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横跨晚清、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他年轻时访问美国曾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这在中国学者中可谓绝无仅有。

有人用两句话概括周有光的一生: “四个时期仨跨越，三个领域两头真。”所谓“四个时期”如上所述。所谓“三跨越”，是指他的一生实现了跨世纪、跨学科和跨越代沟。所谓“三个领域”，指他一生涉足三个学术领域，45岁之前，主攻经济学; 45岁至85岁，研究语言学; 85岁之后转而探讨中外历史文化学。周先生自称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即“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

现在中文拼音输入非常方便，这还得感谢周有光先生，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他的坚持下，中国政府最终决定采用罗马字母，而不是汉字笔画式字母。当时大多数人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包括毛泽东，只有周有光和极少数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据周有光自己说，有一次开会，毛问他赞成不赞成笔画式字母，周不敢违逆上意，但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于是沉默以对。后来毛让秘书胡乔木到他家咨询，周把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字母的故事》送给老毛看，让他脑袋开开窍。果然，下次再开会时，毛拍板决定，汉语拼音采用罗马字母。

周有光和他的同仁用了三年时间设计出了汉语拼音方案，本来是要取代汉字的，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度，贸然改用拼音字母，很可能造成交际的混乱，因此阻力很大，从上到下都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中国要实行拼音化，必须分几步走，第一步是推广普通话，统一全国语音。但这一步非常艰难，到现在也没有走完，而废除汉字又牵涉到太多的问题，文化典籍、书法艺术的保存、民族感情等等都是障碍。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标志着中国文字拼音化的中止。但汉语拼音方案并没有因此被废弃，它作为汉字正音的“拐棍”得以保留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计算机汉字输入方面更是尽显优势。试想一下，如果不用汉语拼音，我们用的电脑、手机，都要设计一个特殊的键盘，那该有多麻烦、多低效？

周有光一生经历过许多次重大抉择。在上世纪的国共内战时期，他身在美国，在国共内战胜败已定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效力。但在一个全盘苏化的中国，他很快发现，自己原来学到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新社会”并没有用武之地，他感到无可奈何，转行语言学也许是他的无奈之举。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他对毛泽东一系列胡来造成的混乱和浪费是有看法的，但他仍相信毛和他领导的中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带给中国一个光明的前景，但后来他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促使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是文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其次是苏东剧变和中国的六四运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周有光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说：“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

晚年的周有光密切关注世界发展，探讨苏东巨变的原因，研究美国为什么200年发展的比自然条件要更好的拉丁美洲快得多，好得多? 关注中东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思考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理想为什么在实践中面目全非? 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年过百岁，依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他在2010 年出版的《朝闻道集》腰封上印着一段话: “在105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周有光主张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什么都冠以“中国特色”不以为然。他尤其对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河东河西轮流坐庄”的说法以及“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等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世界文化的流动趋势绝非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惟其如此，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宣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竞争或“压倒”，强调其势不两立的关系，只能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却不利“地球人”形成良性的文化心态。他指出: “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这位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说， “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他认为现代中国实在是在苏俄的欺骗诱导之下才走上了歧路。解密后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文件证明当时中国国共两党的反帝为革命目标的政策，都是在苏联精心策划下制定的。当时苏联在中国策划的反帝就是以反美为主要目标，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反美思潮就是来自苏联的误导。2010年1月27日他写了一篇文章《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发表在《炎黄春秋》，他认为，1922年胡适与陈独秀讨论的是在全球市场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反帝的问题，华盛顿会议至今已九十多年了，中国人还在俄国人的反帝即反美的咒语中打转，而胡适早就提出的命题，“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仍然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未破之题，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如果中国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轨道，中美两 国也就没有可以敌对的理由了。

周有光认为，中国必须放弃专制，走向民主，“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 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他反问道，“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问题在於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 “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大家希望它能够慢慢开明。”

“独立思考”与“讲真话”是人们对周有光先生的赞誉。他说，“如果一直说假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但在中国，真话似乎成了“奢侈品”，因此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人似乎只有老到一定程度，再不怕被抓走，才开始说真话。有人在位时不说，退休了说，有人活着不说，快死了说。很多网友穿着马甲说真话，脱下马甲说假话。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是“用假名说真话”。

周有光先生今年110岁了，仍在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着新鲜思想。有人问他何以如此高寿，他诙谐地说，上帝把他忘到这个世界上了。他对生命有着独特的看法，说:“常听老年人说: ‘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 ‘祝贺12 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撰文指出：“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 一是质朴的内心; 二是清醒的头脑。……周老的一切言论都是“童言无忌”，都是赤子之语，一片天真天籁。”

奇哉，大哉，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