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乔治·戈登（下）

  19世纪中下页，苏丹被埃及占领。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埃及总督赫迪夫邀请戈登治理苏丹。

  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

  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

  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

  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

  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

  当年夏季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不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于赋闲状态，他于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其任务主要是负责撤离在苏丹的埃及侨民。那时，苏丹发生马赫迪领导的民众起义。

  戈登却力图解决苏丹危机，通过自己的坚持，影响英国政府出兵干预苏丹政局。结果遭到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的强烈反对。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仅仅一个月以后，马赫迪军队就完成对喀土穆的包围。戈登只在合围之前将城中的妇孺抢运到埃及。维多利亚女王于3月25日打电报给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这真是骇人，戈登将军面临危险，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负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格拉斯通认为：“出兵苏丹，是对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 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确处境危险，则政府责无旁贷应该出兵救援。但事实上喀土穆虽然陆路断绝，水道依然畅通，戈登随时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于险地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惊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夹道欢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样将戈登迎进城里。戈登到喀土穆以后并没有动手组织撤退，而是暂停徵税，减免债务，废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现了戈登在苏丹坚持下去的决心。

  戈登随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务。将妇孺疏散以后，喀土穆此时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城中存粮充裕，可以坚持半年。最让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装成炮艇以后，可以用来控制尼罗河航道。5月初，苏丹北部重镇柏柏尔(Berber)陷落，喀土穆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岛。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铺设铁丝网。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国陆军的教科书一丝不苟地规划监督城防工程。由於苏丹政府近乎破产，戈登以自己的名义印制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戈登还制定一套嘉奖制度，定期举行授勋仪式，以鼓舞士气。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的防卫大大加强，马赫迪的将军们不得不放弃攻城，制定了长期围困的计划。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英国援军始终不见踪影。戈登在他的总督府房顶上架设了一副望远镜，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线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马赫迪的一封亲笔信和一个包裹，内装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马赫迪劝说戈登皈依伊斯兰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当着众人的面将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一言不发，独自爬上房顶，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

  进入9月，尼罗河开始泛滥，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过浅滩，一直开到埃及境内。戈登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解释他的立场。戈登将几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图亚特的围城日记，以及一封呼吁信，装上汽船“阿巴斯”号。临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戈登爽快地答应了。“阿巴斯”号离开后，不幸在途中触礁沉没，船上乘员逃到岸上，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

  戈登拒绝乘船撤离，再一次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一直都有机会离开喀土穆，但他选择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在备忘录中表明，此时戈登的职责就是设法撤离喀土穆。如果执意留下，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兵救援，势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离开，喀土穆四万居民将横遭涂炭。因为，先前柏柏尔城陷落以后即惨遭野蛮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后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场，戈登作为苏丹总督，对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戈登的强梁性格，临阵脱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离去以后，戈登更加孤独，每天花很多时间写他的围城日记。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路历程。戈登在日记里重申他的原则：“我庄严宣告，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以前，在一个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会离开苏丹；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我愿意冒一切风险，留下来和此城共存亡。”

  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在日记中自嘲地说：“我绝不会雇佣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不可救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渐产生动摇。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投靠马赫迪。“埃及官员无能，士兵怯懦，”戈登沮丧地发现，“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给了对手，“马赫迪的信徒都是坚定的战士，能够忍受饥渴，舍生忘死，真是坚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欢带的兵。戈登虽然认定马赫迪欺世盗名，但他的日记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谣言传来，马赫迪在城外出现，要求面见戈登，戈登居然一脸的兴奋之色。

  12月14日，戈登的最后一艘汽船装着他的日记离开喀土穆。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由于援军的延误，这应该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封信了。不过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将会得以实现。由于条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为会显得不那么辉煌…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

  马赫迪大军于1月26日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在饥馑中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守军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喀土穆终於陷落。城中四万军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马赫迪士兵冲进总督府以后，发现戈登身着将军制服，手持指挥刀，站在楼梯上等着他们。戈登和总督府院内黑压压的马赫迪士兵对峙了几分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马赫迪将领大喝一声：“遭天谴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 话音未落便投掷出手中的长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脸的轻蔑，身体只是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有两支长矛刺中戈登，戈登这才倒地，马赫迪士兵于是一涌而上，刀斧齐下。戈登的头被马赫迪士兵割下来高挂在树上示众。

  戈登的死掀起轩然大波，他效力过的国家纷纷发电表示震惊和哀悼。6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痛心疾首地写信给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您敬爱的、高贵的、英勇的胞弟，为他的国家和君主尽忠报效，不惜牺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尽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 ……我的悲痛真是无以言表！您弟弟壮烈而悲惨的命运，是英国名誉上永久的污点！”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几家报纸直接称他为“戈登谋杀犯”。

  戈登从政治理念上看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从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言论可以证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义，基于宗教热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选择了和苏丹共存亡。

  戈登的死让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被逼下台，并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开始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国吞并苏丹的决心；1898年，英军击败救主军，苏丹从此成为英国／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独立。

附：戈登生平

  戈登全名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于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 1859年返回英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

  1863年3月出任上海“常胜军”指挥。1864年5月回国。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於于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据估计戈登将他 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道省(Equitoria)的总督。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离开了苏丹。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不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于赋闲状态，他于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没几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于1885年1月26日战死于此。

相关图片链接：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4%8B%E6%9E%AA%E9%98%9F&biw=1680&bih=890&tbm=isch&tbo=u&source=univ&sa=X&sqi=2&ved=0ahUKEwi85O7Y1cLNAhWG5SYKHXRiDY8QsAQILg