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劉曉波

曉波離開我們快兩年了。

他是在獄中去世的。2009年12月，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司法機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據瀋陽市司法局門戶網公布，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因病經搶救無效死亡。前不久《民主中國》蔡楚主編來函，讓我寫一篇回憶文章，供《劉曉波紀念文集》用。故人有命，不敢辭，遂潛入記憶的庫存，挑撿有關曉波的點滴。

正式認識曉波，是在世紀之初加盟獨立中文筆會的時候。但不曾相識早相知，早已知道劉曉波是天門英雄，曾被勞動教養。東海入會，很大程度上是衝着曉波和其它自由鬥士的俠名而去的，會友中不少人赫赫有名，如會長劉賓雁，副會長鄭義，執行主任貝嶺、自由寫作委員會召集人孟浪，筆會網站編輯蔡楚，創會會員於浩成、楊煉、郭羅基、張朗朗等等。

入會不久，曉波被會友們共推繼任。此後常常拜讀他倡導民主自由、批判現實醜惡的政論文章，傾慕有加。有詩《劉曉波網友吟》頌之：

虎口狼窩樹壯旌，長街抗暴死生輕。

幾回黑獄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啟明。

喚起狂梟驚鼠輩，飛來大棒喝蒼生。

明朝日出霞光燦，都是英雄血染成。（2002、11、14）

又有《劉曉波精神》、《再談劉曉波精神》、《矮人堆里拔將軍-----聲援劉曉波》《老梟來干最好》諸文贊之。《劉曉波精神》一文結尾寫道：

“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精神是陽萎的，卻總有那麼一小撮“傻子”、“瘋子”，持正不阿，見義勇為，為了人類進步的事業，為了社會的自由、人民的幸福，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與腐敗分子、腐敗集團、黑惡勢力斗，與反動政治、專制制度斗，為此不惜牲犧一已的利益、個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寶貴的生命。他們不愧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當代壯士義士民族英雄，他們才真正代表着人類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國的希望！劉曉波就是其中一典型。在道德崩潰、信仰缺失的當今中國，劉曉波們以鐵肩擔道義，肩着黑暗的閘門，將當代知識分子整體低下的人格、將中華民族急遽下墜的道德水準，奮勇抬升，那怕是那麼一點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專制威權的衰敗，共黨的與時俱進，都有劉曉波們的一份功勞。劉曉波精神萬歲萬萬歲！”（2002、10、30）

可見當時東海對曉波的傾仰。不過，曉波文章對中華文化的輕蔑反對，是我一開始就不能認同的。在《再談劉曉波精神》中我直言指出：

“劉曉波對於民族、文化遺產所表現出虛無主義態度,曾宣稱要埋葬孔孟之道，認為在它的廢墟上才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對此我是不以為然的。我不明白一個完全否定、拋棄傳統文化的民族怎樣建設一個新文化？我主張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統領指導下對傳統文化進行繼承、改造和更新。我以為劉曉波知識結構有嚴重缺陷，有的思想觀點極端偏激。然而這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重。在我看來，劉曉波精神與他深惡痛絕的孔孟之道千古遙接、互相輝映。”（2002、11、19）

但在當時，我對文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自己與曉波大同小異：民主之道大同，文化之道小異。

曾向曉波建議，展開關於儒學與民主的討論。我在信中說：“新儒學就儒學與民主之關係之認識，可歸類為四大派。儒學價值體系與現代民主有沒有融匯貫通的可能，茲事體大，值得好好探討。以前的爭鳴限於學術界，兄何不與我一起，聯繫現實政治，將學術爭鳴引入現實、推向網絡？”他回信認為沒有公開討論的必要。他說：

“兄想打通傳統與現代，其用心之苦，我深為理解。其實，我的朋友中，象劉軍寧這樣的自由主義學者，也撰文探討過儒家遺產與憲政民主的貫通，秋風更是從古籍中遍尋傳統的自由主義資源。之所以沒有回應，乃因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看法，已經說得足夠多，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而且，數次回到古籍之中，每一次只有失望的加深。覺得無甚新意和高見。我現在寫作的主要目標是針對現存體制。也許，我正在寫的一篇短文：“康德之啟蒙與梁啓超之開民智之歧途”，過幾天會發表，算是我對兄的某種回答。其實，也是我自己反傳統的老調重談，只不過具體化為對兩個歷史人物的討論上。”

我們常通過電郵、電話交換觀點，也交流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和意見。隨着交往、交流的深入，逐漸發現我與他的分歧越來越大，不是小異而是大異。他越來越崇尚西方，對耶教也讚美不止，而我越來越接近儒門，2005年徹底歸儒，制度追求也逐漸從民主自由轉型為新王道禮制。

2005年，東海因故赴京，在一位詩友的陪同下，在一家小酒館裡與曉波見面。雖然雙方都表現了足夠的熱情，但論及中西文化、政治和中國的未來，共同語言甚少，已有話不投機之感。我清醒而憂傷地感覺兩人已經漸行漸遠，難免分道揚鑣。2007-4-16有詩《贈曉波君》：

廿載堅持實不凡，西塵未覺染征衫。自由風勁欣同道，文化潮高憾異帆。

虎尾多情雷一擊，羊頭無奈口三緘。道竿千尺休鬆勁，閱盡汪洋更探源。

意思是說，曉波十八年堅持不易，但自己未能察覺，你的征衣已被西塵所染。我們自由追求一致，但文化立場不同，很遺憾。我對你的“攻擊”辭嚴義正而情誼深厚，你無法回駁，只能三緘其口了。願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弄過大潮，回頭探探中華文化的源頭吧。

在2007和2008兩年間，我公開批評曉波的文章就有如下一些：《為（春秋）洗塵！----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批判》，《道在平常生活中----反儒派批判》，《為劉曉波開一竅》《刑天舞干戚，其奈無頭何！----妄人劉曉波》，《李零在門外，劉曉波在千里外！》，《從烈士情懷說起-----敦請劉曉波反省和檢討》，《劉曉波的狂妄》，《劉曉波的偏誤與矛盾----（西藏危機是唯物主義獨裁的失敗）讀後》等等。

觀點之異不影響我對曉波個人的敬意。檢索與曉波有關的文章時，發現了一篇題為《例如劉曉波》的半成品短篇，主旨是為他辯護的，已忘記是要寫成文章還是擬復哪位友人的信函。特錄於下：

“例如劉曉波，不說別的，十八年始終如一的堅守，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了。我讚揚劉曉波的硬骨頭精神。公道自在人心，歷史會有公論。我豈能因文化立場有異就否決、抹殺民運前輩獻身民運而持久抗爭的意義？還有，老劉反儒崇西，但其自由主義思想相當純正，發言頗有分寸，不象某些自由派那樣把利己主義和性惡論高高舉起。”

曉波有時候也會為儒家說些公道話。例如在《中共現任官員董德剛挑戰黨魁胡錦濤》中有這麼一段話：

“最後說顛覆性。仍然是眾所周知，當中共黨天下取代了皇權家天下之後，皇權時代的法統與道統相分離的傳統也隨之終結。儘管家天下與“黨天下都是獨裁統治，但二者還是有所不同——法統和道統之間的關係不同。家天下是法統和道統的相對分離，而黨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獨裁程度遠不如後者高。從漢武帝開始的歷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緣法統（皇家）和非血緣道統（儒家）來維繫的。皇權以血緣關係確立和傳遞法統，但他們只是法統的創立者和傳承者，而不是道統的創立者和權威解釋者。道統的創立者和權威解釋者來自一代代儒生，他們把儒家學說所描繪的社會秩序奉為“行天道”。正是由於道統和法統的分離，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團才能夠藉助道統倫理來制約法統權力。也許，儒生官僚集團會在官場權爭中失敗，但他們所維繫的儒家道統卻歷久而不墜。而且，每一代有作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團或外戚集團弄得危機四伏的家天下時，都要藉助於道統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團。”

這些話從儒者嘴裡說出來，很正常，但從反儒名將筆下流下來，頗令我欣喜，專門寫了篇《劉曉波有變》的短文鼓勵之：

“偶爾為儒家說了句公道話，未必表示老劉今後不再反儒，更不說明老劉就從反儒派主將變成支儒擁儒者了。但至少，他已開始“一分為二”，相信他不會再籠而統之地視儒家為民主大敵、思想垃圾。雖然有限，畢竟有變，這就很了不起。讓我喝一聲彩，為老劉思想的小小轉變和進步。”

曉波並不“領情”，在文後跟帖曰：

“老梟總是自以為是。老梟，你的誇獎，我一點都不領情。你覺得我有變，事實上，關於傳統帝制與當代極權的區別，這是老生常談，許多新儒家都談過。這也是我從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一貫觀點。八十年代末，我論證老毛將傳統獨裁發展到登峰造極，就撰文講到了這個區別。而我談這樣的區別，僅僅是局限於傳統獨裁與現代獨裁之內。超出這個範疇，我對孔子之道的否定也是一如既往。”

東海答：孔子之道否定不了。人是天生的儒家，包括你老劉在內你身上不少東西，就屬於那個‘傳統’的。”

反儒會把儒家精神反掉，但劉曉波例外，我確實覺得他身上頗具儒家精神。或許，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自有相當的正義性，而曉波對自由主義的追求特別真誠。

東海設想的新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是要全面吸收古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華而超越之，故雖然歸儒，對曉波不懈堅持的民主事業仍然保持支持的態度。2008年，以曉波為主的國內外民運派作了一次集中的思想宣示和政治行動---推出《零八憲章》。作為中華民族未來政治生活的一份宏綱大願，該憲章既有正確性，又有大不足。最大的缺憾是未能體現中華文化精神。但我還是首批聯署。

我表態，只要是有利於政治文明、社會進步、民眾福祉的好事，我作為當代儒者，都會支持。《零八憲章》亮相江湖，聯署者漸多，空氣漸趨緊張，不斷有人被喝茶和警告。我在《良知信仰不允許缺席良知行動》（2008-12-14）中表示：“如果中共認定劉曉波有罪，邏輯上每一個憲章簽署者同罪。在這裡我要表態的是，作為《零八憲章》聯署人，我願為自己所做的承擔應該承擔的一份責任！”

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以煽動顛覆罪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我立即發文《示警共產黨，致敬劉曉波》，其中寫道：

“如果現行制度落後於時代，落後於文明的發展，那就應該努力修正它，爭取早日迎頭趕上乃至超越領先，而不是象現在這樣諱疾忌醫，文字成獄！現在這麼做很下作很野蠻很可恥，說明了當局的畏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自由派倡民主而專制集團懼，劉曉波講真話而特權分子懼。這麼做，也無異進一步成就自由派、成全劉曉波，是在加速製造民意領袖及未來的政治領袖，是‘擬送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草庵居士語）”

草庵居士有先見之明，後來曉波果然獲了諾貝爾獎。文章最後以小詩一首向曉波致敬並對中共當局表示強烈抗議和憤慨：

說你造謠誹謗

才真是誹謗造謠

說你煽動倒沒錯

你強烈煽動着真善美好

你是為我為他人

為美好的明天坐牢

越黑你越放光

外面越不自由

你內在越自由

活着已經進入歷史

根深扎地下

頭顱卻在星空自由閃耀

期間，凡國內外有要求釋放劉曉波等人呼籲，東海無不第一時間簽名支持。2009-12-26，我還寫了《關於“立即釋放劉曉波、切實保障言論權”致中共中央書》。書尾主動認罪，要求與曉波同罪：

“東海與劉曉波文化立場雖不同而政治立場有交集，同樣不滿現實政治制度及現行意識形態、主張改良和修憲。這本已逾貴黨之矩了，且我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性質與劉曉波無異，乃同罪之共犯也。倘所建之言不蒙採納，請將東海一併收監為荷。”

2015年8月，東海在新浪微博《懇請》：

“吾國擬於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實行特赦。我以為，最應該獲得特赦的，是以劉曉波、楊天水等人為代表的、因思想政治異議而被入以煽動罪顛覆罪的政治犯。但他們似乎不屬於“擬予以特赦的四類罪犯”。懇請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諸君關注並予以特赦。儒家依然邊緣化，說不上話；東海更是人微言輕，聆聽者少，認同度低。但我必須說，在微博這個夾縫裡說幾句真話，為了故人，為了正義，為了安自己的心。希望新浪不會刪除或遮蔽這則微博。”

同時《答客》曰：“說不說在我，聽不聽由人。建議將劉曉波、楊天水們納入特赦範疇，是為了盡我的心。我是唯良知是從的儒者，不是行揣摩之術的策士。”

2016-6-5我在《政治改革建議書（興華五策）》中建議是施行仁政，其三是建議大赦政治犯：“政治文明和政治犯不能共存於一個國家，政治犯的存在是國家最大的恥辱！官方一向不承認政治犯的存在，自欺欺人耳。我的故人劉曉波、楊天水就是因為政治原因被重判十多年。”

2010年10月，曉波在獄中榮獲諾貝爾獎，東海遙賀以小詩一首：

誰能頂硬上，義舉自由旗。莫嘆堯無日，須知水有皮。

南冠招月桂，故國伏春機。努力加餐飯，風雲自有時。

大意是說，面對極權主義的兇惡，誰能不顧一切地衝上去？是高舉自由主義大旗的曉波。不要嘆息現在沒有堯天舜日，有曉波在，就有希望。堯日水皮，暗含曉波二字。南冠，本指被俘的楚國囚犯，後泛稱囚徒。舊稱登科為折桂。南冠招月桂，形容曉波獲獎。故國伏春機，意謂祖國地下隱伏着春天的希望。結尾希望曉波多多保重，等待風雲再起。

不料黑獄一入深如海，故人成了永遠的故人，我永遠失去了與曉波風雲聚會的機會。噩耗傳來，肝腸寸斷，哀哉痛哉，痛曉波兄亦自哀。當時在新浪微博重發“誰能頂硬上”這首小詩，以致哀悼，並寫下下面這段話：

“他是個自由主義的行者，言行一致，旗幟鮮明，不屈不撓，始終如一。不認同他反孔反儒而傾向耶教的文化立場，不認同他的西方中心主義，曾在筆會論壇針鋒相對，曾在一家小酒館裡當面爭論，但對他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和‘我沒有敵人’的悲憫情懷始終欽佩有加。哀哉痛哉！英靈不遠，遙酹一杯，受我一拜！”

曉波因為追求自由而落入最無自由的地方，卻因“沒有敵人論”飽受質疑、污衊和無限上綱的批判。這個理念並不中正，但更多的是大愛無疆情懷的一種表現，絕非如某些批判者所詆毀的那樣是向中共獻媚輸誠，就像地藏菩薩表示要入地獄，絕非向惡鬼示好一樣。

與曉波文化之道不同，政治追求也有異，但反抗極權、追求自由、見義勇為、為義敢死的精神高度一致。我在隨筆《時時可死，步步求生》中說：

“此生已矣，但我不能讓子孫後代繼續生活在極權主義的獠牙之下。我在這裡，代表着那些死難和殉道的先烈們活着，做一日中國人盡一日中國心，做一日君子人撞一日仁義鍾，以大無畏的勇氣、大丈夫的精神弘儒衛道，展示生命的偉大意義，成就良知的萬古輝煌！”

自由派流行一句話：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不少自由派千方百計地出國追求自由去了，但曉波不同，是千方百計地留下。

學運開始後，他提前結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趕回北京，全身心投入民主運動之中。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據說不是沒有機會，而是他不願離開。我相信，這符合曉波的思想和品格的邏輯。離開的，各有各的原因，我理解；留下的，更讓我敬佩，更對我的胃口。

曉波永遠離開了我們，但劉曉波精神留下了，留在這片血肉交融的故土，與我們同在。我說過：哪裡是我的祖國，那裡就必須自由起來。自由不僅是民主的核心追求，也是王道的基礎條件。沒有自由人權，就是極權暴政，連霸道都不是，遑論王道政治。讓祖國自由起來，是我們這些後死者當仁不讓、義不容辭的責任。

曉波安息！2019-5-16余東海於南寧

首發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