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岸：此文为转贴。原作者：元令2013

原出处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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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向原作者表示敬意！

文化大革命选择性平反暴露了什么

在新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在运动中被打倒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政治上平了反，或者说被拨乱反正。有共产党人也有党外人士，有中央高层也有平民百姓。只有少数人没有平反，仍然戴着“帽子”。

一．早期留苏派中央领导权之争

党史中经常提到的留苏派主要指以王明为首的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号令的，原苏联中山大学赞成支部局意见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包括：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其中徐以新属于摇摆不定派，故称半个。这些人后来回国成为一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曾经与国内派争夺中央领导权。后来在斗争中败北，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建国后仍在位。其主脑王明一直没有在政治上平反。

二．延安整风期间反党集团

上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的党内斗争，包括“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还有一大批当时被整肃的革命者，这些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大部分很快就平了反或者叫做了纠正。

三．高饶反党联盟。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郭峰因为反对刘少奇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此案因为涉及到当权的邓小平和陈云，一直没有平反。

四．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年胡风作为“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清查打倒，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部分人已经平反。

五。文艺界反党集团。

1955年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等反党集团波及到许多省市言语艺界人士。这部分人已经平反。

六．反右运动的右派

1957年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后的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这是邓小平明令不能平反的五个人。

七．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部分人已经平反。

八．反党宗派集团。

1962年，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这部分人已经平反。

九．“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包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向荣、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函、齐燕铭、田汉、郑天翔、蒋南翔、刘仁、林峰、范若愚、万晓塘、张淮三、林铁、卫恒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

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

这部分人很多在文革中已经重新出山。

十．“三反”分子乌兰夫。

1966年7月2日给乌兰夫定性为：“三反分子。文革中不久就平反并出来重新工作。

十一．刘邓反党集团。

1966年8月，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杨之华、王其梅、赵博、张友清等。这部分人很多在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政治上的平反在文革后完成。

十二．陶铸事件

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除陶铸去逝外，其它受牵联的人不久即出来工作。

十三．二月兵变。

1967年1月贺龙：廖汉生、许光达、廖汉生、刘震、王尚荣等被打倒。除贺龙、许光达去逝外，其中的很多人在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

十四．杨余傅事件。

1968年“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祟碧被打倒。这几人只是保护性离职，并未彻底被打倒。

十五“五。一六”分子。

1968年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红卫兵“五大领袖”。至今没有平反。

十六．一打三反

　　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48万多名。这批人有很大部分并没有真正判刑，许多只是审查后释放。

十七．林彪事件

1971年林彪事件：黄勇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雪峰、陈伯达、梁兴初、龙书金、程世清、南萍、袁升平、刘丰、黄志勇、温玉成、郑维山等被打倒。这部分人至今没有从政治上平反，很多人待遇上得到一定的恢复和照顾。

十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受牵连中央委员125人，其中30人被判刑，37人被撤职。这部分人至今没有平反。

十九．严打

　　1983年开始的严打全国抓了上百万人，一部分人被处决。因为是刑事犯罪，平反和纠错较难。

二十。“六、、四”事件

　　因赵紫阳而下台的包括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及一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这批人目前连讨论都不允许，政治上的平反仍任重道远。

在中国为右派平反时，邓小平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因运动而倒下至今没有平反的事件来看，邓小平上台后的所谓拨乱反正其实是有选择性的。

“高铙反党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主导者，平反了他们就否定了自己，这是断断不可以的。

“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五。一六”分子”都是文化大革命浮起的政治人物，是邓小平的政敌，没有杀他们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根本不可能平反。

“严打”、“六、、四事件”都是邓小平主政时期发生的，平反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

给反右留尾巴让人难以理解。虽然邓小平是当时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手造成了全国几十万人右派。既然要平反不如随风刮掉所有的右派帽子，况且他可以像对其它人一样把错误推到毛泽东和四人帮头上。不给这几个主要右派平反说明了邓小平的心虚，终究他在反右中的表现广受垢病。

选择性平反还表现在刘伯承和粟裕身上，这两位功臣良将在1958年被批教条主义。虽然没有平反，在文革中却始终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在拨乱反正的文革后，多次申诉对58年的事要求平反，邓小平就是不办，造成两人“死不瞑目”。原因也是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一手组织领导了对两人的批判。

有些平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为武汉“百万雄师”平反。这个组织是反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保省长的，不能因为陈再道支持人多势众的“百万雄师”就肯定这个组织是革命的而给予平反，从而把“工总司”打成反革命。

为赵永夫平反。赵永夫作为省军区副司令夺司令员政委的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的。

为严慰冰平反。是严慰冰写匿名信泄私愤和嫁祸于人对了，还是中央当时错了。

为沙飞平反。当年因为杀人判死刑事实清楚，自己一直坚持杀日本医生是为鲁迅报仇，三十多年后怎样诊断出“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予以平反！

统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倒过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到2013年为止没有平反的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平反在现代汉语中意为改正判错的案，或者叫洗雪冤情。然而在政治社会里，许多时候的平反并不一定是判错的案，或者是真的有冤情，只是一种政治需要。

判错或平反的主导者都是权力。理论上是因为曾经在认识上做了错误的评价，使某些人或组织因此受到伤害，后来否定以前的定论，给以纠正或恢复名誉，有昭雪之意。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在平民中的自觉，因为民众无法判定一个人的错误，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有权力才能做出这种政治评价，也能改正这种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或政治人物被判错都来自于统治者。后来的纠正也只能来自于统治者，统治者的认识是构成判断的关键。

就社会发展而言，反对统治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打破一个旧世界就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像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起义或反抗斗争就没有改朝换代一样。然而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民主和平诉求，都会触及统治者的利益。而触及统治者的利益则意味着对现政权的反动，被判错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既然判错是统治阶级的事，为什么还会出现平反呢？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需要。

统治者并非铁板一块，政治观点和思想路线上，权力和利益都存在着争斗。一派的沉降必然伴随着一派的浮起，而判错和纠错都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和需要。

无论是平反还是道歉并不代表统治者真正的悔意，某种意义上是统治者一贯正确的反映。因为在没有改变国体政体的情况下，任何新的执政者都要坚持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前提。也就是当初判错不是执政者本身，而是个别人犯错误的结果。现在平反是进一步证明统治者的正确和真诚，既让世人看到统治者的光明磊落，又使曾经的受害者感恩戴德。

平反不需要理由。

当要平反时，并不需要对犯错误者曾经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需要结合党纪国法来核对，更不计较错误者是否有悔意。只要符合现在的政治正确，能够为新的统治者增加掌权资本，被判者的错误都在其次。

政治平反是最低成本的纠错。只需一份决议，或者一张通知单，这个受迫害几年甚或几十年的冤案就算是纠正了。至于多年受到的屈辱和损失基本不需要赔偿，充其量安排一下工作了事。

平反是伟大的功绩。

平反冤假错案被当作新时期执政者的伟大功绩之一，负责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也功德无量，受到许多人赞颂。这种时候，包括民众在内都一致欢呼这种所谓的拨乱反正。没有人再去追究曾经对人权及生命的漠视，更没有人计较当权派曾经参预制造了这些冤案。

正因为此，统治者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平反冤假错案，被害者也想尽办法要求平反。

事实上在高喊拨乱反正的口号下，一面平反冤假错案，一面制造新的冤案。最明显的是对“三种人”的清查，这些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断革命而成了罪人，被打入另类至今没有平反。

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反不是以政治划线，而是以当权派的喜好。凡是得罪过邓小平，或者是邓小平主持的判错，都不能彻底平反。连曾经的 “地主”、“反革命”、“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叛徒”、“卖国贼”、“刑事犯”都能平反，只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不给平反显然没有说服力。

虽然这种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平反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不论是御用文人还是民主精英们都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派，只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工具。他们并没有信仰和独立的人格，利益是他们判别对错的唯一标准。

选择性平反暴露了当权派们的虚伪本性，所谓的平反只是一种打击政敌，招降纳叛的手段而己。同时，也暴露了党本身出现了问题。党的政治原则，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法纪观念，党的正常生活秩序，党的主要领导干部思想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