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代的“文藝戰線”有兩大主要任務：一是將領導者看着不順眼的一切舊東西搞得臭不可聞，二是將領導者看着順眼的少數舊東西蒸餾提純，然後貼上新標籤，宣布它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又一偉大勝利”。

　　“文革”中後期，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弦樂鋼琴五重奏伴唱《海港》問世了，差不多所有京劇樣板戲又很快有了各地方劇種的“移植”版。“文革”前即有的現代京劇《紅嫂》也以《紅雲崗》的名義出現了，後來又有了舞劇的變種《沂蒙頌》。同樣是“文革”前已有的戲劇《南海長城》，也脫胎出了京劇《磐石灣》和電影《南海長城》。與此同時，《閃閃的紅星》、《青松嶺》等新片攝成問世，本來已得到上層首肯的少數幾部老黑白片，也開始重新拍攝，如《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和《平原游擊隊》等。1976年，京劇版的《春苗》、《決裂》、《第二個春天》等也即將進入彩排階段。文藝界就這麼“繁榮”起來。

　　《平原游擊隊》的故事由一而三，有了三個版本：攝於1955年的黑白原片；攝於1974年的重拍彩色片；1973年定稿的京劇《平原作戰》（次年也搬上了銀幕）。我們於是擁有了新老李向陽和趙勇剛三位英雄。

　　《平原游擊隊》的原片早年間曾深為中國觀眾歡迎，主人公李向陽的扮演者郭振清也一舉成名。6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日傍晚，郭振清來到瀋陽城的一條小胡同看望他的親屬（好像是表姐），即刻引來一片歡樂的人群。人們那時尚不會遞上紙和筆簽名留念呢，只是憨憨地笑望、跟隨着他們喜愛的電影明星。膽大的男孩子還引用了郭振清的新作《獨立大隊》中的台詞問他：“你還獨立麼？”黑壯的郭振清笑了，揮揮了，用渾厚的男中音對眾人說道：“我再也不獨立了。”

　　舊版《平原游擊隊》的攝製時間距故事發生的時間僅十年有餘，且正處於共和國初創時期（也即是真正的建設時期），黑白片攝製得質樸拙健，令人信服，就像老湯或頭鍋原糧酒一樣真醇，沒什麼豪言壯語和六指似的附加成分。李向陽生得黧黑厚實，粗線條中夾有幾分真正的游擊英雄的狡黠。司令員向他交待任務後，對他說，鬼子大隊長松井是只老狐狸，很狡猾呀。提醒他說，要想抓住狐狸，必須比狐狸更狡猾。李向陽狡黠地一笑，重複了這句話。游擊英雄那時候還有母親呢，剛回家鄉李莊的晚上，他一推開門，便喊了聲“娘”（羞澀得像個孩子），慈母迎上來說：“向陽子，隊伍都來了？”這樣的由民間小調烘托的場面每一出現，總是讓人心頭一熱。回到家鄉後，鄉親們熱情款待了這些子弟兵，老勤爺一面向戰士們講起庚子年間義和團的故事，一面拿出家裡烙的麥餅犒勞他們。李向陽客套起來，老勤爺指着他的鼻子說，當年你爬到我家棗樹上偷棗吃，吃得你肚子直疼，現在你倒裝起假來了。這位老勤爺後來面對翻譯官何非和鬼子松井時，冷嘲熱諷，說出一大串令我們終生難忘的絕妙好詞：“我把祖宗三代都忘啦。”“老天爺白給你披了張人皮。”“好小子，朝這兒打。你能打死我這七十多歲的老頭兒，你看你有多能耐？”“皇軍好。皇軍不殺人，不放火，不搶糧食，你看這多好啊！”

　　李向陽神出鬼沒，神通廣大，這當然需要他以多種面孔出現。他一會兒戴八路帽，一會兒戴禮帽，一會兒戴鐵路工人帽，一會兒戴鬼子的戰鬥帽。有時候還匪氣十足地戴上圓圓的平面墨鏡。在火車站炸敵人軍火時，甚至吹起了口哨。這位游擊英雄真的比狐狸還要狡猾了。說起話來也是民間的，百姓化的。戰士小郭想要硬拼時，被他訓了一頓。後來那孩子鬧起了情緒，他又像家中的長兄一樣過去哄他。小郭背對着他繼續耍小孩子脾氣，李向陽笑道：“嗬嗬，還一身奶味兒呢！”

　　“文革”初期，《平原游擊隊》作為江青看好的極少數幾部老黑白片中的一部，還暢行無阻呢，許多派性會議過後，人們都被饗以《南征北戰》、《地道戰》或《平原游擊隊》。但“要想抓住狐狸，必須比狐狸更狡猾”這句台詞刪掉了。進入70年代後，老片子杳如黃鶴，仍然由長影拍攝的新版《平原游擊隊》出現了。經過一道又一道嚴格的蒸餾提純工序後，李向陽的狡黠、幽默感和民間語言消失了，變成了完美嚴謹的標緻小生，說出話來已有了濃重的文件腔和政工幹部腔。對上級領導的指示他不再重複什麼“比狐狸更狡猾”這類大實話了，他昂首挺胸，意氣風發地說：“有黨，有毛主席，有群眾，咱們什麼任務都能完成！”在以後的戰鬥中，新版李向陽還要向戰士們背誦領袖語錄（滿面紅光地）：“毛主席說，拼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

　　為了摒棄個人親情、強化軍民魚水深情，李向陽終於像那個年代標準的英雄人物一樣，不再有母親了，見到李母時，他要在“娘”字前面加上個“大”，並要誇張地大叫出來。標緻小生李向陽擁着革命老人李大娘時，兩對熱烈的目光充滿教科書的意味。人物關係由原先的母子親情上升到階級情誼，從此，大家便假模假式，憋着勁煽情了。此之前的幾年裡，李玉和的酒癮蒸餾掉了，楊子榮的匪氣蒸餾掉了，少劍波的愛情蒸餾掉了，楊白勞喝滷水蒸餾掉了，阿慶嫂在胡司令的喜事中鬧花堂蒸餾掉了。現在，李向陽（還有他的京劇版替身趙勇剛）的母親也蒸餾掉了，英雄徹底變成了從石頭縫中蹦出來的孫悟空。

　　為了繼續推廣“三突出”、“高大全”原則，李向陽的戰友原先所做的一切後來都讓他一人獨占了。神勇善戰的游擊隊骨幹老侯，原來可以一腳踢飛偽軍官的盒子炮，此人還以“賺了錢回家娶媳婦”的廚師的名義，孤膽摸了一個炮樓，強有力地援助了李向陽和李莊百姓。但在重拍的彩色片裡，這些都不再算數，那一踢和一摸，都成了靚仔李向陽的功績。一事當前，游擊隊員們都不怎麼上前動手了，全都像舞台戲那樣，極其崇拜地簇擁着一號英雄人物，把好戲留給他一個人做。此外，標緻的游擊隊長再穿上鐵路服，在鬼子面前舉起號誌燈時也不再吹口哨（純潔年代不純潔的象徵）了。

　　李莊地道被鬼子挖開後，鄉親們被趕到大樹前的一片空地上，鬼子漢奸逼着李大娘（而不再是妙語連珠的老勤爺）開口，後者說出話來義憤填膺，卻像蒸餾水一樣寡淡無味。再往後，區委書記老孟挺身而出，解救鄉親。這本來是樁義薄雲天的壯舉，舊片此處，老孟話很少，卻充滿了動作性。可是在新版中，區委書記忽然做着舞台化動作，來龍去脈地施展起他的口才。

　　“文革”時代的紅色文藝必須把毛澤東的語錄掛在人物嘴上，隨時即會脫口而出，一字不差。許多基層指揮員和幹部仿佛紅衛兵和工宣隊、軍宣隊的隊員一樣，成了背誦毛澤東語錄的高手。即使一部作品已在創作理念和基本情節上體現了毛澤東寫於抗戰年代的名篇《論持久戰》的思想，文藝革命的領導者們猶嫌不足，仍然讓每一位重要人物作為傳聲筒，把那些思想及對它的讚美不絕如縷地說出來。新版《平原游擊隊》中，區委書記老孟在鬼子就要進村、大家必須儘快商議對策的節骨眼上，還對游擊隊員和鄉親們吟了段革命化的打油詩：

　　又挖地道又存糧， 　　老百姓人人心向黨。 　　堅持毛主席持久戰， 　　鬼子小命活不長。

　　而在更加概念化的京劇《平原作戰》裡，這一點進一步強化了。鄉親們於挖地道之餘，時常在一起切磋學毛著的心得體會，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老農民說：“持久戰，三階段，防禦、相持、（他的穿花衣的女兒搶着說）大反攻！”同一場戲中，八路軍排長趙勇剛在他的疊床架屋的重點唱段中，先是為大戰前的複雜局面憂心如焚，舉棋不定，然後唱道：“望西北延安城光芒萬丈，毛主席矚望着抗日戰場”……隨即這位基層指揮員的眼睛亮起來，因為：“隔山離水，我聽見親切教導在耳邊響——”毛澤東的語錄通過主人公的口，化作反二黃慢三眼，及時地點撥了幾乎束手無策的主人公：“察敵情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仔細思量。”眉清目秀的趙排長即刻有了主意，信心大增。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教育界的總體運營是將所有觀念形態的東西蒸餾提純。“蒸餾”是醫藥和化學工業的重要手段，將液體加熱，化成蒸氣，除去其中的雜質，使其至清至潔。這種冷凝後高度潔淨的液體即是“蒸餾水”。“文革”文藝即是一瓶瓶排除了任何“雜質”的“蒸餾水”。

　　那些年代，由於物質的極度短缺和對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及國家變修的恐懼，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思想大行其道。反映在文藝作品中，許多東西遂成了必須清除的“雜質”，例如戰爭年代的白麵食物。一些革命戰爭片中一旦出現白麵食物，就讓人過目難忘。電影《小兵張嘎》中，嘎子的奶奶烙了一摞子白麵餅讓嘎子捎給老鍾叔，嘎子掀起其中的一張，被奶奶制止了，但奶奶還是說，小饞貓，給你留份兒啦。電影《平原游擊隊》中，抗日群眾老勤爺也曾帶給游擊隊戰士們一摞子白麵餅，即使重拍版中，這樣的情節也還保留了。因為兩個故事的發生地點都是華北平原的產麥區，這既自然又真實。但到了京劇《平原作戰》中，白面被“蒸餾”成玉米麵，“堡壘戶”院子的石磨上赫然放着正待手工脫粒的玉米棒子，母親讓女兒去見八路軍時，也特意叮囑說：“把玉米餅子給勇剛他們帶上。”之後，趙勇剛擁着大娘唱起軍民魚水深情的頌歌時，其中即有一句：“老玉米做乾糧粒粒辛苦，紫花布縫軍裝針針情長。”這一改動與70年代大多數中國人的飲食水準十分地吻合了，同時讓人覺得，中國革命始終與白麵食物無緣，應當安心食用粗糧。

　　將白面蒸餾成玉米麵，是短缺時代意識形態控制的極致。這既是一種辯解，也是一種倡導：禁欲主義的苦行僧式革命。這使人不由得聯想起，比京劇版平原游擊故事早些時間裡，《紅燈記》的最終定稿本中，除了為一號英雄人物李玉和加了幾段抒發革命豪情的新唱段之外，還特地為二號英雄人物李奶奶加了段重要唱腔，其中兩句是：“我看那富貴榮華如糞土，窮苦人淡飯粗茶分外香。”艱苦奮鬥不再是革命的手段，而成為革命的目的。極端化的革命理想與中國式的對於物質享受的原罪心理結合為一，套用當時的一句話即是：“寧吃社會主義的玉米餅子，不吃資本主義的白面饅頭”。

　　1955年版的《平原游擊隊》中，抗日農民吳有貴罵通風報信的老地主是“老xxxx”，1974年新版中，這句中原地帶十分流行的咒罵被蒸餾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老壞蛋”。新版《平原游擊隊》中，鐵路邊上的打更老人一仍其舊地吆喝“平安無事嘍”，漢奸楊守業仍叫原名；到了京劇《平原作戰》，那句吆喝改作“沒有事啊”，楊守業也更名為孫守財。老《平原游擊隊》裡李母是英雄的親娘，一直活着，她生活的村子叫李莊；新《平原游擊隊》裡李母成了英雄的“大娘”，抒發軍民魚水情的對象，但她也一直活在李莊；而京劇《平原作戰》中，那個村子叫起了“張莊”，“堡壘戶”大娘亦姓起“張”來，並且英勇地就義了。如果《平原游擊隊》再後來又有了舞劇版，游擊英雄差不多要姓“王”了，而那位舞蹈着的革命老嫗又該稱作什麼大娘呢？該輪到“張王李趙遍地劉”的“劉”了吧？

　　京劇《平原作戰》與新版《平原游擊隊》有強烈的“互文性”，一號人物趙勇剛也是所有壯舉都攬於一身，其他英雄則處處突出、陪襯着他。這個人物每次登場都令我們想起一個成語：前呼後擁。電影中的李向陽還不得不生活化一些，而舞台上的趙勇剛借着京劇藝術的便利，登高一呼，應者如雲，萬物皆備於我。許多硬任務和大麻煩壓在頭上時，趙排長眼珠一轉，略施小計，便從勝利走向勝利。

　　從早年間黧黑的李向陽到後來的靚仔李向陽，再到更加誇飾更加“突出”的超人趙勇剛，平原游擊故事一步步完成了它的蒸餾提純過程，“文革”文藝思維也一步步走入死胡同。使它們得以推廣的，是“文革”年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心理，當然亦有賴於那個年代單調的娛樂生活，以及電影、戲劇工作者們一定程度的藝術才能。

摘自《記憶鮮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劉嘉陵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