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看到的《乱世佳人》已是第二个拷贝。第一个拷贝可能是４９年老美从上海撤走时留下的。经过多年风雨已是破烂不堪。有人说是江青给看坏的，或是她那伙人给看坏的，真假咱是不知道。反正胶片断了很多次。如果垂直断裂，接一次损失一到两个画格；平行的撕裂压伤则可能损失几丈画面。江青曾想译制这部经典，可能是拷贝太差了没弄成。搞到后来三小时四十二分的片长只剩下三小时零几分，彻底报废了。罗马尼亚朋友及时雨般送给中国一个新拷贝。这就是第二个拷贝，带着罗文字幕。

　　当时的内部参考片放映制度还是江青在位时订下的呢。要严格限制观摩对象、人数、场次。我想，一是没有版权；二是内容比公映的丰富、宽松，会搞乱思想；三是狼多肉少，看坏了没地儿买新的，江青也只好如此。观摩对象限定电影界（各制片厂，电影学院，摄制组等）。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单位的放映室放，这样可控制人数、场次。内参片很多没剧本，没字幕，没办法译制。再说不打算发行，译制也没必要。我们这些口译主要是靠耳朵听，找找有限的资料，当然只能译个大概齐。翻出的东西不权威，不能变字幕变声带印上胶片。人也只能跟着片子走，放一次翻一次。那时的所谓“现场口译”决不是打无准备之仗上去就译的。有人这么干过，效果可想而知。翻片既不能像配音演员那样激情出演（观众要烦：倒底是谁演？！），也不能木滋滋地毁片子败观众的兴。专业观摩时应介绍一下影片的风格流派、导演、演员、背景等，像老师分析课文一样。

　　《乱世佳人》热门，一年总要放好几次。组里几个老翻译都把着口译本不撒手。我是刚进单位的新人，年轻，自然没我份。听老同志们翻过，嘴慢跟不上画面。曾分给我一部《精神病患者》（Ｐｓｙｃｈｏ，１９６０），没有剧本字幕资料，完全靠听，活活听坏了一台收录机。片子翻完后养在深闺人未识。几个月过去，没有另外的片子给我，我也一直没有上场口译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８３年的春节前夕，湖南的潇湘厂要求内参观摩，点了《乱世佳人》，广西厂也要搭顺车。办公室的老同志们都油了，春节除了上影厂这样的好地儿哪儿都不去。于是决定“锻炼锻炼小姑娘”，给了我几盒录音带，让我去。我可知道听录音的厉害了，又只有一周的时间，我不干，坚决要个提纲什么的。最后，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把她的罗文字幕翻译本借给我。罗文字幕是请外文局的翻译翻的，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不过，英文－罗文－中文转了几道弯，文字变得干巴巴的。其实组里有好几个口译本，可那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不劳而获。我决定自己听，自己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个星期我好像没怎么睡觉，脑子里成天响着《乱世佳人》的音乐、剧中人物的美国南方口音。幸亏有罗文本提着，不然一定一败涂地。

　　身着带护袖的大棉袄，脚蹬土气十足手工制的肥棉鞋（７０年代的行头打扮），我背着录音机和剧本，踩着清晨的积雪，爬上了北京至长沙的１次列车。

　　　　　　　　　　　　　　　　　（二）

　　北京到长沙的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车窗外什么样，我一点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不停地听听听、翻翻翻、写写写、抄抄抄，忙了一路。到长沙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小雨中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我马上过去站到他的“旗”下。未及张口，就听那人问我身后一人：“片子拿到了？”后面的答：“已经装车拉走。嘿，很长啊，２４本呢（普通片长１０－１２本）。翻译还没到吧？”我赶紧说，“到了，就是我。”两人一愣，一起朝我看过来，脸上立刻写满失望。我有点不高兴：不就是穿得土点、觉没睡好有点菜色、不像个翻译官吗？至于那么难接受？半晌，他们才讪讪地说对不起，你们的老张老李怎么不来？我说老张老李忙啊，就我闲着。他们不啃声了，拎了我的行李，大家上车。

　　潇湘厂门口一些人在探头探脑。看我们一行匆匆马上有人上来打招呼：翻译到了？他俩反应很快：不是，来试镜头的。

　　刚在业务办公室坐定，外面闹闹地有人说话：“翻译到了吧？门口要票子的已经聚了一百多号啦。他们讲那穿大棉袄的就是，北京冷她才穿那么多。哈，还‘试镜头’呢。老周呢？”里面回答：“早躲起来啦，坐在这儿还不叫要票子的吃了。”

　　负责业务的老王同志开口就叫苦：放两场怎么够啊？我们厂的放映厅那么小，职工加家属根本挤不下；湖南的礼堂都小小的。你看，省委，市委，各文艺单位，协作单位，关系户，谁不想春节弄场内参看看？我们不趁这机会打点领导，以后日子怎么过？宽点儿，让我们放三场吧。“哎，这我可做不了主，跟我们头儿说说吧。”我心里对他们挺同情。可电话里头儿对我说，潇湘厂一贯如此，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别听他们的，你翻两场就走人。他们没翻译放不成的。要他们按时把片子寄到广西厂。还告诉他们，违反规定以后内参就别看了。然后头儿让我把话筒给老王。他们说着说着声音轻下去，我隐隐约约听到“没翻过”，“第一次”等词，想是在说我吧。最后大家说定了：两场，都在第二天。潇湘厂和一个８００座位的省委礼堂。

　　中饭和晚饭我都是在厂食堂买饭票吃的。没油的煮茄子和咬不动的炒肉丝。晚上住进四人一室的招待所。躺在有点潮乎乎的被子里，想着首次出征遭到的冷眼冷遇，我几乎剃头宣誓：上帝是我的见证（“Ａｓ　Ｇｏｄ　ｉｓ　ｍ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我不能失败，我也决不让自己失败。我要打胜这一仗！

　　下午一点。潇湘厂的放映厅。除了有座儿的，还有自带凳子的，站着的，抱孩子的，满满登登，水泄不通。临时翻译台设在过道上，上面是台灯和茶杯。地上拉满电线。我带上耳机，抓着话筒，感觉像演《永不消逝的电波》。突然，我开始颤抖。先是腿肚子抖个不停，然后手发僵，嘴发干，连牙都“格格”地响起来。我对自己说，怕什么，就当观众不存在，不存在。可没用，一点没用，紧张得无法控制。我赶紧站起来，甩甩手，喝口水，深呼吸，又坐下。影片开始了。

　　片首的字幕一出现，我就像出了闸的水，哗哗地说起来。字幕才走到三分之一，我已经把全部内容翻完了。坏了，抢前了，下面慢点。人物的对话一开始，我又刹不住车地往前冲。急什么急！我真想给自己两巴掌。应该学老张老李那样慢慢拉长腔嘛。我等了三拍再开口，坏了，又慢了。对话过去啦，得追回来。我一下快了，一下慢了；一会儿看银幕，一会儿翻剧本，一会儿听耳机，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老王同志递上一块毛巾：别急，慢慢来，擦擦汗吧。我定了定神：调整的步子不能大，要稳，要稳。大约二十分钟后，终于稳下来了。我跟着罗文字幕（上面总有几个字，如地名人名等，和英文长得差不多），慢慢调整速度。渐渐地，我自如起来。本人口齿清楚，说话流利，语速快，挺适合干电影口译的；本子翻得不差，读起来顺口，只要正常发挥就行。给自己打气很有效，不知不觉中，信心找回来了。影片放到三分之一时，我已完全控制了速度和局面，还不时对本子进行现场精简（不可能每句都翻的）。没对话时，给观众讲讲美国南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亚特兰大弹药库大火，火车站躺着的望不到头的伤兵，影片的几任导演，还有黑人演员Ｈａｔｔｉｅ　ＭcＤａｎｉｅｌ（黑妈咪）。慢慢观众也与我有了交流。那个北方兵被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往脸上开了一枪，满脸血污滚下楼梯时，我告诉大家那脸上抹的是黑草莓酱，引起一阵大笑。啊，黑暗中这么多观众聚精会神，我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影片结束，一片掌声。厂领导跟我握手，“翻得好，翻得好啊！”我高兴得像在天上飘，所有忧虑和烦恼统统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ｎｄ（随风而逝）。

　　　　　　　　　　　　　　　　　（三）

　　晚餐极丰盛，是厂里请我慰劳我的。我认出了湘系名菜东安子鸡和豆瓣鱼。有人来讲，客房给我换了单间，东西也都替我搬过去了，“要让翻译休息好。”可惜享用美味的时间不多，下一场是晚七点。

　　礼堂正门前是铺天盖地的人群。警察在涌动的人堆里挣扎着维持秩序。对绝大多数长沙人来说，这场是惟一的机会。“咱们走侧门，”潇湘厂的俩同志很果断。“哪里的？票呢？”验票的喝住了好容易挤上去的我们。“翻译。”“什么翻译，假的！翻译刚才已经进去了！”两位陪同很镇定：“进去的男的女的？”“男的。”“那才是假的呢！翻译是北京来的，你看大棉袄！我们是潇湘厂的。工作证。”验票的仍然迷惑：“那男的挺有翻译派头的，我们一点没有怀疑。”“是哪个剧团的演员演戏呢吧？”大家一愣，旋即大笑。

　　长沙观众的聪明才智令人叹为观止。打着给翻译送东西的旗号至少混进来一个班。临时翻译台的上下周围摆满了“翻译用品”：暖瓶４个，台灯２个，笔１支，茶杯２个，新灯泡１盒，蛋糕２块。潇湘厂的同志笑：这都是一些内部人士自己找由头混进来，而把发的票给了家人亲友。哎，椅背上还搭着块毛巾——我一下想起下午的尴尬，又乐不可支。在北京，最鬼的观众要数电影学院美工系。影片上的假都能造，几张假票算啥？可终于有一天，手出汗的验票摸了一手颜料。电影学院受到警告，又是保证，又是检讨。其他还见过影星谎说票丢了想凭名脸混进去的。那哪及长沙观众一二。

　　观众还没入场，我们把多余的东西归到角落，开始拉电线、试音响。这个礼堂除了大简直没有其他优点。放映厅好像跑气，兜不住声音；形状也不好，窄而长；话筒声没传多远就有气无力了。位子特多，都坐满再加站票恐怕抵得半个体育场。这决不是那８００座儿的礼堂，北京知道肯定不干。可是观众这么踊跃，而我又高兴得只想让世界充满爱。睁一眼闭一眼吧。

　　放人进场了，很快座无虚席。我正调台灯的灯光，一只软软的小手放到我的膝盖上。“阿姨，我能坐到你的腿上吗？我看不见。”这是个约六岁的小姑娘，人长得甜甜的。我问怎么一个人来。“没有呀，我是和我的哥哥一起来的。”她一指，那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已然坐在某叔叔的腿上。“你有票吗？”我轻声问。摇头。小姑娘凑近我耳边：“我们是从大人腿边上钻进来的。”我朝旁边一位女观众笑道，这孩子机灵，观察半天发现我这儿空。那观众也乐，“坐我腿上来吧，翻译阿姨要工作的。”

　　影片的音乐一起，全场大乱。前排喊：“吵死啦！”后排叫：“听不见！”调一调又反过来了：前排听不见后排吵死了。我的话筒一响，又是一片嚷：“翻－译－听－不－见！”翻译台只好在过道上移前移后，来回调整，寻找黄金分割点。这一场翻得好辛苦。为了观众，我嗓子几乎喊冒了烟。四个小时里不停地喝水、喝水。终于到了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和Ｒｈｅｔｔ分手的终场戏：Ｓｃａｒｌｅｔｔ问：“Ｒｈｅｔｔ，如果你走了，我去哪儿呢？我怎么办呢？”Ｒｈｅｔｔ回答：“Ｆｒａｎｋｌｙ，ｍｙ　ｄｅａｒ，Ｉ　ｄｏｎ’ｔ　ｇｉｖｅ　ａ　ｄａｍｎ！”这句台词太有名了。因说了“粗话”（当年真够“五讲四美”的，ｄａｍｎ就算粗话），违反了电影检查法“海斯法典”，制片人被罚款５００0 美元。在北京，老张老李们都翻：“我管着呢！”下午我保守地随了流。现在想想实在不够味。掂量来掂量去，干脆心一横，反正也罚过款了，“坦白地说，亲爱的，我????管不着！”竟赢来暴雨般掌声。

　　在循环反复的声音闪回中，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在亚特兰大住宅的楼梯上问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值得珍惜的呢？…Ｔａｒａ！Ｔａｒａ！Ｔａｒａ！…家。”她抬起头，要回家去坚守土地等Ｒｈｅｔｔ回来：“反正，明天是新的一天！”（“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我用最后一点底气喊完最后一句赶紧往厕所跑。

　　“他们找你，”小姑娘站在厕所门口。“哎你怎么还不回家？谁找我？”“我带你去。”她小大人样向我伸出手。潇湘厂的同志等在翻译台旁。据说刚才省委领导要向翻译祝贺要握手到处找不到人。

　　　　　　　　　　　　　　　　　（四）

　　长沙到南宁不通飞机。火车线自衡阳始有很长一段单轨，得时不时避让对开的车。去广西厂一般先飞桂林，再乘火车。因交通不便，厂里派专人在桂林送往迎来。常驻那儿的吴同志已为我在漓江饭店定了房间。临行前，潇湘厂的同志热情地送我一筐邵阳雪峰蜜桔（足有３０斤）。我拼命推辞，他们拼命坚持：我们的情意，送你过年的；别忘了潇湘厂，以后常来多来；老张老李忙，你就来。盛情难却。

　　飞机到桂林是下午四点半，晚点一小时。我在冷冷清清的机场溜哒了快俩钟头，吴同志踪迹全无。那筐蜜桔令人大伤脑筋：不能拎，不能抱，不能拖，不能挑；只能掀着滚着往前挪。好容易挪到了大街上。暮色中，行人匆匆。我问漓江饭店，路人指了不远处的一座摩天楼。要不是蜜桔对我意义非凡，我真想扔下它，自己奔过去。终于一个推自行车的女孩当了雷锋。她帮我把桔子架上车，一直送我到饭店门口。我给她一堆桔子，她只拿了一个。

　　看到我把筐搬进光可鉴人的水磨石大厅，女服务员从柜台里跑出来。“刚下长途车吧？我们这里不能随便住。你到对面去问问，他们便宜。”我往对面看，看到一个大车店模样的“大众旅社”。我转身耐着性子走到柜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吴同志为我在这里订了房间，请你查一查。这是介绍信。”女服务员半信半疑地查去了。回来说，房间订过，现在取消了，你另找地儿吧。我倔劲儿上来：我就住这。贵也住。反正广西厂掏钱。谁让他们把我扔这儿、把影片扔机场不管的！服务员不给房，我把经理嚷出来。他说房是有，８０元一间。八十！我的月工资才六十。经理和服务员沉默的鄙视刺伤了我。我穿肥棉鞋的脚一跺：八十就八十，我????住了！

　　晚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到吴同志。他说看飞机没到以为我没来，就办年货去了。我问退掉的房间是八十吗？他讲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说好第二天中午他从机场取完片和我在火车站碰头。

　　这天是腊月二十八，到南宁天快黑了。吴同志叫车把我直接送到南苑宾馆自己回家了。这个宾馆很高级也很漂亮。客房修在四面有落地玻璃窗的水榭里，岸边杨柳依依。我在风吹微波荡漾中入梦。

　　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三位广西厂同志来接我去录音。他们讲：两场电影都在腊月二十九，翻完就到了晚上，错过飞上海的班机；三十再飞晚上就不可能赶回家（南京）了。而录完音我下午就可到上海。他们保证按时把片子寄回北京。“那跟我们单位商量过吗？他们同意吗？”“你们头儿同意，说这样好。”

　　厂里的录音设备很棒，夜深人静，一切顺利。录音师在每盒录音带上做了记号。我想他们专业，做到与画面同步不太难。只是空荡荡的小放映厅让我很失落。我想念长沙观众。

　　早晨五点，我东歪西倒地回到宾馆。南国的春天真美啊：水鸟儿展翅飞，寒鸭戏水；花红柳绿，一派生机。筐里的蜜桔散出香味，我心里甜甜的：要回家过年喽！

　　节后返京汇报工作。头儿对我在长沙的表现很满意，潇湘厂已打电话感谢。说起在广西厂半夜录音，头儿立刻严肃起来：“这是谁的主意？”啊？！我大惊。广西厂居然假传圣旨、调虎离山？！头儿说，怎么可以把录音给他们，有了录音他们可以放跑片，我们就搞不清那一天他们到底放了几场！我傻眼。头儿又说，吴同志把那八十块的单据寄来了，说我住宿超标，要北京付钱。嘿，这广西厂！

　　不管怎么说，这次两厂之行成了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我从此“站”起来了。《乱世佳人》成了我的片子。以后的八年中，它到哪儿我到哪儿，跟片口译几十次。当然，我再没有穿大棉袄肥棉鞋出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