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虛構的故事

陳曉楠

4塊錢，幾十年

  曹瑞華是個一口上海話的瘦小老人。1958年他十六歲的時候，工廠派他到外地出差購買扳手，12個扳手，每個八塊錢，剩四塊錢。回到工廠，正趕上吃完飯，有個工友沒飯票了，就問他，能借幾塊錢不。他一想，反正會計也下班了，先把錢借人吧，明天還了再去報銷。然後一切如常，錢也還了，銷也報了。

  但是幾天后，工廠里突然來了一隊民兵，當着眾人宣布，“曹瑞華挪用公款，貪污，立即逮捕，勞動教養！”眾目睽睽之下，曹瑞華被帶走了。十六歲，他說他從來沒聽說過貪污這個詞兒，走出那個門兒整個人都是懵的。

  “勞教”完了他就一直在農場幹活。“文革”開始後，有一次農場開大會（那個時候“文革”，有一段時間流行在人民群眾中抓“特務集團”。）。領導說：“現在有個反革命集團，叫反共護國軍， 他們的司令已經被抓了，經人檢舉，還有個頭子就在我們這兒!”

  曹瑞華一聽，覺得挺稀奇啊，他還有點興奮，左看右看，誰啊誰啊，這時候，領導怒吼，“反共護國軍上尉連長，曹瑞華，來了沒有，站起來！”曹瑞華傻了，呆呆立在那兒，耳邊響起震耳欲聾的喊聲。

  這一次和貪污被抓那一刻，他用的形容詞都一樣，整個人都是懵的，那種表情像是在開自己的玩笑。

  後來繼續勞動改造，他被發配去養豬，勤勤懇懇地餵豬，豬餵得也不錯，幾年以後了，有一次領導來視察，他就趕快跑過去問領導，領導說你早就被平反了，你不知道嗎？

  但還是沒有什麼理由放了他呀。就這麼二、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大家都挺同情他，周圍的人也覺得他怪可憐的，有個領導幹部最後終於說，我放你走吧，偷偷走，但是沒有地方接收你，你就沒有身份了。於是曹瑞華終於回了家。但也就此成為了一個黑戶。

  那個年代在上海，沒有戶口身份意味着沒有工作，沒有糧油，沒有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好人。隔三差五他就成為公安局嫌疑對象，周圍的孩子們也特別怕他，覺得他是帶點神秘色彩的壞人。

  他找不了工作，就去給人推橋頭，就是在小橋邊，有車子上不去，他推一把，一次五毛錢。有一次，推到了自己的一個小學同學，人家回頭看他，他無地自容。

  他結了兩次婚，但仍然家徒四壁，因為所有家產，尤其房子不能寫他的名字。到五十歲的時候，曹瑞華還是一無所有，沒有家，沒有家當，沒有房子，沒有身份，是徹徹底底的一無所有。

  但是有一次，曹瑞華遇到了嚴重的車禍，沒有了呼吸，人們給他送到了火葬場，馬上就要燒的時候，發現他沒有身份證。於是，躺了幾個小時之後，他醒過來了。醒了之後，曹瑞華仰天狂笑。命運啊！

  2001年，59歲的時候，他終於拿到了一紙身份證。他有一番話讓人哭笑不得：“我現在看見人有時候把身份證亂放，我就急啊，身份證怎麼能亂丟呢，那是命根子啊，命根子，那是靈魂啊，我今天終於有了靈魂了！”真的，他用了“靈魂”兩個字。

  記者在採訪時覺得這真是場非常艱苦的採訪。他總是一下子就傾訴現實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比如說還沒有醫保啊，我的公交卡還能不能用，等等、等等。這時記者就不斷地在現實和過往回憶當中，跟他進行一個艱苦的拉鋸戰。

  比如記者剛要他講講當年那個抓特務大會是怎麼讓你站起來的，他講沒兩句就來句“陳小姐，你看我這個公交卡應該怎麼辦”。這真痛苦，令人崩潰，但是後來想一想這才是他，這就是他。他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他就是被時代的巨大煙塵給裹脅在一起的一粒小沙子，拍到一處，還沒站穩，又給拍到另一處。也不知道是誰的小拇指動了一動，他的人生就離自己的原點十萬八千里了。

  這就是曹瑞華，一個小人物的故事。他最後怎麼總結自己的人生呢，他說：“陳小姐啊，4塊錢，幾十年。”

我是混在人民群眾里的台灣特務

  接下來講的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也住在上海，但是住在上海一個特別特別偏遠的郊區，據說那是上海外來務工人員聚居的地方。但是有一次，我們的香港辦公室就收到了一封來自這裡的信。

  寫信的人說他是一個台灣間諜，而且他覺得自己是在大陸唯一公開身份的台灣間諜。他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聯繫台灣政府。這事聽起來我們也覺得匪夷所思，所以我們就到了上海，採訪了這個叫闞中干的老人。

  闞中干還真是一個台灣間諜，而且不是外圍的小間諜，他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加入了台灣的軍情局，作為頂尖的人才接受特殊訓練，他最終被委派的任務，是到大陸去執行爆破和刺殺軍政首長的任務。這絕對不是一個小間諜可以幹的事。所以可見闞中干應該在這方面還是很有天分的。

  那個時候他20出頭，是熱血青年，一心想着打到大陸去拯救水生火熱中的人民，他的父母也在大陸，他也希望能團圓，意氣風發到了香港中轉待命，等待時機進入大陸。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改變他一生的事。他戀愛了。而且愛上的是一個有夫之婦。那時候闞中干22歲，迎來了他的初戀，一下子愛得昏天黑地。因為他整個的人生都是和父母分離，從小長在一個非常冷酷的環境下，又進行這樣非常冷酷的間諜訓練，突然而至的溫情讓他如痴如醉。兩個人真的也是愛得如痴如醉。

  但很快就被發現了。上級警告他如果不馬上停止，就把他遣送回台灣接受處理。闞中幹完全沒有想過割捨感情，他想出了一個兩全之策，私奔！從香港先到大陸執行完任務，再回台灣戴罪立功。

  闞中干跟他的戀人小珍一說，兩個人一拍即合，歡歡喜喜拉着手就過了羅湖，度過了人生中最快樂的幾十個小時。到了大陸以後沒多久，啥也沒幹就被逮捕了。其實他早就被盯上了。

  兩個人都被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他被判22年，小珍被判5年。分開的時候，沒來得及說一句話。有一次他在窗戶里看見小珍在樓下放風，臉色很白，他說，也不敢叫，心都要跳出來了。

  22年，他每天都像做功課一樣想她，他覺得自己可能會死在監獄裡，但是小珍又像是他生命里很微弱的一盞燈火，一直沒有熄滅。

 22歲入獄，44歲出來，他連馬路都不會過了。小珍出獄後一直在農場改造，於是他走了好幾個農場去找她。他說到那一幕，完全是電影一般的畫面，“幾十里的路，鵝毛大雪，公交車也沒有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攔車，孤零零的，內心說出不是激動還是恐懼。”

  最後總算攔到一個拖拉機，但是到了農場，小珍沒有在那裡。當地人說，你怎麼不早來呢，她一直在這等你，等了十七年，五年前，她得了一場重病，差點死了，實在熬不住，嫁給一個老“右派”，回上海了。

  於是他又趕回上海反覆打聽，終於在一個單位的辦公室把小珍給找到了。他一推門，小珍一回頭，兩個人誰都沒認出對方來。定定神，44歲的闞中干，50歲的小珍，互相認出了彼此。然後什麼也說不出來。一句話都沒說。

  所以如果不是他至今能倒背出小珍給他寫的幾十封情書的每一個字，如果不是他講到這段愛情時眼中放出的那種讓人非常訝異的光芒，記者覺得我們很難想象這麼一個淒涼的、有傳奇色彩的愛情故事，會發生在這樣一個躲在上海偏遠郊區樓群里的瘦小老人身上。

  記者去見闞中干的時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封信，信上面的字體特別娟秀，字裡行間完全像是言情小說。這個信不是寫給他的，是寫給他弟弟的。大意就是說：我和老闞見面太痛苦了，我們以後還是不要再見面了。這就是小珍給他寫的這封信。他天天揣在身上，想看又不敢看，每次看又覺得特別特別地痛苦。

  其實我們去找闞中干他特別特別緊張，因為他非常怕別人對他好奇。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別人對他好奇。

  他住在這個樓群里，周圍沒有任何一個朋友，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他是誰。記者們搬攝影器材都把他嚇得夠嗆，“小點聲，小點聲。”

  他非常怕鄰居們發現他這個人有什麼特殊之處，可是他一直還保持着一個老特務的習慣：他隨身帶一個小本，記錄着樓上樓下每天幹了什麼。他每天最大的一個生活內容就是去社區的圖書館，最喜歡看的還是兩岸關係。

  其實記者採訪完了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他還仍舊在給記者寫信，就是想讓記者把他的信通過什麼渠道轉給台灣政府。但是記者知道這非常非常難，因為他以往的信都是杳無音信。實際上在他當年被捕之後，據說台灣政府已經宣布他死亡了。

  採訪中，最後闞中干是怎麼總結他的人生呢？他說：“陳小姐，大概我這個個性不太適合當間諜吧。”但是有一件事他說得特別理直氣壯。他告訴我一個秘密，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還住在這麼貴的上海嗎？“我知道小珍在哪兒。我知道她現在身體是什麼樣，她有高血壓。我知道她兒子在哪兒上大學。我現在人生剩下來唯一的任務就是等着她的先生死。”

  記者曾經在節目十周年紀念的時候試圖聯繫他，但是已經失去聯絡了。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不知道他有沒有最終等來他和小珍的一個愛情的大結局。

八十歲了，我終於敢說我是“王成”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個電影叫《英雄兒女》，那裡面有一幕讓人印象深刻，英雄王成在一片炮火當中，向自己的戰友吶喊“向我開炮”。然後他犧牲在了“向我開炮”的那一刻。這個英雄王成的原型叫蔣慶泉。

  不過，現實中，他沒有犧牲在那英雄的一刻，不僅如此，他並不英雄的命運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的。因為他沒有死。而且生活總是比電影還要離奇弔詭，事實是，當他喊出“向我開炮向我開炮”之後，並沒有炮彈向他襲來，因為，我軍那個時候已經沒有炮彈了。

  蔣慶泉暈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一個美國大兵正在踢他的身體，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怎麼辦，我沒有死！

  他成了戰俘，他在戰俘營待了幾年的時間，後來被關到了韓國戰俘營，終於九死一生回到祖國。當年在戰俘營經歷了非常血淋淋的一場甄別，最終選擇回到大陸的，都是冒着極大的生命代價。後來他背了一個處分，復員回了家鄉。

  60年代村子裡放露天電影《英雄兒女》，他一看，那個人不是我麼？他抱着孩子，把頭抵在孩子的後背偷偷的哭。回到家，被窩裡偷偷哭，他說，哭了一兩個月這個事才過去。

  實際上不僅是那一刻，這之後的三十幾年，還是沒有人知道蔣慶泉和王成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從來沒有跟周圍的人，也沒跟自己的兒子孫子說過他在朝鮮戰場上打過仗，更別提是英雄了。只要提打過仗，他覺得別人必會想起“戰俘”這一個他自己認為巨大的恥辱標籤。

  但是有一個人知道他就是王成。就是當年寫那篇戰地通訊的記者洪爐。蔣慶泉當時是一個步話兵，當他喊出“向我開炮”的那一刻，步話機那頭聽到他喊這個話的人叫陸洪坤，陸洪坤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戰地記者洪爐，洪爐馬上寫了一篇通訊。這個通訊大家都覺得特別感人、特別好。但是就在馬上要發表的時候，上級就獲知了蔣慶泉被俘的消息，通訊馬上被撤下來了。但是這個故事後來還是被改編成電影。

  其實後來幾十年間，洪爐一直在想着，我知道這個人是蔣慶泉啊，他去哪了呢，還在世嗎，他知道自己是英雄嗎，如果不知道，該多麼遺憾，所以這幾十年，他一直在找他。

  直到2001年的一天，《電影傳奇》播出了一個對《英雄兒女》的採訪，其中就採訪了洪爐。洪爐接受了《電影傳奇》的採訪，專門提到了呼喚王成蔣慶泉，這個節目恰好被蔣慶泉村裡的鄉親們看見了，就告訴他兒子說好像電視上說你爸的名字呢。兒子趕快跑來問他，他還是不敢承認，蔣慶泉說，“重名重姓的人多了，肯定不是我。”

  直到又過了很多年，洪爐帶着另外一位老人來到了遼西的這個小山村，找到了蔣慶泉。蔣慶泉一看來人，撲上去抱頭痛哭。然後喊着：“你來了，我就有證明了。”

  這個人就是當年步話機那一頭的陸洪坤。陸洪坤的出現才讓蔣慶泉敢於承認他就是王成。我們採訪的時候他剛剛承認這個事情不久。

  蔣慶泉接受採訪的時候已經82歲了，但是聲如洪鐘，腰杆挺直，還像一個戰士。而且讓我特別驚訝的是，他有三十多年，從來沒跟人說過他打仗的經歷，人家問他，是不是去過朝鮮啊他，他就說，我給你唱首歌吧，混過去。可是三十多年沒講過，他對所有的細節記得一清二楚，一氣呵成。完全不像是一個80多歲的老人的記憶。

  他很樸實。他說他原來是被國民黨抓壯丁，後來覺得太小就跑了。跑的路上又被共產黨的軍隊看見了，說小鬼，你留下來吧。我說你這回怎麼沒跑呢，還是那麼苦。他說我班長對我特別好，他天天給我洗腳。就是最樸素的一個概念讓他愛上這支隊伍，愛上這些人，然後從此認為自己就是應該無比忠誠。

  講到打仗講到戰俘營，所有的那些都像講別的人的事情似的，經常就是放聲大笑。

  他講到當年那場慘烈的戰役，獅岩洞北山，他說天上一個藍亮一個藍亮的，地上掉一根針都能看得見，身邊是噗噗噗戰友倒下的聲音。160多人的隊伍最後只剩下20人了，所有排級以上的幹部全部陣亡。上級就說你步話兵現在就是陣地的司令。他把戰友的屍體摞在一起，坐在上邊死守。看見敵人越來越近，40米，20米，10米，他衝着步話機高喊：“向我開炮。”

  步話機那頭喊，那太危險了，他說，少廢話！

  就在他暈過去之前，他說他看到天上一抹血紅，身邊的戰友都站不起來了，趴在地上掙扎着摸手榴彈。講到這一刻的時候，他突然一拍我的大腿，說：“大侄女兒（指記者），你看，我都把你說哭了。謝謝你。”然後，他放聲大哭，哭了很久。這麼多年，他發現終於有人聽他講話，竟然還被他說哭了，他就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哭了。

  蔣慶泉私下還告訴我一個小秘密，他說他這一輩子最恨的就是炮兵。他最耿耿於懷的一件事情就是當年那個炮為什麼沒炮彈了，為什麼沒有把他炸死。他說甚至很多年以後去參觀一個軍事博物館，他到了炮兵的櫥窗前面，差點給人家砸了。就是因為這沒炮彈，他覺得讓他過了截然不同的一個人生。

我就是陪他們哭一場

  這是一個老大娘的故事。人們叫她文香嫂。她在海邊開了一個特別小的小旅館，只有十幾間房。二十多年了，這個小旅館還是這麼大規模。可是她在當地特別有名，為什麼呢？

  文香嫂有一個習慣，就是沒事的時候就到海邊去溜達，專門去看那些神色有點不一樣的人。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她從海邊撿回來100多個自殺的人。

  二十多年前，她看到一個逃婚的姑娘陷入人生的絕境，想要自殺。她就把她請到自己的小旅館裡，然後陪着她，最終送她重新回了家。這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在這20多年裡，她撿回的這100多個自殺的人，有外遇的，有被強姦的，有破產的，有找不到工作的，有打遊戲離家出走的，有傳銷的，有得了絕症的，等等。

  我問她說你有什麼特異功能啊，可以把這麼多不同的形形色色的陷入人生絕境的人都拉回來。她說我有什麼，我一農村老大娘。我又沒文化，我有什麼特異功能，我有什麼絕招啊。

  “我就是給他們煮碗熱湯麵，陪他們哭一場。然後再給煮碗熱湯麵，再哭一場。”

  她給他們專門準備的旅館的房間一定是有兩張床的，一張想自殺的人住，一張她住，整晚上都不敢合眼。我也問她為什麼呢。她就說了一個特別簡單的話：“我不能撒手啊。我是最後一根稻草。我不能撒手啊。”

  但實際上，當她把這些人重新送回原來的生活之後，她撒手撒得是非常徹底的。回到自己生活當中的人，很多人給她寫信、給她打電話等等各種方式找她。她都從來不回。因為她覺得這些人是死過一回的人，他們肯定不會願意再想到這一刻。她也不希望他們能記得這一刻，記得她。所以我們到那兒去的時候，她也是堅決不會給我們提供任何一個她曾經救過的人的聯繫方式。

  其實文香嫂一輩子都沒出過遠門，可是我覺得特別奇妙。確實也有一些導演看了來找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太好的本子了。因為文香嫂她的這間小旅館，想想看，特別像一個大戲台。迎來送往，世態炎涼，悲歡離合。是各種各樣陷入到人生極致狀態的人和她在這裡相逢，她看到各種各樣人生的樣本。

  而且在過去的這20年當中，可能這些人的故事隨着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這些極致的悲歡離合在她的這個大戲台上，或者在她的這個萬花筒當中一一上演。你甚至可以看到時代變遷最真實的一個縮影。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我們也挺像文香嫂。我們其實也是和文香嫂一樣，在人生的海邊不斷地溜達，不斷地逡巡。然後非常有幸地撿到了一個又一個我們所認識的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們。

  每次想到這些，會覺得特別謝謝這些講故事給我們的人。我們因為非常偶然的機會和他們相逢，然後坐下來有幾個小時非常深入的交談。他們給我們放了一場自己人生的電影，然後互道珍重，再各奔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