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天国——析罗玺纲《太平天国史》中的唯心史观

十三、大视野看天国

作者  亦言

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宗教迷信发动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起义，清朝乾嘉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尽管落后迷信，但太平道、白莲教都说不上是邪教，因为没有“末日论”和“救世主”，没有对“教主”的个人崇拜和对教徒的人身控制。

“拜上帝教”与天国运动之发生于清王朝，发生于清王朝的晚期，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

清王朝之在中原立国，迥异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其他朝代。明末中国大乱，汉民族处于极度衰弱状态。这样一个特殊机遇，使关外满族以一个人数较少，文化发展比较原始的民族，得以依靠杀戮征服另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发展又较先进的民族，建立清王朝。

由此，清王朝之统治，也迥异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其他朝代。为保证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统治长治久安，除坚持民族统治外，清王朝竭力推行奴化文化。从以杀戮强制剃发留辫实施精神奴役开始，以文字狱震慑汉人文士；修《四库全书》对中国历代文化典籍作全面政治审查，大量进步内容被删削封禁；阉割儒家思想，独尊朱子理学，突出君权至上；以及反复向乡民灌输三纲五常思想等等。经过顺、康、雍、乾诸朝不懈努力，终于使满朝文武，全国臣民统统成了奴才。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失去创进动力。满清二百余年，绝少“谋逆”事件。慈禧祸国乱政47年，竟未遇到任何内部挑战，概因于此。

受奴化文化影响最深的首先是知识分子。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尽管许多伟大社会变革的领袖并非知识分子或知识程度不高，但知识分子阶层的参与，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必需条件。

这儿就以汉族知识精英曾国藩为例，看看他的奴才心态。

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他的幕僚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又将如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不好说清廷腐朽衰败，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套话隐言“大清气数将尽”。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全国臣民还拘守奴才“风气”，不敢藐对“主威”，稍存违逆。

“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必须等清廷中枢糜烂，无力统御全局，清王朝才会土崩瓦解。

“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预言五十年之内，清王朝将首先在“根本”上倾覆，然后是军阀混战。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奴才们还只惦记着主子恩德：“本朝君德正”“本朝德泽深厚”。（至今还有学者孜孜于“大清朝没有特别的无道昏君”）

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赵烈文讳言清廷统治的腐朽，以人所共知的满清乘明末大乱，汉民族极度衰弱之际，入关南侵，以血腥杀戮建立清王朝，来驳“本朝君德正”，曾国藩无所措对。后来清廷果然无法应对革命势力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发起的革命宣传攻势。

曾国藩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希望早一点死去，免得看到满清统治被推翻。显示作为爱新觉罗氏家族忠实奴才的无奈与悲哀。

两年后，1869年7月7日晚上，已经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对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承认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

无疑，不仅曾国藩这样。李鸿章、左宗棠等手握重兵的汉族疆吏，应该也都能意识到“大清气数将尽”。可奴才习性使他们匍匐于慈禧脚下，谁都不敢跨出创造历史的一步。

读书人如此，在宗法社会中的农民自更不待言，同样普遍存在奴化心态。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吸取历朝教训，满清统治者认识到要长治久安，至少必须让农民能活下去。所以清王朝对农民的征收尽量维持一定限度，遇有灾荒，也着力减赋赈济。例如《清史稿》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癸酉，发内帑十万两续赈直隶、山东灾民。冬十月丁酉，免合肥三年额赋,壬子，永免河南摊徵河工加价银四十万两。是岁，免直隶、山东、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二府一百五十八州县，又广西三十八土州县灾赋，江苏盐场场课各有差。

于是，有清一代，不仅文人不敢造次，农人也大多安分守己。尽管生计困苦，有许多地方性“农民起义”，但无法得到普遍响应。天国运动之未得到农民的更广泛响应，捻军之难以成势，辛亥革命之未触发有影响的农民起义，此为主因。

由于依据“经典”，将天国运动划归“农民起义”，《天国史》便以很长一段文字来说“金田起义的前夜”。从历史到现实，大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农民的悲惨境地，以及西方的入侵，称“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白寿彝《中国通史》同样有这类“套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如何“汇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为什么是两个广东人特意跑去广西发动“农民起义”？

“金田起义前夜”的中国当然存在有地主——农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地方还可能相当尖锐激烈，发生许多小规模“民变”，但都很快遭到镇压。但就全国而言，并未出现如同汉末、唐末、明末那样在天灾人祸之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形势。

宏观看，正是满清的这种统治，正是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奴才心态，使正常的起义革命——在严重政治经济危机之下，以政治经济诉求为口号的大规模大范围造反——无从产生。结果是在一定偶然条件下，发生由邪教发动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关键事件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

关于洪秀全的创教，前面已有论述，这儿不再重复。洪秀全的妄想型个人特质；他做的那个梦；他因屡考屡败而产生的对社会现实的忿懑；他受《劝世良言》的启发。这些因素分散开来不会有什么结果，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就是“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造出来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几乎毫无希望。冯云山的进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与该地的特有民情，造就了“拜上帝教”的传播与发展。

“拜上帝教”能在紫荆山区得到传播与发展，并非因为那儿百姓的“革命觉悟”特别高，也不是因为那儿的地主——农民矛盾特别尖锐（冯云山初传教时，并不提要“革命造反”）。而是因为那儿经济落后，文化闭塞，民智愚昧，以及有长期存在的客家——土著矛盾。地方条件加上冯云山进入传教这一偶然因素，“拜上帝教”由此得到传播与发展。

“拜上帝教”的发展最后导致天国运动，清廷统治的腐朽，八旗、绿营之缺乏作战能力是决定因素。当时进剿太平军的清军主要将领，几乎全是脓包。在永安州，太平军“给”了清军半年多的时间，结果竟然还是把太平军给“放”跑了，而且一路就“放”到长江边。天国运动历时14年，波及18个省，上亿人死于战乱。尤其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苏、浙、皖、赣、鄂一带，由于双方的拉锯厮杀，成为一片焦土废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谁该为之承担责任？清廷！

天国既以邪教发动，无论是当时还是后续，它本身毫无进步可言。但它所造成的历史效应：为镇压天国，清廷不得不在军制上、政治上做一些改变，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前已提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尽管清王朝“没有特别的昏君、暴君、庸君”，但当满朝文武都是奴才时，再“英明”的君王也难有作为。面对国势日蹙，嘉、道、咸诸帝毫无主张，清王朝实际处于束手待毙状态。如果这态势继续下去，中国之被瓜分，被殖民地化，迟早间事。

天国事起，清王朝建制军招架乏力，不得不下令涉战各地自组“团练”助战，使曾国藩等汉臣组织的自募军队，自筹粮饷，只听命统兵长官，朝廷不能直接调动的湘淮军，成为清王朝的常备军。这一传统通过湘淮军传到北洋军，成为拱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深刻影响民国政局。

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手握重兵的汉人督抚的出现，成为清王朝官僚集团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初步改变原来的满重汉轻格局。他们仍是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奴才，但并不愿奉中国以事洋人，积极主张富国强兵。他们推动清廷开始了由洋务运动起头的一系列变革自救活动。使中国民众在较广泛层次上接触、感受西方思想，对清末和民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6月21日，清廷“宣战”诏下，南方督抚以电报紧急磋商后，以宣战诏书是朝廷在“暴民胁迫”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颁布的、“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出发，决定拒绝奉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为防止乱局波及江南，英、美、法、日、德等列强同东南督抚取得“谅解”。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中外互保章程》，又称《东南保护约款》。共9条。主要内容有：

——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的军火，只用于“剿匪及保护中外商民”。

——各口岸外国兵舰照常停泊，但不可在清军炮台附近操练，以免引起误会。

——若外国兵轮未经中国督抚同意进入内地，由此引发的中国百姓毁坏洋商教士产命案件，中国不认赔偿。

先后参与、参加“互保”的疆吏有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安徽巡抚王之春等。

这一互保章程未正式签字，但在实际中得到了执行。它一方面使列强无后顾之忧，可全力对付北方义和团；同时它又具有约束、限制外国兵轮、水手、商人等肆意侵扰东南各省的作用。

由于义和团运动是清廷利用拳民仇外情绪而发动的一场寄侥幸于愚昧的排外骚乱。既然当时中国不存在打败列强的力量，东南互保使中国东南避免了战乱，所以应予肯定。

东南互保隐蔽的政治作用更为重要。参与互保的东南疆吏多为汉臣。他们之抗旨，之与洋人“勾结”，事后朝廷之不能追究，他们之对时局的认识远比紫禁城“主子”高明，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力量，他们所占据地域的重要性，以及所显示的离心倾向，凡此种种，都使清廷产生“祸起萧墙”的恐惧，成为后来清廷强化“排汉”的推动力。而“排汉”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然而这些大吏终究还是“奴才”，谁都未能在结束满清统治、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主动一步。而孙文则从国外发动排满革命。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