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笛卡尔就被人正确地指出他的学说的自然/泛神论倾向。例如，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帕斯卡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尔；他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1]。克鲁包特金也很准确地归结到：“笛卡尔用经过精确的数学研究的物理现象来说明宇宙的生活这一企图得到了‘笛卡尔主义’的美名----如此斩钉截铁地排除了教会的一切交易，以致笛卡尔哲学不久便成了把知识从信仰之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件有力的武器，”“笛卡尔学说的科学部分却是组织得如此谨严，他排除了造物主的意志的干涉。笛卡尔的上帝和后来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乃是整个大宇宙，乃是大自然本身”[2]。这些评价固然不错，但只揭示出笛卡尔主义的一个方面特征。

在中文世界里，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包括反驳和答辩）由庞景仁翻译、1986年编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笛卡尔用朴实法文写成的短小精悍的Discours de la méthode以《谈谈方法》[3]为名由王太庆翻译、2001年编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从英译版Discourse on Method[4]、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es & Spinoza[5]和日译版『デカルト』[6]，可以大致感觉中文的翻译也很专业性。遗憾的是：《谈谈方法》书前的“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代序）”[7]，除了以上引用的自然/泛神论倾向评价，还加入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界对笛卡尔认识的可怜状况。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比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幼小，但并不是软弱无能活怯孺退缩。这个初生之犊满怀希望，跃跃欲试，已经看出封建制度日薄西山的颓势了。在笛卡尔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导致“我国某些作者…认为只有他的物理学有点价值，其他部分不是这样荒唐，就是那样反动，因此整个看来笛卡尔哲学是一种畏首畏尾的、自相矛盾的、错误百出的末流思想”[8]，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条件下利用笛卡尔哲学的功利主义背景，令人不安。

以创立解析几何闻名于世的笛卡尔（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除了数学，在物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贡献也被广泛肯定。作为身心二元论的代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思考是唯一确定的存在）以“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奠定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理性主义的基础。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如何试图从此方法证明上帝存在的：不完全的“我”能思考、能怀疑，就说明“我”的头脑里具有对完善[9]的清楚、清晰的概念，而赋予不完善的“我”得到完善的概念的这个完善的物体就是经验哲学教给“我”的上帝[10]。这个推理非常简单有力，尽管后世的咬文嚼字的哲学家（如罗素）从不同的逻辑规则上很容易批驳它，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笛卡尔“创新”的神已经不再是耶稣会、罗马教皇的上帝了，它今后要服从继承笛卡尔主义神髓的斯宾诺莎或康德的“自然神”[11]或理性[12]的法规了。与此同时，除了近代上帝的创新，具有自由意志的思考着的“我”也诞生了[13]。

从笛卡尔在本身不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收录的数倍长篇幅的七个著名人物的反论和自己的答辩[14]，可以看出笛卡尔对培养自己的耶稣会、罗马教会[15]的尊敬，以及当时思想交锋的激烈。如果对比笛卡尔在《几何》中表露的创新、优美和自信[16]，我们更可以感受笛卡尔在哲学上的革命不只是对传统的直线型反叛、断绝，而更是螺旋形的辩证轮回、维新restoration、复兴和最终的超越（亚里士多德）。其实，Arendt就指出：所谓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revolution的原意就是轮回[17]。更进一步看，所有宗教改革的动力也都是从“回到原点（耶稣）”的召唤启航的。真正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打倒对手、换一个权威。没有能够给笛卡尔生前提供工作条件的祖国产生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把推倒上帝的笛卡尔主义运用于对人类事务的解释鼓吹社会革命，但法国社会还没有进化到如何对待解放了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原则的崇高理想与践踏自由的暴力横行的冲突中[18]。

笛卡尔晚期开始专注于伦理和医学这两门关于人的身心的研究，但因为他的早逝，“笛卡尔极少注意道德问题及道德与宗教的关系”[19]。这导致了西方主流Cartesianism笛卡尔主义[20]只是简单地重复已经脱离社会内容的哲学形式，几乎被人遗忘了。这样的清高状态也好，免得不必要的歧义，使我们可以容易回到笛卡尔的出发点：“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样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个大书本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21]。Fontenelle等人总结道：“笛卡尔教会了我们理性的方法。正是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他的哲学的许多内容是错误的或有疑问的。他的方法比内容本身更令人敬佩”[22]。笛卡尔主义的神髓就在于它的方法与对象--自我和世界：对于外界/宇宙用近代数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去思考研究，同时，思考的个体具有选择善的自由意志[23]，包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我这里特意加上“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是鉴于中国文人阶层完全被剥夺了相应的权利同时也放弃了相应的责任这个的可悲、可耻的现实[24]。没有人来实践带来西方数世纪科学和思想革命的笛卡尔主义，中国文明复兴和进一步开化只能停留于梦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