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和財產權(外一篇)
余東海

人權三要素中，財產權最基礎。沒有財產權，自由權乃至生存權都得不到保障。沒有財產權自由權，人們的勞動、致富、開發、創造、創新的積極性內驅力都會弱化乃至喪失。

有廳友說: “財產得不到保護，有掙錢能力人就不會努力掙錢。於是社會選擇了躺平，讓公民奮鬥的最佳政策是：切實有效保護私人財產。這是全球能人往美國跑的原因，也是美國在2023年用全球4%的人口，生產27%GDP的原因。”又說：“保護私人產權是財富積累的法律條件，財富積累是財富創造的物質條件。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不保護私有產權，所以沒有資本積累。人均資本存量低，所以勞動生產率低，人均產出低。由於產權保護不好，又削弱了人們有效利用現有資源激勵機制。因此1960-61年的饑荒是人禍，是人為的制度性災難，而不是天災。是農民對糧食私人產權被侵害的必然結果。類似的事件在1930年代的烏克蘭也上演過。”

公有制與財產權互不相容。有了公有制，就沒有財產權。政治馬家化之後，財產權必然喪失。馬家化即赤化，意味着人性上物化，政治上黨化。黨化意味着兩本兩制：政治上黨本位，落實為黨主制；經濟上社會本位，落實為公有制。黨主制加公有制就是馬路，即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

忠生廳友說：“北歐之挪威，國有經濟（國企）於國民經濟所占比例，猶高於本朝也。”東海答：那是建立在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有經濟，與建立在黨主制、公有制和權力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有經濟，性質大不同，毫無可比性。馬家的國有經濟，名為國有，實為權有，權貴所有，是特權階級予取予求的私庫。

在馬邦，高稅負低保障是大桀，公有制或公有制為主更是大劫，以公有、國有、全民所有的名義劫奪本來屬於人民的財產和資源。大桀加以大劫，其經濟制度之惡不可限量、不可原諒矣。民不聊生是邏輯的必然。

貧困是公有制之下民眾的宿命。民眾要正當致富，非常困難，富起來也很有限，窮起來則沒有底，即使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都有可能大規模餓死人。一旦戰亂起來，更加沒有保障。

關於財富，馬家社會有五大特徵：一、物化黨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導致民眾創造創新能力和致富能力低下；二、公有制導致大部分資源掌握在政府和官員手裡，民眾致富機會寡少；三、按權分配的方式導致貧富極端懸殊；四、極權主義最容易造成資源的破壞和財富的浪費；五、極權社會最難留住人才和財富。人才和財富都有逃離野蠻極權投向文明自由的本能。由於上述原因，無論國家貧富強弱，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弱勢群體，仿佛窮神附體。

毛時代特別是文革，已經讓社會主義道路、即馬路的罪惡暴露無遺。文革之後還堅持和支持馬路，都是可恥的，非愚則惡。現在還還堅持和支持馬路，就更加可恥，更加愚惡。馬家教育的核心就是物化和黨化教育，也是奴化和惡化教育。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奴性和惡性越深。在馬家社會，精英比民眾更加怯懦、卑鄙和邪惡，根本原因在此。2024/4/10餘東海於南寧青秀山下獨樂齋

德治、法治和人治
余東海
很多人分不清楚德治、法治、人治的本質區別，特簡說如下。德治是王道政治的治理模式，禮樂制度，徳主刑輔，禮法並重。法治是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民主制度，憲政法治，法律最大。法制是法家和馬家的治理模式，權大於法，法律是為特權服務的工具。法家是古典極權主義，君本位君主制，君權大於法，大於一切，一切都要圍繞着君轉；馬家是現代極權主義，黨本位黨主制，黨權大於法，大於一切，一切都要圍繞着黨轉。兩者都屬於人治。

有人說，人治有善惡之別，惡人為政就是惡政，善人為政就是善政，聖人為政就是大善政。東海曰：混扯。善政必有善制，大善政必有大善制，聖人為政必有王制，即禮法並重的禮制德治。若不能擺脫人治，建立良制良法，不足以言善政也。另外，惡政惡制惡法都屬於人治的範疇。

例如，通過法律的傾斜去發展民營經濟，就是人治的邪道。褻瀆法律，破壞公正，敗壞世道人心，危害巨大深重。政府今天可以規定“能不捕就不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縱容你；明天就可以規定“能捕就捕”，從重從嚴弄死你！發展民營經濟的正道，是維護經營環境的文明公正，保障民營企業的正當權利，擴展其自由度，讓它們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

馬家講德治，純屬笑話。馬家極權政治，最為無道缺德，還奢談什麼德治。

馬家人金錢意識、權力意識特別強烈，而權利意識特別淡漠。同時，由於道德觀錯誤反常，所謂的道德假冒偽劣，道德意識與權利意識割裂甚至悖反。所謂的道德，不僅不能體現為對人權的尊重，反而以侵犯剝奪他人的權利自由為能事。因此，馬家越講道德，社會越缺德，政治越無道。所謂以德治國，無非在惡制惡法之上，加上了一條苛責民眾的道德鞭子。特此重申：為人沒有人權意識，不能尊重人權，為政不能為人權提供剛性的制度保障，就是基礎性的無道缺德。這種人最不配為政治家和文化人。

馬家極權暴政之下，官德民德無不敗壞。

民德是官德和領導集團德性的忠實反映。《尚書》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東海曰：萬民墮落，罪在上層。這裡的上層，包括上層建築和領導集團。陸賈說：“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新語•無為》）在政治上，教化包括文化教育、道德教化、思想教導和制度薰陶。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東海曰：道之以邪說暴政,齊之以惡制惡刑，民不免而無恥。德治之民，有恥且格；法治之民，免而無恥；人治之民，不免而無恥。國民不能避免犯罪和刑罰，又無羞無恥。極權主義就是典型的人治。或無法無天，如毛時代；或有法無天，如後毛時代，法律淪為維護特權、制裁民眾的工具。極權主義之下，無論有沒有法，都沒有天，政治沒有天理，人民沒有天性。這就是亡天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德治。只有儒家才配講德治，才能建立德治。德治禮法並重，也可以方便說是禮治加法治，以禮治官，以法治民，禮嚴於法。官員非禮，依禮懲罰。民眾非禮，政府只能道德教化和輿論引導，無權懲罰。故吾嘗言，非禮是民眾的特權。德治之下，官員高標準，民眾高自由。

有群友言：“東海是認同普世價值的，竭力主張去馬歸儒的，他並不否認自由、民主這些。不過，他認為這些還不夠美善，希望能夠更進一步，達於儒家的王道自由。所謂王道自由，於個體而言，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於社會而言，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民眾自由。”東海答：此說理解有誤，將內外自由混為一談了。儒家自由有內外之別，內在自由為道德自由，外在自由為政治自由即王道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邊界是法律，王道自由則具有禮法雙重邊界，禮治官員，法治民眾。

常有人將德治與法治對立起來，認為德治是反法治的。其實，德治必須落實為禮樂制度，禮制又涵蓋刑政，刑即刑法。儒家強調的義刑祥刑，就是指正義、善良的刑法。故德治雖非法治，充滿法治的正義文明之精神，唯制度設置更健全、政治品質更高優耳。可以說德治高於法治，不能說德治反法治也。

治平而不行德治，國終無由得大治，天下終無由進大同得太平。法治可以治國，不足以平天下。以其治國，可以小治，不可大治。實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禮制德治，才能大治，才能實現六高社會。六高者，自由度、富裕度、保障度、文明度、和諧度、幸福度俱高也，此非民主社會所能及也。當然，相比極權主義的黨主人治，民主法治具有相當的正義性。小治也是治。黨主人治只能導致國家監獄化和社會叢林化。在反對極權主義、追求人權自由方面，儒家和自由主義志同道合。自由化之後，是儒化還是西化，雙方可以在自由的平台上展開良性競爭。無論儒化西化，都必須為人權自由提供剛性的制度保障。2024/4/10餘東海於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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