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中国有人才，但上了错误的船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26日08:56:5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原标题：优等生候选人大清和日本的角色互换 共识网 2014-09-26 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日本伊藤博文就曾说过，你手中有这么多人才，怎么还会这样。李鸿章说我手中的人不成体系。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李鸿章和他手下所有的人才，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的人才都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走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 编者按：本文是刘仲敬老师在共识网举办的第6期青年学者沙龙上的发言，已经作者审订。第六期青年学者沙龙主题为“甲午、甲午”，更多精彩发言，请关注共识网。 甲午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算是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尽管没有1860年和1900年的意义大，但是长远影响可能是更加致命的。这一点，因为我们惯用的历史叙事体系出了点毛病，所以不大能显示出来。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当时世界存在的不只一种世界体系，欧洲的世界体系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解构了教皇和皇帝在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以后，渐渐的创造了民族国家实体概念，由民族国家实体比较平稳地组成一个没有确定权威的国际关系网络，取代了教皇和皇帝领导的基督教文明共同体这个有最高权力体系的概念。然后这个体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或者说是大清承袭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国家或者说宇宙国家的体系，同时又加上了满蒙部族联盟这个统治核心的特点。天下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它没有确定的行为主体，也没有确定的边界和主权的。大体上来讲，天下国家不是现在所谓的国家，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文明体系，文明的成果从中心也就是所谓的首善之区到外环一步一步降落，最后一直降落到“化外之地”，就是完全野蛮的区域。各个等级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和边界的，但是你始终可以感觉到文明程度和管制程度有一个不断跌落的过程，中枢对外环不仅要行使实际控制，更重要的是它要根据儒家道德上的权威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就是文治和德教的影响。 首善之区就是京师，离皇恩最近，所以它的道德水平是最高的，甚至皇帝作为天下的领袖，他的道德是最高的，他主要凭他的道德感召力量而不是凭他的赤裸裸的武力来迫使各地屈服。内环到外环的道德程度和管控能力都要相应的削弱，最后的“化外之地”蛮夷肯定是像没有长大的小孩一样，是完全不听话、捣乱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必须得让着小孩，必要时还要拿着糖果来犒赏他，而不是真的要跟他打仗。不跟他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成年人或者绅士打不过小孩或流氓，而是你一打他就降低了你的文明程度，你要证明你是高度文明的人，所以你不能直接这么对他。所以才会出现像雍正皇帝向越南割让土地，嘉庆皇帝对浩罕人许以贸易特权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与其说是中央政权在当时的权力已经严重削弱了，倒不如说是推德教的目的，文明人对待野蛮就是应该用这种办法。从实际角度来讲，给这些偏远穷困地区的蛮夷一点好处，也比大量征收十八省的赋税去打一场长距离的战争来得更便宜。所以这里面，理论和实际原因都是有的。 很多人觉得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很倒霉，但林则徐之所以倒霉，主要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丧权辱国，这种观念是错的。如果你承认英国跟清国是平行的国家，那么你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英国这些人虽然是不懂中文而且是蛮夷，毫无疑问也是皇上的臣民，你说它是跟皇上独立的国家，那你就是大逆不道。割地赔款反倒不是，因为割地赔款是一种犒赏性的行动，是教育小孩子懂得教化的一种贿赂性的做法，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当中没有入侵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在皇权之外存在着同等的权力，只有叛乱这回事，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中，叛乱跟武装上访是没有明确区别的，也就是说叛乱一方不是完全不对的，负责主事问题的官员肯定要负一定责任，这是儒家教化和帝国体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因为帝国体系如果维持不了，那不是因为我们在武力上出了问题，而是皇上丧失了道德号召力的结果。比如说如果陕西发生民变的话，你不能说乱民是绝对的没理，一定要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陕甘总督和下属官员一定也负有一定责任，不可能说责任全在某一方，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如果责任完全归于臣民的话，那么儒家的统治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政了，它自身就会丧失合法性。为了维持合法性，必须主管官员和武装访民都要负担责任。所以撤换林则徐非但不是丧权辱国的行动，反而是皇帝遵守儒家教化和宪法原则的结果，因为英国人上访是到皇帝面前鸣冤告状，因为林总督没有公正的对待他们，所以皇上在弄清是非曲直之前，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首先要把主管官员撤掉，就好像说是某个地方有访民到中央告状，中央处理问题一定是要回避，处理这个问题的官员先让他停职审查，要不然有他在那里从中作梗的话，访民绝对不可能得到公正待遇。道光皇帝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 所以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从清廷和儒家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实际是这样的：皇帝出于怜悯江南人民和帝国人民，不愿意他们承受过大的战争苦难，同时也要怜悯英国人是野蛮的，实在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让他们懂事一点还要假以时日，所以就拿一笔钱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走了，这样大家都省事，这不是帝国的软弱，而是帝国的仁慈。 因此鸦片战争从宪法意义上讲，对清廷主持国际体系没有丝毫影响，清廷仍然是东亚和内亚的国际体系的主持者，而不是一个国家。欧洲的国际体系还没有扩大到东亚的土地上，但是一旦这种礼仪的战争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欧洲的国际体系已经开始进入东亚了，清政府已经发现根据儒家文治的立场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局面了，但是清廷人有双面性，他在面对内地的时候仍然要坚持他的德教原则和文治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武力，或者说是不能过度的使用武力，只能维持一个极小规模的政府和军队，当然，这样的政府军队只能发挥警察性的治安作用，而各邦各省之间也谈不上像现代意义上的单一政治学的一部分。但是在海上，英法这个方面他们愿意部分承认平等国家的原则，也就是说部分接受欧洲国际体系，这是很尴尬的状态，等于是清廷这个政治存在自身出现了角色上的矛盾。这个矛盾应该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很能理解，就像你既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你应该是不承认民主国家的原则，就像苏联一样，它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处在战争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后才能够按照共产主义兄弟原则处理内部关系，对外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永恒的无限制的战争，像列宁说的那样，是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和规则约束的战争。事实上这个做不到。你要和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话，你想完全拒绝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话，你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甚至有亡国之祸的情况下，所以你必须部分接受。但是你对内还是共产党统治的特殊国家，所以你就陷入了两种游戏规则同时使用的尴尬状态，你自身的认同和价值观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这点对清廷后来的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等于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对远东的做法是要贯彻西欧的国际体系，清国的地位就降低为一个不听话或者是没有学好的学生，从西方特别是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课业，是英国的课业，英国人要代表西方教会清国怎样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中作为一个普通国家生存而玩这种游戏，这种心态在李鸿章和威妥玛交涉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威妥玛讲的就是：我们本来以为你们就像小学生已经长了几级，没想到你们突然倒退了，就好像小学生又突然降了级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鸿章长期跟英国方面打交道，从英国人角度来看，他在清廷内部实现的有限改革和北洋舰队都是亲近西方话语的表征，说明清廷已经缓慢的改造自己，向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体系成员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值得欣慰的，值得奖励的。 所以清政府在1860年以后到1894年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和英国的关系是微妙的，双方都有一种优越感，英帝国觉得他自己是教师，而清政府也觉得他自己是教师，至少他是在假装，要敷衍内部的时候这么说，因为他对付倭仁这些顽强的儒家保守派和来自内地的儒生的时候不能放弃他的儒家统治原则，他只可能说是我们儒家的统治哲学和天下国家的世界体系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只不过迫于革命形势，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暂时敷衍一下西方的蛮夷，我们大清毕竟是最高尚的。只有用这种说法，他才能说服内地的保守派包括满族亲贵来允许它进行有限改革，因此它加入国际体系是半心半意的，这个强大的集团是隐性的，没有出现李鸿章这样杰出的首领，实际上他们的权势要比李鸿章这方面要强大得多。而英国这一方面过高的估计了李鸿章这一系在清廷内部体制内的影响力，觉得他们的课业是很快就会成功的，因此在外交上往往是比较袒护清政府的。从朝鲜问题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是东亚天下国家秩序和西方国际秩序体系交火的一个焦点，所以清楚的可以看出清廷的角色矛盾是很尴尬的处境。照李鸿章那套办法，等于是运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保护朝鲜，最好的办法就是促使朝鲜维持一种在列强之间的等距离外交，让任何方面都不要单独和它接触，使清廷不要承担过大的责任。如果按照李鸿章这种外交方法去进行的话，甲午战争也许不会爆发，也许会形成一种比利时式做法，俄国、中国、日本对朝鲜的永久中立作为担保，但是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清廷内部有强烈的声音说疏远的外藩我们本来就不在乎，但朝鲜不是，朝鲜是关系密切的内藩，我们如果再也维护不了大清的权威的话，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李鸿章改革了这么多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不能光说空话，在这个地方表现不出来，我们凭什么继续支持你搞下去？ 这两种政策相互冲突，李鸿章早已看出毕竟会导致中日矛盾激化，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也只是清廷中的一个派系，同时他也要对外装逼，至少他要在英国面前表示我这一派能够左右朝廷，这样英国人才会听他的话，他的外交才可能搞得顺利。所以中英外交和清廷内部的矛盾等于是在双重欺骗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好像两对夫妇之间，我的丈夫在跟你的妻子通奸，你的丈夫也在跟我的妻子通奸，但是我们彼此都不知道，都以为回到家里还能维持骗局。这种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只要这四个人同时碰了头，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同时欺骗对方，同时也被对方欺骗，那么这两个家庭就会陷入可怕的厮杀之中。从长远看来，既然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最后清政府非得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要做国际社会中普通的一员，还是要做东亚和内亚国际体系的主人？从长远来看，甲午战争是这场矛盾的总爆发。这样的情况，可以拿19世纪的美国做个类比，19世纪末的美国有点像现在的瑞典，它是一个不参战的角色，但是它要表示它是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根据国际惯例来办事，但是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肯自己去参战或者付出实际上的代价。它在朝鲜问题上想支持朝鲜独立，在当时的结骨眼上，支持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朝鲜的开放和朝日联盟，因为清政府对朝鲜的统治是绝对的，而朝鲜的独立派只能通过跟日本联盟来实现他们的期望。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表面上看来是坚持原则，坚持各国平等，清国应该跟朝鲜、日本平等，而实际上就是支持了朝鲜内部的反对派和日本联盟。从里可以看出清国在朝鲜的政策已经严重偏离了李鸿章所制定的那种平衡政策。这件事情当中，袁世凯可以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太急于表现自己的功名，想利用清国当时积累下来的实力在朝鲜好好表现一下，证明他是一个干才，其实李鸿章也承认他是一个干才，后来一直想保护他，但是可以说袁世凯在当时采取的行动客观上刺激了日本积极采取行动，结果把李鸿章拖进了一条他不愿意承担也没有能力承担的痛苦道路里面，李鸿章保护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却并不想保护李鸿章，后来袁世凯跟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特点。 从当时情况来看，清国要想支持李鸿章的路线，做一个亲英国人的好学生，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如果它真正理解国际秩序的话，第一个加入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亲英的友好关系，它可以利用这个国际秩序取得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优势和领导地位。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例如左宗棠征西和内地平叛，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英国和国际财团是做不到的，如果都像明朝官员那样皇上只能依靠自己前去平叛的话那不得了，打这些战争是要花巨款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只能征三饷，向老百姓要，于是仅仅是为了征税这件事情就迫使地方乡绅和百姓加入叛乱，最后很可能征税征得越多，叛乱规模越扩大，最后清朝皇帝就像崇祯皇帝一样吊死煤山。但是清朝皇帝现在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因为他既然加入了条约体系，他就可以利用国际金融体系，他的平叛战争包括在新疆的战争和最后的捻军和太平天国平叛战争都是依靠国际贷款维持的，没有条约体系支持，他得不到这笔钱。那么明末的状况很可能会出现。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清国也是加入国际体系一个局部的受益者，他要想享受这种优越性的话还有很多机会，如果他迅速的加强了亲英关系，他实际可以变成英国在东方的主要代理人，北洋舰队本身就是培养清英关系很好的一个催化剂，因为有北洋舰队存在，大量雇佣英国，英国完全可以指望清政府在远东维持它的利益，因为英国的基本利益就是尽可能发展自由贸易，同时避免直接统治。对于英国人来说，直接统治是要花英国人的钱，流英国人的血的，英国人只要能够培养自由贸易，宁愿让别人去统治，别人去流血，而英国人坐享自由贸易的红利，只要实行了自由贸易肯定对英国人有利，多派兵、多流血对他而言是很无谓的。而清国方面的立场，它不在乎自由贸易，它主要在乎的是领土和统治权，它如果愿意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实行密切的外交和军事合作，英国人并不介意清国统治哪些地方，统治朝鲜实际也没有关系，维持十八省和内亚的统一对英国也没有关系，这都是帮英国人省钱的做法。但是清国当时没有认清这一点，而日本却认清了这一点。 日本争取英日同盟哪怕是稍微的机会都是极其急切、主动的，而清国只是被动的，英国人到清国来的时候是采取主动送货上门的做法，但是只有李鸿章一系愿意接待。而日本人在根本没有资格跟英国结盟的时候就已经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团跑到英国去，对英国朝野上下甚至是民间的知识分子都要恭恭敬敬的送帖子、拜门生，表现自己很愿意加入的样子。这种态度比清国要积极得多，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仍然对日本派的人员是相当冷淡的，具体就表现在朝鲜问题上，他觉得清国已经占领了朝鲜，可以阻挡俄国南下，而日本能不能做到是不确定的事，所以很现实的支持清国占领朝鲜作为阻止俄国南下的手段，而日本暂时先靠边站。 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以前在北洋舰队干过的琅威利、海关的赫德这群人都表示清国应该是能够赢的，英国舆论中间支持清方的舆论相当多，这当然不是纯粹无私的举动，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赫德作为身兼二任的官员，既是清国人又是英国人，他自身的利益就代表了加强亲英关系政治派系，琅威利也是属于这个派系，尽管他跟李鸿章不和，他还是希望能够把清朝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代理人。就当时清国现实利益来说，他如果这么做了以后，不一定会输给日本，但是由于李鸿章在清廷内部没有英国人想象那么强，也由于满蒙的亲贵在内亚的利益实在是太强大了，主要是由于清国内部的原因，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被白白浪费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一般的失败，从军事上讲，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很小的，并不伤筋动骨，比太平天国之乱造成上亿人口损失来说，这场战争是非常文明的，按说完全承受得起这样的损失。但是历史问题不能只看一时，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凡尔登大战死了几十万人，但是意义还没有攻占冬宫来得重要，攻占冬宫那次战役中间，其实列宁和克伦斯基双方的损失都是非常少的，但是严重的影响了历史路径。有些战役死的人很多，但是没怎么影响历史路径，有些战役死的人很少，但是改变了历史的轨迹。所以甲午战争这件事情，它的意义不在于它当时死了几个人，也不在于当时赔了点钱，其实从长期来看，这点钱其实也是无所谓的，关键在于它把日本推上了它渴望已久的地位，而清政府方面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丧失了什么东西，它丧失的是机会。如果你丧失的是具体的钱和人，你知道你死了多少人，亏了多少钱，但是你丧失了机会的时候，如果你知识结构不完整的话，很可能你意识不到。而对于人或者对于国家来说，无形的机会才是最宝贵的，你丧失机会造成的损失远比你丧失钱或者丧失具体物品来得重要。 日本人目标非常明确，而英国人也知道他在干什么，英国人的目的是要阻止俄国过度扩张，维持远东的实力均衡。如果清政府表现得很争气，能够替它做到这一点，它会继续扶持清政府，一旦清政府表现出自己很丢人的完全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它自然要非常现实的做出决定。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只有日本，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英日同盟，没有英日同盟就不会有满洲问题和东北问题，没有满洲问题和东北问题和日俄战争造成的结果，根本不会有中日战争，没有中日战争，中国就不会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加入苏联计划，没有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就不会因为钓鱼岛、台湾和南海问题跟美国作对，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清政府在晚期的时候就面临这个尴尬处境：因为要在国内体系中维持自己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你必须坚持你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你的体系就算不比西方体系强多少至少也跟它平起平坐，但是你又完全清楚如果你坚持这一套的话，不可避免的话就要走上对抗的道路，对抗会毫无疑问的促使国内体系陷入崩溃。内政和外交是联合在一起的，随着甲午战争那场危机，日本人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地位，他一下子加入了西方的国际体系，等于坐上了一趟顺风车，而清政府本来是站在车门口，要上要不上，有机会上去自己又不肯上去，刷一下被这辆车甩到地上。如果你在地上玩，人家是车上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会输的，这就不是你自己政策英明不英明或者是个别人好不好的问题，有些问题实际是由轨道决定的，你只要在正确和有利的轨道上，即使你自己不行，只要向左邻右舍看看他们怎么做的，跟着他们走你差不多就能赢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跟着他们。就像你的船水位在上涨，你站在船上，水涨自然就会船高，日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位置，而清国很不幸的处在一种水落自然船低的地位，即使个别人比日本优秀，那你改变不了这一点。 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日本伊藤博文就曾说过，你手中有这么多人才，怎么还会这样。李鸿章说我手中的人不成体系。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李鸿章和他手下所有的人才，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的人才都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走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这个错误就比如说苏联的航天飞机科学家不比美国同类科学家差劲，论个人水平双方是差不多的，苏联还有某些科学家可能比美国科学家更行，但是既然苏联不行，你那些科学家就全完蛋了，只能跑到美国去在美国科学院里给人家当看门人，哪怕你的水平比他们的科学家还要高，那也没有用。因为你的船走上了一条没有出路的道路，这条没有出路的道路从根本上讲就是清室无法割舍他自身维持的那个国际体系的结果，这一点不单单是清室自己的昏聩，应该说维持这种体系，在清廷内部应该是一个占据主流地位的舆论，清政府如果根据李鸿章的思路进行改革的话，反倒是非常不得人心、不得军心的。 所以事情按照这个框架来分析的话，甲午战争应该是无法避免的，清国本身的沦落也是无法避免的。任何继承清室的政权如果始终在维持亚洲内部的帝国地位和加入国际社会之间犹豫不定的话，它多半也会陷入类似的窘境，也许他会得到具体的利益，但是毫无疑问会失去更大的机会，与国际社会主流渐行渐远，仅仅是渐行渐远这个势头给它造成的损失就要超过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这个意思没有阔清以前，谈论直接问题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说如果采取了某些更优秀的政策，也许某一场战役我们能够打赢甚至我们能够打赢甲午战争，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如果打赢了甲午战争以后，清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它内部肯定会形成这种结论，韬光养晦结束了，大清的三个代表、三个自信毕竟还是最正确的，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西方那套是行不通的，李鸿章那一派马上就要行不通了，你不过是依靠这一套跟西方妥协的东西，只是权宜之计，是靠边站的，大清很快就要恢复乾隆皇帝时候的盛世，恢复这个盛世重大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要向藩属国重新恢复我们一度丧失的权威，让他们知道毕竟天下还是我们大清的天下。这就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日本打败了，英国人看到远东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威胁，比南下的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他会做什么？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他肯定要扶持失败的日本，肯定要扶持看来已经降低为第二威胁的俄国，联合来对付新崛起的极其危险的清国。在这种情况下清国将不可避免的遭受第二次而且更加悲惨的失败，可能在这次失败中它可能会遭受肢解，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件好事。这样一个丧失了内亚、边疆的被肢解过的清国，很可能像丧失了朝鲜和台湾的日本或者像丧失了东欧的德国一样，因为丧失了主要的负担，不再分心，它可以全心全意加入国际社会，也许这样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以后的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会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得多。这是路径的问题，历史主要是个路径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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