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領導人到底是誰？這本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因為只要當時有文告，就一定簡單，但由於歷史敘事的變化，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歷史，故而就成了複雜的問題。複雜而複雜，試圖簡而言之，反使接受複雜而複雜之信息的人不容易明白，甚而以為荒誕，所以，欲使人清晰之法，只能循歷史敘述演變之途徑，循序給予一一復歸，或可達到令人明瞭之目的。

一，法定遵從的領導層。

所謂法，一為頒令，二為契約。人類之法，無非這兩種。頒令屬於權力、服從，契約屬於洽商、襄贊。無論契約，無論頒令，都屬法定。法定有國家法之法定，有非國家法之法定，兩者切合，就是合法；兩者衝突，就是非法；後者違背前者，就是違法。違法而為法，中國古代就稱造反，比如陳涉、吳廣與眾刑徒約法“大楚興，陳勝王”，這種違法之法就是造反。造反而采武力，或可叫暴動，或可叫起義，1927年8月1日南昌的造反，當時既稱南昌暴動，又稱南昌舉義，今天則稱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後頒布的法，關於領導機構和領導層，內容如下：

1，最高領導機構為革命委員會，統一領導政治、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為賀龍、經亨頤、何香凝、朱暉日、黃琪翔、張曙時、徐特立、宋慶齡、于右任、郭沫若、陳友仁、張發奎、鄧演達、譚平山、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彭澤民、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葉挺、澎湃、江浩、蘇兆征。革命委員會領導機構為主席團，主席團成員為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主席團主席為譚平山，也即譚平山為南昌起義最高政治、軍事領導人。

2，革命委員會各分工機構及領導人：農工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宣傳委員會，主席惲代英；財政委員會，主席林祖涵；黨務委員會，主席張曙時；政治保衛處，處長李立三；秘書長吳玉章；參謀團；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

3，具體分工領導軍隊工作的為參謀團和總政治部，軍事由參謀團具體負責領導。參謀團委員有劉伯承、周恩來、賀龍、葉挺、蔡廷鍇（蔡廷鍇率兵脫離後改為鄧演達）。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政治部最高領導人則為郭沫若。朱暉日未安排職務。

4，作戰部隊序列及將領：全部軍隊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為序列番號，總指揮張發奎，代理總指揮賀龍；前敵總指揮黃琪翔，代理前敵總指揮葉挺。下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第十一軍，軍長葉挺；第九軍，軍長韋杵。

二，法定實際的領導層。

所謂法定實際的領導層，也就是在位的法定遵從的領導層，比如宋慶齡並沒有參加南昌起義，但既然已經將她列為法定遵從的領導人之一，如果她來到南昌，則自然是法定實際的領導人之一。因此，去掉不在位的人員，就是法定實際的領導人名單。

革命委員會委員中不在位者：經亨頤、何香凝、朱暉日、黃琪翔、宋慶齡、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革命委員會各分工機構領導人全部在位。軍隊除張發奎、黃琪翔、韋杵外全部在位（三人職務後由賀龍、葉挺、朱德正式擔任）。未在位的朱暉日軍長職本就由葉挺取代。

這樣，南昌起義法定的實際領導人就清晰了：

1，最高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譚平山。主席團成員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革命委員會委員賀龍、張曙時、徐特立、郭沫若、陳友仁、譚平山、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彭澤民、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葉挺、澎湃、江浩、蘇兆征。

2，除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外，軍事領導人為賀龍、葉挺、劉伯承、周恩來、朱德。蔡廷鍇中途退出，可以不算。

三，中共中央與南昌起義領導人。

在理清南昌起義法定實際的領導人名單後，南昌起義領導人到底是誰就應該不再是什麼問題了。在這批名單中，賀龍、郭沫若本不是中共黨員，南下後期加入中共。始終不是中共黨員的領導人，只有張曙時、陳友仁兩人，因此，南昌起義的實際權力基本掌握在中共人員手上，這樣就發生了矛盾：一方面，南昌起義領導機構設置並非中共組織，另一方面，由於這些人基本是中共黨員，其地位和言行就受着自己在黨內身份的影響和制約。不過，不能過分理解中共黨員黨內身份對外公開法定身份的影響程度，更不能將黨內身份取代公開法定身份，那時候中共黨內集權程度還不嚴重，黨領導一切的原則也沒有完全確立，正處於過渡狀態。

1927年4月27日召開的中共“五大”所選出的政治局委員為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候補委員為蘇兆征、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為政治局常委，後來增補李維漢。由於中共中央機關設立在武漢，所以中共中央實際的最高領導人是這些人員中在武漢者。7月15日汪精衛“分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陳獨秀辭職隱居，作為政治局常委的張國燾主持成立中共中央臨時常委，具體為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實際權力主要掌握在張國燾、周恩來兩人手上，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成為中共老二。但是，臨時常委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僅僅只是應變形勢需要的臨時機構，並不等於否定“五大”政治局的合法性。因此，儘管蔡和森、瞿秋白不屬於臨時常委，但依然可以擁有相應地位（實際上這之後瞿秋白很快就成為中共中央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並在“八七”會議上得到合法性確認），作為政治局委員的譚平山和候補委員的蘇兆征、陳延年同樣如此。

7月20日譚平山、李立三及中共中央委員惲代英、鄧中夏和葉挺在九江決定進行暴動，並很快通知瞿秋白和張國燾、周恩來。在張國燾的主持下，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擔任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周恩來又隨即組織由聶榮臻任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軍委，聶榮臻先行出發赴南昌進行工作。不久，周恩來、張國燾也先後赴南昌（李立三也再赴南昌），武漢中共中央則由瞿秋白、李維漢負責。於是，在南昌起義隊伍中，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成員有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中共“五大”政治局委員有譚平山，候補委員有蘇兆征；中共“五大”中央委員有惲代英、鄧中夏、澎湃、賀昌。

從中共角度來說，當聶榮臻到達九江、南昌之前，領導人是譚平山、惲代英、鄧中夏（李立三此時已經赴武漢）。當聶榮臻到達後，聶榮臻成為代表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但聶榮臻在黨內地位太低，並不足以擔當起領導人責任，說話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實際只能受譚平山、惲代英、鄧中夏領導。當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到達後，中共角度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周恩來則作為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具體負責起義行動。由於張國燾負有阻止起義的責任，受到大家強烈反對，儘管作出了同意起義表態，但失去了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威信，成為張國燾政治生涯的滑鐵盧之一，周恩來則成為南昌起義事實上的黨的最高領導人。

四，作為起義最高領袖的譚平山。

中共南昌起義領導人並不等於南昌起義實際的領導人。南昌起義敘事至今最為謬誤的地方在於，由於這一革命是由中共領導的，以為就可以用中共領導人替換為起義領導人。如果中共領導人就是起義領導人，那麼，南昌起義法定遵從的領導層為什麼就會與此發生不同呢？周恩來為什麼當時沒有被宣布為南昌起義最高領導人呢？要知道，當時可不是黨可以左右一切的時代，可不是非法定名義的黨的領導人可以把法定名義領導人當作傀儡的時代。

南昌起義儘管是由中共策劃和主導的，但是，既然當時中共沒有決定以獨立身份出現，那就仍然需要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面目獲取起義合法性。所謂革命委員會，給予宣布的不是中共名義，而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最高領導機構）名義宣布的。葉挺說：8月1日“由譚平山用中央執委名義召集中央執委及各省黨部左派分子開聯席會議，承認特別委員會的處置，並組織革命委員會執行黨務及政務”，及軍事委員會（注1）。所謂南昌起義的革命委員會，不過就是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一委員會仍然是以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領導為合法基礎的，由於其事實上並不接受這一領導，所以，實質就是從國民黨角度的另立中央，只不過操縱另立中央的是中共人員而已。正因為這樣，將並不在位的宋慶齡、何香凝、于右任、鄧演達等國民黨著名人物列入革委會，才是必須和可以有合理解釋，才並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然，豈不是南昌起義在位的領導者們的思維混亂到了極點？

雖然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合法基礎，但既然是另立中央，而實際南昌起義又是中共策劃和主導的，最高領導人如果由國民黨人擔任，中共又怎麼願意？由於這時候中共要員基本也是人所周知的國民黨員，這一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他們可以國民黨身份而另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央。但是，這樣就不能完全按照這些中共要員在中共內地位確立南昌起義領導人，必須要參照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儘管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在中共黨內已經處於核心領導人層次，但最具備資格的只能是譚平山，他們都不具備與譚平山競爭的足夠資格。

譚平山早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就是國民黨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黨員另有李大釗、於樹德）。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屆一中”會議上，譚平山仍然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黨員另有林祖涵）。寧漢分裂前，1927年3月的國民黨“二屆三中”會議上，譚平山繼續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黨員另有吳玉章）。雖然南昌起義前夕的1927年7月譚平山發表聲明辭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職務，但這並不影響他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中共人員具有的最高地位及其號召力，這恰恰成為他作為領袖另立中央的合法性理由。儘管林祖涵、吳玉章也具有接近的地位，但在中共黨內他們的地位則無法跟譚平山相比（譚平山從1920年起就是中共廣東地區領袖，“三大”、“四大”都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五大”也是政治局委員），而他們在南昌起義隊伍中的支持，恰恰又可以成為譚平山另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央的一種合法性理由。

綜合而言，從南昌起義作為一次新的國民革命，作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次另立中央的革命，中共領袖層人物中，再無一個人比譚平山更具有合法性資格。因此，儘管譚平山已經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作為中共中央老資格的領袖人物之一和政治局委員，他成為南昌起義名義上和實際的最高領袖，都是無可競爭的。事實上，7月20日決定起義也正是由譚平山召集並決定的。儘管周恩來、張國燾及李立三到來後未必心甘情願認譚平山為最高領袖，但8月1日起義後宣布領導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等人並不能對譚平山作為最高領袖的地位進行挑戰。張國燾直至晚年仍然不得不承認：“南昌暴動發動以後，譚平山被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而且賀龍是他提攜起來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來領導，通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注2）

不僅譚平山是南昌起義最高領袖，而且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也並不能擔任次一級的領袖，最高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擔任。革命委員會委員不在位者當中，具有領袖資格的人可有宋慶齡、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但既然他們不在位，也就無法擔任主席團成員，只能加入委員名單。革命委員會委員在位者當中，吳玉章資格老但年齡偏大，林祖涵有同樣問題且處事方式一向難以服眾，再去掉有一定影響但畢竟比較欠缺的張曙時、陳友仁，其他人雖然在中共黨內影響力較大而有地位，但在當時並不能跟言論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惲代英、郭沫若比。作為全國無數人崇拜對象的郭沫若當時的社會影響力不用說了，就中共這些人而言，當時惲代英的影響力也決非老資格的張國燾可比，更不是李立三、周恩來所可比。賀龍當時在國內政治界並沒有什麼好名聲（被認為是全國著名的“土匪”之一），但他是南昌起義將領中地位最高者，且鼎鼎大名，作為軍人進入主席團只能是當然選擇。

簡言之，南昌起義最高領導人為譚平山，次之為惲代英、郭沫若、賀龍。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都不能輪上。

五，軍事領導人。

革命委員會擁有政治、軍事最高權力，具體掌握軍事權的部門為參謀團。所謂參謀團，是革命委員會進行軍事決策的參謀機構，並非中共軍事參謀機構。如果不搞清楚這點，那就成一筆糊塗賬了。

劉伯承作為參謀團參謀長，似乎是軍事最高領導，其實不然。賀龍、葉挺作為起義部隊兩名主要指揮者，是當然的參謀團成員，這樣，劉伯承就等於是他們兩人的參謀長。賀龍、葉挺本來就有自己的參謀人員，劉伯承作為參謀團參謀長主要是為賀龍、葉挺指揮起義軍整體行動進行參謀。周恩來並沒有軍隊指揮權，但他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出身，所以加入參謀團。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周恩來是中共中央負責軍事工作方面領袖，所以，他加入參謀團就是中共中央試圖在南昌起義中掌握軍事實際領導權，這樣，劉伯承就更主要是譚平山、周恩來的參謀長。從具體分管軍事來說，南昌起義軍事領導人排名應該是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如果考慮政治部，就可以再加上郭沫若。

朱德是個比較特殊人物。他是南昌起義將領中資歷最老的，賀龍、劉伯承都弱於他，但朱德僅僅是個手上沒什麼兵的空頭軍長（先為第九軍副軍長），備受人們尊重，實際並無什麼權力。朱德的發言權是在南下過程中，通過所表現出的經驗、能力和影響力得到人們認可，才逐步獲得的（起義軍南下時喊的口號之一是“打到朱培德，擁護朱德”，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喊出的樹立個人權威的口號）。不過，從軍長名義角度，認為他是排在劉伯承之後的軍事領導人，也並無不可。參加起義並始終尊敬朱德、後來成為朱德嫡系大將的龔楚並沒有貶低朱德之心，但1954年他強調說：“今天，中共所有的黨史資料中，故意歪曲的記載：八一南昌起義是朱德領導的。不過是藉此來提高他的聲譽和穩固他在中共軍隊中的‘正統’地位而已。”（注3）

六，起義後相關重要人員的領導人敘事。

1，張太雷：“在南昌開會時，平山同志主張干……（中央）贊成南昌的決定，並派恩來去主持……國燾假傳聖旨，說國際不主張干，他亦極力反對干。此時反而平山主張暴動……因為這樣結果致使這次運動成為平山所領導。”（注4）該說法是黨內人士最明確之承認譚平山為南昌起義名義的和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儘管作為敘事人的張太雷很不服氣。

2，李立三：“決定以平山同志為委員長，而把陳友仁等加入國民政府常委委員之中。”（注5）該說法顯然不滿譚平山，但還是不得不承認譚平山為當時南昌起義最高領袖。

3，張國燾：“國燾當時常思及本人不能得同志信用，至令平山同志輕視中央之意，自我而損失中央威信，心中引為深懊。”（注6）顯然，張國燾是把譚平山作為南昌起義期間最高領袖和主要政敵，在其晚年回憶錄中更是進行了明確。

4，葉挺：“周恩來及惲代英同志奉黨令由漢口來南昌，與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負責主持我們的軍隊及黨的指揮，並由譚平山、韓麟符等負責國民黨的左派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各省黨部負責代表，準備組織國民黨政治及黨務機關。”（注7）“（8月1日起義勝利後）由譚平山用中央執委名義召集中央執委及各省黨部左派分子開聯席會議，承認特別委員會的處置，並組織革命委員會執行黨務及政務，以譚平山為主席，以賀龍、葉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周恩來亦為軍事執行委員，劉伯承為參謀長。”（注8）作為軍人的葉挺視譚平山為最高領袖，並習慣重軍事指揮權，在軍事領導人中將賀龍和自己排在周恩來之前，劉伯承排最後，不提朱德，完全符合軍人角度的基本事實。韓麟符是中共黨員，在中共內部地位不高，當時沒有列入南昌起義領導層名單，但他是國民黨“二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從國民黨角度有比較高地位。

七，從指導到領導——中共中央的性質敘事

1，中共中央：“主持葉賀南征的我黨指揮機關，前敵委員會決定政綱之中……”（注9）中共中央從黨的利益角度，強調“我黨指揮機關”。儘管如此，並沒有說是“領導”南昌起義。

2，在不久後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明確為是“指導”：“前敵委員會的指導在政治軍事上而做成了極大的錯誤。”（注10）中共“六大”進一步明確為是“南昌暴動指導機關”（注11）

3，1933年6月30日中央軍委明確中共是南昌起義的領導者。“1927年8月1日發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注12）這一“領導”定性維持至今。

綜上，南昌起義前後中共中央都只是承認中共在起義中起的是“指導”作用，占據的是“指導”地位。直到1933年才改變為認為自己是“領導”。

八，儘量迴避的領導人敘事。

僅僅在1927年11月，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領袖譚平山就被中共中央開除了黨籍，因此，儘管中共中央後來從“指導”到“領導”強調中共在南昌起義中的地位，但具體的領導人敘事則越來越成為非常尷尬的事情，長期被努力迴避。

這種尷尬當然是政治的。最高領導人譚平山被開除黨籍；其次的領導人惲代英在黨內地位並不高，且1931年就被殺，承認郭沫若、賀龍為最高領導人則不能體現中共領導地位；再次一級的領導人中，張國燾、李立三後來都成為了所謂錯誤路線代表，林祖涵的黨內地位則不足以代表中共，只有周恩來具有資格，但從政治角度把他說成南昌起義領導人也不妥，且他始終在中共黨內有着微妙角色。因此，當不得不要具體，只能從軍事角度談，按“賀葉部隊”或“葉賀部隊”來說。直到1944年，朱德仍然從軍事角度按照此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時，軍事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葉挺同志的六個團和賀龍同志的七個團，就是我們起義軍的主要力量。”（注13）在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起草的、全面總結中共歷史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則是完全迴避掉了這一重大敏感問題。

九，胡喬木關於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敘事。

1951年6月22日胡喬木在《人民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其中這樣表述：“8月1日，由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領在黨影響之下的北伐軍三萬餘人舉行武裝起義。”這並非胡喬木個人的敘事，該文是毛澤東安排撰寫，並由毛澤東、劉少奇修改審定，因此，完全代表了毛澤東時代中共的敘事立場。

該領導人敘事用詞非常謹慎，避開了“指導”還是“領導”，避開了政治敘事而實際採取軍事敘事，用軍事敘事也避開使用“指揮”一類語詞，而使用“率領”一詞，黨與軍隊之間的關係也只是用“影響”一詞。但是，這一敘事事實上成為了以後官方黨史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敘事的基礎，從此，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就被限定為了周恩來及軍隊將領（不包括政治部領導人郭沫若）。

按照這一敘事方式，葉挺被排在賀龍之前，以在符合歷史基本事實前提下強調軍隊的中共屬性（儘管賀龍是後來中共武裝主要領導人之一，但1927年8月1日時畢竟還不是中共黨員）。在這一基礎上，南昌起義由中共“影響”的定性必須由周恩來排第一位保證。儘管如此，當紅軍完成長征直至1951年以胡喬木名義不得不進行南昌起義敘事時，周恩來在中共的實際地位並不能跟毛澤東、朱德相比，中共既作為政黨又作為一種武裝力量乃至政權，已經就是“朱毛”，朱德是僅次於毛澤東的又一個“神”。毛澤東與南昌起義無關，作為後敘事的合法性就只能由朱德獲取，朱德的困境是當時從軍事角度在南昌起義並不是最主要領導人，但畢竟也可以算領導人，為了滿足合法性問題，排到了葉挺、賀龍之前。吃虧的是劉伯承，由於當年起義時在黨內地位不高，且只是參謀長，並非主官，連名字也不能被列入。

十，“文革”後軍方關於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敘事。

中共的朱德崇拜在1950年代後期逐步被消除，毛澤東崇拜在“文革”後被略微冷卻，但周恩來崇拜則進入高潮，同時，關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揚也成為一種道統敘述，這樣就需要重新對南昌起義進行敘事。在進行道統敘述中，政治敘事面臨非常多的困境，因此，一部中共黨史越來越類似於軍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軍人或有過軍事經歷者的地位變得從未有過的崇高，這是官方歷史話語探尋到的一個最少異議和迴避爭執門道。

既然如此，軍方話語的意義就非常重要。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軍方敘事的代表作應為由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編寫組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編寫組1978年8月修改的《南昌起義》一文，其中敘述為：“起義主要領導人是周恩來同志，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同志也是起義的領導。”（注14）

這一敘事基本繼承了1951年的胡喬木敘事，但有兩個重要差別：一是周恩來不僅排在第一位，更是將他突出出來，與朱德等人分成了兩個等級；二是加入了劉伯承。僅僅從軍事而言，應該說這一敘事是比較完整，接近了歷史原貌。但仍然有兩個問題：一，當從軍事而不是從黨的角度，周恩來與賀龍、葉挺是屬於兩個等級的嗎？二，朱德即使從名義的軍隊主官角度可以排在劉伯承前面，但可以排在賀龍、葉挺之前嗎？

不過，儘管如此，軍方這一南昌起義領導人敘事模式由於相對完整，成為了至今最為流行的話語模式，只不過人們未必將周恩來突出出來跟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分為兩個等級。

十一，中共中央“文革”後關於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敘事。

胡喬木關於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敘事充滿了難以自解的矛盾，“文革”後中共中央改變了敘事方式，經典文件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相關表述是：“周恩來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就到井岡山會師。”這個表述用非常含混的語言進行敘事，周恩來的領導既可以讓人們理解為黨的領導，也可以理解為軍事領導，最後落腳在朱德身上既突出了朱德，又沒有違背歷史事實。儘管說周恩來的領導地位可以進行討論，但落腳在把軍隊血脈保存下來的朱德身上則絕對不錯，因此，這一領導人敘事從維護中共自身利益而言，是非常奧妙的。當然，這一敘事不過是文字遊戲，並不客觀、全面反映歷史本身事實，不過，這文字遊戲確實做得比胡喬木1951年遊戲高明多了。

2013/8/29寫於滬上。

此文前半部分曾於2013/9/15在騰訊網“大家”欄目發表。

注釋：

1，見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1927年）》。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81。

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內部參考版，1980年。P299。

3，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1954年。P62。

4，張太雷：《張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10-11。

5，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35。

6，《張國燾致中央臨時政治局並擴大會議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56。

7，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1927年）》。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80。

8，同前，P81-82。

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為葉賀失敗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P20。

10，中共中央：《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03冊 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P479。

11，中共中央：《政治紀律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04冊 192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P307。

12，《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關於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09冊 193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P517。

13，見朱德：《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

14，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