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調整，雜誌改版。新的一年，我主刀房地產版。於是免不了加緊學習，參閱大量的專業文章與討論。
　　
　　來北京已經快七年了，其間風風雨雨，在這個城市裡成長成熟，它雖說不上是心中的故鄉，卻已融為生命里的一部分，難捨難分。
　　
　　這種愛很多時候是一種痛苦。不說外鄉人的戶籍，不說京漂的身份，不說一個人在一個大都市裡的闖蕩，僅就一種生活環境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是嚮往完美的，對於北京城的建設與發展，無論是一個外地人還是北京人，所持的關注都是一樣的，不同的是我們的出生地，相同的是我們的責任感。
　　
　　北京的環境在逐年惡化。沙塵暴，桑拿天，暖冬與早寒，氣候象一頭暴戾的公牛，越來越難以馴服。有南方的朋友來北京，對我說：北京簡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想不通你當初幹嘛要從南方回來？
　　
　　有人形容北京就象一個大工地，永遠在施工。是的。北京的房地產業發展在全國位居前列，這麼大的城市那麼強的購買力，房地產開發商怎麼敢喘吁呢？一直以來，北京的房價都是全國最貴的。其實說白了，別墅也好，湯耗子也好，還是經濟適用房，都還是給有錢人蓋的。搶不盡有利地形，買不起近城房的工薪族，握着幾年的血汗積蓄，背着銀行二三十年的按揭，也只能住到效區去。
　　
　　老城改造，城市規劃，高檔樓盤占據了城區卻大量空置着。於是大量的居民往郊區涌，於是每天晚上，出城的車塞成一個停車場。而不幸，大部分的商業設施還都在城裡，於是，再怎麼苦惱你第二天早晨還是得一步一寸的往城裡挪。鐘擺式的出行，讓北京的交通進一步惡化。
　　
　　連我自已都已經對北京的交通狀況越來越恐懼。而在恐懼與無奈下我選擇了搬家。住處隨着工作單位而更換，只置辦最輕便最精簡的家具，象只蝸牛。總搬家，不累嗎？當然累，也煩。但至少不用每天蝸牛一樣在路上爬。
　　
　　在北京混的時間長了，在這個城市裡難免會集結一幫狐朋狗友。於是朋友們看着我這隻越來越往三十歲上爬卻還單身的蝸牛說：敢緊安個家吧。恩。每次我答應着，心裡卻總七上八下。要不要在北京安家，這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生活狀態的選擇而不是伴侶的選取。
　　
　　以我現在的收入和未來的發展，再加一口子我也絕買不起四環以內的房，更不幸我這幾年打打殺殺的地盤又都是在京城北面；那麼也住到郊區去吧，可老天，我太怕塞車，它會讓我冠心病發作早死二十年；那麼就在城裡租房吧，可兩個人在一起過日子時常長了，你是不是感覺這不是家？就算我們都可以容忍這種城市蝸牛的生活方式吧，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搬家——如果我們其中的某個人換了工作從亞運村搬到了上地，你說我要不要搬家？
　　
　　如果那個人是大款或富豪或小業主以上假設就算是庸人自擾，因為據房地產經紀公司的數據，以上人群是北京樓宅的購買力主體。可咱還算明白，以咱此等平庸的相貌小家碧玉的資才，有此如果那才是痴人說夢。
　　
　　要不要在北京安家？
　　
　　申奧成功了，北京要投資四五十億改造北京的交通建設，重點發展以軌道交通為主的城市路網。很多聲音說，老百姓安居樂業不遠了。
　　
　　我們離安居樂業真的不遠了嗎？
　　
　　地鐵，城鐵，輕軌，即便以現在的票價費用計算，如果我們以它為出行工具我們每月所付出的MONEY也要三百元左右，而這是北京市目前一個下崗職工一個月的生活補助費；地產商更不是傻瓜，地鐵鋪到哪裡，房價就漲到哪裡。
　　
　　安居樂業，對於在北京生活的普通人來說，似乎永遠都是一個嚮往，一個希望。
　　
　　說到最傷痛的癥結，不能不提及北京的城市規劃。且不說大批文物古蹟的消失，且不說大量文化遺產的滅跡，就只北京城變成現在這樣一個大工地、塞車場來說，我們該怨誰？
　　
　　如果梁思成與陳占祥兩位老先生泉下有知，看到北京城現在的這個樣子，一定會掩面而泣。唉，梁老，你當初趴在城牆上對着“建設者”的鐵杴鎬頭淚流滿面，你可知五十年後的北京，拆掉了的比當初的城牆更多更珍貴的東西？每次從繁華的朝外大街走過，看到“日祚永祺”的牌坊，孤零零地佇立在一大排富麗堂皇的大廈間，總仿佛看到一個瘦削而落寞的身影，聽到一個人的哭泣。
　　
　　
　　建國初期“梁陳方案”的設想，在京西五棵松一帶建新城，南起豐臺，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一條新的南北中軸線、與老北京舊軸線比翼齊飛；長安街則像－根巨大的扁擔，一頭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另一頭是古代中國的城市博物館。梁思成與陳占祥認為，舊城布局系統完整，是“保留着中國古代規制、具有都市計劃的完整藝術實物，這個特徵在世界上罕貴無比”。
　　
　　　　然而不容爭議的事實否定了梁陳方案，使北京城市布局形成單中心的格局，即單純以明清舊城，也就是現在的二環路以內的地區為中心，城市新的功能均疊加在舊城之上，舊城裡裝滿了，再向四周擴張蔓延。
　　
　　　　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當年的規劃方案有所修正，又提出了分散集團式的說法，即以舊城為中心大團，周邊分布十個小團（石景山、西苑、北苑、清河、酒仙橋、定福莊、東壩、垡頭、南苑、豐臺），這種適合計劃經濟時代的靜態規劃模式隨着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而崩潰，小團與大團之間的綠化隔離帶模糊不見，城市如一張大餅越攤越大、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七環，春蠶作繭不也如此這般？
　　
　　對於歷史，我們已難改其咎。就當前的所謂民主來講，在決策者與城市居民之間，也還隔離着一片塞車的路網。聽證會還在被作為一種政府的形象轉變而宣傳，城建規劃、交通改造，又有幾項有聽證會呢？即便有，聽證的是哪些人呢？舉例來說，對於北京的交通路況，誰最有發言權呢？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特別是那些十幾年駕齡的老司機。坐在出租車裡同師傅聊天，說起北京的路況，很多出租車師傅都一路指點，這裡規劃的不合理，那麼改造的更不合適。他們沒有理論，卻有豐富的實踐與經驗，而當局規劃交通改造橋梁路段，除了鍍金般的請幾個清華中國院教授外，有哪個請出租車師傅發表意見的呢？
　　
　　
　　北京的人居環境，看來我們惡化的不僅僅是氣候，塞車的不僅僅是路段，不合理的不僅僅是規劃，無序的不僅僅是房地產業發展，唯利是圖的也不僅是開發商……在一片歌舞昇平歌功頌德的背後，我們是否可以卸下好大喜功虛張聲勢的面具，看一看我們所面對的城市和它真實的沉重？2008年，我們是否要在一個不是人呆的地方舉辦一場代表整個中國城市形象的全世界人參加的奧運？
　　
　　改造在實施，建設在加緊。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同樣，再位高權重的城市，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建設機遇。而奧運契機，我們能否抓得住抓得好呢？難說，因為如果一些“路網”不改善，這個城市還將一如既往。
　　
　　朋友說，你比較幸運，在北京可以看見2008年奧運。我嘿嘿一笑，說看不見，到時候我肯定提前跑到外地，避難去。
　　
　　因為我怕交通管制，怕塞車，怕到時候我仍是單身一人，怕看一場球賽卻在路上等了90分鐘，怕這個城市變得連我這個京漂都已經看不到它的歷史，怕外國人在詛咒完這個城市不是人呆的地方後懷疑我是某種生物體的變異把我劫持，更怕我對這個城市絕望，在轉身離開的時候忍不住掩面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