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九）

九、幹校生活

剛下去的時候，生活很不習慣。首先是沒有電，當地農民天一黑就睡了，他們捨不得點燈，那燈油是用雞蛋換的，金貴得很。幹校的人用馬燈，倒是挺亮，就是相當費油。

有那麼兩天，經濟所的杜浩智一直在低頭鼓搗着什麼。他戴着深度近視眼鏡，幹得特別專注。原來他在試着用墨水瓶做油燈。先在瓶蓋兒上鑽個眼兒，然後穿一根棉捻兒，再往瓶里灌些煤油，就大功告成啦。他捧着這個寶貝去軍宣隊報告，說這是他發明的墨水瓶燈，比馬燈省油，希望推廣使用。所里有人私底下說風涼話：“中國兩千年前就有油燈了，怎麼成了他的發明？”“他那個燈倒是比馬燈省油，可也遠不如馬燈亮啊。”軍代表倒也不傻，知道在巨大的棉花倉庫里點鬼火般的墨水瓶燈行不通，此事不了了之。

幹校初期，伙食特別差。幸好母親有先見之明，帶來不少奶粉、肉鬆、肉罐頭等食品。可那些東西都放在箱子裡，而箱子又都集中堆放在一個倉庫里，平時門都上着鎖，取不出來。母親跟狗熊叔叔商量：“這些日子吃得實在太苦了，不瞞你說我帶了些食品，可都在箱子裡，取不出來怎麼辦呀？”狗熊並不正面回答，他搖頭晃腦地背了幾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母親心領神會，晚飯後帶着我假裝散步去了倉庫。我們繞着倉庫轉了兩圈兒，發現有一小塊兒門板是活動的，試了一下，居然可以摘下來。仗着身材瘦小，我從那個縫隙擠了進去，果然是“初極狹”繼而“豁然開朗”。找到我們的箱子打開一看，那些寶貝都還在！我迅速取出幾件，再從箱子堆里爬出來，心中竊喜。就這樣我們每隔一些日子就去“挖一次寶”，等寶貝挖得差不多時，食堂的伙食也逐漸改善了。

當地供銷社只出售兩種食品。一是像黑泥巴似的糖塊兒，一分錢一塊，除了甜味兒什麼味兒都沒有。再有就是“大眾糖餅”。這糖餅極其堅硬，裡面有白糖餡兒，牙口兒不好真吃不了。一次狗熊叔叔開玩笑，說他不小心把糖餅掉到地上，只聽“噹啷”一聲！母親笑彎了腰，說：“你這掉的是糖餅呢還是袁大頭（銀元）啊？！”他繼續調侃：“一口咬下去，差點兒把牙硌掉。吐出來一看，原來是塊冰糖。怎麼還設這種陷阱啊？！”

學部下幹校，當地農民流傳這樣一句順口溜：“下放幹部好，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羅馬表。”大概在他們眼裡，這是一幫裝窮的有錢人。

下放幹部普遍穿得破是真的。當時社會提倡艱苦樸素，很多幹校學員都穿打補丁的褲子。筆者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些原先整天坐在書齋里讀書、寫論文的腦力勞動者，怎麼會把褲子磨破？

說幹校的人吃得好，實在不敢苟同，特別是剛下去的那幾個月。或許我們感到缺少營養、難以下咽的伙食，在農民看來還是美味佳餚。

東嶽逢雙日有集，農民把自家出的農副產品拿到集市上賣。我們這些幹校子弟剛去時沒事兒干，經常跑到集上轉悠。我看到有人賣櫻桃，心裡痒痒的，便詢問價錢。那人說一毛五一兩，我還覺得挺便宜，就買了一兩。他從筐里隨便抓出幾個遞過來，我問怎麼這麼少，他說一兩就這些。後來我們到公社中學借讀，有個農民子弟抱怨：“都怪你們這些北京來的人，把物價都抬高了。以前我們這兒的櫻桃賣一毛五一斤，現在變成了一毛五一兩。”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以十倍的價錢買了人家的東西。正如楊絳先生所說：“我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對幹校學員卻很見外。”

看見北京來的人，就把價錢抬上去。這也不能全怪農民，幹校學員也有責任。一次俞平伯先生到集市上買河蝦，他大概從來沒買過菜，問人家多少錢一隻。賣家一定偷着樂吧？蝦都是論斤賣的，哪有問一隻的價錢。大家都怪他太迂腐，這不是明擺着幫人家抬價嗎？！

俞平伯先生特別喜歡逛集，還為此賦詩一首：“明日當逢集，回塘撒網賒。北頭供蔬菜，南首賣魚蝦。”

後來食堂伙食逐漸改善，小賣部開始賣醬肉，兩毛錢一盤兒，大伙兒都覺得特解饞。狗熊叔叔最喜歡吃肉，每頓飯必買。吃完又後悔，覺得太費錢，對不起老婆„„

幹校學員除了帶家屬者，絕大多數都處於兩地分居狀態。即便是夫婦倆都在學部工作，一起下放，只因不在一個所，也不得不住在各自的集體宿舍。如今社會進步了，有人開始關注農民工的兩地分居問題，可當時卻沒人理會這些“臭老九”的正當需求。中國人好脾氣，什麼都能忍，可也有個別忍不了的。哲學所嚴家其一個人去了幹校，夫人高皋卻留在北京。有一次他請假去信陽看病，到了信陽買了張火車票直奔北京。千里迢迢趕回去，只為了跟老婆之間的“一夜情”。之後立馬往回趕，回來居然沒被發現。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件事後來還是傳開了。大家都笑他沒出息，當然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勇氣。

幹校精神生活極為貧乏，不過知識分子會自娛自樂。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時興學唱抗日歌曲，廣播裡總是播放《大刀進行曲》、《畢業歌》、《在太行山上》，等等。董輔礽叔叔嗓子好，主動承擔給大家教歌兒的任務。他一句一句地教唱，那嘹亮的男高音至今還在我耳畔迴響。

1971年4月，幹校從東嶽搬到明港，住進一個軍營里，條件大為改善。這時人們已不再干體力活兒，只是搞政治學習和“清查五一六”。經過在東嶽近一年半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大家鬆懈下來，每天三飽兩倒。很多人開始做小鍋飯，捕魚捉蟹，整天琢磨怎麼讓自己吃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後，軍代表們似乎嗅出了什麼，像泄了氣的皮球，遠不如以前那麼神氣了，對下放幹部的態度緩和了許多。

幹校後期，食堂伙食越來越好，可還是明令禁止學員去集市貿易上買東西吃。一次李指導員在大會上說：“今後不許再到集市上買老鄉的花生，誰要是買了讓我逮住，立刻沒收！”剛開完會，他就找到當時在食堂擔任採買的狗熊叔叔，說：“喂，一會兒出去買菜的時候給我帶兩斤花生。”狗熊愣住了：“您剛才不是說„„”指導員打斷他的話：“你怎麼那麼死心眼兒，不會悄悄地嘛！我馬上就要探親了，總得給家裡捎點兒東西。”狗熊這才恍然大悟：敢情軍宣隊也是人，也愛吃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