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似水，民動為煙”
——1954，《紅樓夢》討論再回首
《紅樓夢》是中國最傑出的小說。晚清時代，北京文士對《紅樓夢》的熱愛就已經到了“開口必談”的地步。而在整個20世紀汗牛充棟的對《紅樓夢》的研究中，有這樣幾個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澤東、胡適、俞平伯、藍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訂使我們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紅樓夢》”，藍、李的文章終於將《紅樓夢》研究由考據學推進到文學領域，而由胡適考據派的壟斷造成的《紅樓夢》研究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則是由於1954年毛澤東親自介入而展開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
而今時光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重新回首當年的討論，當然既是為了對我們的前人作出“同情的理解”，同時更是為了從中汲取對當前的文化建設之啟發意義。只是今天的年青人對那場震動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和文學界的討論，恐怕已是感到陌生，所以許多事情，我們的確還需要“從頭說起”。
一，“大人物”與“小人物”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北大教授俞平伯也正好49歲。不必言及他顯赫的世家（俞先生的曾祖俞樾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清代傑出的經學家和詩人，《群經評議》、《古書疑義舉例》的作者，以及《七俠五藝》的改編者），作為新文學著名的散文家、詩人和學者，這位1949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新詩《7月1日的紅旗雨》謳歌建黨28周年的教授，毫無疑問是當時被新社會器重的“大人物”。
只不過，由於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大討論之後的歷史敘述，把他推向被“紅”批評的“白”的一方，今天就很少有人知曉俞先生與左翼文化界以及早期中共的深刻淵源了。早在1920年代初，中共創辦上海大學，宣傳社會主義並培養年青黨員，俞平伯就任教於該校文學系，與瞿秋白、矛盾、鄧中夏等“革命黨”同事，當時的俞先生起碼屬於顏色偏紅一族，這自然是可想而知的。進步文學青年丁玲和密友王劍虹（瞿秋白的愛人）都是俞的學生，丁玲後來的回憶，勾勒出一個頑皮女生眼中的名人兼名師形象：
王劍虹則欣賞俞平伯講的宋詞。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課，全神貫注於他的講解，他搖頭晃腦，手舞足蹈，口沫四濺，在深度的近視鏡里，極有情致地左右環顧。他的確沉醉在那些“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韞籍的詞句中，給人以感染。
將“革命傾向”與“詩和學問”凝聚在一起的獨特校園氛圍，自然最集中體現在俞平伯的同事瞿秋白身上。丁玲眼中日常的瞿秋白是這樣的灑脫：
他每天穿一件舒適的、黑綢的舊絲棉袍，據說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遺物。寫詩，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給劍虹的情詩。他們還一起讀詩，中國歷代各家詩詞，都愛不釋手，秋白還會刻圖章，他把最喜愛的詩句，刻在各種各樣精製的小石塊上。
這回憶使人驚訝地看到，當年身居革命要職而又忘情其於中國古典世界的瞿秋白，與他年青的“進步同事”俞平伯在氣質與趣味上，其實並不乏相似之處。
1954年《紅樓夢》研究大討論，俞平伯被樹為了“胡適派”的代表，這其實是大有些冤枉的。因為在五四新文化陣營中，俞先生長期被視為“魯迅派”（俞是《語絲》的主要撰稿人，第一篇小說《花匠》即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在知識圈的“公議”里，這恰好與胡適為代表的“沒有中國學問”的美國方法“搬運夫”們相對立。魯迅的老弟周作人1932年劃分新文學流派的綱領性文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把胡適代表的美國留學生派的創作諷刺為“透明無味”的“水晶球”，而作為其對立面加以肯定的，恰是俞平伯的“深厚韞籍”的“中國現代性”。而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也恰如余英時所指出的，率先對胡適派“新紅學”進行批評的，實際上倒正是俞平伯（早在1925年，俞就提出必須從“文學”而不是“考據”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余英時還考證出，把胡適的“唯心主義方法”搞到登峰造極的應該算周汝昌（及其1953年的《紅樓夢新證》），而諷刺性的卻是：1954年俞被樹為胡適派代表時，恰是“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與胡適並排漫罵”。
而在1954年的大討論中，與俞平伯這位“大人物”對舉的兩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在寫作引發大討論的《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時，還是犀利、淳樸、氣盛的山東大學高年級大學生，只不過“蘿蔔雖小卻長對了地壟”，1950年代的山東大學在與華東大學合校後，人才薈萃，其文科之“學術水平”並不輸於俞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學（其能包納新學問、新思想或許還在其上）。山大的兩任校長成仿吾和華崗，前者是30年代“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後者作為文藝理論家，與左翼文學理論的旗手胡風關係極為密切，都算是左翼文化界的理論領軍人物。何況名師出高徒，給藍、李這班同學上古典文學課講解《紅樓夢》的教授，即是當年與俞平伯同時馳名五四文壇的女作家馮沅君（老舍、沈從文、丁西林、高亨、高蘭、陸侃如均曾任教於山東大學中文系）。因此，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討論自然要涉及到新文學舊紛爭，更進一步牽動了左翼文學理論內部綿延不息的爭論。
實際上，1955年，胡風也正是在毛澤東鼓勵“小人物”的指示感召下，才寫了著名的“30萬言書”，在替被文藝界的領導人長期壓迫的廣大“小人物”抒發憤懣與不平之餘，更重新揭開了左翼內部的舊傷疤。根據聶甘弩的回憶，胡風當時猜測，“小人物”之所以被壓制，乃是由於領導文藝界的周揚得到了“南北兩喬木”（胡喬木和喬冠華）的支持，而被視為黨內兩大筆桿子的“兩喬木”都是俞平伯的得意門生，這才使得主管《文藝報》的馮雪峰不敢開罪俞平伯這個“大人物”。1965年胡風被“監外執行”，遷居四川，聶甘弩送他的禮物競是俞平伯校勘的《紅樓夢》80回本（聶因為受胡案牽連，不但被免去中南文聯主席之職，而且投身革命多年，竟然連黨籍也搞丟了），意思是讓胡風學習俞平伯，好好研究《紅樓夢》，少在人事關係上捕風捉影自尋煩惱――或者說，經此一劫，能夠鍛煉得無知無欲，牢騷太盛防腸斷，何妨也“因色見空”。
今天看來，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討論中的“大人物”俞平伯，以及其批評者“小人物”藍翎、李希凡，既然分別被樹為“典型”，其實也就清楚地表明：作為“典型”，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所謂“大人物”、“小人物”是針對文化秩序的符號化、或者比喻性的說法，也就是說並不專門針對他們這三個具體的人，1954年的討論當然是“對事不對人”的。比如正是毛澤東提議將俞增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結尾，他還特別慎重地加上了對俞平伯“當然是要採取團結的態度”的關鍵一句。1956年科學院評職稱，周總理、胡喬木等均贊成將俞評為當時全國鳳毛麟角的“一級研究員”，其中的理由就是俞“有真才實學”，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紅樓夢》發行量達14萬（“毛選”發行量當時只有5萬），俞平伯所作的這項功德無量的工作，是將歷史上輾轉傳抄的《紅樓夢》各種版本比對校勘，特別是將前80回從程偉元、高鶚“混編出版”的120回本中剝離出來，基本恢復了曹雪芹創作的原貌，屬於名副其實的“盛世修史”。據說毛得知後很高興。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組織北京崑曲研究社，康生一直是積極參與者，出錢出力，很是投入。倒是對寫出了重量級理論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毛澤東後來說了更為嚴厲的話：1957年3月16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再次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辯護，順便這樣談到李：“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使人讀不下去”。
今天看來，1954年當然算是嚴肅的理論論爭，是毫無疑問的“文斗”，而絕非觸及靈魂與肉體的“武鬥”，《紅樓夢》研究的論爭並非後人所簡單理解的“大批判”和“整人”，歷史確實是錯綜複雜的，如果說到在黨內的“人脈”，俞先生原本也並不見得比別人淺，論蘿蔔也是裡面紅的“心裡美”。當然尤其不好說藍、李稟承“聖旨”整肅俞先生，事情全都是毛澤東事先布置下的局，事實是：毛澤東確實是偶然看到了藍、李的文章，讚賞之餘，江青推薦《人民日報》轉載此文未果，於是才有了毛澤東那封著名的信。《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寫給政治局的）字數很少，但立意甚高，愛才之情，更是溢於言表，確乎是曠世手筆，半個世紀過後再讀，令人感慨系之。
二，範式危機、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
從現代文化歷史上看，被毛澤東批評、反對過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這其中當然就包括胡適之先生。而今胡適重新成為學術“正統”、摩登聖人，勢頭壓倒魯迅，以至於文化界幾乎重新回到了“開口必談胡適之”的時代，我們恐怕就更加不必隨波逐流，也跟着去拍馬屁、當“追星族”了。
胡適代表的“新紅學”屬於“淺薄而不長進”，其實早就陷入“範式危機”，對其進行學術批判是勢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這一點的，其實不僅僅是毛澤東，更不僅僅是藍、李兩個小人物，如今看來，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余先生是海外中國文化研究重鎮，如果論意識形態色彩，他該屬於偏白而非偏紅的，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適學術研究的毛病其實是和尚頭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個早晚的問題。
余英時的理由是，一切科學學科都由“範式”和“技術”兩部分構成，技術失誤固然貽笑大方，但如果範式或者前提錯了，則技術再好也毫無用場，好比一旦開普勒假定太陽圍繞地球轉，那麼無論他在研究手段和技術上如何先進和精密，最終所能證明的也只能是自身範式的荒謬而已。而自《紅樓夢》誕生後產生的兩大“紅學”流派：索引派和考據派，犯的恰恰正是這種研究“範式”和學術前提的錯誤。
比如以蔡元培所代表的“索引派”的研究前提是：《紅樓夢》乃一部“排滿”的民族主義小說，是抒寫漢人亡國之恨的影射之作，這種民族主義研究範式，卻最終不能不使“紅學”成為清史之“野史”的猜謎和捕風捉影。而胡適所代表的“考據派”則更糟，它將《紅樓夢》理解為曹雪芹的“自敘傳”，從而使得紅學淪為“曹學”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家譜研究”不可避免。索引派和考據派都犯了一個基本的前提或者範式錯誤：就是忘了《紅樓夢》首先是文學、是小說這個起碼的事實。
在如此錯誤的範式指引下，進行了無數汗牛充棟、“失事求似”，乃至於福爾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終唯一能夠確定下來的結論竟然是：“《紅樓夢》確實是一個叫曹雪芹的人寫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寫的”，則依舊還是沒有解決。也就是說：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歷史上傳抄者們的增刪，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時的增刪，這個問題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後，才基本得以解決――或者說，到1963年終於才有了一本真正意義上“曹雪芹的《紅樓夢》”）。可見，倘範式、前提錯誤，則所謂用功、刻苦和先進技術統統白費，這就是同是過來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適時一語中的置疑：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如何能說是“科學的方法”？如果假設和前提“不小心”或者乾脆是荒謬的，則技術上再“小心”也無非是錯上加錯，弄不好就淪為披着科學華服的大規模、曠日持久的學術造假運動。郭因而才說：真正的科學方法其實與胡適的口訣相反，應該是“小心假設、大膽反證”。――借着“小人物”童言無忌揭開的蓋子，郭老總算戳破了一層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戶紙。
問題是，胡適所代表的“新紅學”頭上既然明擺着如此明顯、亮麗的“虱子”，卻為什麼會長期被科學研究所忽視（或如毛澤東所謂“不能觸動其毫毛”）？這說到底，還是因為胡適不但是個“文化霸權”（“文化合法性”）的象徵，而這個文化秩序又與一個社會秩序密切聯繫，胡適長期亦官亦學，朝野兼顧，天下沒有比他更八面玲瓏的了。而作為文壇與學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大大超過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胡適之校長權威之大，到了一句話就可以將黃侃開掉（黃侃是俞平伯的主婚人之一），隨口即可解散北大一個學科的地步，因此，搞學問混進文化圈，不拜胡適這個“大把頭”恐怕絕是不行的。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旦身處在考據派的研究範式中，就永遠不會發現胡適有什麼錯誤，身處在胡適所代表的技術主義和形式主義意識形態霸權中，也就永遠不會懷疑技術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荒謬。即使有人指出胡適派明顯的錯誤，他也不會被整個文化秩序所接納和理解，這也就是深諳學術界即名利場的余英時所說的：“明白人不是沒有，只是有也沒用”。
其實王國維早就指出必須把《紅樓夢》當作美學和文學來閱讀和研究，可惜王國維太想不開，不積極樹立自己的學術霸權，反而是跳湖早死，而身後自然無一批拍馬的學生，當然更沒有形成“學統”。而俞平伯從文學角度對胡適考據派的批評，自然也要比藍、李兩個小人物要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紅樓夢辯的修正》，1954年初發表的《讀紅樓夢隨筆》說的就更清楚：不能把《紅樓夢》當曹雪芹的“自敘傳”，更不能把《紅樓夢》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譜研究”，俞的這些觀點儘管並不系統，但也證明指出考據派方向上的錯誤，顯然絕非藍、李兩個“小人物”的獨家發明。只不過由於俞先生自己還要在北京大學胡適之的徒子徒孫們之中討生活（俞先生升任“一級研究員”，是北大文學研究所劃歸了科學院之後的事），所以有些抹不開面子，理直不能氣壯而已。
這就表明：一個觀點、一項研究、乃至一種行為，其實並不能因為其“科學”、“正確”、“有創見”就會被“學術界”或“文化界”所欣然接受。因為“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實就是指一個文化秩序、一種“學術規範”，乃至一種正統地位和學術權力。在這個意義上，1954年毛澤東所要批判的確實不是胡適，而是以胡適為“文化霸權”、以技術和形式主義為範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慣的，說到底還是知識分子在“規範”、“權威”面前納頭便拜的柔軟身段。而這種柔軟身段或者“皮厚骨頭軟”，恰恰被知識分子“獨立於政治和黨派”的姿態掩蓋着。
按照社會科學的一般看法，對文化起制約作用的其實是兩個東西：意識形態（Ideology）和文化霸權（hegemony，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過政治權力起作用，實際上比較表面，而後者則通過文化秩序和學術權威起作用，作用則更為深層。因此，看一個知識分子是否真正“獨立”，也不能僅僅看他對待“政界”的態度，更要看他對待“學術霸權”的態度。因為壓制學術發展的，不僅僅是“黨閥”，往往更是“學閥”，是胡適這種形式主義的學術“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學術惡霸，乃至於本身就是學界的惡霸或者幫閒，僅僅有一個反意識形態的姿態，而沒有對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學術霸權更深一層的反思，這也根本就不是、也不能叫什麼“學術獨立”，離所謂“思想的清醒”尤遠。而記住這一點對今天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藍翎和李希凡所以能夠一鳴驚人，以小人物之身而將大人物批得“體無完膚”，特別其正義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態之獲得，當然也並非是因為背後有毛澤東撐腰（這是他們寫文章時根本沒有想也不敢、不會去想的），首先是因為山東大學偏離北京這樣的“文化中心”，他們得以置身於一套與“胡適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而這個新的文化秩序，濫觴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分化，掙扎於1930年代的革命文學論爭、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在1942年的黃土高原浮出歷史地表，最終在1950年代獲得了巨大感召力。藍、李二人正是在這一新的文化秩序的成熟期“學成文武藝”的，處在山東大學這樣一個新文化的“特區”，可以不拜、起碼是少拜胡適這個大把頭，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沒有什麼“文化負擔”，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幹，說穿了，他們當年本不過是喊出皇帝在裸體YX這一真理的兩個小男孩，屬於童言無忌、一錘鼓破的煞風景之舉。如今想來，作為觀看“胡適之先生”長期裸體YX的後排觀眾，他們的文章是在非常邊緣的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上刊載的，如果不是毛澤東有博覽群書、手不釋卷的習慣，兩個“小人物”的文章肯定會被淹沒在大量汗牛充棟的文字垃圾中。
三，“熱帶的憂鬱”與“熱月的激情”
而俞平伯之所以不能如同兩個年青的小人物那樣旗幟鮮明、真理在握，反因其立場模糊和喪失“傾向性”，競被錯誤地劃為“胡適派”，除了他處在充滿胡適徒子徒孫掌握“學統”的文化中心，心裡即使有苦，但卻早已“顏色自明”之外，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倒是他獨特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使然。文化相對主義意識在他是長期形成的，可謂根深蒂固，他更用佛教的“像“和”萬法皆空”表述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並移情於《紅樓夢》研究。加之1950年代的俞平伯，像大多數老知識分子一樣面臨新文化秩序、舊文化秩序之間的“轉軌”，無論從思想還是情緒上，更加強了這種“文化相對主義”意識。
在舊文化和新文化秩序兩者之間徘徊的“相對主義”立場是指：一方面，從這種角度看上去，所有的文化秩序、學術規範都是“特定的”和相對的，只要是個“圈”，那就都不會讓人自在了，另一方面，他當然也明白：一旦離開了特定的文化秩序，或者站在特定的文化秩序之外說話發言，離開特定的那個“圈”，你就是說的天花亂墜，也不會有人聽從，彼此視為行為怪誕，邏輯不通不說，弄不好還會搞成“敵我矛盾”――與其進行盲人摸象式的吵架，搞得“擦槍走火”，那還不如各自像人類學家那樣，先對自己的“田野”和“自留地”進行整理、調查為妥。
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形象地解釋這種“文化相對主義”說：這正如一個來自歐洲“文明社會”的異邦人，無論自詡為多有“文化”，總是會被土著人視為“野蠻人”（即使他會土著語言也無用），迷失在“文化的熱帶叢林”中。而反過來，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土著人，同樣也會被某個目不識丁的歐美粗漢笑話為“野蠻”，在大都市裡，也許只有馬戲團還給他留着位置。這種“異文化”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擾，如同感染熱帶病一樣，被施特勞斯形象地稱為“熱帶的憂鬱”。其實這用來解釋1950年代面臨着新、舊兩種文化秩序的中國知識界共有的情緒，恐怕也是很恰當的。
如果借用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之作《憂鬱的熱帶》的方法來分析，老一代知識分子進入“新社會”，並不意味着其經濟收入和社會身份的下降，而是意味着從一種文化秩序進入到另一種文化秩序，這就相當於一個土著，由熱帶叢林進入美國的鋼鐵大樓的叢林（或者反過來也一樣），他們首先面臨的是“文化地圖”的失落，喪失的既不是社會身份也不是銀行存摺，受到的既不是經濟恐慌更不是刺刀的壓迫，而是“解放”和隨着解放而來的理解能力的困境，是“興奮”和隨着興奮而產生的表述這個新世界的語言的缺失，用時髦的說法，這是典型的“文化轉軌憂鬱症”，這也許就是許多老作家擱筆和失語的原因。
也恰是20世紀初面臨着西洋文化衝擊的王國維在評論《紅樓夢》時，用最經典的語言來表述了這種“文化轉軌憂鬱症”：對於舊世界、舊社會和舊的文化秩序，是“能信（理解）而不能愛”，而對於新世界、新社會和新文化，則是“能愛而不能信（理解）”。而這用俞平伯評論曹雪芹的話就是：“對於舊世界有批判也有留戀，對於新世界有嚮往也感到虛妄”。或者說，正是由於文化秩序轉換而產生的“相對主義”意識，導致了施特勞斯所說的“熱帶病一樣的憂鬱”――在施特勞斯看來，這就是擺脫文化獨斷淪和文化霸權意識的“清醒”和“覺醒”――不過用俞平伯（或者《紅樓夢》）的語言來形容，那也就是簡單的四個字：“因色見空”。
年青人（如藍、李）因為對於新的文化秩序的“愛”而且“信”，獲得了高度的自信，當然也產生了必然的獨斷，而這也許就是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18日》中所描述的“熱月的激情”。這就是指：在革命的熱月，革命者並非是要進行意識形態的統治，而是要通過激情澎湃的言論和鮮明的傾向性，去鼓舞起義，是在事實上推翻舊世界之前，事先在文化領域裡取得合法性，是在舊世界在武力和財力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時候，事先在正義和真理上占據優勢地位――而這種葛蘭昔所謂“知識的戰術”(war of manoeuvre)，恰恰是毛澤東所最為欣賞、也最為擅長的，正是毛澤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創的“宣言”式文體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發動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正如陳布雷所說：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武力失敗之前，率先已經被毛澤東從文化上打敗了，換句話說，早在1949年垮台前，國民黨政權的“文化合法性”，其實早就喪失了。而在毛澤東看來，文化的政治，特別是保持文化上的革命性或者先進性，不僅僅是在革命的熱月或者革命過程中，而且在奪取政權之後，對於革命的階級而言變得尤其重要了。這種“文化革命”的看法影響了新中國的的歷程，也決定了毛澤東對“小人物”文章的欣賞。
但是，與藍、李這些新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不同，陷入了“新舊文化轉軌症”，或獲得了“文化相對主義意識”的老一代（如俞平伯），則在走向彷徨的同時，反而收穫了清醒――這大概就是俞先生晚年常引用的：“衛青不敗因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這裡的意思顯然是：經過的海水多了，往往也就不敢自信自己發現了新大陸。正因為真正經歷了“天翻地覆”，心情上反而不至於“慨而慷”了。這其實也就是魯迅所謂：“見事太多，即多疑慮，反而不易勇往直前”之意。
四，藍、李好辯，“紅學”以明
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大討論，恰發生在第一部《紅樓夢》評閱本出現（1754年）後的200周年，這也算是個因緣巧合。今天看來，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紅樓夢》使得我們有了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曹雪芹的《紅樓夢》”，俞平伯的工作起碼算是給了200多年的歷史一個明確交代。而藍、李兩個小人物的文章，則開啟了從文學角度研究《紅樓夢》的未來方向，終於將《紅樓夢》從“考據史”納入了“文學史”，應該說，這都標誌着新中國文化建設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而人類巨大文化的成就的取得，總是離不開批評和爭論，進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隨着深刻的誤解、過激的爭吵，一旦放開視野，這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多少年下來，我們如果只是對那些誤解、爭吵感興趣或耿耿於懷，甚至隨着時光的流逝，將這些誤解、爭吵任意地誇大、炒作，那麼給後人留下的印象就只能是：新中國的文化幾十年來只有無聊的爭吵和鈎心鬥角，這就是掩蓋了許許多多通過嚴肅的爭論才能所獲得的真正的成就。
一部《紅樓夢》，道學家只看到淫，革命黨只看到了“排滿”，才子們只理解為三角戀愛，那是其各自視野的局限使然，同樣的，對一個偉大的建設時代，如果我們只看見了鈎心鬥角的黑幕，長了黑色的眼睛，但卻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說明自己心胸太過狹窄，心理過於陰暗。而這樣的歷史觀，往小處說是太“小家子氣”了，往大處說那就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我覺得正是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對於今天的文化建設造成了最大的傷害，使得我們忘記了那固然是艱苦的年代、極端的年代，但也是奮鬥的年代、創業的年代，發奮圖強的年代，忘記了毛澤東悲愴而激越地指出的：“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極其光榮而偉大的道路”，尤其更忘記了俞平伯、錢鍾書等“老人家”和藍、李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貴族”（label for a small professional group），而是大變動的中國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簡單說他們是某種“階級利益”的代表當然不合適，但是他們是葛蘭西所說的那種自覺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繫的“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這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否則，俞先生就不會真誠地寫出這樣的詩句：“這是一世紀來沒有的，這是半世紀來沒有經識過的”，“邁開第一步的萬里長征”（俞平伯《7月1日的紅旗雨》）。而長期以來，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在某種類似於“還鄉團”秋後算帳的心態支配下，我們的視野長期不能從狹小的個恩怨（報復與反報復？）中解放出來，我們的文化界的整個心態，至今也還不能從80年代的“訴苦”、“控訴”、“傷痕”中走出，如此倒妄想產生什麼“大歷史的視野”，幻想什麼“文藝和文化的春天”，那簡直等於痴人說夢。
半個多世紀過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大討論，作為後來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訓也許是兩點：一方面，將正常的學術討論發展為“大批判”當然是個災難，更是必須嚴肅汲取的教訓，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需認識到的卻是：在重大的學術和理論問題上，如果沒有健康的、有深度的、與現實相關的學術批評、討論和爭論，那麼學術和文化不但無法發展，而且只能停滯不前，甚至會陷入另外一種災難。
對於重大理論課題進行討論和爭論，是科學和學術發展唯一的創新機制和糾錯機制。離開了對於重大理論問題的健康、深入的討論和爭論，所謂學術秩序、文化秩序、學術規範乃至“知識界”、“文化界”這樣的學術共同體，甚至也會淪為“把頭統治”的利益共同體或者“門派”（庸俗的人身依附關係）――1954年之前胡適統治的中國學術界的確就是如此。
韓愈曾經表彰孟子說：“昔者孟柯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如果沒有兩個“好辯”的小人物“不識好歹”地跳出來，對於胡適派的研究進行批評，以唐吉柯德狀挑戰大風車，那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可能至今還只有“兩家”，甚至就是只有一家（考據派）而別無分店。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後來出現的其他問題，就完全抹煞當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論勇氣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為健康的學術批判和討論機制曾經被破壞、濫用、誤用過，就反過來拒絕一切討論和批評――如果那樣，就等於將孩子和髒水一起潑了。我認為，這後一點對於我們今天尤其重要。
在這個意義上，當年兩個“小人物”的文章當然也是有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的。今天看來，其價值起碼表現在如下兩點：第一，從文學理論的高度指出《紅樓夢》不是作者的“作序傳”，更不能被簡約為寶、黛、釵的三角戀愛傳奇。理由是：《紅樓夢》是一部“多音合鳴”的巨著，它不是寫了“幾個人”，更不是圍繞着“一個人”而展開，而是“寫了一群人”，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釵”之多，而且，這群人幾乎每個都有鮮明而不可替代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這一個”，這才是《紅樓夢》的主要成就。進一步說，推動作品敘述不斷展開的，也正是這種“多音合鳴”的結構，正是這樣“一群”性格鮮明的“眾聲”（眾生）的語言和行動，而完全不是哪一條單一的線索，更不是作者頭腦中固定的某一個觀念――藍、李文章的概括說：《紅樓夢》的一個基本成就是“現實主義的原則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觀。”第二，《紅樓夢》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但是，這裡的“中國文化”並不是單一的、本質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紅樓夢》的文化成就，恰恰在於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別的，既有官場的，也有下層和奴僕的，既有所謂“高雅的”，也有所謂“通俗的”。更進一步說，《紅樓夢》正是通過揭示不同階層、等級、性別、語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間的聯繫、矛盾和鬥爭，既呈現了近代中國文化的長卷，更呈現了中國文化的“流變”，這種呈現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而用藍、李的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中國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說）的內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單純“為士大夫階級唱輓歌”，這是《紅樓夢》的另一個突出成就。
而倘若把藍、李這些今天看起來依然能夠禁得住時間考驗的理論觀點用最簡單、深刻、優美的話概括起來，我想那也不過就是俞平伯晚年留在檯曆上一句詩：“人心似水，民動為煙”，――我覺得這也是俞先生對於那場討論的總結，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對於藍、李觀點的“同情的理解”。
因為這句雋永的詩意味着：“作者”不重要，他寫了什麼才重要。它還意味着：只有擺脫了個人的利害和欲望，讓心靈沉靜下來，才能用這心去包納泥沙俱下的歷史，傾聽多音合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