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波動和就業問題

所謂那壺水不開提那壺。正當越來越多的人依靠工商業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獲取生活來源時，勞動力市場則並不穩定，更不完善。19世紀後期工業化強勁增長時期，美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表現令人喜憂參半。一方面，工商業發展突飛猛進，國家經濟財富與日俱增，創造了數以千百萬計的工作和就業機會，成就有目共睹。美國國內工商業和城市經濟活動，如同一個不斷擴大，高度活躍的巨大磁盤，把國內眾多剩餘農業勞動力從耕耘了幾代人的土地上，無數海外移民從世代生息的故土家園，吸納進入美國國內工商業和城市經濟體中。另一方面，新的經濟制度和工商業經濟活動表現出明顯的“高漲”和“衰退”循環反覆的特徵。當經濟高速增長一段時期以後，達到飽和和過剩，在無人預料的情況下，冷不防地猛然崩潰，然後進入一段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和收縮時期。經濟恐慌在19世紀中期以前、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便多次發生，例如1819-1822年的經濟恐慌，1828-1829年的經濟衰退，1837-1839年的經濟恐慌，1854年的金融恐慌和1857年的國際性經濟恐慌等。但是，到19世紀晚期工業化高速成長時期，經濟恐慌來勢更加猛烈，並且數次形成較長時間的全面經濟蕭條。由於工業化、商業化的高度而全面的發展，新的經濟秩序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內部包括企業、行業等各個經濟單元之間的經濟聯繫和依賴關係，特別是就業人員對於勞動力市場的依賴關係。經濟恐慌或者經濟蕭條一旦爆發，造成的影響、波及的範圍、以及破壞的程度都更加巨大。對於依賴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普通勞動者，打擊最為沉重。

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裡，美國經歷了兩次經濟蕭條(Depressions)和一次較為嚴重的經濟衰退(The recession of 1884-1886年)。在1873-1878年經濟蕭條和1893-1897年經濟蕭條中，美國的失業人口至少在16%以上。在部分地區和個別時期，失業率甚至高達30%以上。在1873年，一場由華爾街投機者引發的金融恐慌很快蔓延、發展成為全國性經濟蕭條。在1874年一年之內，便有6000餘家企業破產倒閉，失業工人數以百萬計。在工業發達地區如麻撒諸塞州，失業人口一度高達當地勞動力總數的30%以上。1873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歷經4年仍然揮之不去，終於在1877年引發了震動全國的鐵路工人大罷工，加劇了社會的衝突和矛盾。在1893年2月，一場新的，更大的經濟危機襲擊美國。在危機開始以後僅僅6個月內，至少有8000家企業、360家銀行破產倒閉。在1893年一年之內，破產倒閉的企業和銀行總數分別達到15000家和600家的驚人數字。失業人數則一度達到200萬至300萬人之間，占當年全部勞動人口總數的15%-20%左右。換句話說，在危機最為嚴重的1893年至1894年冬季，至少每5名美國工人中便有一人喪失工作，失去了生活依靠。

失業並不僅僅發生在經濟危機和衰退時期。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時候，仍然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失去已有的工作機會，或者處於半失業狀態。根據美國聯邦政府1889年的一項調查研究，在全國鐵路行業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鐵路員工能夠保證全時工作日，將近60%的鐵路員工實際上只有半年時間真正就業，只獲得大約相當於6個月的工資收入。麻撒諸塞州州政府勞工統計資料所描繪的就業畫面，同樣讓人心寒，至少有30%的就業人員在一年之內隨時面臨遭受解僱的威脅。一般而言，中產階層，包括白領階層員工，就業狀態相對穩定，普通工人和體力勞動者只能聽天由命。如果爆發嚴重經濟危機，眾多藍領勞動者和一部分白領專業人士，在失業、半失業、減薪的洪流中，同歸於盡。

失業問題是工業化、商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不可避免，最慘重的社會代價之一。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幾乎沒有任何失業救濟、失業保險、再就業培訓等幫助失業者渡過難關的社會保障機制。以當時普通工人的工資和家庭負擔，很少工人能夠積累一定的存款和儲蓄。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一旦失去工作，便失去了全部生活來源和依靠。早在18世紀晚期，現代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便說，普通工人只要失去工作一個星期，便無法生存下去。美國著名勞工運動領袖塞繆爾.高姆帕斯(Samuel Gompers)在移民前往美國之前，曾經目睹一名失業工人在倫敦街頭哭泣：上帝置我於死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需要麵包，可是我沒有工作可做。失業工人的痛苦深深地刻在了高姆帕斯的心上，發生在倫敦工人身上的不幸同樣也發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工人身上，高姆帕斯後來成為美國最大、最成功的工會“美國勞工聯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創建者和領袖。1893年至1897年的嚴重經濟危機，甚至將一些失業工人逼上絕路。根據麻撒諸塞州州政府醫療檢察官的一份報告，一些失業無助的人，絕望之中，服毒、自沉河水，懸梁，或者開槍自盡，觸目驚心。失業和經濟動盪使人們變得焦躁不安和憤怒，歷史學家羅伯特.戴文(Robert A. Divine)等人引用一份當時報紙的描繪：在城市街道的每一個角落，都站着一個飽受[經濟危機]煎熬的人，敵意地指責[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19世紀晚期，著名學者，美國早期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和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後人，無衣食之虞的查爾斯.佛朗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形容1890年代的經濟蕭條歲月，“簡直就是地獄”。

社會對於就業(失業)問題的態度

當美國社會從一個“自由勞動者”，或者獨立業者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雇員、工資勞動者的國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迅速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現實。從前，擁有和依靠自己的土地、手工作坊，相當於擁有一份”鐵飯碗“，養家糊口不成問題。現在，絕大多數人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地位，需要依靠勞動力市場獲取工作和經濟來源。加上在19世紀後期，大企業迅速興起，並且開始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占據日益重要、甚至主導地位。經濟資源、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寡頭、甚至壟斷性，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大企業中。許多人不僅對於新的就業和經濟依賴關係不適應，充滿不安和焦慮，而且擔心平等、個人自由等共和國的理念和傳統，在新式經濟關係和組織形式的衝擊之下，土崩瓦解。正如理查德.哈夫斯塔德所說，隨着工業化、商業化的不斷發展和城市擴張，“自由勞動者”和“農民神話”離現實越來越遙遠，美國人則更加懷舊，希望能夠挽回昔日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地位。

1869年，費拉德爾菲亞的一部分服裝工人成立了一個勞工組織“勞工騎士高貴而神聖的秩序”(The 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簡稱“勞工騎士團”。1870年代，“勞工騎士團”從秘密走向公開，到18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有75萬名會員。“勞工騎士團”把社會上的人簡單地劃分為兩類：生產者(Producers)和少數非生產者(Non-producers)，後者包括銀行家、律師、酒業經營者、賭徒等。生產者的概念比較廣泛，包括工人、農民等，甚至企業家和雇主。“勞工騎士團”的會員成分因此比較複雜，其主張也比較多樣化，不像一個單純的勞工權益組織，而更像一個社會改革團體。“勞工騎士團”主張廢除童工勞動，實行8小時工作制，推行累進式收入稅制度等等，但是其核心主張是恢復小生產者私人財產制度和獨立的經濟地位。根據“勞工騎士團”的主張，工人組織工廠(和工業)合作生產單位，擁有獨立的私人股份，共同勞動，分享利潤；重新分配土地，使土地真正掌握在農業生產者手中，而非土地投機者手中。簡言之，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重新成為自己的雇主，而非工資的奴隸。“勞工騎士團”進一步認為，只有恢復生產者私人(個體)財產制和19世紀中期以前的獨立“自由勞動者”制度，才能夠保障美國共和國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礎。“勞工騎士團”不願意承認工業化、商業化社會中工資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的現實，幻想回到早期的“農民平等主義”和獨立“自由勞動者”時代，這種向後看的主張對改變現狀無濟於事，只不過反映了社會上仍然有許多人對新的僱傭關係的不適應，不理解，和懷舊的心理。

19世紀晚期的著名改革家亨利.喬治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十來歲便在遠洋船上做雜工，後來成為水手。定居加利福尼亞州以後，又做過記者、印刷商等各色職業，通過自學，終於成為一位一鳴驚人的經濟學家和不知疲倦的社會改革家。喬治曾經去到紐約，目睹工商業大都會的極度富有和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極度貧窮，深感困惑與不安。18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和鐵路工人大罷工，更加震撼其心。1879年，喬治發表了<<進步與貧窮>>一書，探索社會貧富差距的原因和救治的良藥。根據<<進步與貧窮>>的分析，財富集中和貧困問題，是由於土地高度集中和壟斷的結果。喬治於是提出以100%的稅率徵收土地地租等不勞而獲的土地收入，打破少數人對於土地的集中控制和壟斷，使更多的人能夠較為容易地獲得土地，重新成為小土地(生產資料)所有人和獨立生產者。同時，也可以減輕城市地區就業壓力，從而提高工人工資，一舉兩得。<<進步與貧窮>>這部著作，曾經一版再版，印刷了上百萬冊，並且被翻譯成為多種文字，人們爭相傳閱，在美國國內外廣泛流傳。獨立生產者，“自由勞動人”的觀念，在僱傭關係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在許多美國人的心中依然揮之不去。

“失業”的概念，在古代社會幾乎不存在。據說，在古代埃及，修建金字塔的勞工是夏季尼羅河泛濫時期失業的農民(一說是奴隸)。修建金字塔成了埃及法老(國王)舉辦的“公共”工程，緩和年復一年的尼羅河畔的農民失業問題。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據說在不同時期也都存在一定數量的“無業”人員。在羅馬共和國晚期，一部分無所事事的人，專門聚集在羅馬城內，依靠公民權和選票，獲取政府救濟為生。在古代社會，即使存在一定數量的“無業”人員，其“無業”概念和現代社會的“失業”概念，風馬牛不相及。古代社會、還有中世紀歐洲社會，主要勞動力為奴隸和處於依附地位的農民。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無業可做，是奴隸主的個人損失，不可想象。中世紀的歐洲農民多依附於封建領主，其地位相當於農奴；加上生產水平低下，需要勤扒苦做才能勉強維持溫飽，只有拼命幹活的，很少有無事可干的農民。只有到了17、18世紀，工業化開始在英國和少數其它歐洲國家興起，現代社會的“失業”問題才逐漸成為社會中比較普遍的新的經濟和社會現象。

美國的國情比較特殊。從殖民地時代，直到19世紀初期，絕大多數勞動者是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民，屬於所謂獨立的自由勞動者。在美國南方地區，雖然存在着大量黑人奴隸，但是屬於種植園主的私人財產。所以，至少在19世紀中期，美國內戰之前，失業問題，在美國東海岸部分工商業城市零星存在，但決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其程度也不甚嚴重。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到19世紀晚期階段，美國已經成為一個“雇員的國家”，工資和薪水收入階層逐漸成為社會勞動者中的絕大多數，“失業”也開始成為一個經常發生、普遍存在的經濟和社會現象。

在19世紀，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人們通常以極為負面的眼光對待失業者。失業問題是一個個人問題，甚至是個人道德問題例如懶惰、遊手好閒、酗酒誤事等，而非一個社會問題。在美國，失業者通常被稱為“流民”(tramps)。失業者之所以失業，是因為他們個人選擇不工作。對於是否應當幫助和救濟無業貧民，社會上流行的觀點是否定的，認為救濟只會進一步鼓勵懶惰。這種置疑失業者道德觀念，不分青紅皂白歧視失業者的觀念，到了19世紀晚期，越來越站不住腳。尤其是在189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期間，許多一輩子勤勤懇懇，在社區內廣受尊重之人，也紛紛失去工作，徒喚奈何。所謂“傾巢之下，焉有完卵”，人們才開始逐步改變對於失業和失業者的看法。

古典經濟學家對於失業問題，比較輕描淡寫、不痛不癢。亞當.斯密對於勞工頗為同情，並在其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中，多處捍衛勞工利益。但是在同一書中，斯密甚少論及失業問題。歷史學家約翰.加內鐵(John A. Garraty)認為，在勞工問題方面，亞當.斯密對於工資上升和下降問題的關注，顯然超過了對於失業問題的關注。可以理解的是，在<<國富論>>發表的年代(1776年)，工業化開始不久，其經濟和社會影響尚未全面展開，失業問題並非當務之急。中國人最為熟悉的西方經濟學家，除亞當.斯密外，應該是托馬斯.馬爾撒斯(Thomas Malthus)。馬爾撒斯在1798年發表<<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一書，首先敲響“人口過剩”的警鐘，指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糧食供應則按算術級數增長”，人口膨脹將會使人類面臨饑荒的威脅。按照馬爾撒斯的邏輯，人口增長過快引起[糧食]供給不足的矛盾，需求大於供給，於是需要更多的人工作，更多的就業。人口過剩不會導致失業，失業只是臨時、暫時性現象。但是過多的人口一定會導致工人工資水平下降，從而加劇社會的貧困和苦難。政府對於貧民的救濟，只能進一步鼓勵人口增長，加劇產品需求和產品供給之間的矛盾，並且進一步壓低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使社會上已有的貧困人口更加貧困化。另一位重要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查度(David Ricardo)認為，有一個“勞動力市場價格”(the market price of labor)，其決定因素為勞動力市場的供應和需求狀況。此外，還有一個包括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價格”(the natural price)。當“勞動力市場價格”下降到維持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自然價格”以下時，人口增長速度放慢並且下降，從而緩和工資下跌和就業壓力；反之，當“勞動力市場價格”上升並且超過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價格”時，人口開始進一步擴張，工資隨之下降，就業也成為問題。總之，就業和工資問題，就像任何一件商品，完全由市場的供需關係決定並取得平衡。不過，在人口問題上，李查度並不完全信任市場調節，主張政府規劃和控制人口增長。在19世紀晚期，直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前，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切經濟活動，包括就業問題，是一個單純的市場問題，應該、而且能夠通過市場經濟的寶貝-“供需原理”自行調節，政府不應該干預包括就業市場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以免起到相反的效果。經濟危機、失業問題，還是留給市場機制，任其自行起死回生。

政府和就業問題

社會的主流意識對於失業問題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絕大多數西方政府對於失業問題爭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不足為奇。在英國等歐洲國家，政府很早便設立了若干救濟貧民的機構，加上宗教慈善團體，對無業、失業人口發放一定的食物救濟，敷衍了事。類似慈善機構，以施捨、救濟為主要內容，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失業保險機制和功能。但是，到了19世紀晚期，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工業化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僱傭關係成為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就業形式，絕大多數人口依靠勞動力市場獲取工作機會和生活來源。一句話，這些工業發達國家已經成為“雇員的國家”，或者工資和薪水收入者的國家，就業市場的穩定與否，直接關繫到各個國家內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甚至生存問題，以及社會穩定。19世紀後期頻繁發生的經濟衰退和蕭條，特別是189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迫使上述工業國家的社會和政府重新認識和面對經常性失業的現實，並且開始採取一些補救和緩和措施。

大約在1890年代，根據歷史學家約翰.加內鐵細緻、深入的研究，在德國、法國、瑞士、奧地利、比利時、挪威等歐洲國家，出現了眾多“就業辦公室”(Employment office)，或稱“公共勞動力交易所”(Public labor exchanges)。其中德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為完善的“公共勞動力交易所”網絡系統，遍布全國每一個城市。除了政府設立的就業辦公室外，還有一些屬於工會和私人企業的就業服務機構。“公共勞動力交易所”為尋找工作的人員(包括失業人員)提供就業信息，在尋找工作的人員和雇主之間牽線搭橋，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防止和減少失業，包括儘量縮短失業人員從失業狀態轉變到重新再就業狀態的時間。在社會福利和服務方面，美國總是比歐洲國家慢半拍，其最早的“公共勞動力交易所”大約出現在1907年。

在1890年代，失業保險也漸漸受到西方社會和政府的關注。在歐洲，少數民間行業工會設立了最早的失業保險基金。從1890年代起，歐洲的一些城市政府，甚至國家政府開始對民間保險基金提供一定的資金補助，其中以起源於比利時根特市的“根特製度”(Ghent system)最為著名，曾經廣泛流行於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意大利、法國、挪威和丹麥等國。“根特製度”是一種民間自願保險形式，參加人數較少，保險金額微乎其微。

英國政府舉辦的就業服務機構出現於1909年，晚於其它歐洲國家。通過“全國勞動力交易所法令”(the National Labour Exchange Act of 1909)，英國建立了一個全國範圍內的政府就業服務網絡。 兩年以後，英國政府又通過了“國家保險法令”(the National Insurance Act)，為所有工資收入者提供醫療保險，和一部分行業的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險；保險金來自員工，雇主、和國家政府三個方面。約翰.加內鐵認為，英國的保險法是西方國家設立的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失業保險制度，其主要推動者為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當時的英國國內事務部長和貿易委員會主席。邱吉爾自認為對經濟學一竅不通(I can't get my mind around the economics)，但他深知失業對於社會穩定的影響。失業問題，邱吉爾認為，是國家經濟中“阿奇里的腳跟”，是現代經濟中致命的弱點，必需依靠政府干預和設立相應的失業保障機制，保護失業者的利益。對於社會上流行的把失業現象和失業者的道德因素混為一談的觀念，邱吉爾尤其顯示出不尋常的政治遠見和實際作風，直言不諱地說道，我[邱吉爾本人]所關注的是邪惡(失業)本身，而不是邪惡(失業)的原因；是失業的事實，而非失業者的個人品格。以邱吉爾的言行觀察其人，頗有“穩定壓倒一切”的意味。如果失業者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失業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處理，工業化帶來的一切社會經濟成果都有可能化為烏有，前功盡棄。

在設立失業保險制度方面，美國又落在歐洲國家後面。不過，美國有自己的國情，可以說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在189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和西方其它國家政府一樣，對失業問題漠不關心。1897年以後，美國和世界經濟開始復甦，美國國內的失業問題得到緩解。從1900年至1920年，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里都在5%以下。在1906，1918，1919年三年之內，失業率甚至低於2%。儘管在1907-1908年和1913-1915年前後，美國經歷了兩次較為短暫的金融和經濟恐慌，但程度較輕，影響有限，失業率在恐慌時期從未超過8.5% (1908年， 8%；1914年， 7.9%；1915年， 8.5%)。特別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戰爭的需求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國內經濟發展，就業形勢更加水漲船高，全國皆大歡喜。在1918年和1919年兩年之內，美國國內失業率只有區區1.4%。美國人好了傷疤忘了痛，189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失業苦難，已經被健忘的美國人拋在腦後。失業保險之事，如果美國人曾經考慮、研究、探討過的話，現在則被理所當然地束之高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經歷了極為短暫的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在1921年，失業率一度攀升至11.7%，有將近500萬人失去工作。不久以後，美國經濟又進入新一輪高速發展時期，是為所謂“呼嘯的20年代”(The Roaring [19]20s)。從1922年至1929年，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分別為6.7%(1922年)，2.4%(1923年)，5.0%(1924年)，3.2%(1925年)，1.8%(1926年)，3.3%(1927年)，4.2%(1928年)，和3.2%(1929年)，不足為憂。到1929年秋，當代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費西爾(Irving Fisher)不禁忘乎所以地宣布，股票市場的價格(2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的象徵)已經達到一個永久性的高原地帶。正當美國人認為呼嘯攀升的美國經濟，如同已經脫離並不受地球引力影響的龐然大物一樣，扶搖直上之時，1929年10月，突然之間，經濟繁榮的象徵和焦點 - 華爾街股票和債卷市場連續崩盤，潰不成軍。銀行和整個金融系統隨之土崩瓦解，經濟繁榮嘎然而止，國家經濟生活陷入停頓和癱瘓。

30年代的經濟危機，災難重重。其最大的災害，莫過於造成了千百萬無業可依，無事可做，失去一切生活來源的龐大失業人口。1930年，美國國內失業率超過1929年幾乎3倍，達到8.7%；1931年，失業率又翻了一番，達到15.9；1932年，失業人口已如潮水泛濫，達到1200萬人以上；次年，美國國內失業率達到頂峰，大約有1300萬至1600萬人失去工作，占當年全部勞動人口的24.9%。1933年以後，失業率有所下降，但是始終維持在兩位數字以上的高度。一直到1940年，美國國內的失業率仍然高達14.6%。大規模失業等於大規模社會災難：在人類取得巨大物質進步的時代，流離失所，忍飢挨餓，一時竟然成為司空見慣的景象。

在1893年經濟危機期間，數以千計的失業者，在約瑟夫.考克斯(Joseph Coxey)率領下，曾經長途跋涉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要求美國政府舉辦公共工程，為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以及採取其它措施，幫助失業者渡過難關。美國政府派出警察，粗暴地將聚集者驅散，考克斯等組織者被捕。政府的職責是維護和保障社會秩序，失業者的苦難和失業問題，政府視而不見。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給美國人當頭一棒。失業問題不再是單純的失業者個人問題，而是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問題。單純依靠自由經濟制度的內在調節功能，並不能保證國家經濟的穩定運行和發展，也無法解決經濟危機關頭的大規模失業災難。當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依賴就業市場、勞動力市場為生，個人和市場機制無力應付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時，美國人終於意識到，現代經濟、現代社會需要國家政府的積極參預和幫助。

1933年初，當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職以後，一改美國政府在就業問題上消極迴避，或者半推半就的態度，果斷承擔起保護失業者利益，減輕失業危害，促進經濟恢復的多項新的經濟、社會政策。羅斯福政府在積極舉辦政府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口的同時，又於1935年，通過了“社會保險法令”(Social Security Act)。根據該法令規定，設立了一個由聯邦政府管理的老年人退休基金，其資金來源於聯邦政府抽取的雇主和雇員的“工資稅”(payroll tax)，保障老年人退休以後的基本生活來源；設立聯邦政府 - 州政府合作經營管理的失業補助(保險)制度，具體的失業補助標準由各個州政府制定並監管，幫助並緩和失業人員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難；由聯邦政府提供專款，州政府拿出對應比例的資金，為殘疾人、處於貧困狀態的老人、兒童提供福利救濟。從此，幫助失業人員，為失業人員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成為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內經濟重新高漲，國內勞動力緊缺，失業現象幾乎消失。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三年內，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分別只有1.9%，1.2%，和1.9%。到1946年，美國國內的失業率仍然只有3.9%。儘管30年代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噩夢已經過去多年，美國人再也不敢掉以輕心，美國國會於1946年通過了第一個“全面就業法令”(The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6)，明文規定，“創造和保障就業機會，是美國聯邦政府永久的政策和責任”。從此，創造和保障就業機會成為美國國內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自從1946年以來，在美國，實現經濟增長和實現最大限度就業的目標，幾乎相提並論。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又保障市場物價穩定，成為美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的另一大目標。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基本上是圍繞着實現具有最大限度就業的經濟增長，和實現價格穩定的經濟增長兩大目標做文章。根據經濟學家的觀點，在就業目標和反通貨膨脹目標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內在矛盾。當就業形勢較好，勞動力稀缺，社會需求增加時，物價水漲船高，是為經濟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反之，當物價下降到一定程度，預示着市場飽和甚至過剩，企業於是減少投資，生產能力閒置，解散部分員工，失業上升。經濟學家查爾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tze)曾經抱怨，每當我們[政府]將失業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新的一輪通貨膨脹開始出現；而通貨膨脹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後果又使得實現全面就業難上加難。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常常在擴大就業和抑制通貨膨脹這兩個目標之間走鋼絲，尋找平衡。其結果往往是見仁見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成績單。在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多在5%以下，偶爾躥升至6%以上(1958年，6.8%)，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也較低。1970年代比較糟糕，失業率多次達到8%-9%，同時物價飛漲，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貨膨脹率甚至達到兩位數字以上。這一時期的這一奇特現象被人們稱為“[經濟]停滯-[價格]膨脹”(Stag-flation)，真是奇怪的現象需要奇怪的字眼來描述。80年代中期以後直到現在，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基本上都被控制在6%以下。雖然不能盡如人意，不過，從美國國內令人羨慕的生活水平看，戰後美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相當成功。特別是從前噩夢般的高達兩位數字以上的失業率和千百萬失業人口，在政府的防範和干預之下，已經很難捲土重來。

啟明
2004. 10.

[以上三篇文字系根據作者有關美國經濟史書中部分內容改編整理而成，如有轉載請註明作者。-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