捫心自問，在我們的記憶深處，在“同性戀”話題成為媒介爭相炒作的熱點之前，我們難道從來沒有體會過那種兄弟或姐妹般的同性之愛嗎？同性之愛，兄弟姐妹之愛，難道真得像同性戀話題一樣沉重、煩瑣、憤激或學理化嗎？在同性戀或（與異性戀愛對等的）同性愛之外，是否存在着一種僅僅區別於泛異性之愛的“泛同性之愛”呢？

俗語有道：“自古英雄愛美人”，這裡的美人特指美女；但又說“惺惺惜惺惺，英雄愛英雄”，“英雄所見略同”，這裡的英雄無疑專指男人。男女之間的性愛對維繫人類的繁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男人之間的同性之愛，互相傾慕、欣賞、崇拜、追隨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被限定於狹小的生存空間，長期游離於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建設的大舞台之外，主要是男人的表演維繫着社會的正常運轉。因此，一方面，男人之間的互相扶持、傾慕、欣賞、崇拜、追隨就變得必不可少；另一方面，那些被排斥於社會生活之外的女人，因為得不到男人的認同和追慕，也不免萌發同性之間的泛泛之愛，其極端者，還有可能發展為同性之戀。

在政治生活中，“個人魅力”常成為黨派領袖的制勝法寶。一般情況下，這種個人魅力不是政治領袖們想出的什麼詭計，而是他們行為舉止中不知不覺地散發出的某種吸引人的品質。而且，這種品質不僅僅是對異性有吸引力，不妨說對他們的同性夥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畢竟，與英雄愛美人、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雄氣兒女情之類狹隘的“英雄美女觀”相比，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具有更普遍的意義，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人們對美好的自然景觀有相同的愛好，對美好的藝術作品有類似的感受，對人望、人格、人體之美的欣賞，也應該是不限男女的。

誠然，與“同性戀”這個多少帶有歧視色彩的詞比起來，“同性愛”更接近歷史與科學的真實。但僅僅對某一現象換一種說法是遠遠不夠的，它在辯解和正名的同時，等於也附和了某些成見，因而它仍然沒有揭示全部事實。

據專家考證，中國同性愛最早的史料記載來自商朝。在商代之後，同性愛一直沒有從中華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同性愛交往更趨活躍，當時最有影響、最有成就的同性愛者，應該首推楚國偉大詩人屈原，在他的《離騷》、《思美人》等諸多作品中，無不流露出詩人對楚懷王的深深戀情。

到了漢代，帝王將相的同性愛活動屢見史書。據《史記》、《漢書》記載，前漢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同性情人。漢代著名人物如漢武帝、漢文帝、大將軍衛青和霍去病等，也都有過同性戀愛的經歷。

中國古代同性之愛的故事中，“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故事流傳最廣，也最感人。人們把伯牙和子期的故事當作友誼的典範，千古傳頌，而且也把最知己的朋友稱為“知音”。著名琴曲《高山流水》也因此而得名。現在，人們多以“知音”喻指異性戀人，有寫蔡鍔與妓女小鳳仙戀情的電影《知音》和專講戀愛、婚姻、家庭的雜誌《知音》為證。

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一卷，講的就是發生在俞伯牙和鍾子期之間的情愛故事，而在故事的開頭，作者又引用了更古老的管鮑的故事：“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就是管仲，字夷吾，鮑則是指鮑叔牙。他兩個都是商人，一起做生意，約定有了利潤應該平均分配。但當時管仲因為家裡比較窮，就總是多分了一些利益，叔牙也沒有什麼意見。後來管仲被囚，鮑叔牙還幫助他逃脫，並推薦他做了齊國的宰相。“這樣朋友，才是個真正相知。”

馮夢龍還進一步發揮道：“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

看來，同性之愛還能分出很多的名目來呢。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這是唐代詩人、有詩仙美譽的李白的一首《贈汪倫》。這首朗朗上口、婦孺皆知的短詩或許沒有什麼深意，而其中潛藏在一般的人情世故、送往迎來俗套背後的對同性之愛的珍視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

明代唐汝詢在《唐詩解》中說：“倫，一村人耳，何親於白？既釀酒以候之，復臨行以祖（餞別）之，情固超俗矣。太白於景切情真處，信手拈出，所以調絕千古。”這一評論可謂自相矛盾，既然只是“釀酒以候之，臨行以祖之”這樣的俗交，怎麼會有“超俗”之情呢？顯然，評論者要麼對詩歌的深意一無所知，要麼就是在故意隱瞞，所謂顧左右而言他。

據《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記載：劉備、關羽和張飛自從桃園結義之後，“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可見劉、關、張的感情聯繫——撇開肉體的聯繫不說——已經儼然超過了夫妻關係，稱得上中國古代“英雄愛英雄”的典型。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乍看之下，梁祝的故事是典型的異性之間的愛情悲劇，但是，二人產生感情糾葛之初，卻藉助了同性（只不過其中一個是女扮男妝而已）的外形。所以，這個故事的前半段，實際上完全可以視作同性愛的一種——同窗之愛。

說到同窗之愛，讓我們想起充滿桃色的住校生活。在校園生活的某個階段，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或幾個親密的同性夥伴，其親密程度遠遠超過異性。中學校園，多半是男同學勾肩搭背的地方。而大學校園裡，一對對的女同學手挽着手、胯貼着胯地招搖而過的情形，也着實讓人嫉妒和羨慕。

筆者家鄉至今還有這樣的習俗，同性同學因為互相欣賞而結成“朋友”，稱為“親家”，得到雙方父母的認可。“親家”管對方的父母叫爸和媽，就像男女訂婚以後管對方父母叫爸媽一樣。“打親家”的儀式估計脫胎於舊時代的結拜禮，雙方父母還要見面擺酒席。一旦確立了這種朋友關係，兩方的父母之間也互相走動，同樣互稱“親家”，並對對方的兒女關愛有加，視同親生。

在這裡，愛，似乎回到了它的本原。

一個皇帝深深寵愛的身邊之人，某晚與之歡好，次日要趕早朝，起床時發現自己的一隻袖子被身邊人在熟睡中緊緊摟住。為了不吵醒夢中人，皇帝將這隻袖子輕輕割斷……這就是“斷袖”這個纏綿悱惻故事的由來。

這個故事有經典情愛中最感人的細節，因而是浪漫的，但又常常被引用者所貶抑，因為皇帝和他愛的人同為男子。

“斷袖”出自於漢哀帝與其幸臣董賢的故事。《漢書·佞悻傳》記載，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哀帝很愛他。賢“常與上臥起”。一天晝寢，帝醒而賢未覺，“帝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

韓非子的《說難》篇里和劉向的《說苑》裡均記載着另一個有關皇帝與寵臣的故事：彌子瑕是位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衛靈公非常寵愛他。有一次，彌子瑕在桃園遊玩的時候，摘了一個熟透的桃子吃了。想不到這桃子美味異常，彌子瑕就把吃剩下的一半留着，拿去獻給靈公。衛靈公不禁對身邊的人感嘆說：“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他是那樣地愛我，竟然忘記了可能會因為給我吃剩下的東西而得罪於我！幾年後，彌子瑕的容貌不再像以前那般美好，靈公就漸漸疏遠他。有一天，靈公突然想起彌子瑕贈送餘桃的事，就大聲罵道：“彌子瑕真是可惡極了，竟然把吃剩的桃子送給我吃。”

這也是一個同性愛的樣板。同是彌子瑕所做的一件事，卻隨着衛靈公感情的變化，由喜愛轉為憎惡，這與異性戀愛故事中的喜新厭舊的典型變化毫無二致。

《漢書·外戚趙皇后傳》記載，“房�煂m女名�犈c宮�煂m女名�爩κ场！睎|漢人應劭解釋說：“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對食”開始專指女子同性戀愛，到後來，女子與閹者（不妨說是中性人）的性行為也稱“對食”。南漢時，宮中有一條規矩，做狀元者，必先受宮刑。這些受閹的狀元多成為宮女的對食伴侶。故羅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因戀愛對象為狀元郎，所以這些宮女不僅不隱諱，反而矜誇於人。

中國古代史家對同性愛的描寫真是太冷靜了，不帶一點感情色彩，因而也幾乎不帶一絲偏見。這種對所謂異常性愛的寬容態度，與今天充斥於網站的各種過激言論比起來，真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同性愛現象是在人類歷史上、在各個文化當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基本行為模式，無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還是在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無論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是在遠古時代。

同性戀愛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古希臘文明中的情形。在古希臘，成年男子常常和已經度過青春期但尚未進入成熟期的少年發生熱戀，尤其喜愛十二歲到十六歲之間的少年。在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這兩百年間，希臘人將同性戀愛視為“高等教育”的一個分支，當一個少年接受完傳統的基本教育之後，就被置於一個年長男子的羽翼之下，這個成年男子被稱為“愛者（Ｌｏｖｅｒ）”，少年則被稱為“被愛者（ｂｅｌｏｖｅｄ）”。

這個成年人通常三十出頭，負責少年的道德與心智發展教育，以仁慈、理解、溫暖及純粹的愛對待少年，惟一的目的是為了培養這少年道德上的完美。在戰爭中，他們並肩作戰；如果少年“被愛者”出錯，成年“愛者”還要替少年受罰。少年長大成人後，或者結婚，或者成為另一個少年的保護人。

在戰場上，同性之愛也得到讚賞。在不少戰役中，斯巴達的軍隊都因士兵的這種“同性之愛”而贏得了戰爭。柏拉圖對此曾作過這樣的評論：“一小群彼此相愛的士兵並肩作戰，可以擊潰一支龐大軍隊。每個士兵都不願被他的‘愛人’看到自己脫離隊伍或丟下武器，他們寧可戰死也不願受此恥辱……在這種情況下，最差勁的懦夫受到愛神的鼓舞，也會表現出男人天賦的勇敢。”著名的底比斯聖軍，就是全部由一對對彼此相愛的士兵組成的。他們轉戰三十三年，立下輝煌戰績，最後才被馬其頓帝國亞力山大大帝所擊潰。在最後一次戰役中，三百名聖軍全部光榮戰死或受到致命的創傷。

雅典也盛行同性戀愛。根據史料記載，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亞德將軍就是一個這樣的傳奇人物。他十七八歲時，成為當時雅典城內個子最高、長相最英俊的青年。無論他走到哪裡，都有一大群男人追隨。這些男人把他當作美麗少女一樣與他調情，向他求愛。

總之，希臘人認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因而是更加理想的愛情對象，對於那些有文化修養、興趣高雅的男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他們將精神上的投契作為愛情追求的一部分。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比異性情侶更能燃起他們熾烈的感情之火，他們有着姑娘式的靦腆，精力旺盛，朝氣蓬勃，男子漢的氣質正處於含苞待放之時。這種愛遠遠超出了純生理的範疇，成為一種高雅的、具有美學意義的情趣。

柏拉圖甚至認為，“神聖之愛”只存在於男人之間，只有男子之間的愛情才是情感的貴族與騎士形式。當然，在對這種“神聖之愛”的追求方面，古希臘的傑出女性一點也不遜色，有些女性打扮成男子模樣，參加打仗和狩獵活動，同另一個女人結婚，兩人像夫妻一樣相處。據說女詩人薩福在勒斯波斯島上建立了一個女子學校。她的詩名極盛，被譽為“第十繆斯”。她雖有丈夫子女，卻一個接一個地愛上了她的學生，最後因遭到一位女戀人的拒絕，蹈海而死。

我們從小都習慣了兩個女生牽着手上學，長大後你會看見兩個女孩一起去逛內衣專櫃。但當這些動作轉換到男性身上時，就多少有點顯得不自然。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傳統的雄性與父系的社會中，男孩從小就被灌輸要表現出英勇的男子氣概，標準男孩子們手上把玩的應該是玩具槍、組合模型或是在遊戲中扮演警察的角色，一旦你表現出陰柔的一面，人們的直接聯想往往是“娘娘腔”。

但是，這個觀念在今天的社會需要重新加以審視。日本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女孩往往是聽話、溫柔的化身，這樣的觀念在中國社會中也是存在的，只不過沒那麼嚴重。然而今天的女性思維在日本社會甚至在全球都在快速地蔓延。在日本，受歡迎的年輕偶像是具有柔性美、穿着中性的男藝人，也許今天的女性不再那麼需要男人厚實的胸膛與強壯的肩膀，她們也懂得如何創造自己的財富，她們所需要的反倒是一位能了解她們內心世界、分擔同樣是來自工作和社會交際等方面壓力的異性。

當愛超越了性別，超越了一切社會的、世俗的、功利的局限，漫向同性甚至無性，這是不是也是一種愛的進化呢？

這個世界不一定是絕對的男子氣概與似水柔情的組合，心思細密或是動作柔美的男子也不一定是同性戀者。今天的男性可以更自在的表現出自我本性，他們可以對同胞伸出如親兄弟間情誼的援手，而不帶任何愛戀的成分。

當然，男人也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愛”另一個男人，無論是精神上的崇拜，彼此對優越才華的欣賞，還是肉體上的親密接觸，只要這份愛來得自然，誰能說他是對或是錯呢﹖

自然界創造了人類的思想與靈魂，當一位男人以肉體的方式表現對另一位男人的愛意時，若他們同時也願意以無形的婚姻約束來信任對方與另一個男人用單一伴侶的關係終其一生，這是不是要比一位在傳統婚姻關係中的丈夫在婚姻里不停的出軌要來得高尚呢？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據報道統計，結了婚的夫妻，丈夫可以接受他的妻子與另一位陌生女子發生肉體上的接觸，甚至他們會因為想到這個畫面而感到興奮，但當這位陌生人換成男性的時候，這些丈夫只是想到他的妻子背叛了他。這一方面說明男性在性愛方面的獨占傾向，同時是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女性之間的同性之愛其實並不那麼反自然呢？

人類對於性的感覺本來就是天生的，狂野性愛的想法因為有社會道德的約束，漸而形成一把心中的尺，只是看你把這個刻度定在什麼標準上罷了。

在當代西方，一種新的社會理論——酷兒理論——正方興未艾。“酷兒”是音譯，Ｑｕｅｅｒ一詞最初是英語口語中對同性戀者的貶稱，有“怪異”之義，後來被激進理論家借用來概括其理論的精華，大約是取其反叛傳統標新立異之意。

西方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同性愛解放運動和關於同性愛現象的討論完全改變了同性愛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過去的觀點認為，所有的非異性愛形式的性活動都是越軌的，甚至是變態的，現在的觀點認為，這些行為只是獲得快感的不同方式罷了，不應受歧視。近年來與同性愛現象有關的理論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從辯護姿態轉變為出擊姿態，從破壞傳統轉變為建設新秩序，從對少數邊緣群體的研究轉變為關注同性愛關係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啟示。

根據酷兒理論，同性愛現象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啟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它揭示了一種新型人際關係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第二，它揭示了超越性別界線的可能性；第三，它是所有邊緣群體對主流意識形態及話語權力的挑戰。

這種啟示首先表現為對幾千年來人類社會普遍實行的一夫一妻制關係的挑戰，昭示出人類新型人際關係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酷兒理論家從對同性愛現象的觀察，提出了許多重大的帶有顛覆性的問題。在闡述同性愛現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啟示的人們當中，福柯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指出：“我們生活於這樣一個人際關係的世界之中，體制變得相當貧困……事實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際關係的可能性極其稀少、極其簡單、極其可憐的法律的、社會的和制度的世界中。當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婚姻關係和家庭關係，但是還有多少關係應當存在啊！……”幾千年來，人們在這些基本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生活，對它們早就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去設計和想像其他種類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甚至沒有意識到有建立這些關係的可能性。在這些豐富多彩的人際關係中就有同性愛這種既不同於一夫一妻制又有感情與性投入的關係。

如果說同性戀愛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對快樂的一種追求，那麼同性戀愛就不再是一種性別身份，而僅僅是人們對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後天的、有意的選擇。於是，同性戀愛就不再像過去人們所一向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將“正常的人”從異性戀愛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種使所謂的“正常人”選擇同性戀愛關係、同性戀愛行為、同性戀愛生活方式的“推力”。而這種選擇極有可能完全沒有性傾向的依據。對同性戀愛生活方式的有意選擇可以出於超越傳統的性別角色的願望，可以出於避免結婚的願望，或者是出於保持一種有異於常人的身份的願望。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批選擇以同性戀愛身份安排自己生活的人。

中新社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報道，將成為柏林下一屆市長的沃威爾特宣稱自己是同性戀的言論引發了一場有關政客的隱私權是否被媒體剝奪的辯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一致同意提名他擔任市長一職前，現年四十七歲的沃威爾特說：“我是同性戀，這是一件好事。”他的這一言論使他成為德國最有名的同性戀政客。

“選擇”，這是一項神聖的權利，可以用在政治競選中，也可以用來處理個人的隱私。特別是在對友誼、愛情、幸福等私人問題的處理上，我們將高興地看到，我們會有更多的選擇。

本文原題為《同性之愛：天賦還是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