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是一個傳奇人物，他一生橫跨晚清、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時期。他年輕時訪問美國曾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這在中國學者中可謂絕無僅有。

有人用兩句話概括周有光的一生: “四個時期仨跨越，三個領域兩頭真。”所謂“四個時期”如上所述。所謂“三跨越”，是指他的一生實現了跨世紀、跨學科和跨越代溝。所謂“三個領域”，指他一生涉足三個學術領域，45歲之前，主攻經濟學; 45歲至85歲，研究語言學; 85歲之後轉而探討中外歷史文化學。周先生自稱是一位“兩頭真”的學者，即“年輕時候天真盲從，年老時候開始探索真理。”

現在中文拼音輸入非常方便，這還得感謝周有光先生，他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者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他的堅持下，中國政府最終決定採用羅馬字母，而不是漢字筆畫式字母。當時大多數人主張用漢字筆畫式字母，包括毛澤東，只有周有光和極少數人主張採用羅馬字母。據周有光自己說，有一次開會，毛問他贊成不贊成筆畫式字母，周不敢違逆上意，但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內心，於是沉默以對。後來毛讓秘書胡喬木到他家諮詢，周把他寫的一本小冊子《字母的故事》送給老毛看，讓他腦袋開開竅。果然，下次再開會時，毛拍板決定，漢語拼音採用羅馬字母。

周有光和他的同仁用了三年時間設計出了漢語拼音方案，本來是要取代漢字的，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方言複雜的國度，貿然改用拼音字母，很可能造成交際的混亂，因此阻力很大，從上到下都猶豫不決。最後決定，中國要實行拼音化，必須分幾步走，第一步是推廣普通話，統一全國語音。但這一步非常艱難，到現在也沒有走完，而廢除漢字又牽涉到太多的問題，文化典籍、書法藝術的保存、民族感情等等都是障礙。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標誌着中國文字拼音化的中止。但漢語拼音方案並沒有因此被廢棄，它作為漢字正音的“拐棍”得以保留並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在計算機漢字輸入方面更是盡顯優勢。試想一下，如果不用漢語拼音，我們用的電腦、手機，都要設計一個特殊的鍵盤，那該有多麻煩、多低效？

周有光一生經歷過許多次重大抉擇。在上世紀的國共內戰時期，他身在美國，在國共內戰勝敗已定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效力。但在一個全盤蘇化的中國，他很快發現，自己原來學到的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在“新社會”並沒有用武之地，他感到無可奈何，轉行語言學也許是他的無奈之舉。經歷了一系列激烈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他對毛澤東一系列胡來造成的混亂和浪費是有看法的，但他仍相信毛和他領導的中共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帶給中國一個光明的前景，但後來他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促使他思想發生轉變的一是文革，特別是“九一三”事件，其次是蘇東劇變和中國的六四運動。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周有光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說：“我們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澤東這話，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後搞了最最壞的專制。” “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毛澤東搞得一塌糊塗。”

晚年的周有光密切關注世界發展，探討蘇東巨變的原因，研究美國為什麼200年發展的比自然條件要更好的拉丁美洲快得多，好得多? 關注中東的社會文化發展進程，思考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理想為什麼在實踐中面目全非? 同時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的發展。他說，“85歲時，我從辦公室回到家裡，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樂趣：我比以往更關心中國的發展和走向，關心整個世界不斷出現的變化。”年過百歲，依然筆耕不輟，不斷有新作問世。他在2010 年出版的《朝聞道集》腰封上印着一段話: “在105歲之前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

周有光主張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對什麼都冠以“中國特色”不以為然。他尤其對季羨林先生提出的東西方文化“河東河西輪流坐莊”的說法以及“中國文化將主宰21世紀”等觀點嗤之以鼻。他認為，世界文化的流動趨勢絕非忽東忽西，輪流坐莊，而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後追趕先進。惟其如此，人類文化才能不斷前進。宣揚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競爭或“壓倒”，強調其勢不兩立的關係，只能迎合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心理需求，卻不利“地球人”形成良性的文化心態。他指出: “現在再談中國文化將統治21世紀是可笑的。統治21世紀的不是東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現代文化。”

這位歷經滄桑的世紀老人說， “人類歷史像一條田徑跑道，世界各國都在這條跑道上競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後，後來可以居上，出軌終須回歸，競走目標是沒有終點的科學和民主。” 他認為現代中國實在是在蘇俄的欺騙誘導之下才走上了歧路。解密後前蘇聯和共產國際文件證明當時中國國共兩黨的反帝為革命目標的政策，都是在蘇聯精心策劃下制定的。當時蘇聯在中國策劃的反帝就是以反美為主要目標，中國近一個世紀的反美思潮就是來自蘇聯的誤導。2010年1月27日他寫了一篇文章《胡適和陳獨秀的分道揚鑣》，發表在《炎黃春秋》，他認為，1922年胡適與陳獨秀討論的是在全球市場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反帝的問題，華盛頓會議至今已九十多年了，中國人還在俄國人的反帝即反美的咒語中打轉，而胡適早就提出的命題，“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仍然是中國發展面臨的未破之題，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事實上，如果中國走上了民主憲政的軌道，中美兩 國也就沒有可以敵對的理由了。

周有光認為，中國必須放棄專制，走向民主，“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 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他反問道，“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 “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制，不是貪官。專制下必然有貪官，民主制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制就不行。 ” “我們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大家希望它能夠慢慢開明。”

“獨立思考”與“講真話”是人們對周有光先生的讚譽。他說，“如果一直說假話，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但在中國，真話似乎成了“奢侈品”，因此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人似乎只有老到一定程度，再不怕被抓走，才開始說真話。有人在位時不說，退休了說，有人活着不說，快死了說。很多網友穿着馬甲說真話，脫下馬甲說假話。在現實中“用真名說假話”，在網絡上，是“用假名說真話”。

周有光先生今年110歲了，仍在為人類思想寶庫貢獻着新鮮思想。有人問他何以如此高壽，他詼諧地說，上帝把他忘到這個世界上了。他對生命有着獨特的看法，說:“常聽老年人說: ‘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 ‘祝賀12 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著名學者劉再復曾撰文指出：“周老最讓我驚奇的不是他的高齡，而是他在一百歲之後卻擁有兩樣最難得的生命奇景: 一是質樸的內心; 二是清醒的頭腦。……周老的一切言論都是“童言無忌”，都是赤子之語，一片天真天籟。”

奇哉，大哉，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