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必須與環境保持即時互動的動物，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急務，有時幾乎無暇思索就作出了反應。不過只要時間允許，絕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審慎思考之後再付諸行動。審慎思考就是調動智慧。這些智慧的很大部分是權宜之計，看清下一步或多看幾步，以選擇自己認為預期收益最大或損失最小的辦法來回應眼前的問題；還有一部分則是遵循某種原則，寧可眼前收益小一點或受損，以追求長期受益。
原則，有人稱為價值觀，如果從實用的角度看，也可稱為方法，長期起作用的方法。與作為權宜之計的短期方法不同，原則會在很長或較長時期內對回應許多不同種類的問題有效。
原則通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目的性原則，一類是規範性原則。要闡明目的性原則，先得說明目的。所謂目的，指的是大到全人類的和平、減排目標，小到一村數戶修條水泥路吃上自來水，幾十號人狩獵一頭野獸，等等。人作為個體，其行為會有目的，作為集體而行動，同樣得有目的。不為某個目的，就沒必要集合起來，各干各的得了。目的屬性是積極的，規定眾人齊心協力的方向，提供行為的動機。人類在經過多少萬年的進化後，如今目的已不再限於填飽肚皮，而是有了更加高遠的目的。這些目的各有各的打動人的特點，比如基督徒的目的是靈魂得救，佛教徒的目的是行善積德以規避苦難輪迴。這些目的就成為對尋求它們的人類的行為具有約束力的原則。對於選擇並深信這些可欲目的的人們來說，他們會在很長時間內，以至於窮其一生，都堅定不移地追求這些目的，所有與此目的相背或不符的目的，都會被他們自動排斥。這樣的目的，而非短期目的，就是目的性原則。
與目的性原則有所不同，規範性原則指的是人的言行必須遵循的規則。所謂規則，比如人類最早有完整記載的《漢穆拉比法典》規定，砍手者剁手，實行同態報復，這就是規則。 《呂刑》中的記載據說就是中國最早的刑事規則。周公制禮作樂，這裏的禮樂，也是規則。商鞅變法，改變的對象主要也是規則。規則就是不論從事某個集體行動也好，與人一起玩也好，都得有個約定來約束雙方和眾人，商定有些事是誰也不能做的，不論誰做了都將遭受懲罰。有了規則，每個人就不能亂來。規則在過去通常包含四類：禁止的，允許的，必須的，獎勵的。換一個層面看，規則又可分成三種，延時性規則，現時性規則（又稱平衡性規則），即時性權宜。
延時性規則指的是從《漢穆拉比法典》、孔子、蘇格拉底、《聖經》、《羅馬十二銅表法》、《古蘭經》等延續到今天以至於直到今後很久仍然有效的那部分規則。這種規則可稱為長期性原則，或普世價值，也可理解為人類共同的經驗與偏好。延時性規則包括某些人類公認的美好品德，如諏嵅黄郏舶☉椃ㄐ砸巹t。
現時性規則指的是某個時代對某個國家社會建構起某種秩序起支撐作用的那些規則，只要那個體制還在，就會發揮作用，只有那個體制不復存在了，或者換個地方，這些規則存在的價值才不復存在。這種規則可理解為部分人類的經驗或一時的偏好。現實性規則通常表現為法律。
即時性權宜指的是起臨時規則作用的方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我們稱之為法規、規章制度、政策的，多數就是即時性權宜，也就是權宜之計。舉三個例子，比如保護環境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是延時性規則，社會主義制度屬於現實性規則，計劃生育則是權宜之計。把計劃生育與環境保護並列為所謂的基本國策，是不懂政治學的工程師們創造的「奇葩」之一。
在釐清了上述政治學概念之後，再來看看儒家。
就目的性原則而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社會」或「小康社會」。不論是大同社會還是小康社會，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低的目標，如果要把《禮記•禮摺菲袑Υ笸鐣睦硐胱鳛榻裉熘袊蚴澜绲慕K極目的，未免削足適履。
就延時性規則而言，儒家通過《四書五經》和《儀禮》等為中華確立了很多政治規則，這些規則不少至今仍然有效。比如國家必須有政府，國家政府必須是唯一的，法律政令必須是唯一的，政治首長是唯一的，執政集團內部成員之間必須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國家壟斷暴力，用理性駕馭暴力，政治必須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政府必須忠實履行職責以換取民眾的自願服從和擁戴，等等。個人道德層面，孔子闡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也可視為普世價值。所有這些，不僅自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的中國適用，今天和後世的中國適用，而且在世界範圍內極可能今後也仍然有效。相比之下，仁義禮智信這「五常」，過去曾被奉為天經地義的亙古不變的天理，如今則未必全部有效，大體上只有信，以及禮中的對人尊重的涵義是延時性規則，其它三常半很難被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所認同。
就現實性規則而言，載於上述儒家典籍中的很多規則，比如基於血統的統治，長子繼承製，統治者視被統治者、江山社稷和政治權力與職位為私有財產，統治者集立法、執法、司法三權於一身，最高權力不受制衡，政治官員由最高統治者授予並向最高統治者宣誓效忠，民眾被排除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之外，臣民只能服從而不能抗旨不遵，孔子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從《春秋左傳》、《白虎通》到董仲舒演繹出來的「三綱」，等等，都已經隨著清帝的退位和父權夫權的退隱，不可能再被拿來作為今天和今後的規則。儒家津津樂道的「忠孝節義」，以及還有大量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傳統經典，以及在官員和一般國民意識中仍在發揮作用的規則，其被普遍認可的根基也已瓦解。
就即時性權宜而言，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以及《孟子》等儒家經典中所闡明的治理方法、策略，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眾星共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法家所闡釋的某些權術，可能仍然被某些個人或官員所接納、使用，在現在乃至今後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傳承，但就總體而論，隨著政治日益開放，國民教育普及和權利意識普遍覺醒，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取代等級區分，其中的許多內容都將遭到廢棄。
儒家的理想不適用，儒家的延時性原則部分有效，部分失效，儒家為王制（以及後來演變出的帝制）量身製作、支撐帝王統治保持平衡的現實性規則幾乎全部無用，儒家的權宜性對策因其等級制特徵許多已不合時宜，這就是儒家在今天面臨的尷尬處境。儒家在兩千餘年的時間裏興盛，在今天卻面臨被揚棄，某種程度上講有些類似於歐洲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現代的自由由古代的自由發展而來，卻發展到了古代自由的反面，但這既不代表古代文明沒有價值，也不代表處當今之世，仍然得遵循古人之道。
今天的中國社會來源於古代中國，卻迥然不同於古代中國，孔子就是復活，面對今天日益開放和日益自由平等的社會，也不可能還用他那一套來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