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 主席用兵真如神”這句贊語是《長征組歌》中的一句歌詞，該組歌的演唱於1965年隆重推出，後攝製成影片在全國放映，曾傳唱一時，直到不久前毛左們大搞唱 紅鬧劇，仍將其奉為紅色經典。1949年後，紅軍長征的故事一直都是革命傳統教育中最激動人心的教材，我們課本上學，節目中看，如今回憶起那些印象較深的 情景，總隱隱覺得，毛澤東的功績和分量並不像後來在《長征組歌》中被歌頌得那麼光輝和突出。這情形不由得讓人在心裡發問：毛澤東在長征中的處境和作為及其 在紅軍將領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實情如何？據說，有一回聽到毛澤東把紅軍長征謳歌為“宣傳隊”和“播種機”，後來成為偉大領袖親密戰友的林彪當下即輕蔑地說了 個“屌”。在他看來，那一連串長途跋涉的轉戰只是“一場敗仗之後的潰逃”。（見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香港：明鏡 出版社，2005，頁547。）琢磨一下林彪那不經意流露的聲音，我們多少可以想見，若論起偉大領袖的軍事指揮能力，中共高層中某些過來人和見證者恐怕也 會有各自不以為然的看法。

1963年，羅榮桓元帥去世，毛寫了一首吊羅的七律，其頷聯曰：“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該詩實在 夠不上一首合格的七律，這兩句寫得尤其生硬，幾不可卒讀，致使各家注釋多牽強附會，把“戰錦”理解為遼瀋戰役中攻打錦州之事，說是毛藉吊羅而暗批林彪此役 中不聽指令。從句子的對仗來講，如此解釋，“戰錦”成為動賓結構，與上句中“長征”兩字便對不到一起，更不要說在舊體詩中以“錦”字特指錦州，並無出處或 互文可資讀者聯想，毛澤東再差勁，其措詞也不該生拼硬湊到這一地步。“戰錦”應理解為有關戰功的評定和獎賞，唐詩所謂“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 之謂也。為什麼勝利後論功行賞的事會成為一個“大問題”呢？因為從井岡山起事到天安門上五星紅旗升起，大小戰爭中功過是非的問題一直都存在着爭論。毛澤東 雖為黨的領袖和軍委主席，但可以明顯看出，他在共軍中從未像斯大林或蔣介石那樣擁有實實在在的大元帥資歷和威望。據說在評定十大元帥之初，也曾有人提議授 給毛大元帥軍銜，最終卻議而未決，被劉少奇虛晃了一下推諉過去。身處這一頗感心虛的境況，毛難免有些不是滋味的感覺。這種酸不溜溜的心情發而為詩，在接下 來頸聯——“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那太淺露的合掌對中，便明顯表現出他對類似於林彪那種說“屌”的看法暗懷的不滿和輕蔑。字面上“大鳥” 和“老鷹”儘管可理解為稱讚羅榮桓境界不凡，高據群小之上，但同時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向都固執己見的毛澤東那拒斥他人異議的強硬姿態。幾年之後，正是為 擺平那類“大問題”而出一口他的酸氣，毛髮動文化大革命，黨內和軍內眾多的高層人物被一一打倒。只是狠斗到那個時候，毛才得以身着軍裝，登上天安門城樓檢 閱紅衛兵，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展現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威風。

由此可見，要談論紅太陽升起的問題，應該說直到文革中，那個“升起” 才得以最終完成。然而諷刺的竟是，正當那氣球太陽升至不勝其寒的高處，轉瞬即自行破裂而黯然隕落。被毛攪亂的黨政軍秩序在毛死後漸趨恢復，黨內的檔案陸續 解密公布，一批倖存的當權派紛紛撰寫自述，還有不少老將，人死後由眾作家為他們的戎馬生涯樹碑立傳，極力突出這些實戰者及其部屬的戰績，甚至像張國燾和王 明等公開批毛的回憶錄，也都以內部發行的方式擴大了傳播。這些過來人和見證者或為澄清是非，或要表被埋沒的功績，都在敘述中有意或無意地泄露出蛛絲馬跡， 讓讀者從史料的斷裂和破綻處窺到被掩蓋的真相。毛所擔憂的那些“大問題”之來龍去脈，近年來隨着網上文字更廣泛的傳播，連不少普通讀者都開始有所認識，看 穿了中共的底細。可以說，在中共高層內部，對毛澤東及中共的軍事神話之自我破解，在一定的程度上已開了學界和民間歷史意識覺醒的先河，儘管他們重述中共的 光輝戰史，本意在增補各自的功勞，好為他們已剝落的法統牌匾重刷油漆。因為土改、大躍進和文革那些毛時代的“偉光正”臭事早已破爛不堪，無從粉刷，如今若 再守不住“打天下坐天下”這最後一道防線，中共的黨權合法性便有坍塌之憂。

然而中國的俗眾和體制內外的大量學者們至今仍拔不出“成王敗 寇”的成見泥坑，基於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的事實，即使是反共人士和批毛選手，不少人談起被長期宣傳的共軍戰績，在鄙棄國軍敗將的無能之餘，都會對毛澤東的 “雄才大略”表示不由自主的嘆服。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大談其“歷史三峽”論說的唐德剛教授在《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一文（見《毛澤東專政始末》，台北：遠 流，2005，頁299-356）中所發的似是而非之論。按照唐教授的說法，因為這一百多年來屬於中國歷史的轉型期，民主共和的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 一無法按理出牌的亂世，越流氓越霸氣就越有抓勝算的機會，占優勢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確定為歷史的“客觀實在”，後者被聚焦為毛澤東的“主觀條件”。縱觀 國共兩黨的殊死搏鬥以及中共內部的一系列惡鬥，獨有毛澤東這個梟雄的主觀條件與亂世的客觀實在配合得恰到好處，正應了“時勢造英雄”那句古話。唐教授於是 得出結論說，這“就是毛主席開國有功、正確領導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語調，按照他的推論，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的罪行不管多麼罄竹難書，就 因為他們最終打了勝仗，你不但無法否認他們順應歷史必然性——這個傳統“天命”論的現代表述——奪取政權的事實，更不得不承認毛是一位“集政治家、軍事 家、思想家、詩人於一身，才華橫溢，文武雙全……”的偉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觀是很有代表性的，環顧我們周圍慣於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 在不同的程度上懷有類似的奴從心態。即使他們都親眼看到毛澤東“建國有過，文革有罪”的事實，你也難以通過三言兩語的辯駁，從他們頭腦里剔除那“開國有 功”的崇毛頑念。直到毛澤東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從學界到民間，像唐德剛那樣把毛的生平作“虎頭與蛇尾”兩階段劃分的看法還是相當普遍的。因此，以富 有說服力的論述破解毛澤東軍事神話，至今乃是一亟待明眼人去做的艱巨工程。

網絡作家蘆笛《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香港：明鏡，2011） 一書的出版可謂開了個一炮打響的好頭。蘆著以不容否認的史實將毛澤東“開國有功”的謬說一筆勾銷，褫奪其華袞，讓我們看出了他那從頭到尾光溜溜一條草蛇， 卻別添了幾隻蹩腳的粗鄙原形：“毛是個陰謀家而不是軍事家，是厚黑學大師而非合格的戰爭統帥，是‘狹隘經驗主義者’而不是理論家，遑論思想家。”（蘆著， 頁553）至於唐德剛教授，其實他並非毫無眼光，他也點出了毛那厚黑至痞的一面，他的誤區和短視在於，過多揮灑了“以成敗論英雄”的筆墨，卻喪失了史家應 有的“春秋”意識，未能確立嚴正的褒貶價值。於是他只顧以他那漁樵閒話的調子訴說“轉型期”的亂世笑談，竟不自覺地迎合了，也進而慫恿了國人的勢利眼所趨 同的主流思潮。正如蘆笛所說：“今日中國最大的悲劇，恰在於毛的成功引起了無數人真誠的欽服與讚佩，從而百倍強化了這種顛倒的價值觀，在大多數人（不是說 全民吧）心目中確立了光榮=成功規模×死亡人數×手段的無恥程度。誰越不拿中國人的生命當回事兒，誰越會受到尊重，誰就是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 活。”在該書的結尾，他接着沉痛地告訴讀者：“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最沉重的文化遺產。要清除這深重的精神污染，不知道還需要多少代人持之以恆 的自覺努力。”（蘆著，頁554）蘆笛為破解毛澤東軍事神話而耗數年之功寫成這本大書，就是此努力傑出的伸張，筆者在此撰寫讀後的感言，也是為他那“雖千 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所感染，有意要為他的繼續努力加一把油。以下便從我個人有限的理解出發，對該書的要旨和精義作些必要的發揮，順便也加入我讀蘆著受到啟 發的補充性議論。

二

蘆著的難能可貴之處首先是作者采銅於山的取材方向。他棄大量反共 批毛的二手資料於不顧，千辛萬苦，專門從官方出版物中搜集到數千萬字黨史的原始資料，細心從中梳理出黨內高層那些我稱之為“自我破解的敘述”，條分縷析， 按編年紀事的順序排列下去，逐處作針對性的舉例徵引，對照着毛在一系列軍事行動中的具體言行，以令人信服的實證揭示出毛澤東軍事神話的破綻、漏洞和偏頗。 因此，與海外大量情緒性的批毛急就章相比，蘆著明顯做到了學院學術的基本要求，書中那令人嘆為觀止的詳盡腳註不只符合現有的學術規範，更進而為這一領域的 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書目。至少就其令讀者開闊眼界的效果而言，蘆笛算是達到了在“學界留下足夠影響”，且“有持久影響”的目的。

蘆著 的另一特徵是作者起步於網絡寫作的先天優勢。他那放縱的筆鋒仿佛一雙赤裸的天足，其豪邁的彈跳力實為黨史專業訓練出來的纏足型文案寫手望塵莫及。他語言通 俗活潑，行文中常帶出適當的幽默風趣，論及嚴肅的問題，尤善於以反諷與戲仿筆法顛覆新華體黨八股濫調。因此，這本六百多頁的大書儘管徵引頗為繁複，不如讀 唐德剛的漁樵閒話那樣輕鬆，但仍不失其雅俗共賞的效果。此外，就方法論和史識及史觀而言，蘆著更顯示出民間學人和邊緣寫作群特有的獨立思考和原創性追求。 與拿了國家課題經費搞研究的很多體制內學者相比，同樣都占有了豐富的資料，也同樣都重視資料的可靠來源，但蘆著的透視卻顯得更富有洞察，對諸多敏感的“大 問題”揭示得更為尖銳。這一相形見絀的對比不能不讓人為國內學院學者那“戴盆何以望天”的處境感到悲哀。讀他們的書，你眼看着辛苦發掘的史料和嚴密考證的 史實都已平攤在那裡，但就在那需要進一步點破的關鍵之處，他們卻裹足不前，口將言而囁嚅，結果總是用安全的陳言將大問題搪塞過去，拿一灘因襲的稀泥抹出了 諱莫如深的光牆。但讀蘆笛的書，你會別有跨越障礙，踏入了禁區的快感，會在學院學者自閉的盲點處看到他縱筆刷新的一個個亮點。

蘆著也開宗 明義，從中共最終獲勝的主客觀條件切入了話題。但與唐德剛強調歷史必然性的思路不同，唐更偏於就已經形成的局面追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難免重彈“成王敗 寇”的老調，無形中對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作了隨聲附和的反應。蘆則着重分析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諸多偶然因素，他認為，“中共奪權戰爭的勝利，是一系列特殊的 歷史條件湊在一起造成的偶然事件，其成功經驗基本上無複製可能。”（蘆著，頁14）。這些特殊的歷史條件首先是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的混戰亂局，蔣介石未能 騰出手全力打擊草創中的紅軍，致使其滋蔓難圖，以至星火燎原，最後造成了玉石俱焚的災難。其次是抗戰爆發，中共趁勢壯大，國軍卻在抗戰中耗損兵力，窮竭國 庫，埋下了導致內戰失敗的劣勢。蘇聯的物質援助和戰略指導更加壯大了中共的勢力，美國雖熱心插手國府事務，無形中卻起了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的作用，反給蔣 介石幫了倒忙。兩方面外來勢力就這樣陰差陽錯，戲劇性地交錯在一起，讓中共集團鑽盡了特殊歷史條件的空子。再加上國內外左傾勢力惑於中共宣傳的“民主”假 象，更形成配合中共武裝奪權的洶洶聲勢。若無這一歷史捉弄中國人的詭譎時勢，毛澤東無論多麼“雄才大略”，中華民族也絕不至遭遇1949年以來的這一場紅 色浩劫。至於主觀條件，蘆笛更做出縱觀全局的綜合評估，他讓我們看到，中共從蘇共那裡學來的一整套“革命工藝學”及其組織動員群眾的效力，還有地下工作者 對國民黨的全面滲透，諜報戰取得的成就，全都是中共集團群策群力的結果。毛澤東不過倖存有術，善於拿犧牲者的鮮血染他自己的紅頂子，只是在經過黨內鬥爭的 多次較量之後，才被有意或無意地推向了領袖的位置，充當了全黨智慧的代表。

剝除以上非個人的主客觀因素，蘆笛居高臨下，從俯視角度抓住了 被剝光的毛澤東人格貧瘠的層面：蘆一再指出，毛有“智力缺陷”，因為他“從未受過系統現代教育，徹底缺乏理論思辯能力。因此，在軍事學上，他並未提出過什 麼合格的軍事理論。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並非理論，不過是共軍因為缺乏實力，出於求生本能，集體摸索出來的一套經驗規則。它既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作品， 也沒有太多智力含量，其基本原則應該是三條：第一，戰略上防禦，戰術上進攻；第二，戰略上以少勝多，戰術上以多勝少；第三，戰略上持久戰，戰術上速決 戰。”（蘆著，頁22）縱觀國內外論壇，眾多的論者都因面對中共的勝利姿態看花了眼，高抬了毛。迄今為止，唯獨蘆笛有膽識搜羅證據，窮形盡態，將毛澤東的 低能與胡來一件件披露到讀者眼前。

要從民族國家的大局來談論國共武裝鬥爭的問題，我一直認為，必須確立一個可行的論述出發點。那就是回顧 二、三十年代的國民革命形勢，首先確定一個有利於社會轉型，走出所謂“歷史三峽”的正確方向，把歷史的重述拉回當時的社會狀況，勾勒出一條有可能走向民主 共和的歷史虛線。就當時的國民革命而言，正確的方向應該是消除四面八方的軍事割據，建立全中國對抗列強的統一陣線。毛澤東這棵歪苗子自上井岡山組建紅軍， 就偏離了這一中國之命運的大方向，將國民革命拖入內戰的深淵，致使那條稀薄的歷史虛線在武裝奪權鬥爭中被踐踏得蹤跡一無。他所倡導的土地革命不只激化了農 村地區自發的暴力衝突，而且從中分化出包括流氓無產者在內的大量農村過剩人口，將其嘯聚成打天下的兵力，進而利用軍閥混戰中偏遠地帶留出的活動空間，趁機 建立起中共的軍事割據，最終加劇了軍閥混戰的亂局。正是在那一潭被攪渾的水中，中共的武裝力量在其巧遇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得以倖存和發展壯大。這支打着打倒 軍閥旗號的武裝力量實質上也是軍閥，是比舊式軍閥更具有破壞力的新式軍閥，是蘇聯一手操縱下增生的蘇維埃軍閥，一群莫斯科盧布的僱傭兵而已。歷史的重述若 能在這一位格上判決毛澤東及其紅軍割據，我們論戰事議軍功，就不至於單純地就事論事，僅局限在中共打了勝仗的圈圈內去比較毛與其他人的軍事才能，而可把問 題的探討提升到通過毛澤東軍事神話的破解，進一步破解中共武裝奪權神話的高度。

此外，毛的智力缺陷也不只是一個學識淺陋和智商不高的問 題，歸根結底，乃是他人格低下，拙於是非判斷的一種惡劣表現。眾所周知，與中共高層中不少黨政軍領導人相比，毛澤東的知識學養在起點上就有很大的差距：他 既無出國留學的資歷，也未在軍校受過專門訓練。由於缺乏那兩方面的經驗，毛澤東很早——其實從肖瑜的敘述（可參看其《我和毛澤東一起行乞》一書，香港：明 窗出版社，1988）已可看出——就形成一種逆反的偏執心理。在通常的情況下，後進者多有興趣積極向先進者學習，但毛澤東卻與之相反。他的性格從小就突顯 出一種執拗不通的勁頭，在與他人交鋒時，他那不服輸的脾氣更傾向於強詞奪理，結果總是固守其淺陋的根基，發表一些模糊不清的意見。比如在用兵打仗的事務 上，按照蘆笛的敘述，他最初便好從他津津樂道的劣質舊小說故事中汲取打游擊和耍權謀的靈感。正是基於這一逆反的偏執心理，毛澤東不但沒有因自己缺乏近代的 軍事知識而努力學習，反而“鄙薄當時軍事典籍所載的一切，認為都是陳詞濫調，他要不受約束的發揮他的游擊天才。”（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 社，1998，第三冊，頁253）毛澤東後來一系列的反現代性思維以及他與職業軍人的衝突，即源於他自己的知識淺陋和對其淺陋根基的固守。

他 早年曾參加新軍，但不久即扔下槍桿子，轉而去報考各種他很快就沒興趣再讀下去的學校。處於這種他自以為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畸零人狀態，梁山泊聚義的模式便成 為他那種對抗性慾望可資模仿的對象。直到後來幾經挫折，終於帶上秋收暴動的殘部逃到井岡山，他才緊抓住革命的武裝鬥爭這個中介，實現了他嘯聚草莽，占山為 王的宿願。毛澤東與其他紅軍將領的個人衝突，實質上乃是他的山大王心態與職業軍人及其現代軍事操作的衝突。張國燾早就看出毛澤東這種破壞黨內集體領導的專 斷作風，在他的回憶錄中，張多次提到毛一意孤行的拙劣表現。正是在這一系列衝突的過程中，毛澤東完成了蘆笛所謂從傳統山大王到紅色山大王的轉變。既然山大 王還是山大王，他那個原發性的山大王心態就不可能因披掛上紅色的虛榮外衣而隨之發生世界觀的根本轉變。他反而強化了他那不變的一面，改變了紅軍，把 “黨指揮槍”的金箍圈加諸軍隊，執意按他那一套“土共”方式建軍和打仗，在與他所鄙薄的“洋房子先生”們爭奪指揮權的過程中，他在黨內的地位一步步上升。

蘆 笛詳述了毛澤東如何領教老土匪朱聾子“打圈圈”的故技，如何在與朱德、彭德懷等人既合作又衝突的作戰中吸收了諸如“誘敵深入”、十六字訣等為初建立的武裝 力量求倖存的戰略和戰術。他還讓我們看到，通行的毛澤東軍事神話如何迴避了毛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成長過程，如何誇大毛的軍事才能，進而抹煞了集體的，特別 是職業軍人在壯大共軍武裝力量上的貢獻。針對毛澤東在其紅色山大王生涯中養成的“狹隘經驗論”頑念，蘆笛更列舉大量戰例，將毛的很多瞎指揮如何使紅軍屢遭 慘敗的史實一一揭露，同時也令人信服地說明，毛如何一次次歪打正着，在某些偶然因素的影響下僥倖取得了“反敗為勝”的後果。

三

“毛 主席用兵真如神”不只是蕭華的《長征組歌》吹起來的，毛本人早就發出過自我吹噓的言論。1960年，他會見來訪的蒙哥馬利元帥，聽到那位英國名將讚譽他指 揮解放軍打勝了三大戰役，毛竟王婆賣瓜，自誇說四渡赤水才是他平生的得意之筆。然而事實到底如何呢？讓我們回過頭對照蘆著中發掘出來的史實。原來毛澤東在 遵義會議後首次指揮土城戰鬥，即以慘敗告終，紅軍傷亡四千，比第五次反圍剿的損失還重。戰敗後的紅軍逃往赤水西岸，是為“一渡赤水”。在彭德懷的建議下， 紅軍撤退到雲南威信縣扎西鎮整編。但到達扎西不久，毛堅持要攻打兵力薄弱的黔軍，於是部隊又回師東渡赤水，是為二渡。紅軍進攻防守空虛的婁山關，算是打了 個小小的勝仗，進而再次占據遵義。但即使這場僥倖得利的遭遇戰也非出於毛的指揮，而是一、三軍團自動配合，殊死相拼贏得的。即便如此，按照彭德懷的批評， 這一仗仍打得有攻堅亂碰之嫌。可笑的是，就這麼個小有斬獲的勝仗，一時間竟沖昏了毛的頭腦，他立即大發革命樂觀的指令，聲稱要帶領紅軍赤化整個貴州。結果 害得紅軍在魯班場陳屍七百多具，吃了他瞎指揮的第二次敗仗。貴州站不穩腳跟，毛置彭德懷、林彪的反對於不顧，又要帶紅軍入川建立根據地，於是西渡赤水，是 為三渡。但紅軍剛到對岸，即遭到敵軍三面合圍，危急中不得不退回赤水以東，向雲南方向逃去，是為四渡。所謂“四渡赤水”，僅此而已。連這樣無頭蒼蠅般東竄 西躲的領軍行動都好意思自誇為平生的得意之筆，對於這位“偉大統帥”的帥才，你還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因此蘆笛作結論說：“四渡赤水應是紅一方面軍長征中 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而它完全是毛瞎指揮造成的。”（蘆著，頁175）

由於對毛“只打圈圈不打仗”那老一套走弓背的路線強烈反感，林彪甚 至上書中央，要求彭德懷出任前敵指揮。毛不但不接受失敗的教訓，還自作聰明，利用他掌握的無線電情報玩高招，炫耀他如何神機妙算。讀一下博古講給潘漢年的 這段話，我們即可看出，早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本人及其追隨者已在巧耍手段，存心飾偽，編造起他“用兵如神”的謊言了。博古如是說：

一渡赤水後，在扎西休整時軍委二局一科科長曹祥仁告訴我，他破譯了敵人的密電碼，掌握了敵人的行軍路線，出發時間等，於是毛澤東指揮行軍，甩掉尾追的敵人，猶如神助，順利地二渡赤水並進行了遵義戰役。
……毛澤東任政委後，親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電台的電訊往來，以此指揮戰鬥行動，用兜圈子的辦法巧妙躲過敵人的追堵。
……三渡赤水後……一些中、高層部隊領導也有意見，反對毛澤東兜圈子……林彪還為此給張聞天寫了信，要求更換軍事領導人，把毛澤東換下來，讓彭德懷上。
面 對這種情況，是我和周恩來兩個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釋，總算把此事平息下去。從此周恩來開始宣傳毛澤東如何神機妙算，牽着敵人的 鼻子跑，把敵人拖跨，使紅軍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另一方面則嚴格控制一科，封鎖曹祥仁破譯密碼之事，使部隊感到毛澤東用兵神奇，毛澤東的威信也逐漸在紅軍中 樹立起來。（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頁151-152）

毛澤東人格的低下於此可見：他不但貪他人之功據以為己有，進而連現代軍事運作中最起碼的技術功效都竊據在手，秘而不宣，藉以神化他個人的能耐。

讓 我們再回到林彪對毛所渲染的長征輕蔑說“屌”的問題上。在那“一場敗仗之後的潰逃”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特別是毛澤東——來說，尚有一走投無路中可抓 的救命稻草，一個海市蜃樓般鼓舞他們前進的目標，那就是北上“打通蘇聯”的計劃。據張國燾的回憶，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在毛澤東住所開過一個軍事會 議。會上張聞天告訴與會者，紅軍撤離瑞金前曾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讓紅軍在走投無路時向外蒙古靠近，以便取得蘇聯的接應。但紅軍撤離蘇區後便失去與國 際的聯繫，張聞天在會上提說此事時，紅軍的去向尚待確定，高層中正在爭論到底應該在西南一帶找機會建立根據地，還是繼續北上，向他們無產階級的祖國求援。 如今經張聞天這麼一說，毛澤東立即浮想聯翩，向其他人樂觀地大講起他“打通蘇聯”的主意。他說他提出這主意有兩個理由：其一，他認為，紅軍打敗仗是吃了蔣 介石飛機大炮的虧，部隊若能跋涉到蒙古邊界，獲得蘇聯運來的飛機大炮，就可以打敗蔣介石了。其二，即使將來在寧夏一帶站不住腳，毛認為，“至少中共中央和 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我的回憶》，第三冊，頁226-227）毛澤東原話是否如張國燾所述，讀者盡可以懷疑，但就後來毛與 中央其他人在長征途中一直對打通蘇聯所抱的希望和安排來看，毛的地理知識之淺陋實在令人跌破眼鏡。他那時若真能意識到從寧夏到外蒙以至到與蘇聯接壤的距離 有多麼遙遠，進而考慮到其間必經的沙漠和荒原根本無路可走，他大概就不會津津樂道冒險的武器運送計劃，更不會作那個坐汽車逃到外蒙的荒謬設想了。

可 悲的是，打通蘇聯的願望同樣也鼓舞着中共的不少高層人物，後來西路軍因被派往新疆方向接應想象中的蘇援而全軍覆沒，以及紅軍到達陝北不久即貿然東征，欲北 上外蒙迎運期待已久的武器，由此而導致的一系列失敗及損失全都是毛急於打通蘇聯的瞎指揮造成的。從蘆著揭發的史實可以看出，毛所參與的軍事指揮不但毫無 “用兵如神”的功效，反而多暴露出他的淺陋和低下。由此也可以看出蘆笛的敘事高於張戎之處，張戎在她的書中好渲染毛澤東的陰謀詭計每每得逞，蘆笛則更多地 揭示出毛那些低劣和無能的表現。因此論及導致西路軍全軍覆沒的問題，蘆笛不同意張戎的陰謀說，而是認為，毛“之所以如此，倒未必是蓄意為之，主要還是氣度 褊狹、私心太重、目光短淺、思慮不周及知識缺損使然。”（蘆著，頁246）

四

所以 說，真要劃分兇惡的等級，排列權威的座次，毛澤東實在夠不上斯大林那種鐵腕獨斷的黨魁型級別，他只配劃歸卑劣者之列。從井岡山到延安，他把大量心思都用於 如何讓紅軍——包括他自己的權力——倖存下來的策略，稱他為倖存軍事家倒算是名副其實。毛澤東深知，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中共並不是獨立的共 黨，他們在中國所搞的武裝鬥爭一直都從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因此在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紅軍要求得倖存，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同蘇 聯的利益聯繫在一起。但對莫斯科的旨意，毛的揣摩和響應並不怎麼高明，他的私心自用往往弄出不少餿主意，有時就犯了斯大林的大忌。直到西安事變爆發之日， 毛之所以始終不忘執行紅軍向新疆或蒙古進軍的計劃，就是想把蘇聯拉入與國民黨政府的衝突。毛這個痴念存心已久，早在黨的三大會議上，他就發出過“請蘇俄出 兵從外蒙打進來”的動議。按照他那毫無民族國家觀念的如意算盤，似乎只要引來紅色的“沙陀兵”，中共即可裡應外合，獲得武器支援，趁勢擴大他們的軍事割 據。在1935年末的一次會議上，他甚至號召紅軍“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 的力量，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 若幹個省內的大勝利。”（蘆笛引自《毛澤東軍事文集》，見蘆著，頁207）我們知道，當時日本已占領東北，蔣介石正在避免與日軍衝突的忍辱策略下做切實長 遠的抗戰準備，而斯大林因恐怕戰火燒到蘇聯，也在積極支持國府抗戰。毛澤東這段挑釁性的抗日言論反映出他一貫的趁火打劫心態。為了紅軍的倖存與擴張，他蓄 意要挑起全面戰火，甚至準備冒火中取栗之險，不惜把中共推上民族縱火犯的罪惡道路。余英時曾以“共公怒觸不周之山”的災難比喻中共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毛澤 東這一寧可把天下拖入火海的用心的確堪稱為“共工再世”。在武裝奪權時期，他推行在天下大亂的局面下贏得中共大勝的策略，發展到文革，便是搞一場揚言“從 大亂到大治”的民族浩劫。

直到西安事變在莫斯科強力干預下和平解決，中共被迫接受了斯大林聯蔣抗日的指令，毛澤東才終於面對眼前這不得不 接受的現實：蘇聯根本不可能介入中共與國民黨的軍事衝突，中共所依附的這個無產階級的祖國畢竟是人家俄羅斯人的國家，共產國際要求中國支部執行的路線始終 都是從蘇聯自身的利益出發的。抗日的任務壓倒了一切，對莫斯科來說，從各方面支持作為抗日主力的國民政府要比維持中共的軍事割據重要得多了。中國的抗日戰 場打得越激烈，蘇維埃祖國就越安全。斯大林從蘇聯利益出發的決策不但促使國府凝聚了全國的抗日力量，也把蔣介石推向統領抗日的前台，同時還挽救了中共。若 按照毛澤東原先立即殺掉蔣介石的主張辦事，可怕的後果將不堪設想。直到那時為止，毛澤東的猴脾氣還沒為中共干出一件值得稱讚的事情。按照蘆著的描述，毛澤 東平生真正的得意之筆是在國共再次合作的抗戰歲月中譜寫出來的，那就是毛為中共制定的“將內戰巧妙地偽裝為外戰的新時期奪權戰略，”它使得中共的“力量瘋 狂擴張，配合日本友軍，極大地削弱了真正的敵人國民黨，奠定了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的基本格局。”（蘆著，頁272）

五

近 十年來，暴露中共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1937年8月）決定敷衍抗戰的文件，有關“平型關大捷”誇大事實的材料等一系列屬於中共“自我破解的敘述”陸續在 網上公布，中共假抗日真發展的面目已廣為人知。蘆著中關於這一方面的詳盡揭發，此處就不再贅述。但有兩個問題，仍需作補充性討論。按照蘆笛的總結，毛澤東 在洛川會議上的主張可概括為三點：一是把國軍確定為敵軍，而非盟軍，表面上聯合，背地裡打擊，誰不執行誰就是右傾投降主義。二是紅軍表面上接受整編，享受 來自國府的供給和軍餉，但必須保持“絕對的獨立”，不得服從中央政府的指令。三是千方百計避免與日軍作戰，以“挺進敵後抗日”的名義占領地盤，將淪陷區化 為中共領地，在促進國民政府失敗的刀俎下做成中共奪權的大餅。蘆著中進一步詳列了其他領導人針對毛澤東講話發表的異議。有張國燾對毛的怒斥，說他是“披着 共產主義外衣的漢奸”。有任弼時發表的小冊子，他批評劉少奇執行毛的路線是“民族失敗主義”。包括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在內，這些仍保持職業軍人基本品德 的共產黨人都認為中共應通過積極抗戰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可僅為保存實力和避免損失而在全國人民面前做出抗戰不力的事情。至於像王明那樣唯莫斯科之命是從 的尚方寶劍揮舞者，在奔赴武漢，竭力與國府合作的事務上更是搞得合拍而中矩，他當時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為中共的抗日姿態造成了良好的影響。從他們或軍裝或西 服與國民黨要員所照的合影中可以看出，在國統區從事抗日工作的共產黨人與延安土窯洞裡的毛澤東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他們好像又回到了北伐前夕的狀態，一派與 國民黨精誠合作的氣象。

歷史的虛線正是在這一時刻明滅閃現出熹微的希望。這期間，負責與國府聯絡工作的周恩來一直在暗中努力，為促進兩黨 的良性互動做過不少工作。他曾與蔣介石兩次會談，討論過“規範兩黨行動”的協議；更與蔣的專使張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來。張衝去世後，周恩來曾撰文哀悼， 兩方面都焚毀了他們來往的信件。（參看陳小雅《中國牛仔》，頁720-723）那些化為灰燼的文字中到底討論了多少後來被毛澤東指責為“受招安”的兩黨共 識，我們已永遠無從得知。對蔣介石來說，當時國共合作的最大障礙，就是毛澤東其人的存在。踢開了他這塊絆腳石，事態的發展就很可能會出現突破性的光明。如 果沒有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力主他那個“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立場，如果中共按王明和周恩來的溫和方式與國民黨合作下去，後來也許就不至於發生那麼多 的國共摩擦，不會把所謂的“打頑”鬧到讓日軍在一邊觀賞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地步，而中國人民在抗戰中付出的犧牲代價也就不會那麼慘重了。

由 此可見，毛澤東的抗戰策略雖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了功勞，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從來都不憂我們中華亡國，只恐怕他們中共亡黨。因此他一直對 中共集團灌輸了他自己獨特的“愛國主義”價值觀，正如蘆笛所說，把他們教育得“不覺得不打日本人是恥辱，卻為中共的迅速壯大心花怒放，倍感偉大領袖的英明 正確。”（蘆著，頁293）根據蘆著的揭發，1939年底，在回答斯諾的新聞採訪時，毛甚至贊成蘇聯採取占領半個波蘭的方式來幫助中共。這就是說，只要能 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讓中共在蘇聯的卵羽下倖存下去，哪怕由蘇聯和日本瓜分中國，中共也會欣然接受。因為那樣做完全符合中共遵 循的列寧主義原則。毛這樣冒失吐露玄機的說法立即引起共產國際極度過敏的反應，因為他那一席談話不啻預告了後來的日蘇中立條約。該條約果然在1940年4 月13日正式簽署，蘇方“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就這樣在背棄中國政府的情況 下，與日本達成了骯髒的交易。但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欺辱中國人民的事件則意味着他所期待的局面終於實現：讓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從國民黨政府的主權下“解放” 出去，從而被無產階級的祖國抓到手中。於是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歡呼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那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不久的年月，毛澤東竟 如此高調歡呼一個贊同日本侵占東北和蘇聯分割外蒙的條約，其用意之卑劣實在令人髮指！我們完全可以說，此時的毛澤東已從紅色山大王心態轉化為紅色石敬瑭心 態了。

提起抗戰時期國共之間的軍事摩擦，幾十年以來，廣大受眾僅熟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所謂“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在中共的大力宣傳 下，蔣介石一直都背着發動反共高潮的黑鍋。只是近年來隨着中共內部不少“自我破解的敘述”吐露出某些不打自招的真相，再加上民間人士歷史意識的逐漸覺醒， 新四軍搶占敵後根據地的行動，還有黃橋事件的實情，這才都通過網絡文字和鳳凰衛視的節目進入了公眾的視野。根據廣泛發掘的材料，蘆著詳述了陳毅、粟裕縱隊 如何挑起衝突，如何在黃橋圍殲曾在台兒莊勇戰日寇的韓德勤部隊，而後又如何在攻打曹甸時失利，以及葉挺、項英縱隊在不服從中央政府調令的情況下如何遭到殲 滅的經過。在他還原歷史真相的敘述中，蘆笛特別點出了共軍如何“效法跟在獅子後面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撈’，收編被日軍擊潰的國軍，占領日軍留在 戰線後方的廣大地域。”（蘆著，頁283）。蘆笛用鬣狗的獵食方式比喻共軍的戰術，準確形象之極，可謂入木三分地刻畫出共軍在毛澤東“己所不欲，要施於 人”的逆反思維指導下損盡了軍人武德的卑劣行徑。有趣的是，“鬣狗”這個比喻在網絡作者周劍岐的博文《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與其兇殘病變》（見“博訊網 站”所載“周劍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中也有所提及，且對共軍的“鬣狗性”分析得更加透徹。可見在破解毛共軍事神話的問題上，時至今日，一個“天下英雄所見略同”的局面已在初步形成之中。

按 照周文的敘述，1937年，國軍在淞滬會戰中挫傷了日軍猖狂侵華的銳氣，振作了全國軍民的抗日精神。緊接着次年打響徐州會戰，中央軍統帥地方軍，匯集了各 地方派系的力量，軍令政令的國家化得以初步實現。八路軍改為第18集團軍，配合支持第二戰區的平型關等戰役，江南紅軍則改編為新四軍，在巢湖一帶配合徐州 會戰，後轉入華東遊擊。按照1938年6月軍委漢口會議的決議，要求敵後作戰緊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戰，軍令、軍政由戰區統率機關統一運作。1937年12 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面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專題報告，批評了中央洛川會議的方針和政策，提出六大綱領：統一指揮，統一 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王明的提議上符合莫斯科的指令，下有利於初步建立的國共和作，他說得有理有節，一時間在高層中占了上風。這情形 自然讓毛澤東很不舒服，他立即抓起“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帽子，向對方扣將過去。

毛在黨內搞路線鬥爭由來已久，從本質上看這一問題，與其 說是不同的路線導致了他與其他領導人的對立，不如說總是由他挑起的權力爭奪造就了針鋒相對的路線。人們通常論史或讀史，視野多為 “路線鬥爭”的框框所局限，深陷入政治說辭的迷陣，卻很少透過路線鬥爭的稜鏡觀察對立的雙方在人格、氣質和教養上有什麼不同，更未由此不同出發，進而分辨 各人所處的價值階序。無論就天生的資質還是就後天的修養而言，人群中不同的個人在能力、氣質和品性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別，由此構成了或偏高、或偏低的 品位之分，從古代的九品論人到今日的考核評級，人群中向來就存在着不容否認的高低優劣之分。在傳統社會各安其位的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有什麼能力就幹什麼事 情，是何種資質，便遵從其被規定的價值，這就是社會公認的價值階序。但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價值階序上品位較低者很可能由於達不到品位較高者的層次而有所怨 恨，共產黨所搞的階級鬥爭正好為這種低品位者的怨恨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根據，所謂“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致使怨恨者的個人情緒也具有了 革命鬥爭的崇高性質及其正當理由。這種純個人的怨氣若發生在中共領導人之間，所謂的路線鬥爭——往往包裝上理論——就會被順手製造出來，作為策略來掩蓋那 暗含的競爭欲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扭曲的情意狀態。就拿毛澤東其人來說吧，看看他那一身土窯洞的做派，你真要讓他像周恩來和王明那樣去武漢或重慶坐鎮，諒 他也撐不起那種幹練的架子，更邁不出自己的故步。但心胸狹隘的毛總是不服氣別人出頭露面，於是，那滿肚子窩火的情緒就成了他尋釁找事的酵母。直到1956 年召開八大預備會議，十幾年前的舊事還讓他耿耿於懷，忍不住在會上抱怨起來。他對大家說：“那時候，一個八路軍，一個新四軍，黨的兩支隊伍，可是不完全是 聽指揮的，八路軍有時候冒進，新四軍有時候右傾，王明在長江局呼風喚雨，挾天子以令諸侯，共產國際就是放個屁都是香的，項英腦子裡只有統一戰線，統一戰線 高於一切，模糊主義嚴重。少奇同志還是很清醒的，在華中開展了新局面，陳毅、粟裕、譚老闆、張雲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 保持了一致。”毛澤東為什麼在抱怨一通後又表揚起劉少奇等人呢？那時候他在和長江局的人馬爭風吃醋，要的就是抓緊軍隊的領導權，好貫徹他“己所不欲，要施 於人”的路線。因此他派鄧小平到太行山協助劉伯承，派彭真到晉察冀協助聶榮臻，派劉少奇在華中監督陳毅和粟裕。只有派出那些受他支配的黨代表去作監軍，不 斷督促部隊在敵後打出占地盤的局面，他窩在窯洞裡揮筆發令，才顯得有事可干。要是讓武漢或重慶方面的同志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運籌帷幄還有什麼出路！ 總而言之，對黨內那些穿着筆挺的軍裝或西服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出現的同志，毛始終懷有一言難盡的複雜心情。他不服氣他們在那邊做聯蔣抗日的工作，於是便鑽到 窯洞內挑燈疾書，不斷向華北和華中發出搞摩擦的指令。

1939年，聽到日軍掃蕩蘇北的消息，毛澤東認為共軍奪取蘇北的大好機會到了。於是 他電令“葉飛部隊開返蘇北，在蘇北地區放手發展，在今年內至少擴大二萬人槍，韓德勤部如妨礙我發展，須堅決殲滅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 擊的土共隊伍迅速壯大起來。他們對日軍游而不擊，對國軍則大打運動戰或殲滅戰，發揮“鬣狗戰術”，“打着國府的旗號，跟在日軍後面招降納叛，收編散兵散 槍，吞併民眾自衛武裝乃至土匪武裝，組織民眾，建立政權，派捐收稅，建立國中之國。”（蘆著，頁290）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傳奎所唱：“亂世英雄起 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鈎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這齣樣板戲所唱的就是黃橋事件前後當地武裝力量的生態。現在我們回過頭仔細一看，若把那唱 詞改為“鈎掛四方”，再加上個“共產黨”，才更為全面和恰當。在那個戰爭生態學的叢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環境總氛圍，在正規軍之外，才自發地催生出 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討其生活，殺出血路來各壯聲勢的雜牌武裝力量。土共的日漸壯大即來自其間的拼殺、兼併與重組。這裡面不能說沒有各自的抗日業績，但抗日僅 為他們的手段，壯大兵力和搶占地盤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如上所述，共軍靠打劫維持糧草，賴繳獲補給軍需的生存方式時日已久，早就養成了“鬣狗戰術”的習 性。粟裕帶領的縱隊更是如此，他們名為新四軍，戴的是國軍軍徽，吃的是國府軍糧，但在毛澤東“打頑”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戰勝利，卻從未配合國軍打過一場對 日軍的硬仗。他們“對國軍只要有任何機會，伏擊、偷襲、攻堅、分化、掠奪人槍資源，從不放過。如鬣狗禿鷹，兇殘獵食，群攻死咬，受殘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 而不能自主。黃橋、曹甸後，自有孟良崮、碾莊。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從此便籠罩在此惡靈屍腐之下。”（引自周劍岐文）    

這一 “鬣狗行動”最終招致皖南事變，項英、葉挺部受到報復性懲罰，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公開破裂。那條依稀可見的歷史虛線隨之磨滅，國家在抗戰勝利不久便捲入 了內戰。共軍雖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卻敗壞了他們自身的武德。就共軍與國家的關係而言，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毛澤東為其一黨之利益，破壞抗日，所作所為 有違民族大義，這本身便是共軍難以洗刷的恥辱。眾所周知，中文這“武”字一直號稱“止戈曰武”，抗戰的宗旨就是打敗侵略者，終止世界大戰，實現中華民國的 和平建國綱領。但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鬥爭卻把國共兩黨拖入血腥的內戰，直到今天，海峽兩岸仍未結束軍事對峙的狀態。就共軍內部而言，自朱德帶領從國民革命軍 中分化出來的隊伍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合，就一直存在着職業軍人的武德意識與毛澤東土共作風或多或少的衝突。比較而言，葉挺、項英帶領的正牌新四軍在執行 毛、劉來電指令上便與陳毅、粟裕所率土共游擊隊配合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顧及抗日合作的大計，故受到毛澤東的指責和後來那近乎迫害性的誤導，後 者則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國軍，最終落了個自殘的下場。

六

根據蘆著所列毛澤 東的指令、講話及中共的種種舉動，我們可以看出，得知蘇軍要出兵東北，抗戰勝利在望，毛隨即下令全黨布置軍力，做好了搶占地盤，迫日繳械，部署內線戰場的 準備。毛一面準備打內戰，一面擺出自衛的姿態，在他的主使下，共軍以反內戰的姿態跳出來挑起內戰，正如他曾經以促蔣抗日的面貌出現，唆使共軍做盡了消極抗 日的壞事。不巧的是，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打電報給中共，指示他們“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作為一個外國人，斯大 林現在何以表現得比毛澤東都更關心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呢？就毛不惜打一場內戰的蠢動而言，毛的缺乏國家民族關懷是顯而易見的，但斯大林的關懷卻另有其毛未 必領悟的原因。1945年7月8日，蘇聯與國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了在外蒙古、長春鐵路和大連、旅順港的問題上求得國府讓步，蘇聯承諾 支持國民黨一個中央政府、一支統一軍隊的主張，並表態不支持中共聯合政府的綱領。之所以很快就電令中共屈從蔣介石，當然是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中共這個 共產國際支部的利益只能處於從屬的地位，至於對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自然談不上會有多麼真切的關懷。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給毛潑了冷水，這同樣使他耿耿於懷， 後來他便拿斯大林此舉作為“整他”的實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並把斯比成不許阿Q革命的趙太爺。由此可以想見，毛澤東被迫到重慶與蔣介石和 談時，他心裡曾如何窩火。儘管如此，面對國共雙方軍事實力及其它情況的對比，重慶和談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層顯然並無打一場勝仗的把握。對他們來說，企圖武 力奪權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場必勝的內戰又是另一回事。在那個邊打邊談的時刻，他們搶占地盤，插手去摘桃子，更多的是為了增加共軍在談判桌上的籌碼。毛在 1943年給彭德懷的電訊中曾說過：“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戰爭，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 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見蘆著，頁377）可見隨着形勢的變化，即使在毛澤東左右搖擺的意念中，那條歷史的虛線也曾明滅閃現，觸動 過他被迫作良性互動的意念。中國之命運並非完全沒有在國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然而靠“黨指揮槍”的原則攀上統帥高位的毛澤東深知，他個人的 權力以及中共的勢力全都基於他們擁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謂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過在口頭上講講，而且更多地是針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講的，他們共產 黨人才不會為民主的承諾而交出自己的武力呢。所以在和談中毛始終堅持保住共軍作為黨軍的底線，而且企圖把他們的解放區作為國中之國維持下去，結果使國共和 談的進展陷入了僵局。

關於中華武德，古代的軍事典籍闡述得十分清楚。《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孫臏兵法》更強調，“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還說：“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更強調，“惡戰者，兵之王器 也。”（不好戰，是軍事上的最高原則。）不幸一直在惡性互動中的國共雙方均缺乏“惡戰”意識，高層一邊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地方上的部隊一邊在不自覺地制 造摩擦，隨着摩擦越來越厲害，最後從上到下都捲入了“樂兵”和“利勝”的漩渦。特別是共軍，從創建到壯大，一路走過來，都是趨向“樂兵”和“利勝”的路 線。

關於內戰獲勝的軍事神話，有一個到處傳播的說法，就是讚揚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軍。據蘆著的揭發，蘇聯紅軍出兵 東北，固然在迅速打敗日軍的事情上幫了中國的大忙，但從中得利的並不是國府，而是中共。蘇軍在攻克東北後大肆搶劫，拆卸有價值的機械設備運往蘇聯，霸占中 東鐵路，妨礙國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殺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員。蘇軍的暴行一時間激起民間的反蘇情緒，招致英美的抗議，蘇聯控制東北經濟的企圖一時間受挫，最 終導致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的對華政策於是急劇轉向，莫斯科完全背棄了簽約時在政治立場上的承諾，對於中共挑起內戰的舉動，蘇方從斯大林原來一再限制的態 度轉為撒手放縱，進而公開支持。在被迫撤軍之時，蘇軍不但把長春、哈爾濱及中東全線移交給共軍占領，而且打開日軍的武器庫把大量的槍炮彈藥，甚至坦克、飛 機，都轉手給共軍。蘆著中詳列出共軍從蘇軍手中獲得的武器裝備和其它戰略物資，基於這些數據，蘆笛明確指出，“到了48年，共軍的火力已壓倒了國軍。” （蘆著，頁408）國軍的美式裝備其實僅限於個別部隊，而此時在東北的共軍已全面日式，甚至蘇式裝備了。毛澤東早在長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蘇聯”後獲得其飛 機大炮好打敗老蔣的夢想終於在1948年的東北得以實現。共軍若未能在蘇聯的幫助下搶先進入東北，或在進入東北後沒得到優勢的武器裝備，就靠毛澤東在西柏 坡那被吹噓得神乎其神的指揮，絕對打不勝遼瀋戰役。

1946年5月，國軍攻占長春，驅趕得林彪部隊向松花江以北撤退。蘇聯駐華外交官向美 國駐華外交官發出警告，美國政府害怕在援華事務上與蘇聯發生衝突，硬是向蔣介石施加和談的壓力，致使國軍在攻占四平後停戰待命，讓本可以一舉殲滅的林彪部 隊得到了整編後捲土重來的機會。蘆著特別強調了這一場大戰受國內外形勢陰差陽錯變化的影響而出現的種種隨機性情況。他反覆論證說，正是這些有利的因素助長 了共軍的優勢，使共軍奪得先機。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和民心之所向，那都是共軍獲勝後自我神化的說辭，是黨史編寫者奉旨宣傳，對既成事實作合理化的追認罷了。 蘆著從中共當年的電報稿和黨內文件中搜集出大量的證據，以無可辯駁的實例讓我們看到，是眾多的隨機性情況使共軍巧鑽空子，打了幾次險勝的戰役，那既不是毛 澤東“用兵如神”的結果，也與所謂的歷史必然性無關。

蘆著還進一步告訴我們，中共能打勝內戰，不但不是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功勞，恰恰相 反，是眾多指戰員各自為戰，相機處事，在不同程度上對毛的瞎指揮打了折扣，甚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結果。就拿東北戰場上的戰事來說吧，毛一開始就催促共軍占領 大城市，妄圖一舉控制東北全境，率先在那個比鄰無產階級祖國的地方建立其獨立王國。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的決定完全錯誤。反而是劉少奇趁毛病倒之機，電 令初入東北的共軍不要急於占領大城市，要分兵到廣大的鄉村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實行土改，建立鞏固根據地，維持縱深的戰略後方。正因劉作了如此詳密而具體 的安排，才為後來共軍的取勝打下良好的基礎。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讓共軍死守四平，占據長春和哈爾濱的奢想，結果導致了東北戰場初期的大潰敗。若無美國 插手促和談，害得國軍中途停戰，共軍敗績的罪責，毛大概是想甩也甩不掉了。

毛澤東指揮打仗最缺德的一點就是他自己“下定決心”要打，指令 別人“不怕犧牲”去戰的一貫做法。他的“樂戰”—“利勝”心每每使共軍將士付出傷亡慘重的代價。就像後來搞政治運動，事先就定下殺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標， 毛澤東下達戰鬥命令，竟也給指戰員規定具體的傷亡人數。比如在1946年4月6日，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與國軍決戰，便明確開出傷亡許可證，指令林彪 “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決心付出此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見蘆著，頁439）結果四平沒守住，共軍傷亡達五萬人之多，明顯已超出毛所下達的指標。 後來林彪部隊攻陷錦州，粟裕的華野打豫南戰役（中原會戰）和圍殲黃百韜、黃維兵團，均以此付出大量傷亡的人海戰術攻堅奪勝。據戰爭的親歷者所描述，那是倒 下一批，又接着撲上來一批的衝鋒，其勢如波濤洶湧，活人踏着死人前進，讓持續掃射的國軍機槍手面對屍體盈野，血流成河的現場而感到噁心和害怕。據一篇有關 “中原會戰”的回憶記載，在一次共軍的攻堅戰結束後，國軍在陣地前的屍體堆中發現了一種奇怪的“裝備”，那是一條長約三尺的麻繩，一端縛在屍體的腳上，另 一端則壓在束腰的皮帶之下，還結了一個繩圈。（參看東方綠《記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原會戰”之 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顯而易見，做這樣的裝備，就是戰死後供他人拖回 屍體而用的。由此可見，繫繩的戰士早在衝鋒之前已被毛澤東的大筆批入他下達的“死亡指標”。毛曾有一聯詩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讀到如此革命浪漫主義的詩句，誰又能從那豪言壯語中讀出千百萬被斷送到“死亡指標”中的生命呢？*

但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及其中央領導的生命 還是很珍惜的，對比以上所引張國燾回憶錄的片段，即可說明這一事實。毛在長征途中的會議上要求四方面軍“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而且 公然說，“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他沒有提說那些被撇 下來作掩護的四方面軍將士如何安排。如果他們不屬於毛要留下的“革命種子”，那就只可能就地拼命，全部填充他那“死亡指標”所規定的數字了。

七

蘆 著還以大量的實例讓我們看到，毛澤東在行軍或作戰中很少積極策應友軍，但他卻常以中央的名義發令，隨意調遣部隊策應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長征途中，由於 與張國燾草地鬧分裂，他私自決定，率中央機關和他的一方面軍潛逃北上，把四方面軍大批人馬撇在南邊，好吸引蔣介石派重兵圍剿，而他帶領的小股紅軍則得以乘 隙在陝北落腳，有了喘息的機會。後來他又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一帶出沒，再次誘國軍西行堵截，減輕了寧夏戰役失敗後河東紅軍的壓力。

內戰打 響後，毛澤東把他這種為自保而隨意調遣部隊的故技運用到顧頭不顧尾的地步。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後，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開始了山溝中亂鑽的逃 竄，直至次年3月21日東渡黃河，他們一直都處於不斷轉移的狀態。在國軍的全面進攻下，當時的陝北赤地千里，人口銳減，部隊的補給困難，無論就毛澤東及其 中央機關的安全而言，還是就部隊的生存條件而言，情況都十分危急，頗有些當年蘇區受到四面圍剿的狀況。正是在此一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刻，毛澤東構想出蘆笛稱 之為“外線病”的進攻性戰略。7月間，胡宗南屬下劉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機關暫住的小河村一帶，迫使他們在8月1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佳 縣倉惶逃去。7月29日，鄧小平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封密電。據毛毛寫她父親的那本書所述，鄧讀完那封電報，立即焚毀，後來曾對她解釋說，“毛主席的電報很 簡單，就是‘陝北情況很為困難’……”毛毛進而指明，“劉鄧打過黃河，一是實現戰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殲滅敵人，更主要的是要減輕陝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難 處境。”（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500）蘆著中引用了該密電原文：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見蘆著，頁470）

鄧 小平接到電報後二話沒說，很快就率劉鄧大軍從魯西南長途跋涉，進軍大別山區，去建立毛澤東構想的根據地。劉鄧大軍的南下果然吸引國軍二十多個旅向南尾隨追 擊，其中就有西安綏靖署從陝北抽調的部隊。應該說，劉鄧大軍向大別山挺進，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緩解了陝北的壓力。（參看張憲文等，《中華民國史》，第四 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02-203）但劉鄧大軍在此過程中卻損失慘重，據蘆著的描述，他們勞師遠征，不但沒建立起大別山根據地，反而 一路上丟棄重型武器，以出征時12萬多人之眾的大軍，到次年3月被迫撤出大別山區為止，竟減員到不足6萬人的程度。這就是毛澤東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隊 策應己方的結果。

對毛澤東這種“外線病”戰略，蘆笛的批評特別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圖出奇制勝的一面，將毛的此類胡來描述為一種浪漫和冒 險的風格，但對毛那些大肆張揚的浮誇之詞背後色厲內荏的一面，卻缺乏應有的剖析。其實，毛那些誇誇其談的陳述是與他迂迴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戰慣性相為表里 的。應該看到，他催促別人去冒險的戰略多是他自己處境窘迫時謀劃出來的，不過是一時緊張中大放的厥詞，拿着雞毛當令箭，讀起來動聽而已。對劉鄧大軍所下的 命令尤其如此。當時毛對內戰獲勝的前景尚持比較保守的估計，他準備用五年時間與蔣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個“戰略進攻”的布局未免鋪展過大，對他和中央機 關在陝北的困境，頗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那就是他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電令中所作的布局，“進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 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毛澤東軍事文 集》，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26-227）等到他和中央機關渡河進入晉察冀一帶，更要把來自京津的威脅疏解到中原，把中原國軍的 重兵引離到江南，以免共軍在國軍各路兵力的鉗制下遭到圍殲。這就是所謂“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的戰略進攻之實質，其貌似反攻性的遠徙不無遁去的成 分。在解放軍的兵力已經壯大的情況下，毛似乎還想發揮當年“打圈圈”的戰術，作聲東擊西的突破。他那種大膽，是把別人指派到遠處去冒險的大膽，等回到近在 他身邊的情況，他又謹慎得有點膽小。也就是在這一形勢下，本來在山東打內線戰打得蠻好的華野部隊被電令渡江南下，去蔣占區另闢根據地。早在47年9月3日 給粟裕的電文中，毛就指令粟裕放棄後方，仍然像抗戰時那樣從敵軍、敵區獲取糧食、彈藥等補給，甚至讓粟裕的部隊“準備在連續作戰之後縮編部隊，準備打得剩 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甚至叫他們“重炮不要帶去”，更要禁絕他們“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同上， 頁236）他一如既往，硬給指戰員下達“死亡指標”。

但粟裕不像鄧小平那樣聽話，他一拖再拖，最後迫不得已，只好硬着頭皮向毛上書直陳己 見，講明南渡的種種不利因素，提出了華野與劉鄧、陳謝聯合作戰，在中原與國軍來一場大決戰的正確戰略。毛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大概是為防止毛在戰役打響後又 趁着發電令大做文章，造成干擾，48年10月31日，粟裕更電致中央說：“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粟裕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要落實 野戰軍將令在前線指揮打仗的主動權。當時那一觸即發的戰情迫使毛立即致電陳、鄧說，“具體攻擊任務，由你們按當面情況臨機決定。”（參看金沖及主編《毛澤 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886）粟裕最終獲得了他相機行動的大權。回到當時前線上各自為戰的實際情況中，我們便可以看出， 毛澤東及其軍委多是在發揮協調的作用而已，來自前線指揮的建議則作為主要的補充，隨時在修改和糾正着軍委的計劃。至於後來描述內戰的電影中不時插入毛主席 千里外指揮若定的那些畫面，全都是導演所玩的老套，不過以一閃而過的鏡頭在銀幕上來幾個渲染性的亮點罷了。

粟裕從前在黃橋一帶玩“鬣狗戰 術”，是因為兵員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後面“撿洋撈”，趁機對國軍搞一些伏擊偷襲的行動。如今他麾下的縱隊遠比當年壯大，裝備也大大改善，已擁有 大炮坦克武裝的特種縱隊。他們的“鬣狗戰術”於是隨之有所升級：那不再是吃腐屍般的零星偷襲，而是集中優勢兵力，將受堵截或被衝散而陷於孤立的國軍兵團團 團圍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舉殲滅。所謂“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的打法，硬是將毛澤東擔心的“一鍋夾生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這位既 非井岡山出身，也未經過長征考驗的年輕司令具有頑強的鬣狗性，打了十幾年游擊，已磨練成一員驍將。如今，他正好在最利於他發揮將才的時勢下脫穎而出，踴躍 擔負起領銜中原戰局的重任。在塵埃落定的今日回顧當年，我們完全可以說，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前後，若沒有粟裕那支鬣狗隊伍投入戰鬥，若不是粟裕大膽抵制 了毛澤東讓他南渡的指令，國共相爭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因此蘆笛堅持認為，“粟裕敦促毛澤東作出這一戰略思想的根本改變，才是中共奪權戰爭的轉 折點，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替毛撥正船頭，指引航向，使得革命從困境走向勝利。他才是比毛更稱職、更有眼光的戰略家，儘管他提出的也只不過是常識而已。” （蘆著，頁490）

八

共軍打勝淮海戰役尚有多種隨機因素，限於篇幅，難以在此詳述。 總的來說，那是共軍全體指戰員拼命戰鬥，廣大民眾大力支援的結果，他們以各種方式付出的犧牲絕不是毛那個“用兵如神”的光環涵蓋得了的。陳毅說過，“淮海 戰役勝利，是靠千千萬的獨輪車打的！”陳毅此話怎講呢？據中共公布的資料，這次戰役中，中共動員的民工多達五百萬人次，籌集的糧食有9.6億斤。“被動員 的人，有推着獨輪車來的，有趕着牲口馱載來的，也有背負着米糧、抬着擔架徒步來的；其中又以青壯為主，正好當作補充兵來源。共軍在遭到重大傷亡之後，很快 就能全額補充，來源正是這些被裹挾的青年。”（周明、王逸之，《徐蚌會戰》，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頁12）中共集團和迷信“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的國人盡可以誇耀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得民心，更有能力組織和動員群眾。但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此眾多的人力到底是如何動員起來的？大量的糧食又以什麼手段 籌集？真要尋根究底，去再現當時的實情，恐怕就不是電影畫面上宣揚的那麼喜氣洋洋，那麼熱火朝天，更與所謂“民心所向”的大話大相徑庭了。古今中外，還從 沒見過哪個武力集團把自己的後勤事務像中共這樣大規模強加在平民頭上，從窮鄉僻壤榨取了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作為解放區的軍事割據政權，中共集團任其 一黨的軍事行動全面侵入民眾的生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他們點起的戰火，這種擾民行為和軍事化行政舉措本身就是對中華武德的敗壞。可悲的是，歷史後來竟和中 國人開了一個不幸的玩笑：正因靠此一軍事動員方式打了勝仗，毛澤東緊接着將其運用於奪權後的經濟建設，從大躍進中大煉鋼鐵的鬧劇，到人民公社化以及“農業 學大寨”的苦幹蠻幹，都堪稱內戰中後方動員模式在和平建設時期的翻版。對於曾付出過人力、物力和生命代價的中國農民來說，最有苦難言的諷刺乃是，他們的奉 獻和犧牲換來的並不是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而是公社化過程中遭受的掠奪和奴役，是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回報。

從華野在碾莊圍殲黃百韜兵團， 到中野在雙堆集圍殲黃維兵團，直到淮海戰場上各處發生的激戰，共軍的最終勝利均付出了傷亡慘重的代價獲。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一如既往，仍在他下達的“死 亡指標”上耍盡了威風。48年11月14日，華野圍攻碾莊的第三天，由於國軍嚴陣以待，火力異常兇猛，共軍自身傷亡極大，向前推進緩慢。毛澤東來電督戰， 向前線諸指揮和地方黨組織發令：“目前數日內必須集中精力，徹底解決黃兵團全部及宿蚌段敵人。……此戰役為我南線空間大戰役，時間可能要打兩個月左右，傷 亡可能在十萬以上，彈藥、民工需要極巨，請華東局、中原局用全力組織支援工作。”（《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215-216）毛支出的人命預算着實 充足，據淮海戰役結束後公布的統計數字，共軍在該戰中傷亡數字不多不少，正好上了十萬，共計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蹤；國軍的傷亡數字則 更大，達171,151人之多。（參看《徐蚌會戰》，頁237）毛澤東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倖存軍事家，也堪稱為大手筆的死亡軍事家。無論是對敵方或我方，對 軍人或平民，他向來都持不吝犧牲其生命的態度，一律作視死如歸的處理。正因在武力奪權的歲月中慣於用高額的“死亡指標”屢獲全勝，後來搞經濟建設，他也采 取了類似打仗的“死人戰略”。大躍進中，他對高層講，“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 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參看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頁383）毛這種動輒拿人 命換取財富和繁榮的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來更是被運用得變本加厲，惡貫滿盈：看一看頻頻發生的礦難中死於非命的民工，暴力拆遷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種偽劣 食品害死的消費者，還有大面積環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奪權的勝利以及毛澤東的“死亡觀”在今日造成的惡果已嚴重地危及中華民族整體的生存。

更 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沒放棄挑戰帝國主義，不惜打一場世界大戰的準備。1957年在莫斯科開會，他竟在蘇聯領導人面前拿中國人的生命許下巨額的 “死亡賭注”，揚言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而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着大量的毛粉絲所謂“中國人死都不怕”的好戰狂熱。幾年前，解放軍中有 個名叫朱成虎的少將，竟然在公開的講演中叫囂說，不惜毀滅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與美國打一場核戰。這樣看來，我們現今在此討論破解毛共軍事神話的問題，就 不只是在做一種辨析真偽，訂正史實的純史學工作了，更不能只滿足於比較共軍將領與毛澤東軍事才能的優劣。我們還要進一步正本清源，深入解剖毛式軍事動員以 及毛本人的低智能劣品質如何敗壞了傳統的武德，如何把現代中國的軍事建制導向了黨化武裝的歧途，如何在全國全民的範圍內造成了崇尚暴力和賤視人命的缺德現 象。

九

評論某些被過分誇張的大人物，我贊成孟子“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態度。對 毛澤東其人，直到今日，無論是讚揚者還是指斥者，還都習慣從仰視的角度出發，讓他那龐然大物的塑像蓋住了眼界。蘆笛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敢於從俯視的角度 出發，從毛“巍巍然”的巨像下看出了他那卑劣的“小”。其實早在近二十年前，余英時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見余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5，頁43-62）中就採取了類似的角度，就對毛澤東卑劣的“小”有所揭示。在該文中，他開宗明義，即坦誠宣布他那俯視的角度源於他對毛 這種秦始皇加斯大林式的人物懷有牢不可破的成見。由於當時可能掌握的真實史料還十分有限，因而他同時也承認自己筆下的毛不可能十分“客觀”。儘管如此，作 為史學家的余英時仍儘量採取一種歷史觀點的透視，就他所掌握的有限史料，為我們草草勾畫出毛那種集各種“邊緣”人之大成的半瓶子醋光棍形象。蘆笛在余英時 層有所抱憾的“客觀”上可謂邁進了一步。近二十年來，中共曾篡改的、偽造的和掩蓋的歷史冰山已趨於崩塌，從黨內“自我破解的敘述”到民間四面楚歌的揭發， 已為蘆笛之類的作者提供了大量有利於更加客觀地評說毛澤東的文獻材料。如上所述，蘆笛耗數年之力，窮搜中共官方公布的大量資料，終於以大量不可否認的事實 和例證揭露出毛澤東私心自用，計拙而無能的一面，為我們深入解構毛共神話的工作做出了良好的開端。

我國傳統史論一直以秉筆直書的客觀主義 標準衡量治史者的史德，章學誠倡言“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以及梁啓超主張“鑒空衡平”的史家道德，基本上都偏重治史者個人的修養，強調了他們史識中所含的 史德成分對治史的重要性。然而治史這項工作絕非為史而史，在傳統社會中，史的書寫和閱讀一直都起到揚善抑惡、廣德明志的作用。與章梁之偏重端正史家心術， 更強調客觀的重要性不同，柳詒徵則更強調“史”為道德的緣起，他視治史為手段，將明德和畜德奉為終極的目的。中共的黨史化敘述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史德，通過 官方的教科書和各種形式的宣傳性製作，把歷史的敘述扭曲為頌揚暴力、殘忍和狡詐的教材。六十多年來，史德的敗壞更導致了民德的衰微。在今日的中國和海外華 人世界，乃至西方漢學界，還有眾多的群體和個人迷信毛共軍事神話，崇拜頌揚毛澤東的功績，面對這一令人氣餒的局面，竊以為，柳詒徵史德論述所強調的主觀性 更值得我們重視。所以，就今日治史者撥亂反正的方向而言，我們從俯視角度破解毛共神話的出發點就成了一種必需強力驅動的矯枉性趨勢，這樣的“主觀”或“成 見”正是返回客觀真實的一個強勢的動力，就像火箭要飛向太空必須增之以擺脫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時牢不可破的成見和蘆笛對此成見的大力堅持， 以及蘆在他的這本大書中力求客觀而做的實證工作，都是值得讚賞的，也是筆者撰寫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進和擴展的大方向。

                                                        
*張贛萍在《硬戰——交警二總隊與中原會戰》一文中有以下的記載：

 

共 軍對我們的攻擊，即是秉從以上兩個要點，完全用「人海」來抵制我們的「火海」。除了行破壞性與制壓性的火力戰之外，他們在衝鋒的時候，很少用槍，所用的是 脅從而來的「民兵」，也可能根本是老百姓的性命，把炸藥捆縛在人身上，空着手撲到我們陣地前來，使人身與炸藥一起開花，炸破我們的伏地碉，機槍掩體；再驅 使成羣成陣的人，作波浪式的衝鋒，死了一批又來一批，用屍體填滿外壕，用肉體堵塞槍眼，而為他們的正式部隊「鋪路」。這，就是舉世知名，駭人聽聞，慘絕人 寰的「人海戰」!

 

在「中原會戰」中，中共對我們防守陣地的攻擊，把「人海戰」發揮到了極限的一次，即是調 來劉長勝的「攻堅縱隊」，向我軍發動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們在炮火的掩護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陣地作波浪式的沖撲，真是前仆後繼，鑽進到我們火網裹 面來。外壕他們是躍不過的，起初，用人抬着綁接的木板樓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為衝鋒的橋梁；但他們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後他們改變辦 法，以人命來填壕溝，被我們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衝上第二批，第三批，……這樣，一直把一條約有二十公呎乘二十呎闊度與深度，長達約一千公呎的外壕，填滿 了好幾處屍體；屍體堆積高與壕齊，然後便以屍體做橋梁，再以「人海戰」，撲近我們的陣地。照中共所表揚的「典型人物」與「英勇故事」。這些數以百計的「舍 命填溝壕」的人，都應該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這是一些什麼人呢? 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三野」的戰鬥兵，而是連軍服都沒有穿，身無槍械，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農民。他們是受了「毛 澤東思想」武裝起來，而甘為「人民解放戰爭」拚命的嗎? 不是，決不是，因為事後我們見到的，是用一根繩索，串綁着十個八個人的左手，一起倒臥壕內或地面；我們還在現場檢查出中共的「罪證」，有若干人的子彈傷 痕，是從身體後面打進去的。這說明一點。中共除了脅迫他們這些善良的農民，作為「人海戰」的前驅犧牲品之外，還在他們的後面架起機槍，迫使他們有進無退， 有死無生。為着要達到以人命填滿外壕的目的，把這班善良的農民，驅使到戰場上來，「背腹受創」而後「前後夾擊」，這是我目擊的事實，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 大罪惡!（見博訊網站“析世鑒”，http://news.boxun.com/forum/zwkl/136.shtml ）


2012年元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