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蟄居武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他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熙華德路一座貧民窟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居住下來，並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當時的潘蘭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正逢國民黨清黨分共，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相繼被國民黨處決，陳獨秀不但遭到黨內批判，同時還被國民黨的通緝，無奈地東躲西藏。婚姻生活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孑然一身。

  有書中記載說： “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頦下的鬍鬚也刮得精光。”“在外人眼中，他們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們是師生，但是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中也漸漸地發生轉變。年齡已不足以成二人結合的障礙。”“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潘蘭珍終於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呵呵，寫得有點肉麻。不過潘愛陳也是實情。——編者）

  這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老夫少妻終於在1930年正式結婚了，後來還領養了一個女兒，隨潘蘭珍姓，叫潘鳳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經庭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報紙登出後，潘蘭珍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潘蘭珍當即辭去了工作，把女兒送往南通娘家，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間民房，靠做點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陳獨秀的牢獄生活。1937年8月，陳獨秀坐了5年監獄提前釋放，潘蘭珍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各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同時，共產黨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

  兩個自稱革命的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相映成趣，後人評價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吧。

  當時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給蔣介石拍電報，稱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蔣卻無動於衷，說：“獨秀雖已非共黨之首領，然近年共產黨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後不久，陳獨秀與彭述之（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托派領袖之一，曾任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中國革命共產黨書記）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濘道路上陳獨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羨慕。陳獨秀說：“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為。萬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 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一片驚嘆：“革命家！”陳獨秀慷慨答問，“態度安閒，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鬨堂”。其《辯護狀》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均選為法學系教材。

  審判後，55歲的“老青年”陳獨秀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後上訴，減刑為8年。即被押解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俗稱老虎橋監獄。

  陳獨秀將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裡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他甚至與給自己送飯的老婆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慾卻沒有犯法。”成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後人譽為真性情男人。

  在監獄中，陳獨秀寫下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親自為這個在押犯人寫序。令國民黨大員們唏噓不已。《獨秀文存》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陳獨秀被關押期間，宋美齡等顯要都曾前來探望，只有胡適路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聞言急忙趕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陳獨秀托胡適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適認真操作，經常寫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獨秀視為知音。

  八一三淞滬戰役後，日本戰機轟炸南京，老虎橋監獄被炸。陳獨秀幸臥桌下，沒有受傷。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陳中凡（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商請胡適等聯名保釋他。政府當局表示，本人寫悔過書，立即可辦。陳獨秀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

  1937 年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胡適、張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為其接風洗塵。席上，周佛海請陳獨秀到國防參議會掛個名，可保後半生衣食無憂，靜下心來研究學問，陳獨秀的北大學生、時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也稟承蔣介石的旨意，動員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胡適讓他去美國寫自傳的邀請，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

  同時他也拒絕去延安。在武漢時，董必武曾去拜訪，並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託，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寫個書面檢討。生性狂傲的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又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麼好寫呢！”

  1939年4月，幾經輾轉，陳獨秀帶着潘蘭珍到來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牆村（有說麻柳鄉鶴山坪）隱居，生活清貧悽苦、窮困潦倒。

  周恩來專程趕到江津，去看望陳獨秀。周恩來目睹了他的生活後說：“獨秀先生……我這次專程到江津來，一是知道你貴體欠安，來看看你；二是請你到延安，中央和過去的老同志都歡迎你去。那裡的條件總比這裡好些……希望你拋棄個人成見和固執，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寫個書面檢查回黨工作吧！”

  陳獨秀回應說：“恩來，不是開玩笑吧？當初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後，主動要求去延安，奈何袞袞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我不去，我決不會去延安！大釗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們開會，我怎麼辦？與其去延安做擺設，我還不如就呆在這江津，實實在在地做點學問。”周恩來只得起身告辭。

  張國燾投敵後曾經給蔣介石出主意，讓蔣介石派人去拉攏陳獨秀。於是，蔣介石派特使胡宗南、戴笠帶着茅台好酒和應時瓜果到住處登門拜訪陳獨秀，佯稱是求教“對國事的看法”。陳獨秀深知他們的來意，便冷淡地說：“逃難入川，雖國事縈懷，卻並不聞政治。”

  陳獨秀的晚年，儘管經濟拮据，仍舊活得很有氣節：國民黨中有人看到風燭殘年的陳獨秀沒有經濟來源，就建議蔣介石加以賄賂。蔣介石覺得這人言之有理，就派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學生羅家倫等人去給陳獨秀送救濟款。陳獨秀對羅家倫等人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餓死也不要你們的救濟。”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曾經帶着一張5000元的支票去見陳獨秀，被陳獨秀拒絕了；他又委託陳獨秀的學生、中共叛徒張國燾去交那張支票，也同樣被陳獨秀拒絕了；張國燾只得委託鄧學稼從外地把支票給陳獨秀寄去，陳獨秀還是沒有收下那張支票。

  陳獨秀當時沒有任何社會職務，他的生活費用的確是個問題。一方面，他靠為街坊四鄰寫條幅楹聯等獲得少許收入；另一方面，來自親朋故友的接濟，他從來都不會加以拒絕。他在晚年給楊明升寫過40多封信，多數都是對楊明升的接濟表達謝意的；北大校友會也指定身在重慶的羅漢和何之渝，對陳獨秀加以照顧。

  晚年的陳獨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8000稿費也退回去了。直至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在服刑期間就開始運作的一本書。其中的“小學”二字有自謙的意思，可能與當今文章題目中的“略論”、“小議”相近，並非指小學、中學、大學中的“小學”。這本書的上卷於1940年6月寫就，它對於中國教育和文化都擁有巨大的價值。

  對於陳獨秀本人來說，這本書是他留給世人的一部力作，也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出版此書，不僅是陳獨秀的一種精神需要，而且獲得的稿費也可以緩解他經濟上的壓力。因此，他的朋友臺靜農竭盡全力為書籍的出版而奔波，國立編譯館也十分看好這部書，並且分兩次提前預付了稿費。這在當時就是一筆數目可觀的款項了。於是，陳獨秀把《小學識字教本》的手稿交給了臺靜農。

  但是，此書的出版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編譯館對於陳獨秀原來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還是有顧忌的。陳獨秀自然會擔心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手稿會毀於敵機的轟炸，所以他催促臺靜農讓編譯館儘快付梓，甚至提出可以從稿費中撥出3千元作為印刷費用。

  正當臺靜農已經運作妥當，編譯館準備付梓之際，1942年，編譯館發生人事變動，由蔣介石心腹陳立夫兼任編譯館館長。

  陳立夫一上任，就對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挑剔說：書名應該去掉“小學”二字，否則會引起誤會。由於陳獨秀堅決不同意，《小學識字教本》便無法出版。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貧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絕少見於報端，中共的機關報更是毫無登載。有報紙評論道：“如此一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陳獨秀彌留前給潘蘭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