例的。
我 熟悉了那個報告的內容後，更加大了我的驚愕。我發現它的目錄有十七頁，大事記五頁，四百零九頁的記述，和六百四十一頁的附錄。記述和附錄當然是這本書的主 體。那個記述根據大量的文件介紹和摘錄和釋義來佐證、加強，有個單方面、偏袒的說明，說明從一八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間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我從許多觀察角度 上，對所有的這些當然都很感興趣。但是，使我不得不最注意的那個部分，是“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出使，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雖然我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 日被任命的，在前面一章，第五章，“馬歇爾將軍的使節”里，也已經涉及了馬歇爾將軍的使團時期和那不久之後發生的事情。在第六章那八十頁里，談了一九四七 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的情況。
在整個的書中，都有從“絕密”和我認為屬於那種性質的文檔裡面的摘錄。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還 有在那有關的三百三十三頁的附錄里，我發現有從中國大使館發出的急件、重要消息的摘錄或部分內容，從而使得將一些報告公布於世，而那些報告卻是秘密的談 話，秘密傳給的消息，大使館自己對它們的理解、提議和建議等。【269】
“特送函”的內容使我驚愕、驚恐，而報告的內容和其中暴露的秘密 材料則令我十分震驚。我越想越擔心：這一切會對美國、對中國、對中美關係都會有什麼影響？我很快就問我自己：這對那些被提到了名字的人和他們的言論被引證 了的中國人，會有什麼影響？將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美國人的觀察、預計和勸告的原話逐字逐句地重複出來，對這些人會有什麼影響？對日後美國外交和領事官員的報 告，會有什麼影響？
白皮書的另一個使人不安的方面，是它對美國政府過去聲稱的政策和後來聲稱的政策在結論上前後不一。發表了白皮書之後兩 個月，國務院聲明美國仍然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國政府聲明不再對那時已經遷到台灣的中國的國民政府給予援助；這項政策一直 維持到共產黨襲擊了大韓民國的一九五零年六月，這時，它就突然改變了。
事實上，讀這本不尋常的書、對它的內容感到困惑和憂慮的人很多，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員。此外，我很快就知道了，國務院曾經把相當數量的白皮書送給美國在國外所有的外交使團，並且指示要將它廣為散發，做有效的宣傳。
這 本書既受到了高度稱讚，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和它相比較，我也不願意評估它的優點和缺點。但是有一點，我願意把它記錄在案：對於我來 說，【270】在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決定上，它展示了它所依據的正確的材料。很清楚，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寫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而是要挑選一些用於 做出當時使用的政策的材料。所省略了的材料，是做出政策的時候所要拒絕的材料，也就是不去依賴的材料。
白皮書用來告訴全世界，說，以美國 政府的看法，國民黨已經在“內戰”中輸掉了。它不承認美國的政策有任何錯誤，而力圖將所有的過失都推給了中國的國民政府。它說，對於那個“悲慘的結局”， 完全和美國的政策無關。按照它聲明的含意，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國為了使那個政府存在下去的努力，到此就結束了。
這就是我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正式宣布的態度和立場。我發現這也是我到達華盛頓之後、見到的官員們所持的態度和立場。
在 華盛頓，主要和我談話的是遠東事務辦公室的主任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先生。我發現他完全忠實於我們政府所採取的這個立場，並且也忠實於一種觀念，就是我應該按照這個立場來想，按照這個立場來表達我 自己。也是他，要我避免和報界和公眾接觸，要努力讓某些報刊編輯“冷靜下來”。
當說到公開講話這個問題的時候，允許我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基 金會（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上做一次演說，要依據是我十分小心準備、被審查修改、由國務院批準的一個文稿。我做了那次演講；又用同一個文稿在新澤西州的拉斯維 （Rahway）中心長老會教堂重複了一次。
【271】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者在北平（這時他們把北平改回北京的名稱）組織了一個新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那個政府模擬了蘇聯成型階段的形式。
在十月，國務院召集了一個關於遠東的“專家”會議，參加的人是由國務院邀請的不同行業的人，還有國務院指定的官員。邀請與會的人的名字、幾個（但不是全部）被指定的官員的名字，討論的逐字逐句的記錄全文後來都公開了。
在 會議上，幾個官員“簡介”了和遠東、特別是和中國局勢有關的事項，以及政策的問題。討論是按照在會前分發的議程進行的。在會議進行中，看得清楚，大部分與 會者（包括幾位最具聲響的教育家）都認為中國的國民政府已經“完蛋了”。他們對那個政府的命運已經不再感興趣。菲利普·傑薩珀（Philip Jessup）主席提議討論承認共產黨政權的問題；於是，幾位與會者就強烈地敦促承認並且援助那個新政權。有少數人反對這個看法，力勸不要倉促採取行動。
我 參加了整個的會議，我所聽到的都令人不安, 令人驚惶，令人沮喪。儘管國民政府有那些弱點和缺點（在我的回憶錄里已經直率確認過），但是那個政府終歸是受到美國民主意識的啟發，【272】通過革命的 熱情而建立起來的。多年以來，它經受着中國的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共產黨）的攻擊，並且遭受來自外國（特別是日本）的外交和武裝的攻擊。從來也沒有讓它從事 改革“民生”問題的和平安穩的環境。所以毫不奇怪，在抵抗日本侵略八年之後，當它遭受了得到蘇聯的鼓勵和物資幫助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全力攻擊時，它是無法 使一個倍受戰爭之苦的人民集合起來做有效的抵抗的。它被迫從一個據點撤退到另一個據點，最後退到了台灣。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相對地很少談到中國在內外兩 方面的困難，而將國民政府垮台的全部責任都推在那個政府身上。
國民政府曾經指望美國的更多、而且和已經接受到的有所類別不同的援助。有些 允諾給予的援助用了很長時間才到達中國，那時已經沒有了什麼好處。國民政府沒有預料到雅爾答協議將滿洲（東北）至關重要的權力交給了蘇聯，從而也就是交給 了中國共產黨，這樣就鋪平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那個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沒有預料到蘇聯政府會很快違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協議，協議是只給予國民政府以 物資和道義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五零年共產黨攻擊朝鮮之間的這段時間裡，國民政府急切需要同情、理解、和援助，而美國政府的奇怪、前後矛 盾的政策卻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強那個政府。
蔣委員長的密使鄭介民將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來到了華盛頓【273】，那時，我只能對他說，按我所看到的情況，國民政府再不會從美國得到任何進一步的援助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它立即就尋求其他政府的承認。第二天，十月二日，蘇聯宣布了對它的承認。十月三日，中國的國民政府宣布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像上面已經說過的，在十月四日，美國國務院重申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
雖 然在那時和在那以後，我都沒有印象說我的政府有意承認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但我發現國務院對中國整個問題的態度，基本上是個困惑的、不同情的、失敗主義 的態度。回過頭去看，我覺得一九四九年十月到達了最低點，那時美國政府雖然仍然承認國民政府，但是卻停止了對它的援助。這種態度一直維持到八個月之後共產 黨入侵了朝鮮，到那時，才判斷出共產黨在遠東的推進威脅到了世界的和平，美國和聯合國必須對它進行抵制。
一九四九年秋天共產黨的軍隊向南 挺進，國民政府判斷需要從廣東撤離。十月十二日，代總統李宗仁宣布將政府遷到重慶。但是，幾個星期之後，重慶也陷入了共產黨的手中。最後，【274】在蔣 介石大元帥的指示下，國民政府遷到了台灣。十二月九日，行政院在台灣省府台北開始辦公。李宗仁去了美國，在十二月七日住進了紐約的一家醫院接受醫療。
十 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承認了北平的共產黨政權。一個星期後，在一月六日，英國政府宣布聯合王國承認那個政權。這當然包括撤消對國民政府的承認。隨後，在一 九五零年的頭六個月裡，有一系列的承認的變換，有些是亞洲的政府，有些是歐洲的政府。總共有二十五個政府做了自己的承諾。如果美國政府追隨了英國政府的榜 樣，這個數目可能還會增加，因為許多政府會追隨美國的榜樣。
美國政府顯然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它似乎不傾向於國民政府，而傾向於共產黨 的政權。但是共產黨對美國官員的侮辱和共產黨在北平沒收了美國的資產，在美國激起了公眾憤怒的浪潮，所以，官方對共產黨採取有利的行動被排除在外了。但 是，這個政府確實對國民黨採取了不利的行動。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國不直接也不間接給台灣的國民黨任何軍事或任何物資援助，也不派顧 問。一月十二日，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的報刊俱樂部中演說，重複了這個聲明，並做了詳細闡述。
此後，在報刊上，在許多論壇上，在整個美國 和聯合國里，對承認北平共產黨政權的問題爭論了好幾個月。【275】一九五零年五月，約有三十五位美國參議員聯名簽署信件送交杜魯門總統，要求美國政府明 確保證不打算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也不支持讓那個政權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艾奇遜先生做了回答，說，如果不事先得到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的諮詢，該政府 不會承認該共產黨政權。
在此期間，蔣介石三月一日在台北重新就任了國民政府的總統；陳誠將軍在三月八日被任命為行政院長；過去的上海市長吳國禎被任命為台灣省長；孫立人將軍任陸軍總司令。
這 里是我對蔣介石給予最後評價適宜的地方。在我和馬歇爾使節相處的那六個月裡，委員長總是一位主宰的人物。是他在為政府或國民黨做所有的決定，共產黨最為懼 怕的或指責的也是他。看到他是多麼快就能夠明白，以及他說的是什麼，多麼敏銳地就掌握了它的中心含意，多麼頑強地堅持那個開始的感覺和印象，看到這些總是 饒有興趣。他有很強的意志和堅強不屈的勇氣。但是他的缺點常常是發生於他那過了量的最佳品質。對他做任何評論都必須依據他的文化傳統背景，依據他是在不穩 定、危險的環境之中執行他那極度困難的責任。理解了這些，並且和東方歷史的專制、暴政、專制統治相比，也和當代的獨裁者相比，總地來說，蔣介石的行為是克 制的，因此他還是值得讚揚的。
我從來也沒有懷疑這位委員長的道德品質，【276】儘管依據我們近代歐洲和美國的標準來看，他採取的某些措 施可能看來是錯誤的。我相信他是忠誠地按照他相信對他的國家的最大利益來從事的。把個人的和國家的利益區分開，對他來說並不總是容易。但是和許多傳統的 “朝廷官吏”的受賄、貪婪、好財、懶惰, 好逸惡勞、和怯懦來比，他的高尚品質是傑出的。
孫中山去世後，當蔣介石突然顯赫起來的時候，他 是個受歡迎的英雄。在那個年輕領袖下的新運動，是個富有活力、有高尚理想的運動。但是當他有成效地努力追求統一國家的時候，日本在大陸擴張的陰影越來越深 重。蔣介石對此似乎沒有做出有成效的事情。他是在同情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他是由於貫注於新生的共產黨叛亂而沒有感覺到日漸逼近的日本威脅？都不是。他知道 必須先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準備。他有意克制，去防止招惹（或可能允許）日本的進攻。
日本無疑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加快了進攻中國的華北，之 所以加快，是在蔣介石改革計劃下，國民政府的力量和統一都在加強所導致的。在此後的八年裡，幾乎全部的民眾都在遭受不可名狀的破壞和苦難，戰敗並撤退到極 其深遠的內地，他成了鼓舞大眾意志和信念的化身。那基本上就是民主，因為他不是靠政治組織，不是靠軍事力量來治理，而是靠所有階層的大眾一致的擁護支持； 對這些大眾來說，蔣介石就是他們自己要不計一切代價去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象徵。儘管在戰爭的行動中出現過骯髒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中國民眾在他們的堅韌、耐 性和堅定抵抗上都上升到了絕頂的高度。【277】如果沒有一個合適的領袖，那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投降之時，委員長的聲望和受到的愛戴達到 了頂點。和這個幾乎是全世界的尊重強烈反差的是：對他的反對卻不斷上升。三年內戰後，他大大地失去了公眾的信任。這個奇特的現象需要設法解釋一下。第一， 國民黨實實在在地想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但是除了少數理想主義者之外，實際的動力是民族主義的。委員長急切想實行那些改革，但是當他專注在緊迫的軍 事和行政問題的時候，那些古老的邪惡又重新大行其事。那個制度還沒有把錯誤都改正過來。第二個因素是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及其造成的經濟惡果。在抗日的時 候，人們忠誠地認可了這種困境，但是在這個看來愚蠢、沒完沒了的內戰里，它就激起了並加深了憤怒，共產黨巧妙的宣傳和滲透更為它煽風點火。不是很少的持不 同政見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實實在在地密謀反對委員長；有些還和共產黨勾結，所有的這些人都加重了混亂並且在背叛蔣介石。另一個使蔣介石名聲衰退的因素是 因為要阻止共產黨的滲透，他採取的辦法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在粗暴、專橫地侵犯人權。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他是在和完全不擇手段、肆無忌憚的一個敵人在戰鬥。 他認為，唯一可行的防禦就是求助於應急的措施。在幾乎所有他的同胞、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還認識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實質之前，他就認識了；他也堅決地決 定了冒不被理解的風險、甚至冒被打敗的風險，按照他自己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較好的理解來行事。【278】
根據記錄來看，判斷委員長，做出判 斷的人必然都受到了對民主和共產主義的態度所影響。在他六十歲生日的前夕，我對他做了生日的祝願。我說，他已經通過了兩個轉變的經歷，那兩個經歷都極大地 改變了他的、也改變了他的國家的歷史。一個是在他參加國民黨革命的時候，第二個是他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我希望他現在要有第三個經歷，那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 民主派，對他來說，這個轉變是和他上兩個轉變一樣困難，一樣具有根本的意義。在我這樣說的時候，他那明亮的雙眼（可能是他最為顯著的特徵）直射着我，想發 現我心中在想什麼。然後他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說，他會盡力而為。馬歇爾將軍對他有個入骨三分的評論：他總是做了正確、該做的——但是太晚了。要對他公 平，就還要加上說，如果要他丟棄他長期以來所了解、所信任的一些人和程序時，能夠肯定會從“民主”陣營得到持久的支持，毫無疑問，他會更大膽地進行改革的 運動。
說到他個人的特點，他生活簡單，幾乎是儉樸。他飲酒的量只達到中國禮儀所需要的程度。他只做屑少的放鬆，但是他完全喜愛他太太為他 安排的娛樂。在馬歇爾將軍夫人教他下跳棋之前，他不會下它；但是在她教他之後，他就變得專注於它了。看他們下跳棋很讓人愉快。他們兩人無法對話，所以他們 各自嘟嘟囔囔、自言自語。蔣介石幽默，具有一位中國紳士該有的、所有的本能的謙恭和高尚的盛情。對於贏得了他信任的人，他是最好的朋友。無論是嚴肅的國家 事務，或者是上山假日旅行，這種天賦的友情總是他突出的品質。【279】
台灣的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從由大陸苦澀的敗退中顯著地恢 復起來。進行了很多政治和社會的改革。蔣介石是否會再次成為中國的一支政治力量，總體上說是有問題的。但是，他現在像是在抗日戰爭時那樣，成了自由中國的 象徵。同時代的人的那些批評被忘記掉後，歷史會寬容他，他會以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維持自己的國家不被外國人的控制、為中國的民主憲政奠定基礎、忠誠愛國、 廉潔、足智多謀等偉大領袖的品質矗立在那裡。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蘇聯政府在北朝鮮建立的共產黨政權越過了北緯三八線，入侵了南朝 鮮，揮兵直下大韓民國的首都漢城。這個消息震驚了世界，也粉碎了許多樂觀主義者的心安理得。美國政府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立刻採取了行動。安理會宣布這個入 侵是違反聯合國憲章條款的侵略行為，號召聯合國的會員起來幫助受到侵略的共和國。
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宣布他已經發出命令，要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支持大韓民國的軍隊，要美國第七艦隊防範任何對台灣的進攻；他還號召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停止【280】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並且美國要計劃援助菲律賓和印度支那，以抵抗共產黨的進犯。
通 過這個堅決、全面的行動，杜魯門總統使美國承諾了一個積極行動計劃來對抗共產黨的推進。在馬來亞、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等好幾個地區，已經有軍事力量從事於武 裝抵抗共產黨的進攻。現在，在聯合國的行動中，美國軍隊在朝鮮承擔了責任，和他們一起，有十五個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的分遣隊）的軍隊參與。
這些發展實際上使在美國爭論承認大陸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的辯論到了頭。中國共產黨後來進入朝鮮的武裝衝突，使聯合國停止了將它納入該組織的任何嚴肅的考慮。但是，它並沒有使蘇聯政府和其他幾個政府停止向這方面做煽動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這 樣，美國就有了一個和中國有關的新政策方針。在朝鮮衝突開始的時候，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提出願意向朝鮮派三萬軍隊參加戰鬥，但是聯合國統帥認為在軍事上和政 治上都不適於接受那個意見，而覺得在台灣的軍隊最需要的是防禦大陸共產黨可能對台灣的襲擊。在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的那個冬天，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入朝鮮之 後，美國向台灣派遣了一個軍事使團，去和國民黨的軍事權威討論該島的防禦計劃。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國政府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同意，對它派去了一個美國軍事 援助顧問團。
共產黨能夠攻占中國大陸，【281】靠得是幾種巧妙的手段，主要的是宣傳、滲透和武力。他們不計其餘地利用了持續的社會改 革、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大眾要和平的意願。許多共產黨的領袖在那時（或在過去的某些時候）是真誠地相信馬克思列寧的教導，絕大部分的黨員（領袖們和追隨者 都在內）似乎都全心全意地接受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教義。從一九二一到一九四八年，那些領袖宣講、鼓吹“解放”，將中國人民從政治壓迫暴政和經濟奴役中，從 “帝國主義”勢力的“資本主義”的作為中解放出來；這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形容詞所指的是西方的勢力和日本，但不是蘇聯。他們仍然繼續宣講、鼓 吹那個教義，但是這時是用團結和防禦的詞句，而不是用要達到什麼政治目標的詞句。
直到一九四九年它獲得勝利以前，以及此後的幾個月，共產 黨在公眾關係方面的行為是激發信賴和爭取朋友。雖然有些適得其反的事件，但是按照中國的標準，不當的行為很少會歸於主要的領導人。總地說來，共產黨能夠給 中國的公眾（特別是農民）和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外國觀察家造成一種印象：中國共產黨的確是獻身於為人民的事業，的確是在尋求民主的理想，並且獻身於在世界 大家庭里為中國贏得獨立和強大的地位。共產黨的宣傳將這個黨描畫成是將“土地改革”作為高於一切的黨，基本上是以本土為動力的黨，是獨立於莫斯科、共產黨 第三國際、以及後來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一個黨。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完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僅僅是“土地改革者”；這個論斷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282】
毛澤東所做的相反的論斷則沒有廣為傳播，也沒有在國外取得什麼印象。
將國民黨描繪成徹底腐敗、無能、墮落的共 產黨的官方路線，以及將中國共產黨詳細說明為誠實、忠心、廉潔、生活民主、思想高尚、目標崇高，這些都有效地使中國人容易接受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統治的轉 變。它也促使了在中國國內的和在全世界不懂事故的外國人接受了一個概念：這個轉變會加強民主、並加強國際上的和平事業。
真奇怪（真地奇怪 嗎？），這個概念會抓住中國國內和國外的一些被稱作是有知識的人和團體，或所謂的“知識界”，而且最為相信、最不懷疑那個概念的也是他們。無論忠實的歷史 學家有一天會如何解釋或稱讚這個現象，他必須要記錄下，中國的大部分能說會道、口齒伶俐的知識分子熱情地歡迎了共產黨政權的到來。在中國以外的共產黨政府 迅速地承認了那個政權。許多非共產黨政府很快也步其後塵，有幾個在最初的時候還在讚許它。
在他們沒有在大陸取得優勢、權勢的時候，在共產 黨當局控制管理的區域，他們的控制很少顯露出極權主義的傾向；他們看來是親切、仁慈、容忍、友善，遵守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並且幫助別人活的原則。他們從 一九四七、四八到四九年，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從控制一個到又一個的地區，他們的行為的確像是好心好意、友好、同情的解放者。他們繼續如此，直等到他 們在整個大陸建立了統治。在那些日子裡，從中國和從各種“專家”那裡發出了許多關於共產黨的光輝報道。【283】許多外國的外交人員、企業家和傳教士都有 信心，說新的政權比舊的那個會有很大的改進。
當權後，共產黨的確還進行了改革的計劃。他們奪取了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分給了佃農。這使得佃 農喜悅、滿意，並且看來也是向民主進展。但是，後來從新的擁有者那裡取去了那麼多的稅，使得他們竟感覺不到淨收入有任何增長。不久，共產黨就向所有的人灌 輸共產主義原則。他們增加新稅、新規定，以及各式各樣、數目越來越多的新禁令。他們建立了多種系統，如秘密警察，告密者，人民法庭，大規模審判，和成批處 決的系統。他們 “國有化”了所有的教育。他們接管了私立的學校和醫院。儘管他們聲稱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他們對宗教組織設立了許多限制。他們指責傳教士犯有間諜和其他罪。 他們關閉中國的和外國的商號和貨運商。他們虐待、辱罵外國官員。他們拒絕和有些國家的外交人員進行工作，甚至是承認了那個共產黨政權的國家，特別是英國。 不久，他們就着手一系列的整肅（到現在還在繼續），在此過程中，說他們清算了自己的幾百萬人，和一些外國人。在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意圖似乎是特別針對在政 治上反對他們的中國人，但是接着就反對起受到外國影響所“毒害”的人，包括許多基督徒，最後是商界的人和傳教士。他們懷疑（或譴責）後兩種人有陰謀活動， 並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在中國的外國人，特別是在中國紮下根的外國人，很不願意相信，但是逐漸地承認鐵幕正在中國四周落 下來，【284】共產黨不要他們在鐵幕之內工作，意思是要他們離開。他們被迫面對那些艱難的現實。他們見到自己的機構和企業被摧毀了或者被接管了；他們看 到自己的中國同事被迫害或有時被投入監獄；他們見到自己的財產被共產黨政府和親共產黨的組織所充公和占用了。他們發現自己在被虐待、排擠、壓榨、有許多是 被強迫驅除了。
近來最使人震驚的事態是，大部分英國商人的撤離和共產黨將英國一百多年來的商業貿易成就都奪了過去。對西方創建、支持的文 化事業最近的一次清算，是關閉了燕京大學，把它所有的教師、院系、學生和設備都合併到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其他機構里，成為一個在共產黨教育部管轄的 新大學。燕京大學的外國人被強迫離開了。
對於將自己獻給無論是哪種事業的男男女女，看到自己一生的事業和工作遭到毀壞，或者被轉去用做自 己認為是邪惡的事情，那真是悲慘。更為悲慘的是，親眼看到和自己共事或為之工作的人遭到迫害或慘殺，看到聽自己宣傳福音的人、並盡力以基督精神服侍人的人 遭到奴役。我是曾經經受和正在經受這種經歷的諸多人們之一。我自己沒有受到我畢生的同事和夥伴們所遭受到的身體折磨、侮辱和危險。但是我從報道里聽到、讀 到造成的那些大破壞的活生生的情況。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沒有被毀掉，不可能被毀掉，將來也毀不掉。【285】在看來黑暗的中國大陸 上，點燃着許多火光，信仰、勇氣和自由的火光都不會熄滅。在千百萬中國的華僑里、在台灣的社會裡，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火光正在照亮，它會在某個時候為 中國偉大的人民再次點燃真正的民主、自由、公理、正義的明燈。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離開華盛頓去辛辛那提，去看曾在燕京任教、辛辛那提大學的我的老朋友喬治·巴鮑爾（George Barbour）院長夫婦。
在 十一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坐火車從辛辛那提回首都華盛頓。在餐車上我感到不舒服，沒吃完飯我就離開了餐車。在那之後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到第二天早上，我知 道我被抬下了火車進到一輛救護車裡。後來人們告訴我，那天早上火車上的人員發現我昏迷地躺在男廁所里，從我的一些文件里知道了我是誰。也告訴我，給國務院 去了電報，立刻就安排了把我送到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海軍醫院。對幫助我的那許多人，我永遠都由衷地感謝他們。
我得了嚴重的“中風”。過了 十二天，醫生才知道我能夠活下去。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海軍醫院裡得到了極好的照料。離開了我有一段時間的傅涇波，急忙 地回到了華盛頓，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兒子傑克（Jack）定時來看我。在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傅涇波離開了醫院，到華盛頓的費爾法克斯旅館費爾法克斯旅館 （Hotel Fairfax）租了一個單元房。過了一個星期，我回到醫院。【286】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又回費爾法克斯和傅涇波在一起。六月二十四日，是我七十四歲的 生日。我的幾個好友來看我們，簡單但是對我說卻是暖心腸的一個“慶賀”。從七月四日到九月三日，我住在紐約的長老會醫院裡，之後我回到了華盛頓，健康有了 很大的改善。在十二月，國務院給我一封信，通知我說，國務院給了我一個無限期的職務。
在我那些朦朦朧朧但是清醒的日子裡，我特別欣賞、喜 愛那些馨香、美麗的鮮花，它們有不同的來源，都帶來同情的友情。在那以後的年月里，很多好朋友的來訪使我欣快、鼓舞。自從我開始不能自理，傅涇波就全面、 完全、獻身、有效地照顧我，並滿足我的需要；那是語言所無法表達的。一九五零年他們來到華盛頓之後，他的一家一直竭盡全力使我在華盛頓的生活舒適、安靜、 安全。我們搬到了傅涇波和他太太購買的一座房子，在“騎圍騎斯（Chevy Chase）”那裡的西北區二十八街；我們目前就在這裡，我在這裡工作，我們希望就呆在這裡了。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由於健康不佳而要辭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職務。在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了杜魯門總統的信，感謝我的服務，接受了我的辭職，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白宮
華盛頓
親愛的大使先生：
我收到了你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辭去駐華大使的正式來函。在接受你的辭職【287】（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之時，謹在此向你表達我個人和我們政府的忠實感謝，感謝你在最為困難、最為悲慘的情況下，如此忠實，如此令人滿意地代表了我們的國家。
你 出使中國，不只是帶去了絕非一般的對那個國家、人民和語言的親密了解（這是你從一生為它的青年教育服務中取得的），還帶去了對中國的福祉和中美友誼事業的 完全的獻身。你毫無保留地將你豐富的智慧和精神，給予了要你擔負的那件艱巨、困難的工作。我深信你對你的使命的獻身，超出了一般的責任的召喚，它無疑和你 回到美國之後不幸長期患病有很大的關係。
我深為遺憾，由於你的疾病，我們的政府在此期間失去了你進一步的服務。但是我衷心希望，當你恢復 體力後，你會繼續將你那獨一無二的能力致力於促進美國和中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當北平的共產黨政權目前正在使用如此多的力量致力於毀掉善意、鼓勵仇恨 的今天，和任何時間相比，以上的理想和事業是更為迫切的。
你忠實的，
亨利· S ·杜魯門
司徒雷登閣下
美國駐華大使
國務院
華盛頓特區
這掃清了即將上任的政府任命一個新的駐華大使，也使我可以重新着手處理我個人關心的和公眾感興趣的問題。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288】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影響我生命過程最大的三個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國。更準確一些，可以說中國是場景，其他兩個因素是在這個場景中表現着，並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 幾十年來，有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那些書籍涉及到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民眾的性格特點、近來內部的改變、中國在國際場面上的位置，等等。 其中有嚴肅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說、詩詞翻譯、哲學、和其他的文學作品；作者和他們的態度也多種多樣，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們各自對待的中國的生活方面不同一 樣。很多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寫中國的書（特別是小說）的許多成功作者是女性，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麼多，而且越來越多寫 中國的文學，我覺得我唯一有意義的貢獻，只能是以中國這段動盪的歷史時期為背景，寫我自己的生活和經驗。在很早的時候，外國條約中的羞辱條款和外國人（包 括傳教士）享受的特權，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國人所應該有的民族抱負。我的潛在信仰是，通過應用科學實現民主、個人自由、和社會發展；它復活了起來。 我幾乎是不自覺地被帶着去【289】理解中國人的苦難和他們的雄心；它們實際上就這樣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個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帶色彩的態度， 並且左右了我的行動。
但是這不僅是由於我喜愛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一種情感。長期以來我就堅信，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統一、強大、對其他國家既 不懼怕又不怨恨的中國，太平洋地區就不會有和平和穩定。從更積極的方面說，這意味着中國可以成為基於理念、正義和國際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財富。這種 廣闊的人文前景和中國古代聖賢的教誨以及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是和諧一致的。採納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會滿足年輕知識分子的抱負，也會使中國人民以政治表 達、取得從有歷史記載以來就要取得的社會民主。為實現這個目的，要保持中國政府和領土的完整、中國的獨立、免於從任何方向來的侵略威脅。中國並不那麼是個 生物和種族的實體，她更是一個單一的文明文化實體。保留中國的民族、國家的自由和她那優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以及所有人類的進步福祉息息相 關。我就是獻身於這個事業的。
一個人對不是自己的國家而是對另一個國家形成的態度，以及影響到這個態度的作為的，最終常常是要看他個人的 交際、交往、和聯繫。在中國它是個極其強烈的因素，因為她的文明、道德哲學、倫理準繩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上；在其他任何國家，它都不像在中國那 麼強烈。許多時候，似乎中國人幾乎就沒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對所涉及到的具體一些人有正直、誠實、仁慈、和藹、和友愛等【290】義務和責任。這說得可能 有些過分，但是他們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誠於個人。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稱讚中國人優良品質的書【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舉了他認為是中國人的最壞的缺點，如貪財、貪婪、怯懦、膽小、冷漠、無情。我願意在所有的人們都具有的缺點、缺陷、惡習、弱點之外， 選擇相互妒忌和互相懷疑作為更為中國性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們的社會結構之中的那種極其個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們的私人關係，對我展示着 他們的美德大大多於他們的缺點，這也是我之所以鑑賞並稱讚中國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間存在着千千萬萬私人之間的強烈友誼相比，即使是在現 在，中蘇之間只存在着很少的這種友誼，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在今天，有些中國人在強大的壓力下，對這些友誼的暫時否定或背離、背叛，我相信，它們會被更 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個人忠誠、以及無數牢不可破、將來有一天會更新的紐帶所抵消。
中國人的心是和他們的住處一樣，一般是對外來的人關閉 着。譬如，北京城裡滿是私人的住宅，而過路的遊客卻看不到它們，甚至不會感覺到存在着這些住宅。四周的單調圍牆，將那些一層的平房建築完全藏在裡面。那些 用大漆漆過的門總是上着拴、關閉着，即便為來訪的客人打開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牆（影壁）。不繞過影壁，什麼也看不到。但是過了這些屏障，就看到由 風雅的院門和廊柱分隔開的一道道院子裡的堂皇房舍、花園、亭台、山、洞、蓮荷池塘、和同樣賞心悅目使人驚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國人帶着無感情、無表情 的面容，外國人對這種“東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291】進到後面的深處，是不輕易、也是不倉促許諾的。但是，一經消除了擔心和猜疑，信賴的善 意就會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隱沒的中國住處一樣，一定會隨着准許進入那個園地，而使你發現、探奇和經歷那豐盛的款待。在這些回憶里，我已經提到經過多年和 我建立了親密、珍貴友誼的中國人；如果不是由於篇幅所限，我會提到更多的朋友。
讀者一再看到傅涇波的名字，我很願意再提到他，作為一個美 妙、忠實的中美之間的友誼。我說過他在我擔任燕京大學校務長的時候，他是如何幫助了我。當我被日本人監禁的時候，他拒絕離開北平，覺得他可能設法讓我逃 脫、或者會出現談判釋放我的什麼情況。在那整個時期，他實際是被監視着，幾乎不離開他的住處。當我似乎很快會被釋放的時候，他是被允許來看我的第一個人， 在隨後的興奮、精神耗竭的幾個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在上海呆了幾個星期。燕京大學的有些事體 似乎需要傅涇波的幫助。我給他電報，請他來。唯一的辦法就是乘飛機；那可不容易，必須得到盟軍當局的特別允許。飛過山東共產黨地區的時候，飛機的引擎出了 故障，駕駛員告訴傅涇波，讓他把箱子丟出去。傅涇波拒絕那麼做，那是有緣故的：箱子裡有重要的中國文件。那位駕駛員只有自己用的一個降落傘。當變得更危險 的時候，那位駕駛員面臨了讓人毛骨悚然的兩難選擇：跳傘，讓那位乘客聽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歸於盡。當他左右為難的時候，像是出了奇蹟，引擎又開動了，他 們平安地降落在青島，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島，傅涇波趕上了一架商業飛機，但是在興奮之餘，他把那個箱子落（la，忘）在了機場。幸好那個 公司找到了那個箱子，一兩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292】
在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微妙協商時，以及在我處於大使職位上和中國人的所有聯繫 中，我知道傅涇波會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我請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幾個星期、幾個月，完成馬歇爾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難又昂貴。從此，我就 在我家裡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讓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夠在任何時候和中國的來訪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須先和美國官方的程序 談這種情況。讓一個中國人做為美國大使家中的一員，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也是開了個危險的先例！這裡有些社會偏見，但是不太重。更為嚴重的反對意見 是“安全”問題，關於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須接受多種的教育。馬歇爾將軍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對外事經驗廣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請，認為這個邀請會把 一個“外國間諜”帶入大使館內部的密室。這些擔心不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實際上，如果傅涇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時候來我家，他同樣會有做密探 的機會。在所有這樣的事情上，信賴必須主要建立在一個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無保留地知道傅涇波是可以信賴的，他對我的成功比對什麼都更關心。沒有多久， 大使館裡面我的同事【293】就理解了傅的價值，並且就和我一樣地對待起他來。
中國人則十分不一樣，他們顯然很高興這個（許多人早已熟知 的）長期以來的關係能夠延伸進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們來到我家更自由、更經常，正因為他們如果見不到我，還可以見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談幾分鐘。有些 不夠尊貴的人，或者由於某些原因不適於我去見、但是我們卻需要保持聯繫的人，他就經常去找他們。在拜訪中國官員的時候，我幾乎都讓他和我一同去，他從來也 沒有辜負過我的信賴。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這樣，我就不會和所有階層的中國人都有更為密切和廣泛的聯繫，在大多數情況下，毫無疑問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 以對他們說我最好不說、或者會使我自己尷尬的話，但是，他們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成分。雖然美國政府沒 有花費分文，但是我知道由於他對中國政治的敏銳了解和他和中國人有廣泛的接觸，而使得美國政府受益非淺。在小事情上，他也幫助我，像在我忽視的時候，提醒 我合適的禮節，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參與一些小的事體。他還和另一位幹練的中文信件文書，幫忙處理我特別多的中文信件。
這個延續了 三十多年的友誼，結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實。它證明即便在不同種族的人們之間，也會有質樸宜人、簡單美妙的同伴關係。傅涇波之於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 書，也像是個公共關係官員。我過去之所能夠有點作為，特別是在了解中國和她的人民上，功勞應該大大歸於他，甚至比我以為該歸於他的還要多。【294】
開 始於四年多以前我的那個病，是對這個友誼最嚴峻的考驗。涇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實的感情對待了我的病。大夫的醫囑說，除了家庭成員最多能夠停留半個小時以外， 誰也不能停留十分鐘以上。但是沒有多久，這些不動感情的科學人馬就看到了這個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個小時，能夠毫不興奮，而且總是舒 服、放鬆。在醫院的那近乎五個月裡，涇波一天也沒有不來看我。自從出了院，涇波，他太太Sarah，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和我，大約在三年裡就一同住在我覺得 是非常理想的一個家庭環境裡。在我那漫長的恢復過程中，他們都用和涇波一樣的感情照顧我。他當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們所有的人都自動地跟着他。更為有意 義的是，我們迄今所認識的所有的中國朋友，都喜愛這種安排。中國人比美國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認真地對待人們關係中的義務和忠誠，特別是家庭之間的和朋友 之間的關係。對我這倍受折磨的身體的不斷的照料，既是天長日久，又是艱難重重，它需要對我的無能有巨大的同情，並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對待它。一句話，這種 特殊中國式的幫助人的服務，以及與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醫生所說的我那奇蹟般的恢復中，是主要的因素。
我曾經兩次度過了隔絕的日子，一次 是日本人監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幾年我的病。這些經歷幫助了我理解、覺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驚恐的災難的份量。我曾經【295】設想遭受比我更為無法形 容的艱辛，貧困、睏乏，沮喪、絕望，喪失親人，受傷，生病，孤獨，監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擔負着折磨精神的責任，或面對着戰爭的巨大災難。除了這些特殊的 和短暫的悲傷和危險之外，在我們這些人之間，總是還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種形式的身體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極為幸運、極為快樂的。在我個人的情況甚為如 意的時候，我並不是沒有體會到人類的苦難。但是，那可能帶有一種居高憐憫的意味。說得最好，那也是旁觀者的超然。我這兩次巨大的孤獨，使我幾乎具有了所有 遭難的人們都具有的那種奧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閃閃爍爍的內省察覺，察覺到不僅是單獨的某個人，也是在共同交往裡，在精神、道德的成長中，痛苦所起到的作 用。我更領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奧真理：同情苦難、代人受過、替人贖罪、上帝拯救人於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惡和駭人聽聞的後果。儘管由於秉性和幸運使我樂 觀，但是當在嚴酷的現實里或在思想上毫無畏懼地面對人類生命的時候，總能接觸到、想象到那裡面的悲劇因素。
原已無須重複，在這本流年歲月 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經寫了我強烈信仰個人的自由；它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力，如果沒有自由，我們追求的其他利益會全部或大部分都毫無價值。它是民主的精髓。 民主是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長式的或專斷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為好，因為人民通過自己的失誤、失敗，會學到義務 和責任，程序和手續；還有另一個無可比擬的益處——學會自己管理自己。【296】我們談信仰的奇妙，包括人們的尋求上帝；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我們在精神道德 中選擇時，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險允許我們自由去選擇。因此，在我們這些人們之間，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這個信念，堅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權力，相信 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運行發展。在宗教的認同中，爭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
在我七十八歲這樣看待世界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巨大爭論的問 題，它對任何一個人，對任何一個社會，對整個人類都有生命攸關的後果。我們是要一個無神論的、毫無心肝的、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來征服、統治世界，還是要讓 政治、經濟和社會民主的原理和準則，以及基督教對上帝和人類尊嚴的信仰，成為國際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這兩種概念是無法永久並存的。
共 產黨宣稱高尚的社會目標，但是採用的卻是邪惡、惡毒的原則，這使它的目標和它的措施等同起來。他們把欺騙演化成了一種藝術；他們所依靠的是暴力、詭計和謊 言。當他們認為將人性、人道、人類、博愛等等投入悲慘和摧殘的巨大深淵中是符合他們的目標時，他們毫不猶豫地會這樣干。多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曾對我 說，他們會犧牲一切來使世界共產主義化。共產黨的戰術可以靈活，戰略可以更動，但是他們的統治目的卻是決不改變的。
共產黨有倫理，但是他 們的信仰和我們的不同。他們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數人不一樣。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標準。他們顯然將反對革命的活動視為最大的罪惡。他們狂熱, 盲目地堅信他們是無比正確的，是戰無不勝的。【297】可惜，自由世界的我們對待我們的信仰，並不像他們那樣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 主義和對任何批評都採取粗暴壓迫的任何政權和制度會長期存在。如果，共產黨是對的，那麼我們其他的這些人就是無可救藥地都錯了。但是如果我們那美好的理想 和信仰是對的，那麼我們就必須致力於使這些理想和信仰發揚光大，既在理論上又在實踐中發揚光大。我們不能只是反對共產主義。我們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機動靈 活的實現民主、社會和經濟公正、公益的計劃，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價值；這樣，方才能夠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人終極的主要目標 是什麼？”這是在西敏寺簡要問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個問題，也是在我年輕時每一個受到良好教養的長老會孩子必須記住的問題。它的答案是：“人的終極目標是榮耀神，永遠侍奉 祂。”這幾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蘇格蘭祖輩傳下來的、嚴格的加爾文教派信條的要領。這個堅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對政治上的自由和經濟上的繁榮的影響，是人所共知 的。堅信公正的神的權威以及服從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種寶貴特性。但是對於宗教的理想主義來說，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 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魯觀念的進程中，它在很多情況下卻反轉得變了形、起阻礙作用了。
在中國（在許多其他傳教地方也無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 的行為是它的一個例證。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他們從事非宗教事務的國人互相疏遠，並且互相挑剔，儘管他們在自己國內的時候，無疑會是愜意相處的。【298】即 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員，特別是傳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會步入這個極端或那個極端。宗教的奉獻（如果不是由於宗教的奉獻，他們絕對不會選擇這個事業）加上安格 魯-薩克遜人對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實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將傳教士看成是討厭的或狂熱的專職人員；而單調、無聊以及沒有標準的傳統、習俗的生活， 誘惑着其他西方人從事的行為，則是傳教士所難以容忍的。這種使人煩惱的表現，在東方普遍存在，並不能完全指責是傳教士以外的人們的墮落。當今世界範圍的巨 大變動，可能已經永遠摧毀了所有我們生活在傳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們新教徒的虔誠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為的傾向 里，它們還可以隱藏在那裡，起到危險警告的作用。除非我們能夠重新將人類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來，今天看來涉及到世界的災難，就預示着未來的 苦難。我深深相信，從整個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爭戰來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關係的，其間的關係比我們一般人承認的要密切的多。
基 督教顯然將它傳統的信念和神學的說明帶進了中國。長期以來，我希望中國的神學家會對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鮮、有創見的說明，介紹給他們的國人和全世界的 人。中國的教會今天正經歷着嚴酷的考驗，這種考驗會豐富、加深他們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歷程；我們長期以來就盼望着他們，也希望能夠更快地實現；正像是聖 經舊約中最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內省、理解、頓悟是來自在背井離鄉、流放（Exile）之後所寫的文獻中那樣。中國的歷史、哲學和它所有的確絕倫的文學， 主要涉及的就是人們互相之間的倫理道德的關係。在這些猛烈的翻轉年月里，【299】這樣一種偉大的傳統受到了盤查、過篩，也被深為植入在中國思想中的基督 教真理所激活，從它裡面理應會對基督耶穌對我們人類的意義萌發出新的光輝。
如果有人要我在聖經里挑出一段話來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說那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將這個信念簡潔地用於實際中，我將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二節和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節中耶穌說的兩句話編織、編排成了燕京大學的校訓：“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務”。
我 最喜歡的聖詩是艾薩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寶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為優美的英文聖詩），以及貝爾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穌，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兩個是：喬治·馬提遜（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丟棄我的極愛”（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喬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聖靈降於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達我自己的祈禱的有一首詩，是喬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寫的：
我希望加入那無形的歌唱讚美聖詩的行列，
眾多不朽的亡者又復活起來，
他們的存在使今天的眾生變得比較熱烈。
願他們活在脈跳激發的寬宏大度里，
願他們活在誠實無畏的行動里，
願他們活在遠離只會終結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願他們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維里，
促使人們靜靜但堅決去尋求更為宏偉的意念。
願我到達那純潔無比的上蒼，
願我成為身歷巨大苦難人們的杯水力量，
點燃豐富的情感，哺育純潔的慈愛心腸。
【300】因此，讓我加入那無形的歌唱讚美聖詩的行列吧，
它的聖樂給這個世界無比的歡暢。
耶穌基督給了我最大的滿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絕對地敬拜祂，奉獻給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導，祂的升天，祂的復活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祂背負的十字架揭示着終極的信仰和熱愛。
對基督的生與死似乎最為合理地（我是否膽敢說是最為科學地）的解說，是對於他自己的來源和本質，他本能的理解就該歸榮耀於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們的生命越接近於效法基督的生命，那麼這個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國和所有人類的前途就會更好。
對 基督教中永生的傳統爭論可能要持續久遠，但是由於近代的生活情況，它的說服力逐漸淡漠下來。目前的自然科學似乎並不比它在不那麼發達的時候更為有力。同 樣，哲學和心理學也並沒有更令人信服的說明。我堅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類精神上的其他理論的直覺一樣，都可以使人在科學繼續在發現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 個方面里，找到鼓勵，感到鼓舞。所有試驗科學已知的和預期的發現，對於信仰都是一種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務中，現實更為輝煌，超越了我們最高的假想和我們 最膽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於終極的平安和確信在宇宙混亂的現象後面隱在的那個力量，愛心，它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與倫比的表現。
人 類的、和組成人類的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可以認為是確實值得有一個創始的設計，【301】它的奇妙和宏偉顯然是和我們的物質和精神上的經歷相類似。近代科學 的發展作為宗教信仰的更為崇高的熱望和更為深遠的認識，應該受到歡迎。 “神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
讓我去吧，
我的軛具已經功成，長日已經過去，
我取得了賞賜，心底里
還有晚歸雲雀的聲鳴；
帶我回到那安寧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歸去得絢麗多彩，安詳穆寧。
（翰勒，瑪格麗特·叟羅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第十五章：美國和中國：“現在採取什麼策略？”
【302】人們一再問我，我認為美國應該如何對待中國，蔣介石，台灣和在大陸的共產黨政府。
“策 略”是個大字眼。“現在”是不斷運動的時間裡的一個點。作為一個國家的美國所面對的，也就是她的政府所要與之奮鬥的問題，也在不斷的改變。雖然中國是一個 大國，有着巨大的人口和資源，但是中國只是我們必須與之周旋的眾多國家之一。我認為，要對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有個合理的策略，首先必須對整體的世界有個合 理的策略。要想有這樣一個策略，我們必須了解我們自己的和其他的人民；我們必須以恰當的觀點看待世界、它的人民、和它的國家。我們不僅要恰當地關懷我們自 己的權利、義務和利益，也要恰當的關懷其他國家以及全人類的權利、義務和利益。在制訂這種策略時，從開始時和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遵循一些根本性的原 則。它們必須派生於、符合於道德、法律和正義等崇高的概念；在我們和所有其他人民的關係中，都必須採用、實施它們。我們在基督教的原則和實施中就有這樣的 概念；我們應該在所有的對外策略中都遵循他們。
和世界上眾多、不同國家和地區周旋，必然有，也會有不同的辦法，但是不論情況如何，根本的 和指導的原則卻應該是一致的。最終的主要目標也是這樣。【303】在我們的諸多原則中，最根本的一個是人的權利和國家的自由。在我們諸多的目標中，最根本 的一個是保證我們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生存。為了符合那個原則，以及有效地效力於那個目標，我們在考慮我們自己的時候，就不能只考慮我們自己，也必須考慮其 他國家的生存以及他們的自由和安全的權力。
現在正進行着一個世界範圍的戰鬥，一方是少數國家裡面的少數人，他們謀劃加給所有國家和所有的 人一個制度，其本質是奴役整個的人類。另一方是反對、抵抗這個作為的人們和由美國帶頭的國家。為了生存和安全，我國人民和我國政府必須和像我們一樣、在自 由一方的其他人民和政府協作。我們必須支持所有和我們一樣受到奴役勢力威脅的所有的國家。我國和這些國家都不能支持那些執意奴役政策和統治世界的國家、制 度、政權。自由國家必須保持統一陣營，必須幫助所有尋求自由的人民，來抵抗蘇聯鼓動的和使用武力的共產主義的全球性威脅。
自由的人們，並 不需要反對以自願為基礎，為了社會和經濟的同一目標帶來的真正的共產主義。但是現在所說的“共產主義”卻是一個制度，它起源於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否認靈 性，聲稱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質的，所有的行動都是物質性的，它是用武力、欺詐和謊言來欺騙和維持的，它立志、追求統治世界。這種共產主義則是個邪惡的怪種， 是靠貪婪掠奪而存在的。對它不能實行綏靖。用和緩的語句和友善的姿態都無法使它安詳。它完完全全是令人厭惡的。它是必須加以反對的。
我認 為，在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上也是這樣。我們美國，我們美國的人民，首先應該【304】一如既往，繼續同情於中國的人民；我國政府應該堅定地重申我國對中國的 傳統政策，即，相信中國必須保持國家的主權獨立，他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必須得到尊重，他的領袖為建立並實施自由的原則所做的努力應該受到鼓勵和支持。
美 國人應該研究、努力去理解並學會覺察、鑑賞中國人民的品質和能力。美國人應該理會、考慮到中國人的強健，機智，人口數目為四億五千萬，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的這個事實。美國人也要看到，這個民族的國家，中國，面積比美國大，約為四百萬平方英里，她位於東亞的中心，有相當的物質資源，有廣泛工業發展的能力。美 國人還應該考慮到，中國和她鄰國的人民長期以來將這個國家認為是“中央帝國”的這個事實。美國人應該回顧、研究、沉思那塊土地的近代歷史，以及美國和那裡 在貿易、文化、政治方面的關係。美國人應該審視中國的革命歷史，民國運動，“國民”政府的創建努力，那個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長期、成功的抵抗，她作 為盟友的表現，在組建聯合國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她作為該組織及其安理會成員的表現。美國人應該考慮以下情況對那個政府的作用和影響，如，雅爾答協議和波 斯坦協議，蘇聯的背棄，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和最後取得的勝利，以及目前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和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的“人民政府”之間仍在繼續的那個 鬥爭，等。【305】美國人應該審查、比較並且對比在後者建立之後的這些年來，這兩個政府各自的態度和作為。
目前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和大 陸中國的人民和目前控制了那裡的政府直接接觸，也不能有什麼大作為。經過了一個世紀多的友好交往和互惠聯繫之後，美國人和美國的利益（連同許多其他國家的 人和利益）被逐出了那個地區，而且從此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外，這真是個悲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個世紀裡，許多西方國家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和文化的投 入。美國的投入中最大的是文化的影響。非常顯著，美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會，派遣了大批傳教士去了中國；美國各種教育機構和慈善團體擴展了自己的工作， 在中國建立了中心。他們，協同來自其他國家的善良願望的人在那裡做的類似事業，曾經送給了中國人民許多益處，如，西方的觀念、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思 想和實行，“西式”的教育，現代的科學，醫學的發展，機械技巧，等等。自從共產黨掌權以來，“人民政府”盡其所能，不僅將有西方影響的經營、代理的人和機 構趕了出去，排斥在外，而且將那些影響的跡象和效果全部加以清除。那個政府在蘇聯的影響和支持下，使中國大陸成了共產主義集團的一個部分，把它的大部分和 絕大部分人民置於鐵幕之後，是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進行冷戰的成員，並且成了一個侵略者，入侵了一個鄰國。【306】它侮辱、迫害、酷刑、在許多情況下殺死 傳教人員和信教的人。它驅除了大部分“外國”的商人，並且將其他的人作為人質。它把所有非共產黨政權和人民都侮蔑為“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分子”，並且將美 國定為首惡。
但是，美國的人民和政府可以為在台灣的八九百萬中國人和另外一千多萬定居“海外的華僑”有所作為。被逐出大陸的美國的傳教界 和慈善機構，在這些“自由”的中國人中堅持教育、醫療和救濟的活動。美國政府正在幫助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並且對在台灣的國民政府給予經濟和軍事的援助。但 是，我們可能、也應該做得更多。
為抵抗共產主義，國民政府是可以依賴的。它使任何地方的中國人保持那個抵抗精神的活力。它使中國人的愛國 精神保持在全球為自由而奮鬥的一方。它在東亞各國人民之間鼓舞着抵抗的士氣。它就這樣和美國進行共同的事業。通過它，並通過在全世界許多地方中國人的組織 和個人，可以，也正在維持着和大陸的中國人的接觸。的確，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的利益，我們的利益和整個自由世界的利益，我們仍然可以對中國人，許許 多多的中國人做許多事情。
一九五零年六月，當北朝鮮的共產黨發動對大韓民國（南朝鮮）攻擊的時候，美國的決策者很快決定必須為集體抵抗共 產黨的侵略採取積極的行動。美國在聯合國提議對南朝鮮給予共同的軍事支持，聯合國決議了給予這種支持。【307】此外，美國政府還進了一步，它制訂了一個 策略，含意是美國不僅支持朝鮮，也支持東亞的其他地方：支持中國國民黨保衛台灣的抗爭，支持菲律賓的抵抗，支持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別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 黨，杜魯門總統宣布，他已經下令美國的第七艦隊預防共產黨從大陸對台灣的進攻，並且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從台灣對大陸的進攻。艾森豪維爾總統在一九五三年對這 個命令做了修訂，要第七艦隊不阻止國民黨人從台灣反對大陸共產黨人的行動。美國政府從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對國民黨人採取了一個路線，增加了對它的經濟援 助，並且給予物資和顧問形式的軍事援助。
我認為，美國方面在態度和做法上的這個改變，政策迴轉到支持中國國民黨人，是個良好的發展。不僅 使中國國民黨人在對共產黨抗爭中站在自由世界一邊，而且他們為整個東亞在抵抗中建立了矚目的榜樣和形式。共產黨在東亞的進展受到阻止，對於自由世界的安全 是極為重要的。台灣不被共產黨占領，在策略上和政治上都對美國至關重要。在這些以及其他方面，美國和中國的國民黨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明智地維護我們自己的 利益，以及對整個自由世界的真正利益服務，就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國民政府做出理由充分、連貫一致、延續不斷的支持。【308】
這給我們帶來了過去一向在提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被胡攪蠻纏的共產黨和我們一些盟友的代表重新積極強烈地提了出來的兩個問題，使美國政府和人民關注兩個問題：1）美國是否要“承認”共產黨中國？2）聯合國是否要接納共產黨中國？
這 兩個問題不僅關繫到承認和接納中國那個國家，它還關繫到對一個新的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要採取的行動。這個政府在起源、維持、組成、方法和目標 上都是共產主義的，它正管轄着絕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中國領土和民眾。美國長久以來就承認了中國，在一九二八年，它和那時候和以後其他國家一樣地正式承認 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的治下，中國在一九四二年成為原始聯合國宣言的簽署國，在一九四五年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在聯合國里，中國是安理會的永 久成員。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着中國，為中國代言，為中國投票。
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承認中國，不是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而是撤回銷對國民政 府的承認，而承認共產黨的政府，將國民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拿掉，而將席位給予共產黨的“人民政府”。這自然是一個程序，如果同意了，其本質就要涉及一種分 裂，會出現一個是國民黨的，一個是共產黨的兩個中國。但是在我看來，那很難實行，在這裡不要去考慮。【309】美國一向堅持中國統一、獨立的原則，並且反 對違背這個原則的作法；任何提議分裂都可能受到所有地方的中國人和正在較量的兩個政府的反對。
事實上，大約有二十五個國家從承認國民政府 轉到了承認“人民政府”，但是更多的國家並沒有這樣做；有幾個這樣做了的國家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產黨陣營的要求，要美國也這樣做；“人民政府”和共 產黨世界以及幾個非共產黨國家正急切地要把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轉給“人民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應該怎麼辦？我們應該採取並且維持什 麼立場？我們要做哪些努力？美國的人民和政府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要注意如何最好地維護、服從於我國正當的利益和目標，當然也要尊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正 當利益和目標。情況是，在國際事務的發展中，美國在近年來靠着許多因素，成了自由世界裡最強、最有影響的國家。在整個自由世界受到蘇聯共產黨征服計劃的威 脅的這個歷史時刻，在美國諸多利益之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和國際的安全。美國的人民和政府關懷世界和平的問題，是因為，第一，他們相信和平；第二，他們相 信自由；第三，他們得出結論，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們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方才能夠有安全，方才能夠享有自由。由於他的力量和他支持擁護自由和安全， 【310】美國成了抵禦共產黨威脅的自由國家的領袖。這樣，美國主要關注的安全，和各個以及所有自由國家主要關注的是相同的。
對採取任何 能夠導致會加強共產黨世界的任何行動，美國都擔當不起；對於減弱自由世界力量的行動，美國也承擔不了。美國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一方面會大大幫助共產黨 世界，另一方面，會大大損害自由世界。它會在共產黨在鞏固在中國地位的進程中排掉最大的障礙。它會導致中國國民政府的瓦解和中國人民對共產主義的抵抗。它 會使得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較早地轉移，由國民政府（它的發言和投票都是在自由世界一方）轉移到會站在共產黨世界一方發言投票的共產黨政府。這樣一來，自 由世界投票力量會減小，共產黨陣營的投票力量會增加，這會使共產黨在美國和在其他自由國家中的影響大為增大。它會使抵禦共產党進展的亞洲人民灰心喪志，也 使他們懷疑美國支持的可靠性，並且削弱許多國家在堅持抵抗中的力量和決心。
長期以來，從共產黨主要黨魁的聲明中，和從共產黨取得控制後共 產當局的所作所為中，整個世界都有理由知道，任何一個共產黨政權都從事消滅人的自由的原則和實施，對宗教開戰，採取一切可以設想的軟硬兼施的辦法，來鞏 固、擴展共產黨領袖想要強加給整個世界的無神、唯物的制度。【311】有助於共產黨事業的任何行動，都會損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想到這些事實和結論，我真誠 的希望，不論是基於倫理道德，還是基於政治，不論是為了美國，還是為了整個人類的利益，希望美國繼續拒絕承認中國的“人民政府”，繼續反對聯合國接納中國 的那個政府，反對加強那個政府的計謀和行動，堅決支持並援助旨於防止鞏固、擴展那個政府權威和共產黨聯盟的努力。
我相信，美國應該維持他 反對和共產黨中國貿易的政策。外界運去的物資，即便是非戰略性的，也會加強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力量，從而讓那個“人民政府”容易採取像他在朝鮮採取 的行動。自由世界半點也不能幫助並鼓勵用武力攻擊在聯合國旗幟下、為了集體安全原則的軍隊。很難說，我也不想說，美國要盡多大的努力去迫使其他國家考慮這 種貿易；但是我似乎明白，說起來也容易，和共產黨中國貿易越少，就越符合於自由世界真正、長遠的利益。
總而言之，我相信美國應該堅決遵循 基於我們廣為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建立起來的外交政策。不論教派和信條如何，我們的人民是基督教的，文化是基督教的，國家也是基督教的國家。總起來說，根 據各種倫理道德、法律、行為準則和是否可行等思想，我們既單獨地也集體地，【312】既局部地也全國性地設定我們的生活。我相信，我們應該在和其他人民和 政府交往中，也同樣遵循這些思想。
我們是自由的國民。但是我們現在和其他的國民一樣，都受到奴役着許多國家、並且想奴役所有國家的武力的 威脅。努力掙扎想要自由的中國國民，已經成了這些武力的犧牲品。現在他們大部分都在鐵幕後面，受到統治，教導他們說，我們和其他自由的國民是他們的敵人， 是必須要清除掉的。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仍然處於可以繼續追求自由和安全，、並為自由和安全而戰鬥的地方。這些是我們仍在接觸的人，我們和他們正像和其他自 由的人民一樣，可以有互利的關係。
我們應該依照黃金定律（Golden
Rule）來對待中國國民和國家。我們願意他們如何對待我們，我們就應該如何對待他們。我們不願意他們如何對待我們，我們也就應該不那樣對待他們。無論在 哪裡，只要他們的目的和努力是為了自由和安全，我們都應該給他們道義上的支持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必須制止所有能夠導致加強那些鎮壓、奴役的人的力量和聲 望的行為。我們應該和重視並且互相交換善意表現的人交朋友，做好鄰居。不僅是在台灣和東南亞，在離我們更近以及在我們中間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們應該保持 我們對國民政府和它的追隨者的支持，我們政策的固定前提應該是現在以及將來都不能容忍共產黨占領台灣。我們應該不考慮任何會損害或漠視現有的對國民政府的 許諾、義務的提案。【313】同樣，我們應該不為共產黨“人民政府”和任何承認那個政府的地方的糾纏不休的要求所動搖。此外，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反對任何 旨在將那個政府置於聯合國中國席位上的行為。我們應該制止、有道理地勸阻和那個政府統治的地方和人們進行貿易。
最後，我們應該時時記住， 在美國的妥協中，過去有幾次涉及了中國，但是沒有一次使美國受益，但是每一次都證實損害了中國。在我頭腦里，清楚的例子有一九一七年的藍興 （Lansing）石井協議的一個秘密條款；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對日本關於山東的讓步；和一九四五年雅爾答的“遠東協議”。不講原則，放棄合理的傳統，根據 空想的權宜來做決定，機會主義的路線，“劫甲付乙，以強凌弱”，這些作為都不是“美國的方式和作風”。在我們和中國和她的人民相處之中，應該和對國內、對 近鄰的國家以及對和我們相似的人們相處一樣地，採用相同一致的高標準。
高於一切的是，我們應該確切地清楚明確，我們做出的有關中國的決定 和行動，都要和我們整體外交政策的目標相一致。我們尋求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是所有不想從事征服的人民的共同目標。為了我們能夠取得安全，我們必須和所 有這樣的人民共同協作。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行為，絕不建立在引誘惑人的“交易”和閃爍迷人的許諾的沙灘上，而必須建立在健全的原則和一貫的誠實和持久的信 賴的岩石上面。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