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師到了台灣，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離開，一住就是三十六年．這個時期是南老師的壯年和中年，也是他開創一片天地、達到享有盛名的時期。我不想把南老師的這個時期劃成明顯的階段，但為了敘述的方便，大至可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五十年代為前期，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為中期，八十年代為後期．

亂世人生路

南老師一個人到了台灣，把父母、妻子和兩個兒子留在了大陸家鄉，一別四十年，恍如隔世．有些文章說他去台時“挈婦將雛”，那是不確切的。抗戰勝利後，他在一九四七年回了一趟老家，住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又出去闖蕩了．一九四八年，他去了一趟台灣，但時間不長，很快便回來了。一九四九年，他是隻身渡海，便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話說台灣被清朝政府割讓給日本以後，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抗戰勝利，台灣回歸中國．國民黨派浙江省主席陳儀去接管。接管工作需要人，當時願意去台灣的人並不多，派到台灣去被認為是流放。國民黨的官員忙着當“劫收大員”，忙着搞 “五子登科”。當時。國民黨在內部登記，徵集五類人員去台灣工作，台灣省籍人；福蓮人主要是閩南人；留學過日本的；浙江平陽人．因為也講閩南話；還有其他特殊情況的人。至於後來，有些不屬於上面這五種情況的人，也志願報名去了台灣、這種人因為復員沒有路子，沒有靠山．在大陸找不到差使，只好去台灣找一條出路。那時候，南老師沒有跟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潮流回鄉，他還在大西南東奔西跑，訪師求道。

在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後．內戰烽火再次燃起。戰場形勢發展迅速．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弱到強，勢如破竹，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到了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毫無招架之力。“黨國要員’和巨商富賈，攜帶妻兒老小、黃金美鈔。坐飛機坐輪船，來個大搬家，紛紛跑到台灣，照樣過他們的富貴生活；跑到台灣去的人，像南老師這樣的單身漢。也大有人在。一種是當兵的或機關的下級人員，隨着部隊或機關一起過去；一種是並不屬於哪個部隊或機關．只是全家一起走太不容易，要賣掉大陸的家產，湊足路費，在當時那種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談何容易，只好一個人先去，等那邊安排好之後。再把全家老小接過去、這樣做的人確實有，但很少。那些腦子特別靈，動作又特別快的人，把全家搬到台灣安頓下來；動作稍為慢一點，想再來接家屬，就接下成了，只得天各一方．望洋興嘆了。

南老師一九四七年回家鄉時，談不上衣錦還鄉，但在家鄉這種小地方，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了。當時，溫州雖然還聽不到槍聲，但內戰的消息也不斷傳來、有一天半夜，父親把他叫起來，問他天下大勢將如何收場，共產黨會不會成功。南老師回答：國民黨已是落日殘陽．共產黨絕對會成功，肯定會坐天下．父親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南老師回答；我是你兒子，我要是共產黨，我會告訴你的；這次我回來，是同你商量，全家一起走、南老師的父親沒有被他說動，對他說：我不走，你趕快走。

南老師沒有說動父親，只好辭別了年邁的雙親和妻兒，再次離開家鄉，但他沒有馬上去台灣。南老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區的一個佛教醫院裡，當家的智方法師，把一間特等病房的鑰匙交給了南老師．使南老師在兵荒馬亂的年頭，有一個又舒適又清靜的安身之處。

在這段時間裡，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杭州一個老和尚，巨贊法師，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想要他的命，罪名是：他，還有虛雲大和尚，陳銘樞等人向共產黨靠攏．同共產黨有聯繫。巨贊得到這個悄息後，來找南老師求救。南老師問他到底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巨贊說，他同共產黨己搭上手，共產黨來了．他也不走，他要留下來，目的是保護佛教、南老師聽說他要保護佛教．這個想法很好．這個忙一定要幫．救巨贊一命．南老師立即奔赴南京．找保密局、戴笠已於一九四六年墜機身亡，軍統局在他死後改編為保密局，由鄭介民主事。南老師同鄭介民底下的人還能說上話．南老師說：這個和尚不要殺，請手下留情．放巨贊和尚一條命；巨贊同共產黨搭上手．是要保護佛教，其實，你們最好也去同其產黨搭個手。鄭介民底下那個人口頭答應不殺巨贊後，南老師還不放心，要他寫一張條子．拿回去．讓巨贊自己交給保密局杭州站站長。南老師的這一番奔波，總算救了巨贊的一條命。解放後，巨贊和尚曾經當過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南老師沒有留在大陸等待解放，他怎麼也不會留在大陸迎接解放，這一點是肯定的；雖然他不是國民黨的要員。但他畢竟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了幾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人事關係上同國民黨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曾經在成都軍校當過幾個月的武木教官．並接受過政治訓練，自認為是蔣介石的學生；在西南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國民黨的西康行轅主任賀國光，曾經送給他一個“少將參議”的頭銜，雖然國民黨里將官頭銜滿天飛，他的這個頭銜完全是一頂沒用的帽子，但在南老師的心裡，共產黨來了，他的這頂帽子足以使他掉腦袋。還有，從政治思想上來看，南老師受懦家的思想影響很深．儘管不滿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卻不會跳出這個營壘反戈一擊，他不會這佯做的。

在南老師要走未走之際，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當上代總統。李宗仁的“軍師”白祟禧，從武漢托人傳話給南老師，請南老師出山，許諾的官銜是政洽參議兼秘書。有人說這是”老亮”找‘小亮”．因為白崇禧有“小諸葛”之稱。南老師聽了，笑話，我怎麼會去．他引用了兩句古詩；“千里長江皆渡忙，十年養士得何人．”這個時候請南老師出山，南老師當然不為所動，他已經看到，國民黨政權“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敗局根本無法挽回了。

真正促使南老師離開大陸的是一條新聞。台灣當局宣布，從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開始，台灣實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進出台灣的人，都得有當局頒發的出入境證件。南老師一看，情況不妙，得趕緊去．晚了就麻煩了。南老師不是怕拿不到一個證件，而是主管這件事的人，南老師不願意向他低頭．於是，南老師立即買好了去台灣的輪船票．趕到台灣的那天，正好是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師慶幸自己能活着跑到台灣，因為那時都是倉皇逃難，大陸去的船一般都超載，就在前幾天，發生了一起翻船沉船的事件，釀成幾百人葬身魚腹的慘劇。南老師平安抵達台灣基隆，回想這段狼狽出逃的經歷，菲常感慨，想起古人兩句詩：“三百年來養士潮，為何文武盡皆逃。”

台灣。南老師前一年已來過一趟，給他的印象有好有壞．南老師覺得驚奇的是．台灣的基礎設施搞得不錯，電力、馬路、自來水，都搞得不錯；社會秩序也比較好、但老百姓都很窮，滿街的木拖板，老百姓都穿木拖板。台灣的“酒吧女”很漂亮，大概是混血的關係．因為菏蘭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此都統治過．但“酒吧女”上下都不能看，上面，一笑，“滿口金牙”；下面，一抬腳，“兩條爛腿”，沒有襪子穿。總之，台灣的老百姓那時過着貧窮的生恬。

南老師到台後，先是棲身在基隆海濱一陋巷中，他帶到台灣來的不是黃金美鈔，而是一大堆書。到台灣幹什麼？南老師沒有自已明確的打算。蔣介石後來“退到”台灣，是想把台灣變成“反共基地”，夢想有朝一日從這裡“反攻大陸”，奪回在他手中失去的王朝。南老師當時並不相信蔣介石的這番話。南老師是熟讀史書的人，古今中外，從海島反攻大陸，沒有成功的先例。一個政權，被打敗了，被趕到海島上去了，再想反攻到大陸上去，絕對是不可能的；拿破崙失敗後，被流放到聖赫勒那島，最後死在那裡、何況面對現實，共產黨在大陸如風捲殘雲，勢不可擋，說不定哪一天共產黨就要打過來了，渡過海峽，占領台灣。蔣介石到台灣不久，就到菲律賓作了一次訪問，據《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分析．蔣介石這次出訪．實際上是為自己安排後路，萬一共產黨打過來，美國他是不會去的，他很可能流亡菲津賓或者南美洲。南老師也要為自己的下一步作出安排。萬一共產黨過來怎麼辦？逃到外國去？南老師不干、他曾經說過；這一點我同吳佩孚一樣，一輩子不喜歡外國。南老師給自已想了一條後路：萬一台灣守不住了，共產黨過來了，就再跑，找一個小島，在那裡住下來．做點生意．當時．要做海上生意，有兩樣東西必不可少．一樣是船，一樣是槍．可是，這兩樣東西，當時一般人不容易搞到。還是南老師的朋友多，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戴笠的一些老部下也來找南老師。三條船，十幾條槍，很快就搞到了。南老師同幾個朋友一起，在基隆辦起了一個公司。那時候不興叫公司，而叫“行”，南老師為公司起的名字叫“義利行”，又講義又講利，這是孟子的話．南老師熟讀古書，生平第一次做生意，也忘不了古人明訓。

“義利行”開張，南老師自己當大老闆，但他自己沒有多少錢，資金大部分是別人的。當時倉皇逃到台灣的人很多，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這是共產黨的形容詞，南老師說，事實上就是那麼回事，這些人都跑到台灣來了。他們身上多多少少都帶有黃金美鈔。但這些人個個如喪家之犬，驚魂未定，加上人地生疏，也不知道到哪兒賺錢，怎麼去賺錢。南老師朋友多，人緣好，四川的朋友，雲南的朋友，浙江的朋友，同鄉的親友，什麼“立法委員”、“游擊司令”，都來找南老師，許多人都願意把黃金美鈔交給南老師，同他合夥做生意，“義利行”很快就籌集了幾千兩黃金、南老師現在經常講．天下的錢多得很，就看你會不會去拿來用。我看，南老師的這個經驗之談，最早是從“義利行”的實踐中得到的．

現在有些介紹文章，把南老師說成是“台灣商人”，那是不準確的。從真正意義上說，南老師做生意，“義利行”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南老師現在雖然掛着香港一家公司董事長的頭街，那不過是掛名而已，董事長不“懂事”，他並不管實際操作、而南老師第一次做生意，把個“義利行”還真弄得有聲有色，三條機帆船。從琉球運貨到舟山，當時舟山還在國民黨手裡；再從舟山把貨運到琉球去賣，錢賺得不少。’‘義利行”天天賓客盈門，經常是席開五六桌。賺來的錢，別人入股的錢，金條拿布一裹，隨手塞在枕頭底下。

既然又講義又講利，南老師在這段時間裡，燭了不少“義事”．大陸逃來的人當中，窮光蛋也不少，這種人找到南老師，南老師都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國民黨的一些殘兵敗將，蓬頭垢面，鬍子拉碴．來找南老師，南老師就接濟他們。更重要的 “義舉”是．南老師救了不少人的命、國民黨在大陸殺了千千萬萬的人，“撤退”到台灣以後，又殺人不計其數。有名的“二·二八”事件，殺的大多數是台灣本土人，不知道製造了多少冤魂， “二·二八”的死結至今還沒有解開。緊接着，國民黨又在“抓匪諜”的口號下，又大開殺戒，抓了人，往麻袋裡一裝，扔到海里去、這批被殺的人，以大陸去的人為多，說是抓“匪諜”，其實，真正的共產黨並沒有幾個，被殺的絕大多數是冤枉的。那時，國民黨實行身份證制度，凡是從大陸來的．辦理身份證都得有人擔保．如果查明是共產黨，擔保人也要跟着送命．南老師早親一步，基隆的擎察、憲兵聯檢處處長是當年成都軍校的學生，同南老師的關係自然非同一般。這樣，來找南老師擔保的人很多；南老師又是個愛管閒事的人，人家找上門來，他就有求必應，掏出私章在人家的擔保書上一敲，不管是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不管是不是共產黨，救人濟難的事．他是很樂意干的。啟來。求的人多了，他嫌這樣做麻煩，乾脆把自己的私章放在聯檢處處長那兒，凡是能說出南某人名字的人，他都給擔保。南老師回憶，那時候被國民黨殺害的人無數，都是冤枉死的，哪有什麼共產黨的影子。台北有個叫馬場町的地方，槍斃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拉去槍斃，一提起馬場町，人人不寒而慄。有一天，南老師碰到那位聯檢處處長，一問，用自已名義擔保的人已有四百八十多人。南老師一聽．趕緊把自已的私章要回來，還是得慎重一點好，萬一擔保的人當中，真的出了個共產黨，自己這條命也要搭進去；幾十年來，能活下來也不容易，不要毫無意義地把這條命往馬場叮送。南老師當年擔保了那麼多人．有些人後來成了南老師的好朋友；在危難之中，能得到別人的幫助，自然是終生不忘。

“義利行”總的來說還算順利，但好日子沒有維持多久，就遭受了一場滅頂之災。一天中午，在舟山做生意的合伙人突然出現在南老師的面前，面如士色，一副狼狽相。他是從舟山回來，剛下的船，向南老師報告：國民黨要撤退，三條船被徵用，用來運國民黨的殘乒敗將；三船汽油被燒掉，損失黃金三干兩．他覺得很慚愧．對不起南老師．南老師一聽，“義利行”的老本通通輸光，何況許多錢都是別人的血本。但是，南老師表現得很鎮定，就像他一生對待錢財的態度那樣，他對這位合伙人說，沒有事，不要緊．你先回家去，洗個澡，睡一覺，生意的事明天再說．

明天，南老師也沒有什麼高招。一夜之間，南老師從一個有錢的老闆，變成一個窮光蛋，甚至要靠典當衣服來維持生活，生活陷入平生從未遭遇的困境。不久，南老師離開基隆，遷到台北，住在一個菜市場旁邊。此後，在整個五十年代，南老師幾乎都是過着清貧的生恬。關於南老師的這一段生活狀況，他的學生張尚德教授曾有這樣的描寫：“一家六口擠在一個小屋內，‘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窮，因力他連‘四壁’都沒有．然而．和他談話，他滿面春風，不但窮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這個世界就是他，他就是這個世界，富有極了。”這是一九六 O年的事。

在這段文字裡提到，南老師“一家六口”，我來解釋一下事情的背景．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使千百萬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製造了無數的人間悲劇；同時，也大大地衝擊了人們的婚煙關係。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裡，有所謂的“抗戰夫人”、”勝利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民黨官場的狀況。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改組婚姻”又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最高層的“黨國要人”、富商巨賈，都是全家老小搬到台灣，但許許多多的人都是孤身一人，隨大流而去，把妻兒留在了大陸。本以為“委員長”能很快帶領他們”反攻大陸”，打回老家去，與家人團圓，但這個夢想很快就破滅了、於是，那些在大陸有家室的人，紛紛重組家庭，被稱為“改組派”，不重組家庭的反而是少數。

南老師到台灣後．不久也重新組成了新的家庭。新夫人名叫楊向薇，東北長春人，為人熱情，心地善良，也是孤身一人隨大流到了台灣。南老師同楊向薇的姻緣，說起來也帶有一點偶然性。南老師那時在基隆，有一天，基隆一間小旅館失火，住在旅館的旅客本來都是從大陸逃難來的．現在又成了無家可歸者．南老師天性慈悲仗義．他的家就成了接待所．楊向薇也在這批火災難民之中，住到了南老師的家裡。不久，難民們一個一個先後搬出去了．只有楊向薇還住在南老師家；同是天涯淪落人．兩人結為夫妻。在家鄉的原配夫人，從同鄉的嘴裡知道南老師在基隆落腳後，帶了還不到十歲的二兒子小舜，頗費艱辛，尋到基隆。南老師有兩位夫人，當時沒有現在的《婚姻法》，不犯重婚罪；兩位夫人融洽相處，相安無事。後來，南老師做生意失敗，經濟上陷入困境，原配夫人領着兒子返回老家，從此天各一方。新夫人結婚之後，孩子一個接一個出生，一共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生活是十分的艱難。這段婚姻維持了二十多年．夫妻沒有能夠白頭到老，於一九七三年最後分道揚鑣了，其中的原因肯定非常複雜，講起來是一個長長的故事，我只好一言以蔽之了。

總之，整個五十年代，也就是南老師到台灣後的十多年的時間裡，除了“義利行”興隆紅火的幾個月時間外，屬於他一生中生括最困難的時期，他胼手胝足。默默耕耘．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惰。在這段時間裡，即使在個人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還念念不忘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推行奴化教育，早年，學校里還可以教“四書五經”，到了抗戰開始，報紙的中文版被禁止了，學校里“四書五經”也不讓念了。南老師剛到台灣的時候，書店裡買不到“四書五經”、《紅樓夢》；現在台灣某些高官，從小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連《三國演義》都讀不懂，要看日文版的．國民黨逃到台灣後，根本沒有心思顧得上文化建設的事、南老師看到這種情況，心裡很着急。重視文化是南老師的一貫思想，他認力，文化是根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不管你經濟怎麼發展，這個社會也不可能繁榮安定的。

南老師就在文化方面全力以赴，做他想要做的事。當時，到處找不到一部佛經．南老師就從自己帶來的書中選了一部佛經。沒有錢印不了。不過．好事自有好心人相助，有人出錢給他印了幾百套佛經，但是。很長時間裡也沒有賣出去。後來，碰到一位商人．他願意出錢全部買下，南老師當然很高興，算碰到好心人，自己的苦心沒有白費。誰知道，這個商人原來是一個肉商，他把這些佛經買回去，然後把書都撕開來，拿來包肉用。這件事，南老師後來經常提起，當作一個笑話、實際上，這裡面包含了多少文化人的悲哀。

這裡還有一點值得提一下，在他到台初期的那段艱苦的日子裡，他仍然保持了那種熱情好客、仗義疏財的豪放氣派。他得知鄰居揭不開鍋，可以把自己家僅有的米送去。那時，台灣整個社會經濟不發達．一般老百姓生活都比較困難，比南老師窮的大有人在，只要求到南老師，他總是慷慨解囊，受過他的接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這種作風或這種品德．貫穿了他一生的行跡．一個人，當他的錢多得花不了的時候，拿出一小部分來．捐給教育機構．捐給慈善事業，自己留個好名聲，這樣的人當然也不錯，西方國家和港台地區，很多人就是這樣做的，但畢竟還是比較容易做得到的；難的是在自己並不富裕的情況下，能從自己的碗裡撥出半碗飯給餓肚子的人，這就非有菩薩心腸不可了，南老師就是這樣的人．近年來，我碰到南老師有的學生，在南老師面前表示．等自己賺了大錢．發了大財以後，一定去做事，做善事．南老師聽了，一笑了之。

道德文章開闢新天地

南老師在台灣的第二階段，我算它為中期，大概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這十幾年的時間，是南老師的事功最輝煌最鼎盛的階段，所謂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的局面，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形成的。

這個階段，台灣社會的特點是．一方面，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恩想上採取禁錮主義，但又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口號來維繫人心，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的口號喊了十幾年．天天喊，年年喊，喊得老兵們鬍子長了，頭髮白了，也看不到反攻大陸的影子。另一方面，台灣經濟從穩定開始走上繁榮，人民生活開始富裕，但因為沒有一種理念、一種精神來支撐，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道德觀出現了問題、如果說，時勢造英雄．那麼，在這佯一個大環境中，南老師的一整套理論，或者說他的全部學問，才有了需要，有了市場，他的弘法傳道、濟滋救人的理想才能夠實現．

這十幾年裡，南老師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較順心。

一九六三年，“中國文化大學”聘請南老師擔任教授，這是南老師在台灣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師接到聘書後，非常感慨，他寫了一首詩：

門外忽傳走轉車．

聘書遞送卻愁余。

自從長揖山林後，

又向人間填表書。

後來，輔仁大學也邀請南老師給學生講哲學講禪宗。輔仁大學和中國文化大學都是私立大學，規模和名氣都相當大。南老師沒有到公立大學上課，原因是南老師沒有學歷資格，前面說過，南老師一輩於沒有一張文憑，連小學的文憑也沒有。台灣當時還是沿襲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老辦法，公立大學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學問多大，你是自學成才．沒有學歷資格，“教育部”也不會任命你當教授。後來，南老師名氣越來越大，教課很受學生的歡迎，教育部想給南老師特批一個教授資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長”幾次派人登門，請南老師在一張表格上簽名蓋章，就可以給他頒發教授資格證書．但南老師就是不簽名蓋章．他對來人說：“麻煩你跑了好幾趟，真對不起部長和你、並非我不識抬舉，不通人情，無奈我從來不想取得什麼資格，事實上我不想把我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請人審查，我當然不能在申請表上簽名蓋章。”這就是南老師！別人拉關係走門路都求之不得的東西，白送給南老師他都不要．南老師不希罕這種任命的教授，就是不去公立大學教書。

當時．台灣大學校園裡流傳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稱呼，這自然是貶義的，是諷刺那些教“三民主義”和“四書五經”的教授，滿口的教條和空洞的口號．學生當然不愛聽。但南老師認為，學生不愛聽．原因是你老師教得不好。他甚至自願去代課．講四書五經，結果，大受學生的歡迎。

南老師講課有一個特點，不帶講稿。他的普通話不很標準，略有家鄉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個別字外，一般還比較容易懂。他講課非常生動，所謂厚積薄發，他腦子裡裝的東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來，出口成章。我開頭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記錄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講《大學》，第二次講《禪宗與生命科學》，第三次講《莊子》．每次上課大約一個半小時。他自己拿一本原書，叫學生也準備一本書。有時侯．沒有那麼多的書，他事先叫秘書把有關的章節複印出來，聽課的學生人手一冊，南老師逐字逐句解釋。像《大學》，《莊子》這些書，我們現代人讀起來確實感到很深奧，很難懂。近年來，國內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傳統文化熱，把我們的老古董翻了個遍，或注釋．或今譯，甚至一部古書有好幾種今譯本、這種古書的今譯本，翻譯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樣，早有出版方面的權威人士提出過質疑。南老師對古書今譯這種事當然是不以為然的．因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書都是青少年時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師教他們的時候．只帶領他們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來．背不出來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書先生的“戒方”就是拿來打學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種震懾作用。可憐古代的學子，從五六歲開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脅下．搖頭晃腦，死記硬背四書五經。如果有哪句話是什麼意思搞不懂，去問問老師，老師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惡狠狠地說；”‘叫你背就背，什麼意思，你大了自然會懂的。”

達種教育方法早就不復存在了，現在的學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脅，可以不用背那麼多的古書了、那麼，這種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無是處？南老師的回答是“不！”因為他從這種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淺。儘管他沒有吃過多少板子，但老師教他的，老師要他背的書．他都背下來了，當年沒有搞懂書中的意思，等他長大了。經過人生的磨練，書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當年背的書使他一輩子受用無窮、所以，南老師經常對他的那些二三十歲、四五十歲的門生講；“你們算是讀書啊？你們讀過幾本書？我講過一百遍你們都記不住。”有道理嗎？當然有。但用南老師當年所受的那種方法來教現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師有個學生想出錢在國內辦學，讓學生從小接受傳統文化，要學生從小背古書，這事恐怕辦不成，畢竟時代不同了，不要說孩子不干，家長也不會送孩子去受這份罪。

南老師自己能背書．但並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學生背書，他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學生在讀古書時，要“以經解經”、“經史合參”，從原書裡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註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塗、這是他對學生的要求，也是教給學生的讀古書的方法、“以經解經”，說起來很簡單，真正做到又談何容易．

南老師講課。先是逐句逐段解釋原書。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來學術界有不同的語釋．爭論不休，南老師也會點出來，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師非常自信，他認為自己這樣解釋是對的，講話從來不模稜兩可。他經常說這樣一句話：“至少我今天是這樣看的．也許，明夭我發現自已錯了，再改過來。”

解釋完一段原文以後，南老師就進行發揮，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隨手拿采說明書中講到的道理，可以說是理論聯繫實際，也是大家最愛聽的．有時候，還拿在座學生的事情來當例子，經常引起哄堂大笑。詩詞歌賦更為南老師的課增加了色彩、每節課．他總會引用好多詩詞。每當他提到一首詩時．他的助手或者說他的學生，就在黑板上寫出來。近年來給他寫黑板的學生是李素美和李淑君小姐．她們兩位都是大學畢業，而且追隨南老師十幾年二十幾年，對南老師講話的口音和講課的內容都很熟悉，所以南老師一提到哪首詩，她們馬上能在黑板上寫出來偶爾想不起來或寫錯了，那就要挨罵了：“都聽了一百遍了，還不會寫！”一般人肯定受不了這樣的罵，但這兩位學生只是笑笑。打是親，罵是愛，南老師的學生都知道，南老師不隨便罵人，他只罵他最親近的學生。

南老師講課，那麼嘻笑怒罵，海闊天空，他會不會毫無條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講課很有條理，邏輯性很強。實際上，他每次上課前都作了充分的準備．頭天晚上找好資料，第二天上午叫秘書複印出來．因為他搬了好幾次家，現在的住處是臨時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書沒有帶在身邊。有時侯，手頭沒有他所得的資料，他就叫人到書店去買，或者給台北的一位學生發傳真，請他查到了馬上傳真發過來。這樣的條件，內地恐伯沒有哪個專家學者能辦得到。

我為南老師的講課作記錄整理的工作。說容易也容易，說難也難．他上完課以後，第二天，我根據錄音整理。他講一個多小時的課，我要花一整天的時間才能整理出來。一節課整理出來有五六千字，最多的一次．我記得有一萬字。我把整理好的材料拿給南老師，他翻了翻，說我整理得好。我說，老師，這裡面沒有我的一個字，甚至連順序都是照老師講的那樣，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些重複的話去掉、他這三次講課，我記錄整理出來．有三十多萬字，只要再花點時間加以潤飾，就可以出書．但南老師不急着出版．他把我整理的書稿通讀了一遍後，表示不滿意，說不能出書、他不是對我的記錄整理不滿意，而是對他自已講的內容不滿意，他要重新講，從頭再來。我開頭不太理解，你辛辛苦苦講了．我認認真真記了，你一個不滿意，大家都白辛苦一場．後采我了解到，這是經常發生的事，南老師己經出版的書，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自己不滿意，都不會匆忙出版；在他講課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如果碰到他情緒不好，或者身體不舒服，講課的質量就要打折扣，難怪他有時會對自已講的內容不滿意。

南老師的三十多部專著大多都是這樣出來的，就是他講，學生記錄整理，自己再反覆修改．從已經出版的書中，可以看出記錄整理的水平是不一樣的．南老師最滿意的，也可以說公認整理得最好的，是《論語別裁》。這本傾注了南老師和他好幾位學生的心血，南老師在前言裡特別提到了蔡策先生．說他“不但記錄得忠實，同時還詳細補充了資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蔡先生比南老師還稍年長一點，當時還在《中央日報》擔任秘書．在繁忙的公務之餘，幫助南老師完成這部六十多萬字的巨著，確實功德無量。後來，蔡先生還想幫助南老師完成其他著作，南老師看他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很好，就沒有忍心讓他做。遺槽的是，蔡先生已經作古了，現在，再要找到蔡先生這樣的人是很難的了。所以，南老師那裡有一大堆講課的錄音帶，整理的進度很慢。南老師周圍的學生很着急，他自己也經常為此而苦惱。找過不少人。有台灣來的，有大陸去的；還有人自告奮勇，以為這還不容易．不就是記錄整理嗎？拿了南老師的幾盤錄音帶．吭哧吭哧。整理出來，拿給南老師，南老師翻了一下．就扔在一邊了。

上面講了一大堆話．都是關於南老師上課的情況，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我可以想象，南老師當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灣大學裡受歡迎的情景。書教得好．學生愛聽，一傳十，十傳百，“南懷瑾’三個字不徑而走，南老師的名氣越來越大，請他教課的學校也越來越多。

這段時間，南老師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在大學裡教書，傳道授業，桃李滿園，社會上也有人請他去講課。但南老師並不滿足這個現狀，他需要一個更大的舞台，在巨大的範圍里，弘揚傳統文化。把他自己腦子裡的好東西裝到更多的人的腦子裡去。大學校園這個天地太小了，他要走向社會，走向更高的層次。他在《禪話》這本書中提到禪宗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時，有這麼一段話；’‘我們從傅大士的賣妻子、集資財、作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事難兩全的道理。世間法以富貴功名為極至，‘洪範’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為成就，所以佛學以般若（智慧）解脫為依歸。但作法施（慧學的施捨）者，又非資財而不辦、自古至今，從事宗教與學術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終身、否則，必依賴於權勢與財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力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終至影響朝野。”南老師當然要弘法利生，當然也要影響朝野．這是他一輩子的心願，一輩子的理想。但他沒有依賴權勢與財力，他要自己干。

一九六三年，當時台灣的某委員會給南老師送來一個聘書，請南老師擔任委員，南老師堅辭不受，他寫了一首詩：

一紙飛傳作委員，

卻慚無力負仔肩．

人間到處宜為客，

免着頭銜較自然。

各種各樣的職位、頭銜是很有誘惑力的，多少人為此孜孜以求，有人名片上印滿了各種頭銜，令人眼花潦亂、而南老師又是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之處，什麼頭銜都不要．“免着頭銜較自然”。他這個作法到他晚年都沒有改，內地好多單位要送給他這樣那樣的頭銜，他也一概不要。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左右，應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邀請，南老師到台灣三軍各駐地巡迴演講。其中有一次，在高雄岡山空軍基地演講，蔣介石親自聆聽，有所感悟，回台北後即命令成立“復興中華文化委員會”，蔣介石親任會長，並請南老師主持實際工作。這真是天賜良機，在當時當地，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可望不可得的殊榮。但是，面對“當朝天子”送上門來的這份厚禮．南老師並沒有為之動容，他婉言謝絕了．因為，一方面，那樣做不符合他一輩子做人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他對蔣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後來同別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說，他“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辭美意”。我想他這樣做是不奇怪的，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一貫的脾氣而且他的這個脾氣一輩子也沒有改，他要自己干，他真的自己幹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蓋了一個徐福廟，邀請台灣派一個“中日文化訪問團”參加落成典禮．徐福的傳說，中國人幾乎家喻戶曉．說的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去求長生不老之藥，徐福帶了五百童男童女，到東海仙山求藥，中途遇台鳳．漂流到日本島，沒有採到藥，卻在日本定居下來了，經過世世代代的繁衍，就是現在的日本人、日本人過去對徐福的故事是諱莫如深的，而現在居然為徐福蓋廟，恭敬祭祀，並請台灣派人參加慶典，顯然是一種友好的姿態。台灣派了一個規格不低的代表團，團長由何應欽擔任，南老師則學者的身份被選中參加代表團，這是南老師生平第一次到外國訪問。在日本短短的一星期里，除了遊覽名勝古蹟外，還同日本學術界進行文化交流，南老師應邀作了《東西文化在時代中的趨向》的報告。

訪日雖然只有短短幾天，所見所聞，感慨頗多，在回程的飛機上，南老師寫了一首詩：

空到東瀛走一回，

平添感慨有沉哀。

低徊富士山頭白，

我又乘風歸去來。

南老師這裡說‘平添感慨有沉哀”，他究竟感慨什麼呢？對日本侵略歷史，南老師有親身難忘的體驗，對日本本來就沒有好感;對戰後日本經濟的騰飛，南老師認為“值得欽佩和欣賞’、但南老師相快就感觸到，”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各種經濟思想與工商業的發達，帶給東方經濟思想的影響而憂慮”，他給日本朋友指出：“一個經濟發展到實力充沛的國家，如果沒有遠大的經濟哲學恩想，往往會躊躇滿志，挾富而驕，欺凌弱小。”他在看到日本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文化方面存在的問題，指出“日本在文化思相上的危機，的確是一件更為值得擔憂的問題”。東道主對南老師的意見，說“要講東方文化，中日兩國原為兄弟之邦，中國是老大哥”，希望南老師開誠布公有所指教，請南老師把他的講演內容形成文字，這就有後來的《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台北的《中央日報》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一些外籍學者專家和南老師弟子門生的籌劃下，“東西精華協會”在美國加州成立。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創立了“東西精華協會”總部，南老師自任會長。

辛苦艱難獨自撐．

同儕寥落少辰里．

松筠不厭風霜苦，

雨露終教草木青。

熟讀經書徒議論，

實行道義太零仃．

乾坤亙古人常在，

欲起天心喚夢醒。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南老師搞這個協會的目的，是“ 欲起天心喚夢醒”，要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己任．從這個名字可以看出．協會不是一個保守的、排外的組織，對外來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不是一味的排斥、南老師為協會訂下了三大目標；一、喚醒近世東方各國，使他們恢復自信，不再捨棄固有文化的寶藏．而一味盲目地全盆西化、二，重新振興中國人文思想的精神．以糾正西方物質文明的偏差；三、溝通東西文化，以謀人類的和平和幸福、後來，他在向內地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說：“處此交通訊息極發達的時代，全人類來往密切;弘揚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固屬立國之根本，但若不能與世界各國之文化精華結合，則極易重蹈清末‘國故派’之覆轍．欲躋中華民族干真正強盛之域．無異緣木求魚。”

摘自《我讀南懷瑾》http://shixiu.fjbtv.com/nanshi/zhuzuo/wdnh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