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七”會議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曲折期，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頻繁更換期，也是毛澤東從中央特派員到根據地領導人到全軍統帥再到全黨領袖的發展崛起期。

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扎穩了根

毛澤東的主張，曾經被那些從蘇聯留學回國的年輕領導人譏諷為山溝里的馬列主義。那時候，毛澤東讀馬列不多，還真是在山溝里開啟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行程。

起義失敗，上山成功，一起一落，開闢井岡山道路。

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兩起兩落，確立黨指揮槍原則。

游擊戰，運動戰，三起三落，創造毛澤東作戰思想。

博古的教條主義領錯了道

博古年紀輕，資歷淺，沒業績，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24歲就擔任黨的最高負責人，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王明等人推上他並不擅長的總負責崗位的。博古的失敗，架起了毛澤東從地方領導人到紅軍統帥的橋梁。

脫離國情，不接地氣，從學校到機關，沒讀懂社會這本書。

照搬教條，不善實務，從學生到領袖，沒上足政治這堂課。

盲從顧問，不懂軍事，從筆桿到槍桿，沒闖過戰爭這道關。

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走錯了路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元老級人物，也是紅四方面軍的核心領導者，資歷不比毛澤東淺，地位不比毛澤東低，實力不比毛澤東弱。張國燾的失敗，鞏固了毛澤東不可撼動的軍事統帥地位。

資歷深，道行淺，另立中央，導致政治孤立。

能力強，膽識差，南下打成都，導致軍事失敗。

野心大，器量小，徘徊西康，導致經濟破產。

王明的機會主義唱走了調

王明天資聰明，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王明一生，在蘇聯留學4年，工作6年，養病21年，最後客死莫斯科。王明的失敗，成就了毛澤東毋庸置疑的政治領袖地位。

滿腹經綸的極左領袖，熟讀經典，目空一切，替蘇聯人說話。

頤指氣使的欽差大臣，越俎代庖，自搞一套，給蔣介石幫腔。

孤立無助的政治怨婦，神話破滅，政治破產，為自己叫屈。

陳獨秀失敗以後，瞿秋白失敗了，李立三失敗了，博古失敗了，張國燾失敗了，王明也失敗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在理論上解決了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在實踐中找到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毛澤東同志在1925年撰寫發表了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文，基於中國的國情，分析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思想。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中，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探索着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毛澤東同志在1928年到1930年間，結合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造，撰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分析了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農村紅色革命根據地存在、發展的可能以及農村武裝鬥爭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同時，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明確提出要反對本本主義，強調要結合中國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解決中國問題。 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標誌着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等同志，系統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以來的經驗。 毛澤東同志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分析了黨內錯誤思想的認識論根源；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理論著作，系統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以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的基本規律。

李達、艾思奇等理論家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和大眾化進行了學術梳理。至此，毛澤東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展開，且愈發成熟， 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創新發展，指導了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其後， 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先後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關於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等。 在這些理論的指引下，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並對開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

毛澤東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在多個方面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其中不僅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政策和策略的理論、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黨的建設理論等，還包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活的靈魂。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主題，是解決20世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道路問題， 實質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如何結合的問題，精髓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

基於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被運用於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是一個時代性問題。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主義，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望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帶來的希望曙光。但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屢屢被“先生”欺侮。被拋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後產生的“諸多道路都走不通”的深深焦慮，使得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階級力量的出現和發展有了內在的社會基礎。走俄國人的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結論。但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必須解決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問題，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針對性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現實性仍然存在着較大的落差。因此， 解決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問題，需要在具體實踐中再探索、再創造，使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適應。這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他表示，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要“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並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 要重視其在中國具體實踐中的運用，要在解決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中進行豐富和發展。中國革命的實踐是廣大人民的實踐，因此 在理論形式上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要為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所理解和掌握。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寫道：“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強烈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他曾用“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為教條主義者畫像，認為這是學風不正、誠信缺失的表現。

他撰寫的《實踐論》一文，從知與行的關係展開，論述了“實踐——認識——再實踐”的認識過程和環節；他撰寫的《矛盾論》一文，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係展開，論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創造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方法論。

毛澤東同志用“實事求是”來概括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歷史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就會勝利，離開了毛澤東就什麼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