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 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 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

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

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 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 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 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 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 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 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 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 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 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 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 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 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

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戳尸 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十五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 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 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 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 美：“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 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 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 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 授《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的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 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然后，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四十三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 《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 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 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 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 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对 清朝统治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干脆一杀 了之。（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